第20章　广州起义　最后的城市暴动

第20章　广州起义　最后的城市暴动

◎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

◎　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

◎　陈独秀的劝告

◎　瞿秋白的盲动理论

◎　张太雷策划广州起义

◎　共产国际代表的操控

◎　广州起义

◎　张发奎逃脱后组织反击

◎　张太雷遇难

◎　广州大屠杀共产党人

◎　李立三惩办广州起义负责人

◎　城市暴动路线失败

“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中共中央机关在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去南昌领导起义，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后，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感到在武汉工作不仅困难，而且危险，于是在9月下旬乘船前往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陆续迁往上海。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央机关的藏身之所，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中共是在上海成立的。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中共的基层组织也比较完善，在群众中有较好的基础，这是中共中央生存最重要的土壤。其次，上海是繁华大都市。西方列强在上海建立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个特权规定：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它们的侨民如果犯法，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裁判；在租界之内的中国人犯法，也由外国领事和司法机关行使裁决，直到他们认为有必要转给中国司法机关，才实行“引渡”。这样，上海租界就成了“国中之国”，也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的乐园”。依靠租界享有的种种特权，流亡的白俄、没有护照的刑事犯、人口贩子、鸦片和武器走私商人、杀人越货的强盗，都把上海当作他们的藏身之地。国内那些下野的军阀政客、帮会的大亨、逃亡的地主和不同政见的各阶层人士，也在租界里过着逍遥安定的日子。上海的租界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国民党统治鞭长莫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房地产业发展很快，到处兴建新的花园洋房和石库门住宅区，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整版的租赁房屋广告。租界里不查户口，住房很容易找，搬家也非常便利。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很方便，也便于掩护。上海具备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能够站住脚，开展工作。

随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郑超麟回忆：“中央初迁回上海期间是个混乱期间。理论上、组织上、人与人关系上都是混乱的。三个政治局常务委员，瞿秋白同毛子（罗明纳兹）接头，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国际文件，遂被人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但他没有总书记名义，不能建立像独秀过去那般威权，他与其他的常务委员是平等的。罗亦农代表的不仅是湖北和上海两方面实力，而且被人视为‘陈独秀派’的代表人物，渐渐地他扩大了权力，在中央内设立‘长江局’，自己做主任，又设立‘组织局’，自己做主任。李维汉是第三个常务委员，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秋白和亦农有什么决议，必须经过这个中央机关去执行，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经过李维汉之下这些湖南人去执行。”(1)虽然是各自为政，但这个班子都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南昌部队在广东失败后，周恩来、贺龙等大批人员流落到上海。周恩来很快就回归中央，贺龙则是凭着自己的直觉，找到了一个联系点。李维汉回忆：“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许多人辗转到上海是由组织部负责接待的。贺龙同志也转移到了上海。我们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当时我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待农民起来。事后，我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我说：我以为可以。去俄回湘由他自己决定。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会后，我又去找他谈了话。他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我说：你怎么能回湘西呢？武汉和长江你很难过去。他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他还说，我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去。我就派人掩护他出了武汉，回到桑植。结果，他回去又干起来了。”(2)贺龙不愿去苏联，自己回老家重整旗鼓，终于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领袖。

在南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如何判断形势，确定自己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当弱小，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许多共产党员脱党、叛变，离开了革命队伍。共产党本应审时度势，迅速转入地下，积蓄力量，保存实力，逐渐恢复各地党组织。但是中央负责人对于国民党的激愤，转化成强烈的反抗心理，力图发动一次次的暴动，将国民党的统治一下推翻。李维汉说：“在八七会议以后，这种‘左’倾情绪继续滋长，致使在中央领导机关和一些地方党的工作中，都包含有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中共中央在9月24日指示河南省委说：‘河南现时客观的情形，一面反动统治不能稳定，一面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尤其是农民武装暴动，差不多继续不断普遍于全省。正是我们党从各方面领导工农穷苦民众实现这个总目标的好机会。’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3)

在这种“左”倾情绪的推动下，192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开会，商议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对形势的估计，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中国革命潮流高涨的形势，此时比八七会议时还要明显。农民暴动已显然走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上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这次会议，为在11月扩大会议上形成“左”倾盲动主义定下了基调。

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两天。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等人。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并且再次掌控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实际是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共同起草的。他们不顾客观事实，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因此提出了全面进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即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他们强求城市工人暴动，搞城市中心论，而对农民暴动的估计，也是盲目乐观，以为很容易发展成为巨大的农民暴动，甚至总暴动。

会议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这是罗明纳兹提出来的，是党内首次以决议的方式处罚领导暴动失败的同志。受处分的有十案，首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次“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再次，“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4)

当时，张国焘和李立三都住在上海法租界重庆路的一座公寓里。这是中央给他们安排的住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立三都出席了，张国焘作为八七会议之前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谭平山到上海后，已经在《申报》上宣布脱离共产党，被开除是可以理解的。但张国焘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也算经历了生死考验，脱险归来后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出中央，并让他承担失败的责任，这使他非常愤怒。为此，张国焘写了一封长长的答辩信，详细说明了南昌起义前后的过程。张国焘也拿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以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他说：“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为机会主义。”(5)张国焘从南昌起义的教训中认识到了盲动主义的危害，表明了他与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等人也未能幸免。《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湖南省委的暴动“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宣布：“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6)但毛泽东远在井冈山，既不能来参加会议，事后也没接到中央的正式文件。虽然听说是“开除党籍”，但并没有对毛泽东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陈独秀也回到上海，虽然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构，但威望还在。他听说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非常着急。11月12日给中央常委们写了一封信：“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罗）亦农。（王）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7)

陈独秀苦口婆心地劝谏，在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常委面前，根本没人听。为了回答陈独秀，瞿秋白11月16日在党刊《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完整阐述了他的“左”倾盲动理论：“国民党虽然偷取政权而背叛革命，但是他并不能消灭革命。革命仍旧陆续的爆发，革命仍旧继续着。最近半年以来革命虽然受历次的打击，而且是很严重的打击，然而革命的发展仍旧是继续着。事实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在这里有深厚的基础。本来中共中央打算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配合广东省委，占领广东全省。但南昌部队在潮汕失败，中共中央认为“贺（龙）叶（挺）既已溃败，在最短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此于10月12日指示广东省委：“广州暴动计划应即停止。”(9)但是11月，广州突然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支持汪精卫，打倒李济深、黄绍竑的事变，为中共在广州举行暴动提供了机会。

当时的国民党，处于“宁汉分裂”的局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得到张发奎、唐生智等将领的支持，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蒋介石得到北伐军和吴稚晖、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以实力地位向汪精卫挑战，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而李济深等广东地方军阀和桂系成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三方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蒋介石先退让一步，于10月下野去日本。汪精卫和李济深的矛盾突出。

1927年9月下旬，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黄琪翔的4军以追击南昌起义部队为名，南下回师广东，企图从李济深手中夺取广东地盘，迎接汪精卫回广州。汪精卫正想恢复其“正统”领袖地位，于10月29日欣然来到广州。11月17日，第4军军长黄琪翔会同第5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2师师长薛岳，以“护党运动”为名，发动兵变。将李济深的第8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的第7军军部以及广州城内的部队全部缴械。黄绍竑逃往香港。当天，广州街头贴出“打倒黄绍竑”“拥护汪精卫”等标语。19日，张发奎由香港回广州，出任广州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主席，解除李济深在广东的一切职务，汪精卫、张发奎掌握了广东党政军大权。

张发奎为防止李济深、黄绍竑部队反扑，把主力部队都派到外地驻守，留在广州的只有4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和以共产党员梁秉枢为团长的4军警卫团。李福林5军主力留在广州珠江以南地区。中共广东省委利用广州国民党兵力空虚之机，策划发起广州起义。(10)

在国民党中，张发奎本来是比较同情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尽管拉走了他许多部队，但他并未追击南昌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后，张发奎做出一些进步姿态，希望取得工人和市民的支持。但中共中央未能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而把张发奎当作敌人、对立面，表现出“左”的立场。

11月17日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后，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就从上海来到香港，策划在广州举行起义。张太雷（1898—1927），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建立共产党时，张太雷担任翻译。1921年8月，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参与了马林和陈独秀的多次会谈。他也是中共最早去苏联的党员，1923年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张太雷作为共产党代表同行。张太雷虽然年轻，党内的资历却很老，威信也很高。南昌部队南下时，张太雷作为中央代表向周恩来等传达指示。南昌部队失败后，张太雷作为中共在广东的领导人，全权负责省委的工作。

11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工农暴动，夺取广州政权。28日将暴动计划报中共中央，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任委员。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叶挺、叶剑英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中共广东省委还派恽代英、杨殷、聂荣臻等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广州暴动计划。军事委员会于7日在越华路司后街一家剧院内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暴动，共产党有多少兵力呢？骨干是张发奎的4军军官教导团。教导团的前身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恽代英是学校的常务委员。1927年汪精卫“清党”后，恽代英被迫离开了学校，剩下第六期学生3000多人。唐生智认为这些学生中很多人赤化了，企图派军队消灭他们。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报告了张发奎。张发奎想把这些学生拉到他的旗下，公开宣称：“武汉中央军校这部分学生是属于我的，谁什么时候向学生开枪，我就什么时候给他厉害看！”这样，唐生智便不敢下手了。不久，张发奎将武汉中央军校这3000多名学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任团长，其中100多个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同学也被编了进去，形成了当时共产党能够控制的秘密武装力量。(11)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大革命期间参加创建黄埔军官学校，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叶剑英通电反蒋，奔赴武汉。因与黄琪翔同为梅县老乡，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7月，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暴动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冒着风险向他们通报情况，叶挺、贺龙指挥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起义得以实现。贺叶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又劝阻张发奎不要追击起义军。10月，叶兼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与张发奎、黄琪翔等南下广州。叶还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

但是，张太雷等人策划起义的时候，却犯下一系列失误。在广州搞全面暴动，兵力究竟够不够，条件具备多少，谁也没有把握。恽代英事后反思说：“至于失败原因，我的意思以为：没有一个全盘的精密计划，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当时大家都无一个很明确的观察，暴动后应该怎样进行，政权应怎样维持，大家都有莫名其妙之慨。我们以这些意思问太雷同志，他也没有很好的答复，只以为先干一干再说。”(13)

张太雷没有军事工作经验，他其实是在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德国人，文献中亦称诺伊曼、“德毛子”）的命令。另一位主要负责人黄平，也是一个书生。他们在策划暴动时，为了保密，居然没有让叶挺、叶剑英等军事干部参与，使得暴动的指挥从开始就处于混乱和无计划的状态。

黄平晚年反思道：“暴动前，太雷问我什么时候叫香港同志回广州。我说越晚越好，减少被捕的机会。我这个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拿叶挺、杨殷来说，不让他们参加制定暴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制定行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做准备工作，他们怎样能完成他们的任务呢？何况巷战对叶挺也是陌生的。我认为责任不在他们，而在革命委员会。我的责任更大。我还出了一个错误主意，那就是在暴动前几天，太雷问我是否要让叶剑英知道暴动日期。我说，他入党不久，又是教导团的团长，还是不告诉他好，暴动后再请他来。”(14)

12月7日，中共广东军委开会决定12日发动起义。8日，省委向中央报告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况：“张（发奎）、李（济深）军阀的混战使军阀势力在广州动摇。广州所遗两团（教导团、警卫团），教导团一千余枪，完全受我们的指导。警卫团团长是我们的，至少可以使该团不致反对我们，这种时机是很难得的。在工人一方面夺取政权的要求非常之切，因为李、张无论哪个来，都将严重压迫广州工人，所以省委与德毛子决定广州暴动。”暴动口号为：“要饭吃，要田耕，要太平。”“工农武装起来，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一切土地归农民，杀尽土豪、乡绅、地主。”“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深。”“工农兵联合万岁，打倒帝国主义。”(15)

军委委员聂荣臻从香港潜来广州参加会议。他作为南昌起义的负责人之一，有武装起义的经验，而且亲身经历了失败的教训。他对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多有质疑：“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代表来指导起义。为首的是德国人诺伊曼，是个‘钦差大臣’，他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对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竟主张白天搞。我们建议还是晚上搞，趁敌人警戒稍微松懈的时机，来个突然袭击，首先占领敌人的军事机关，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但对这，诺伊曼都听不进去。”

聂荣臻还说：“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像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对领导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等都是考虑不周的。”(16)纽曼的意见也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亲国民党的广东总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和机器工会控制了多数工会，举行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的；武装起义应当选择夜间进行，我们突然袭击，取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是，纽曼就批评这是“单纯军事观点”。没有办法，大家只得按照纽曼的决定去行动，定于12月13日发动武装起义

共产党在策划广州暴动，国民党也得到了风声。12月9日、10日汪精卫接连发给张发奎等人三个紧急电报，要他们立即在军队中“认真肃清共党”。“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深可痛恨。请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17)中共东江特委事后的报告说：“这次广州的暴动，完全是以军官教导团做主力的。在我们未暴动以前，反动派就说军官教导团自官长以至兵士通通都赤化了，要暴动了。在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朱晖日就主张要向他们大施屠杀。时叶剑英同志极力担保，黄琪翔亦表示不赞成此种主张（黄已向我们妥协）。故他们第一次欲向我们屠杀的主张没有实现。越数日，张发奎等的第二次军事会议中已有屠杀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了。听说于十二月十日夜，他们已打电西江调兵回广州，实行大屠杀政策。已处于生死关头的军官教导团，只有暴动才是他们的出路。”(18)

广州起义被迫提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秘密运送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用手工制造的，然后分散运到城里大北街的一家米店存起来。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被敌人的岗哨发觉。存放手榴弹的米店也暴露了。米店被破获的消息，给了敌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12月10日，张发奎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械。形势万分紧迫，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暴动提前到11日凌晨发动。

起义被迫提前，一切都很仓促。除了教导团能迅速行动以外，预定要参加起义的人，许多还没有通知到。军事指挥方面也很仓促。叶挺是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他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10日下午，叶挺由香港赶到广州。找到参谋长徐光英了解暴动计划。晚上赶到永汉路（现北京路）禹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二楼主持召开参谋团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官教导团、警卫团干部、工人赤卫队联队长等。叶挺向大家作了部署，指挥各部分头行动。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徐光英等来到北校场教导团驻地。教导团的党员先处决了反动的参谋长朱勉芳，并逮捕反动军官50余人。在大会上张太雷、叶挺讲了话，宣读了团、营干部任职命令。随后，教导团发射3颗信号弹，起义军、工人赤卫队脖系红领带，高举红旗，按原定部署向各要点发起攻击，广州起义开始了。

教导团分三路出发，东路由团长李云鹏率领第2营和炮兵连直奔沙河，消灭步兵团。接着东进燕塘，消灭炮兵团。然后回师参加市区的战斗。中路叶镛营长率领第1营进攻东校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第1营第1连在工人赤卫队第1联队配合下，攻克公安局和保安大队部，公安局长朱晖日翻墙逃跑。

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带领该团一部由东堤经文德路直插观音山，消灭了反对起义的警卫团1营。教导团3营一部随即赶到，协同警卫团控制了这个全城制高点。

黄平当时负责指挥攻打公安局。他回忆：“（凌晨）4时许，我就到马路上迎接教导团。不久队伍跑步到了。一个队长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出来迎接你们的。他问公安局在哪里，我说我带你们去。他把附近一个警察的枪缴了交给我。我们就直奔公安局，一直冲进去，警察没有抵抗。”

暴动胜利了，大家都兴高采烈。黄平说：“天亮之后，卡车运来缴获的枪支。我在公安局大门外把枪支从卡车上拿下来交给旁边的工人，也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枪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别人做的。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去做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的工作，而把时间消耗在发枪支上，这充分表现了我的幼稚。我忙忙碌碌于琐碎事上，整整一个白天没有和太雷、文雍见过面，使斗争的群众失去领导，这是莫大的错误。正在发枪之际，我看见叶剑英和另一个人站在人群中。我上前把他们领到太雷、叶挺处，我就走了。他们给了叶剑英什么工作，我不知道。”(19)

领导尚且如此，群众就更乱了。徐向前当时是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的负责人，手下是手工业作坊的个人。有缝衣服的、做家具的、打铁的，革命热情很高，但毫无军事素养，有许多人连枪也没摸过。暴动那天夜里，赤卫队还是赤手空拳。原来说好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大家心急火燎，这时，有个提着菜篮子的年轻女同志走了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这点东西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便是第6联队暴动的武器。

11日凌晨，暴动开始了。徐向前他们按预定计划冲进警察局，缴了一班人的枪。把附近的大街小巷控制起来，并和总指挥部取得联系。天亮时，除李济深公馆等几个据点尚未占领外，广州大部分地区均被起义部队占领。徐向前回忆：“工人队伍和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新兵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一说胜利就认为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吃饭去了。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把队伍集合起来。我们这个联队总算是个战斗单位，还能把多数人拢在一起。有些地方连个战斗单位也形不成，工人们像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起义很仓促，组织工作比较乱。”(20)

11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市公安局原址宣告成立，张太雷主持召开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会后发表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宣言》及政纲，公布了政府成员名单。政府主席苏兆征（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海陆军委员张太雷，肃反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未到职），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吴何来，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副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徐光英。

虽然表面上看，共产党占据了广州市区，但是广州的群众并未发动起来。街上商店门户紧闭，行人稀少。11日的代表大会没开成，12日在西瓜园准备开万人大会，但实际到会者仅数百人。革命绝不是建立政权就成功了，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没做。首先是国民党的重要机关并未摧毁，首要分子也没抓住。聂荣臻后来报告说：“所有财政机关——除中央银行被焚外，大商店、阔佬、反革命的军政重要人物都未曾去触动他们一下，尤其是放弃军事要人的错误，得以渡过河南指挥军事，向我们反攻。若谓兵力不够分配而放弃他们，其实并不要多的力量，因为他们逃遁时都是很狼狈的，所带的卫队很少。黄琪翔出走时，连卫队的手机关枪都抛弃在家的。”(21)

11日夜里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分析起义后的军事形势和任务。由于广州周围国民党军太多，正纷纷向广州开进，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叶挺、叶剑英主张趁国民党军主力没有到达广州之前，把革命武装连夜撤向海陆丰，同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否定。纽曼认为起义只能是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骂叶挺要去“做土匪”，力主坚守广州，进行巷战。张太雷在关键时刻唯命是从，不敢反驳纽曼，这样起义军便失去主动向农村转移的机会，陷入被动。(22)

广州暴动最大的失误，就是让张发奎、黄琪翔等国民党将领逃脱。黄琪翔回忆：“十一日早四点，鄙人从梦中醒觉。忽闻电话中铃声响动，乃往接听。始悉有人告我云：北校场有枪声发作。我明知不妥，乃立即动身。欲下楼梯，张总指挥发奎适上楼来，云：‘不得了！不得了！北校场教导团反了。’当时我乃与张发奎总指挥找寻李军长福林，商量办法。李军长态度非常犹豫，只答称：‘无紧要的。’当时我心反急，力促其行，于是相将步行返河南。至海幢寺时，陈公博亦已由葵园先行逃至此。于是一方面发电往各处调兵遣将，一方面寻得海军处长冯肇铭，立下‘宝璧’兵舰。时舰上有张总指挥发奎、陈公博及鄙人三人。甫下兵舰，时已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矣。吾等三人已望见广州市，各处皆有火头四起。又见第四军部被共党冲锋，连攻四五次，皆不得入。鄙人由‘宝璧’兵舰转而乘‘江大’兵舰，在省河四出巡游，放炮向共党射击。但共军一见舰到，即逃匿，舰去而复来，而共党遂不敢向长堤出没，第四军部得以保存。”(23)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指挥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在海军炮舰支援下向广州市区进攻。薛岳等部队也纷纷回援，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

12日晨，张发奎调集大批军队，从四面围攻广州市区。东面李汉魂25师以两个团袭占广九车站，一个团进攻沙河；南面李福林5军两个团和朱晖日警察部队，在“江河”“宝璧”炮舰掩护下，渡过珠江向市区中心攻击；西面许志锐2师和薛岳新编1师向黄沙、长堤一带进攻；自江西调回的缪培南12师也向西村一带猛攻；北面，从韶关乘火车赶到广州的5军两个团向观音山进攻，与教导团展开激战。国民党军一度越过观音山，进至吉祥路。叶剑英派部队紧急增援，徐向前也率赤卫队由东山奔赴观音山增援。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几次冲击，重新控制观音山制高点。(24)

这天中午，张太雷还在丰宁路（现人民中路）西瓜园操场举行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张太雷在大会上宣读了起义政纲、政府成员名单和致共产国际的通电，与会群众不过几百人。当大会正在进行时，传来国民党军向市区进攻的消息。情势危急，大会不得不提前结束。张太雷与纽曼乘车返回总指挥部，途中遭到袭击，不幸中弹牺牲。据张的司机事后说：“十二日下午，西瓜园群众大会散后，张太雷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还有一位军事顾问和他的警卫员坐上小汽车。不料车子在油栏门至玛瑙巷附近，遇到一排保安队（或机器工会体育队）反动武装冲出来。他们见小车车头插着红旗，便进行截击。车子被打坏了，坐在南边的军事顾问及其警卫员迅速向南边骑楼走去，倚柱掩护还击；坐在北边的张太雷同志及其警卫员从北边下去，首当其冲，身中数弹，重伤倒地。警卫员来不及还击，已中弹当场牺牲了。我跳到南边骑楼下掩蔽，在附近站岗的赤卫队同志闻声赶来，追击匪徒，同时找来了车，把张太雷同志和他的警卫员的遗体运往总指挥部。”(25)

张太雷一死，广州起义失去领导核心，陷入一片混乱。黄昏，国民党军又多次进攻观音山，起义军伤亡很大。观音山至维新路的通道被截断，起义军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络，处境十分危急。叶挺等人决定趁国民党军包围圈未合拢，率领教导团等部队撤出广州，向北江方向撤退。当夜，教导团大部和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赤卫队各一部约1200人，经沙河向花县撤退。在市区里的工人赤卫队比较分散，有的在巷战，没有接到命令。

暴动的第二把手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在关键时刻惊慌失措，无所作为，使暴动失去统一领导。纽曼见情况危急，改变了原来进攻的主张，建议突围撤退，但已经错过了时机。黄平回忆：“黄昏时，有个赤卫队员跑来告诉我说：张太雷被乱枪打死了。这一消息给我当头一棒！叶挺不在，文雍也不在，四周只有几个人，一个军人也看不见，但还有恽代英。我暗下决心要与公社共存亡，所以八时左右，我向在座的人建议，让恽代英隐蔽下来，写广州暴动的始末。大家赞成，恽代英就离开了。到了十点钟模样，参谋长徐光英忽然出现。他说不能支持了，建议撤退，由他来负责撤退。他还说：‘你们都是文人，随队伍走没有什么用处，不如隐蔽起来继续斗争。’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含泪而退了。我走到西关时，遇见文雍。我把撤退的决定告诉他，两人分手了。”(26)

领导都跑了，下边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傍晚，徐向前跑到总指挥部找徐光英，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也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里也没有队伍，听说已撤往花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27)残存下来的暴动部队，在叶镛等干部带领下，奔向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军会合，保留了一些革命的种子。

12月13日，张发奎、李福林的军队从西北和南面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在“杀绝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着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据《申报》记者14日报道：“市内击毙红军，遍地皆是，约数百人。朱晖日回公安局，维持治安，并派警察分向各工会搜捕共党。事变时共党对警察多所杀伤，故此次警察遇见共党，即以刺刀洞其胸泄愤。”

广州起义，是在共产国际指挥下，瞿秋白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策划的一次盲动主义路线指导下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白色恐怖的大趋势，硬要生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举行城市暴动。其结果是，在大革命时期积累起来的共产党组织基础，短短几天内就断送得干干净净。红旗仅仅举了三天，换来的是几千党员、工人和群众的流血惨死。

广州暴动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张发奎、黄琪翔等拥护汪精卫派的将领，本来对共产党是宽容的，他们占据广州后，共产党和工会都可以公开活动。但是共产党没有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在合法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反而将张、黄都一概视为反动派。暴动开始后，黄琪翔没想到自己倚为心腹的叶剑英居然是共产党，所以张、黄指挥军队消灭共产党。事后张、黄受到国民党右派的一致谴责，暴动平息后，张、黄先后辞职，汪精卫亦再次下野，蒋介石则东山再起。

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省自己的盲动路线错误，反而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的浪潮是高涨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有增无减的，还要在各地继续发起暴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前往香港主持工作。1928年1月1日，省委在香港西环坚尼地城羲皇台23号四楼机关招待所召开了广州起义总结会议。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他首先叫大家起立，为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默哀。讲了几句开场白后，李立三就批评黄平作为广州起义三人小组领导人之一，没有很好发动群众，致使许多工人不知道广州起义，甚至起义爆发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批评黄平不负责任，特别是张太雷同志牺牲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惊慌失措，撤退命令只通知武装部队，不通知工人赤卫队，以致工人赤卫队坚守阵地，弹尽援绝，牺牲惨重。黄平不服，据理力争。李立三很生气，大骂说：“你还不肯承认错误，我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向共产国际控告你！”恽代英见两人情绪激动，站起来主动做了自我批评，缓和会议气氛。(28)然后，李立三挥舞惩办主义的大棒，宣读了对广州暴动领导班子集体处分的决议：

（1）黄平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重要责任的同志，所以指导机关所犯的一切错误，黄平同志应负重大责任。尤其是退却时，没有具体的计划，未设法通知负责同志的错误更大。所以黄平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书记，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留党察看三个月之处分，请中央批准。

（2）周文雍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一，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连带负责。同时系赤卫队总指挥，关于赤卫队一切错误更负重大责任。所以周文雍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3）陈郁同志系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一，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任，所以陈郁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4）杨殷同志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完全未执行职务，所以杨殷同志应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5）恽代英同志党决定担任苏维埃一切工作，工作毫无成绩。所以恽代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6）吴毅同志系广州市委负责同志，又参加指导机关会议，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所以吴毅同志应予以开除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候补委员，请中央批准。

（7）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示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8）徐光英同志任红军参谋长职务，表示非常恐慌退缩。前因南昌暴动已犯了错误已经留党察看，所以徐光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党籍。

（9）雷荣朴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予以开除党籍。(29)

李立三本人前不久刚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南昌起义失败受到惩处，现在却转来对广州暴动领导班子进行无情打击，显示出他的“左”的作风。

广州起义失败，使亲身经历的许多干部看到了问题，他们向中央做了报告和反映，但中共中央并没有吸取这些教训，反而对广州暴动大加赞扬。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仍然声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期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全国各部分局部的革命暴动，要求共产党起而为全国被压迫民众的领导者。在暴动有些微可能的地方，若用尽全力与以最积极的发动，便能使其成为暴动斗争的中心。”(30)盲目的暴动，导致后来更多共产党员的牺牲，中国革命受到了更严重的挫折。

多年之后，当党内干部认清了“左”倾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危害，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写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反思道：“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31)这是历经“左”倾错误路线之后，用千万共产党员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1)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4)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5)　《张国焘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并转扩大会议信》（1927年11月8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6)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554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页。

(9)　《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函》（1927年10月12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10)　《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11)　王谨权：《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纪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12)　《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3页。

(13)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讨论广州暴动问题》（1928年2月9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14)　黄平：《广州暴动》，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页。

(15)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目前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8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6)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1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东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5页。

(18)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12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

(19)　黄平：《广州暴动》，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20)　《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21)　《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1927年12月15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22)　《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

(23)　《黄琪翔最近之重要谈话》，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68页。

(24)　《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25)　李沛群：《省委羲皇台会议》，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页。

(26)　黄平：《广州暴动》，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27)　《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8)　李沛群：《省委羲皇台会议》，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03页。

(29)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1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30)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3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