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八七会议与秋收起义

第19章　八七会议与秋收起义

◎　罗明纳兹操控的八七会议

◎　瞿秋白当上中共领导人

◎　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

◎　毛泽东遇险逃生

◎　各地暴动无人响应

◎　攻浏阳先胜后败

◎　文家市会议决定退往湘南

◎　三湾改编

◎　袁文才婉拒毛泽东上山

◎　毛泽东送上厚礼

◎　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

◎　在井冈山站住脚

南昌起义的发动，极大地鼓舞了中共中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更大规模的暴动。

八七会议会址的具体地点，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回忆，是在汉口鄱阳街当时英国惠罗公司的二楼，一位俄国农业顾问的家里。后来经李维汉、陆定一等与会者的回忆和找寻，最后认定会议的会址是在汉口的鄱阳街139号二楼（即原三教街41号，惠罗公司的隔壁）。这座房子是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三层公寓，称为怡和新房，专门租给在华外国人住。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洛蜀莫夫住在二楼。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外国人居住区开会比较安全。

根据八七会议记录，会议正式代表共21人。他们是：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另外两个俄国人，纽曼和洛蜀莫娃（洛蜀莫夫的夫人）。

作为一次紧急会议，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没有到会。中共五大中央委员31人，陈独秀未被通知参加，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彭湃、周恩来、恽代英、贺昌等参加南昌起义，彭述之、夏曦、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等不在武汉，赵世炎、陈延年已牺牲。郑超麟当时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1)

为什么要召开这样的会议？瞿秋白说：“这会议是有国际电令及新国际代表的指导而召集的。虽然人数不足，不能作为正式的全党〔委〕会议。但是因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之紧迫及改变党的路线之重要，决定宣布开会，作为中央紧急会议（并非什么改组会议），并预定改选中央政治局，作为临时政治局。”(2)共产国际认为，前段时期鲍罗廷和罗易犯了严重错误，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清党”后处于混乱状态，因此特派罗明纳兹作为新代表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论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否到齐，这个会议都是合法的。

八七会议只进行了一天，基本是上罗明纳兹在唱独角戏。在上午的报告中，他严厉指责中共中央，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共打出自己的旗帜，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与会的代表只有洗耳恭听，服从而已。下午讨论时，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发言。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军队，他是完全赞成的。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这也是会议上多数中央委员的共识。接着毛泽东讲到，举行暴动，土匪武装是可以使用的力量：“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看）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罗明纳兹当场予以反驳，他说：“至于（毛泽）东提出的会党问题，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这就产生一个重大分歧：毛泽东是主张联合土匪帮会一起革命的，而共产国际和听命它的中共中央却排斥毛泽东的主张，导致以后发生了许多矛盾。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在罗明纳兹提议下，在座的中央委员进行了投票。李维汉回忆：“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九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七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议结束以后，8月9日由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4)

瞿秋白此前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一下变成党的领袖，是什么原因？李维汉在回忆录中称赞瞿秋白与陈独秀的斗争，说他的理论水平高，“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5)事实果然如此吗？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李立三对八七会议的结果都非常愤怒。张国焘说：“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什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什么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6)

李立三则更明确地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领导人的变换，实际都是共产国际顾问一手包办的。他列举鲍罗廷的例子说：“1927年7月底，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当前形势做出极为重要的决议说：‘目前当中共中央拒绝了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应该从革命义务出发，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同党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鲍罗廷根本没有将此事转告中共政治局，7月底在武汉政府叛变的前夕，他把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苏兆征、王荷波、张国焘和我叫去，向我们宣布说：形势极端危急，武汉政府的叛变近在朝夕，共产党将被迫转入地下，以一部分政治局委员要准备离开武汉。其中陈独秀、谭平山要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要去海参崴办党报，因此要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你们都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我们说，‘要马上开始工作’。这就是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有关替换中共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指示时所搞的一个滑稽的骗局。”(7)

从鲍罗廷到罗明纳兹，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来了一个大转变，从与国民党合作到独立打出旗帜，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既然如此，鲍罗廷任命的政治局常委当然不会为罗明纳兹所用。罗明纳兹刚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瞿秋白在此时恰好起到了辅助国际代表的作用。首先，瞿秋白的政治立场是反陈独秀的。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标题是《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的副标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一边翻看，一边议论。恽代英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与陈独秀立场相同的彭述之则毫不客气地说：瞿秋白这是在找机会逞英雄。

瞿秋白在苏联留学，俄文相当好。当罗明纳兹到武汉时，鲍罗廷安排瞿秋白接待罗明纳兹，并配合他工作。瞿秋白单独与罗明纳兹长谈时，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的具体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与其说瞿秋白此时是在替鲍罗廷做善后工作，不如说他是在完成国际新老代表的交替工作。

罗明纳兹来华后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改组中共中央，清算陈独秀，确立新的方针路线，选举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在筹备和召开八七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成为罗明纳兹的主要助手。他协助罗明纳兹起草了一系列会议文件，特别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个文件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全文共九个部分，2万多字，主要结论来源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但是其中牵涉许多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刚来中国的罗明纳兹难以掌握。可以说，瞿秋白也是文件的起草人之一。虽然时间非常短暂，瞿秋白的俄文能力、理论水平以及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引起了罗明纳兹的重视。此时的罗明纳兹迫切需要一个可以直接对话和交换意见的中共中央高层人士，或者说他需要一个可以依赖、有较高水平的人来取代前任中共中央领导。作为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罗明纳兹的话就是圣旨，八七会议瞿秋白的上台也是必然。(8)

瞿秋白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9)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之一，需要了解一下他的早年经历。瞿秋白（1899—1935），出身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官宦之家。父亲吸食鸦片，财产变卖一空，又欠下债务，母亲金衡玉被迫带着孩子搬进瞿氏宗祠栖身。1916年，金氏迫于生计，服毒自尽。出身书香之家，却过着贫民生活，青年瞿秋白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仇恨，这是他革命的原动力。瞿秋白原本是要投考北京大学，但因为付不起学费，只好到免费的俄文专修学校学习。1920年9月，他被北京《晨报》聘为驻俄记者，10月启程赴苏俄。这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瞿秋白是最早亲历的中国记者。他写了许多新闻报道和散文杂感，结集为《饿乡纪程》 （亦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的革命和新社会的实况。1922年，中国共产党派60多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瞿秋白担任了翻译。他辞去了《晨报》记者职务，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瞿秋白与张太雷一起回国。当时上海大学改组成立，聘请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教书，瞿秋白讲授社会科学。当时的上海大学虽然只有一座小楼，却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毕业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斗士或文学精英。瞿秋白国学底子好，口才好，又留过洋，特别是他的风流潇洒，成为很多学生仰慕的对象。

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年仅28岁的瞿秋白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担负起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在严重白色恐怖面前，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1927年11月起，“左”倾盲动错误一度在全党占据支配地位，断送了众多共产党人的生命，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对这次“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负有重要责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负有直接责任。

关于八七会议，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它做了结论：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10)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受中央派遣，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一个宣传革命的书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秋收起义是前任政治局常委策划的，计划与南昌起义同时进行。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下达各地党组织。《大纲》的战略是：“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11)

8月29日中央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将湖南秋收起义具体分为湘南、湘东和长沙三个区域，要求将工人农民武装起来，建立军队。“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12)

秋收暴动的领导和组织，中央在8月9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州）、宜（章）、汝（城）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

暴动的骨干，中央指出，要在湘南工农会中“坚决的提取〔拔〕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要毫不犹疑的执行”。(13)

这种指导思想，就是对国民党的“清党”和屠杀以牙还牙，反映了中共早期的冲动。如何搞武装斗争，如何建立新政权，既无经验，也无深思熟虑的政策。何长工回忆当年参加暴动的心态说：“当时我们还有一种理论：历史上从没有消灭过土匪，今天怎么能消灭我们这些马列主义武装的‘山大王’？要调皮就调个唆皮，要捣蛋就捣个大蛋。你骂我混蛋，我骂你一百个王八蛋！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百拳！要分家我就给你分大家，分少了还不干！并要抄你们反动派的老家！反正不能吃亏。”(14)

要搞武装暴动，没有正规军队是不行的。湖南虽然是农民运动的大省，许多县都有农民协会，但农民未经过组织和军事训练，战斗力不强。毛泽东从武汉到长沙后，在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有一两团兵力帮助暴动。省委决定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并调程潜部的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主力。然而，中央8月23日告诉省委：陈烈、李隆光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要求省委应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由于意外的原因，武汉一个南下的警卫团成为秋收暴动的主力军。

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6月在武汉组建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原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张发奎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时任11军24师师长的叶挺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帮助张发奎的总指挥部组建警卫团。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接受这一建议，由25师73团（原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卢德铭任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四川宜宾县（今自贡市）人，生于1905年。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同年加入共产党。参谋长韩浚，湖北黄冈人，黄埔一期。两名团副，一个是余洒度，湖南平江人，黄埔二期，1925年入党；另一个是范树德，湖南人，黄埔四期。该团初建时只有两个营，8月2日离开汉口前增加一个新兵营。基层军官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警卫团的任务本来是南下参加南昌暴动的。行进途中，得知南昌部队已经南下，卢德铭将部队交给余洒度，自己去追赶联络南昌部队。警卫团行进到江西修水，有平江、浏阳农民军前来会合，指挥员是苏先俊。于是部队整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警卫团和平江农军为1团，警卫团3营和浏阳农军为3团。不久，罗荣桓等率领通城农民军前来会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湖北通城组织农民暴动，任党代表。打下通城后，他当了农民自卫军的管账先生，每天提着一只盛钱的小箱子。队伍在向修水转移途中，天气炎热，山路崎岖，罗荣桓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来了两个农军模样的人，主动帮他提箱子。罗荣桓觉得他们有点面熟，就把箱子交给他们。到了宿营地找人时，这两个家伙早已不见踪影。丢了二三百元经费，罗荣桓非常懊丧。他后来和家人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其实，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生气。”(15)农民和书生都不会打仗，半路遭民团袭击，队伍被打散了，1000多人跑得只剩下100来人，无奈去投奔了警卫团，罗荣桓改任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与湖南省委策划暴动方案。8月30日安源市委派宁迪卿送信，说警卫团已经到了当地。正为找不到兵力犯愁的毛泽东喜出望外，他和省委书记彭公达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会，布置秋收暴动。与会的有罗章龙、谢觉哉、易礼容、宁迪卿、陈新宪等十余人。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意中央的湖南全省暴动计划，主张缩小暴动区域。他的意见得到了易礼容、夏明翰等多数人的支持，除彭公达一人主张全省暴动外，其余与会者都主张只在湘中各县举行暴动。以长沙为中心，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配合行动。会议决定将驻修水、安源、铜鼓的各路武装合编为一个师，并组织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以各路军事负责人为委员。长沙组织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里应外合组织暴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前往铜鼓，指挥武装暴动。(16)

虽然同为暴动，但秋收的情况和南昌有很大不同。南昌暴动拥有优势的正规军队，而且是在国民党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发动的。南昌暴动后，湖南、湖北的国民党当局都加强了戒备，共产党方面又没有足够的正规军，秋收暴动从开始就不顺利。

从8月下旬起，长沙城内骚动的迹象越来越多。为防范南昌暴动影响长沙，制止学生和工人暴动，长沙卫戍司令部从26日起，在全城进行大搜捕，在大官园安乐旅馆搜到6本共产党员名册，并按此在长沙各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中逮捕青年学生多人。(17)

国民党当局不仅在长沙城内搜捕，还召集了长沙周边各县的200多个民团团总开会，要他们严密监视共产党的行动，盘查往来行人，维护地方治安。毛泽东由潘心元陪同，去铜鼓会合农民军。走了两天，在浏阳张家坊境内遇上了民团。

张家坊是浏阳县最东边的一个小市镇，位于两座大山之间，是从浏阳去铜鼓的必经之地。毛泽东在七溪村与民团遭遇。因为相貌和口音不同，引起团丁的怀疑，被扣押在村里。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他被捕后是如何脱险的。他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达到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18)

1958年，毛泽东的老乡谢觉哉写了一篇短文《浏阳遇险》，版本略有不同。他应该是听了毛泽东的讲述写出来的。对毛泽东来说，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为了解情况，笔者于2015年5月来到湖南浏阳市张家坊镇七溪村。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边环绕而过。村子里非常宁静，民风淳朴。当我们采访村民时，村民们纷纷向我讲述一个祖辈相传的故事：

1927年中秋节前（应为9月8日），七溪村陈家坊，有一位30多岁的客人坐着轿子，从文家市方向过来，往铜鼓方向赶路。那种简易轿子是一把竹制椅子两边各绑一根长竹竿，两个人抬着走，当地百姓称滑竿。坐轿子的客人细高个，长发盖耳，像个有文化的儒商。

毛泽东和轿夫在村边饭馆吃饭，附近就是村里的“团防局”。两个团丁背着枪巡防，无意中碰倒了放在门前的轿子，发现轿竿中藏满银元。这上百块银元是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的经费。毛泽东装作行商，携带银元赶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泽东解释说自己是做茶叶生意的，请他们放行。

团丁们见财起意，把毛泽东扣押在团防局的院子里，商量怎么办。有人想杀人灭口，有人主张既然拿了钱，没必要杀人。于是他们去村里的陈家祠堂，找族长兼团防局长陈阅初定夺。

陈阅初当天刚从县城回来，晚上得知扣押“茶商”的消息，没有立即答复，要团丁好好款待这位商人，不能有任何伤害。次日（9月9日）上午，陈阅初来到团防局见毛泽东，谈了一会，毛说自己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只是从此路过。

陈阅初告诉团丁：不能杀人，马上要过中秋节，村里杀人不吉利！这位客人相貌堂堂，谈吐不凡，绝不是一般商人，若是杀了他，可能会遭报应。陈阅初将团丁搜走的20多个银元归还给毛泽东，作为旅途费用，礼送出境到村东枫树坳。

枫树坳是七溪村陈家坊村东的一个山垭口，通往铜鼓。有一个团丁心生歹意，尾随毛泽东到此，持枪打劫了毛泽东身上的银元。但是他没有全部抢走，给毛泽东留下了几块银元。

深山僻壤，很容易出危险。于是毛泽东不敢再走大路，而是进入山里，在树林中摸索前行，鞋也丢失了。走了几十里山路，毛泽东登上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头，这里叫排埠月形湾。一条小溪顺山而下。毛泽东又冷又饿，这时，遇到一个打柴回家的农民。毛泽东向他求助，农民把他带到山下的吴家祠堂，给他买了一双草鞋，安排了住宿和晚饭。第二天，农民带路送毛泽东到了铜鼓县城。分手时，毛泽东也不知这个农民的姓名。上了井冈山后，才派人找当地地下党打听到这个农民的名字叫陈帷德，是铜鼓纸工工会会员。9月10日，毛泽东终于到了铜鼓县城肖家祠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第4团团部。

现在，排埠镇月形湾修了一个毛泽东脱险地的纪念馆，门口大书“紫气东来”四个字，表示这里是毛泽东化险为夷的地方。山上立块碑，说毛泽东在这里和民团周旋，巧妙脱身，还在小溪中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了一个“福”字。

湖南省委确定的暴动日期是9月10日，各地一起行动。9日，长沙的铁路工人在夜间破坏了铁路，10日中午武昌开往长沙的客车在捞刀河附近出轨，四节车厢倾覆，铁路运输中断数日。但是中共中央派往长沙负责破坏铁路工作的特派员林育南后来报告说：工人们普遍存在畏缩犹豫情绪，11日晚“即派人去做破坏工作，但并未做到。次日破坏铁路车头及桥梁事，亦未见多大实效。前所破坏之路轨，当即修好试行通车”。(19)

长沙城内的暴动，根本就没发动起来。8月底长沙城内的大搜捕，已经造成中共地下组织的重大损失。9月初长沙城内国民党守军加强夜巡和警戒，9日，周斓获悉驻南门外师范学校内的2师教导团补充第3营连长苏毅是共产党员，该营被解散，营长王桂林逃亡，共产党在长沙依靠的军队力量也没有了。(20)

省委书记彭公达的报告说，在长沙城内，“工人的力量虽然没有被消灭，因反动政府严厉执行屠杀工农镇压的政策之故，工人运动因之受了许多摧折，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21)湖南省委军事部机要员陈采夫叛变，国民党当局发觉共产党准备在中秋节实行长沙暴动的计划后，到处追捕起义领导人和革命分子。在长沙组织起义的人员四处逃散，根本无法组织暴动。

9月22日，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长沙视察，召集省委负责人开会。夏明翰汇报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当我军到浏阳召集农民群众会议时没有多少农民参加。”任弼时了解情况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长沙城内据省委报告有敌军九千余人，约六千五百余支枪，且军队布置非常严密，四郊农民又未发动，城内我们只有千余炸弹（因三分之二已去炸铁路），且只半数能用。另盒子炮二十支，能起来参加暴动的群众连同志共计只有千人左右（所谓三千战士，两千还须靠四郊农民暴动起来时方能起来）。湘西（东）株萍农民一时不能发动，湘东在初失败之后亦难立时反攻，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因此我与马也尔商量，结果是长沙暂不举行暴动。”(22)

在湘东的几个县，暴动如期举行了，但都很快相继失败。9月11日晚，醴陵县委组织农民开始暴动。据邓乾元1927年9月《对于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记载：“乡村暴动实在9月11日晚8时，四乡同时发动。西乡焚烧豪绅房屋一栋，杀豪绅二名，挨户团局主任闻风先遁（挨户团局主任私人家有枪十余支）。农民集三十人围攻三小时未下，一农友奋勇刀砍敌门，首先被户内伏敌枪杀，于是农民稍退却，而荣某乘机遁去。南乡烧豪绅房屋二栋，杀土豪三名、劣绅二名、罗（定）独立团连长一名。罗团第二天派军队围攻农民，农民与之战半日一晚，以未得县方救援，终败窜北。”(23)

9月12日下午，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乘火车抵达醴陵，与在那里等候的易足三农民暴动队会合。团长王新亚根据易足三提供的情报，带部队攻打县城。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等带农民军配合，两个钟头的战斗，打开醴陵县城。

岳州方面，湖南省委派常委何资深为特派员前去领导暴动。何资深兴冲冲地想在岳州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但去那里一看，党员能联系的仅70余人，工人也只有20余人，县委已经多日没有活动了，照何的话说，“是个机会主义的党”。他召集县委开会，宣布暴动计划，包括杀土豪，夺取枪支，烧县衙和反动派房屋等，在座的人听得目瞪口呆。9月10日下午，县委除少数负责同志比较坚定外，其余的均畏缩。到了下暴动令时，多数不见面或借故出走。埋藏的枪支也未能找到，无武装响应暴动。铁路工人始终没有罢工。近郊农民等待观望，多数畏缩不前。

何资深给中央的报告说：“十日晚岳州暴动的结果如何？第一，特务队烧毁了南津港铁桥枕木七根，炸药则不生效力；第二，发散各种传单暴动动员命令多种；第三，张贴各种标语，尤其是传单标语等宣传。暴动是动了，然而结果总没有做好。最大的原因就是同志畏缩，工作同志太少。暴动之不能起来，完全没有煽动群众起来，我们在群众中没有领导力量，群众不知道政策，所以无出路也不敢暴动。”(24)

9月12日下午，驻常德的国民党军熊震部一团兵力开至岳州，对城区实行戒严。岳州民团也开到县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岳州行动委员会总指挥部和宣传部被敌人破坏，9名负责人被捕。特派员何资深被迫逃走。岳州暴动失败。

毛泽东指挥的秋收暴动主力工农革命军1师三个团分路同时行动。按照原定计划，11日这天在修水县城的第1团攻打平江县城；在安源的第2团先攻打萍乡县城，然后攻占醴陵县城；在铜鼓的第3团攻打浏阳县城。三路得手后，会师长沙。

第1团还没有参战，就遭遇意外。9月10日上午，1团团长钟文璋率两个营从修水出发，到渣津与邱国轩的4团会合。邱国轩部原是土匪武装，8月中旬被警卫团和平江农民军击败以后，退至平江的渣津、长寿街一带活动。1师师长余洒度派人去招抚邱，邱国轩走投无路，收到余洒度的信后，表示愿意接受收编。邱国轩匪性不改，看到钟文璋的部队挑了十几担装满银元的子弹箱，还有大量军需品，于是图谋叛变。第二天一早，两个团一起开拔。到离长寿街约15华里的金坪镇时，邱国轩向钟文璋谎称前面有敌情，钟文璋将行李、辎重放在后面的村落，自己带着两个营向前冲。邱国轩却指挥他的部队从后面袭击钟文璋部队，顿时枪声大作。结果1团2营全被冲散，3营损失也不少，留在村庄的十多担银元和辎重全被邱国轩掳去。钟文璋号啕大哭，说对不起师长，化装逃跑了。

9月14日第2团撤出醴陵县城，在团长王新亚率领下从老关北上攻取浏阳县城。在当地农民引导下到了西门。当时浏阳守敌大部分开往东乡，迎击苏先俊的工农革命军第3团，城内仅有团防人枪不足100，战斗力很弱。而且他们认为西面是长沙，放松了守备。2团与当地农民自卫军会合，在向导带领下，2团从西门攻入，16日上午攻下浏阳县城，打开监狱，救出革命群众200余人。同毛泽东一道从安源去铜鼓途中被捕、关押在狱中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也获救。

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得知浏阳失守，十分震惊，令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加派一个营去收复浏阳，又命醴陵的独立团及35军教导团等部配合行动。王新亚等占据浏阳后，骄傲轻敌，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也是我们的”。干部不管部队，满街搜罗财物。战士也乱跑起来，弄酒弄菜。17日下午，在东门外山上警戒的连长刘先胜得到农民报告，说城外来了国民党部队。刘先胜赶紧去报告团部，还没赶到，四面八方响起枪声。2团部队收拢不齐，敌人已经冲进城内。王新亚慌忙向城外逃，根本无法组织抵抗，2团被打散了。(25)到天黑，潘心元帮助王新亚收拢了130多个人，百来支枪。当天到文家市东35里的岩前宿营。潘心元和王新亚召集剩下的连、排干部开会，决定抄近路，争取尽快同1、3团会合。王新亚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带着连排长和特务长逃跑了。

第3团的情况也不顺利。11日从铜鼓出发向浏阳，在白沙镇与国民党军一个营遭遇。3团官兵因水土不服，多数人患了疟疾，身体衰弱，但在苏先俊指挥下，还是将白沙之敌击溃。随后，3团开到距浏阳东15里的东门镇，杀土豪开大会。14日增援浏阳的国民党援军相继赶到，抢占旁边的羊古脑、马鞍山两个高地。3团没有派岗哨，发觉时国民党军已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双方抢夺制高点，激战一夜，3团伤亡100余人，逐渐不支。毛泽东下令撤退，3团向东跑了20里，到白沙的上坪，总算保留了部队，没有溃散。(26)

在上坪，毛泽东召集3团干部开会。他意识到以现有的力量，打长沙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写信催1团前来会合。1团遭遇邱国轩部袭击后，总指挥卢德铭回到了部队。看到自己的警卫团如此惨败，卢对余洒度的行为十分不满。接到毛泽东的信，卢德铭决定带部队去追赶3团。19日，1、3团陆续到达浏阳与铜鼓交界处的小镇文家市。2团剩余的队伍距离文家市仅15里，也前来会合。三个团聚到一起，总计还剩1300余人。

文家市这个小镇人口不多，却有个规模不小的学堂里仁学校。里仁学校原来叫文华书院，创建于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民国后改为里仁学校，实行新式教育。这个学校的建筑在当地是最宏大的，占地5000多平方米，有讲堂、大成殿、文昌阁、魁星楼等建筑，所以能容纳这支队伍。

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几天内连吃败仗，作为总指挥的毛泽东有责任，但毛泽东也有难处。他刚到铜鼓和3团接上头，暴动的行动就开始了。他既不了解部队的情况，各团之间也没有联系，只是各打各的。2团攻入浏阳县城后麻痹大意，在国民党军反击下溃不成军，2000多人的队伍只剩100余人。致使毛泽东本来幻想的“霹雳一声暴动”短短几天就成了泡影。秋收起义的失败，比南昌起义还要快。但毛泽东毕竟还清醒，他尽力收拢部队，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为部队寻找下一步的出路，将这支陷入绝境的武装保留下来。

在秋收起义严重受挫的情况下，领导人需要重新做出决定：是继续进攻还是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武汉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执行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样做只是白白送死。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毛泽东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决心是很难下的。

在此之前，部队派出的信使宋任穷（宋韵琴）从南昌带回江西省委的信件，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交给宋一封密写的信件，并告诉宋：如果暴动不成功，就把部队拉到永新、宁冈去，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毛泽东在安源曾听王新亚谈到罗霄山脉的宁冈有个袁文才，尽管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但毛泽东感觉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27)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有师、团主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第1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执行中央命令，“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认为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根本不可能攻占长沙城。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他主张放弃攻长沙，把部队向南转移到偏僻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8)

在文家市住了两夜，部队沿湘赣边界南下。考虑到湘军战斗力强，赣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还有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充满了危险。行进到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军队，不能通过，便改道在泸溪宿营。9月25日早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袭击，3团仓促应战，造成混乱。总指挥卢德铭掩护后卫部队撤退，在作战中牺牲，年仅23岁。毛泽东一直得到卢德铭的支持，对于卢的牺牲非常痛心。

南下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士气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说莲花城内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和前委会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前进，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部队从牢房救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又打开县里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文家市南下后打的第一个胜仗，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得到了接济。

这时，部队领导层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第1师师长余洒度本来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在文家市，他主张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争执。总指挥卢德铭回到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余洒度对毛泽东的态度越来越恶劣。毛泽东知道他已不可信任，于是直接指挥部队，夺了余的指挥权。

起义军南下以来，一路艰苦行军，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饭也吃不上，疲劳不堪，疟疾流行。一些人掉了队，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沿路的乡里“挨户团”不时袭击队伍，杀害掉队伤员。陈伯钧回忆：“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土豪劣绅提着几杆土炮鸟枪，竟敢于埋伏在我们行军道路两边的山上，躲藏在茶树林里袭击我们，堵截掉队落伍人员，灭绝人性地残杀革命志士。”(29)当时还不知道能否上井冈山，所以毛泽东也不确定能去哪里，说不出明确的前进方向。有些人见行军如此艰苦，又不知道前途何在，于是丧失信心，不辞而别。赖毅回忆：“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1营1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0)

毛泽东认为考验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立场坚定还是动摇叛变。当时很多人逃走了，一些人虽然没逃，心里也很茫然。只是怕自己行路被国民党和民团杀了，跟着部队毕竟安全一些。有些长官对士兵督催打骂，士兵被迫跟随，心里充满怨气。这支队伍此时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地方偏僻，又没有地主民团，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陈浩任团长，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1团下辖1、3两个营及七个连。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共有700多支枪。这个改编，确保了军队掌控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手中。对不可靠的军官，一律调进军官队，避免他们影响破坏部队的情绪和纪律。毛泽东宣布：大家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5元，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动摇分子的离去，纯洁了队伍，反而加强了凝聚力。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的目的，是要清洗部队中的消极成分，使部队得到稳定，制止逃亡，并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些措施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开创的这些原则，经过不断的完善，在解放军的建军史上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0月3日，毛泽东在三湾村口的大树下，对刚刚进行改编的1团全体指战员讲话。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对处境艰难、情绪消沉的官兵起到一些鼓舞人心的作用。大家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三湾改编，毛泽东虽然稳定了部队，但毕竟还是权宜之计。这支队伍究竟能不能继续带下去，关键是有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上井冈山上，但井冈山究竟上得去上不去，毛泽东心里是没底的。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周围200多里，横贯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桂东、汝城相毗连。山上有五个较大的村庄，村前都有水井一个，故称之为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为最大。每村各有数十户人家，小井和茨坪还有十多间小商店，经营一些农村的日用品。井冈山的居民并不多，民风纯朴而保守，与世无争。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获一些农作物，过着贫苦的日子。

井冈山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巉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冈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冈山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由宁冈县经黄洋界，上山15里，方可到达井冈山腰的村庄小井；一条是由永新县经龙源口、七级岭而到小井；还有一条是由遂川经黄坳到井冈山。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路，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此地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

毛泽东的队伍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见到了前来联络的宁冈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毛从陈慕平那里了解井冈山上的土匪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情况，请陈向袁文才转达他们希望在井冈山落脚的愿望。

王佐、袁文才当时占据井冈山。他们二人是客籍，与山下的土籍百姓经常发生冲突。王佐占据了茨坪，袁文才占据了茅坪，两人各有百来人的队伍，几十条破枪。袁文才虽然当过几天共产党，但他们听说有个毛委员带了1000人的队伍要上山，第一反应就是大鱼吃小鱼来了，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的地盘，所以根本不接纳毛泽东。袁文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婉言谢绝的信：“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接大鹏。贵军驰骋革命，请另择坦途。”(31)

在古城见面，袁文才的代表表示：可以接济一些给养，但请毛泽东他们“另找高山”。毛泽东知道，按照江湖的规矩，必须给袁文才送上一笔丰厚的“见面礼”才行。毛泽东向前委提议：送袁文才100支枪。前委成员表示不可理解，余洒度更是坚决反对，但毛泽东坚持这样做。余洒度脱离井冈山后，到湖南省委告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就是听了余的汇报。

毛泽东自有主意。绿林土匪大多重义气、多猜疑，自己的队伍前段逃亡多，当时是枪多人少，有人要扛两支枪。给袁文才一些，没什么了不起，却能显示毛泽东度量大，够朋友。过了几天，毛泽东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袁怕遭暗算，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20多人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才放心了。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想与其会合的意向，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支枪。袁文才非常意外，很受感动，回赠给毛泽东600块银元，并同意在茅坪为毛泽东的队伍建立后方医院。但是，袁文才还没完全相信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话讲得很客气，显然有推托的意思。毛泽东知道上山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袁文才说的也是实际情况，于是同意带队伍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筹些款子，带足钱粮再上山。(32)毛泽东将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并派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陈伯钧等来到袁文才部后，还没到连队里工作，有消息说山下的国民党军要来进攻。于是袁部的人把陈伯钧等带到一个荒僻的山沟茅屋里“打埋伏”，说是避避风头，等敌人走了再出来活动。陈伯钧回忆：“我们被埋伏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没有地方睡，四人挤在一张木床上。十月间山区正是秋收时节，早晨起来喝一碗米酒，吃过早饭，就拿根棍子随房东老头到打谷场上。房东老头除了供给我们吃喝而外，什么话也不问我们。这大概就是袁营长预先交代过的吧。”(33)什么“打埋伏”，就是不让毛泽东的人接近他的队伍。毛泽东的队伍想打进袁文才的圈子真不是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毕竟是读书人，虽然非常谦逊低调，但绝不会任土匪摆布。他想了各种办法与土匪拉近距离，消除疑虑。王佐是井冈山的另一土匪首领，没参加过共产党，做工作比袁文才更困难一些。1928年1月，毛泽东带队伍占领了遂川县城后，派何长工去王佐部队当联络员。毛泽东对何说：“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张子清参谋长交代意图：“毛委员的意思是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看何长工有顾虑，毛泽东告诉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鼓励他克服困难，大胆去做。

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在家乡当中学校长，创建当地党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到武汉投奔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卢德铭手下任连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时认识了毛泽东。在部队里，何长工和罗荣桓算大知识分子了。被派去和土匪打交道，何长工还是平生头一回。

何长工拿着毛泽东的信上了山，王佐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集合队伍宣布这是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何看着王佐的队伍，“多是土籍人，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用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于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来”。

王佐对何长工虽然以礼相待，却保持距离。何长工感到：“他想靠近我们，但又怕我们拆他的台，因此戒心很重。”王佐借口何在司令部住着不方便，把他安排到很远的一个小房子里，还专门派了勤务兵“照看”他。王佐还特意关照何长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意走动，以免发生意外。何长工一听就明白：“这是给我的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许和士兵接近。”

何长工每天除了看书吃饭，没一个人理他。这还做什么改造土匪的工作？何长工毕竟脑子比土匪灵活：你王佐不让我接近队伍，我就换条路线。后来他在村里每天找王佐的母亲和老婆聊天，帮他办些家务事。山里的女人没见过世面，听何先生讲外边的见闻，讲革命的道理，被何先生的学识打动了。她们在王佐面前不住地说何先生的好话。枕头边的风的效果显现，王佐也对何有了好感，逐渐消除了戒心，两人开始了交往。

何长工知道，要想让王佐服气，一定要干点漂亮事出来。他知道王佐的死敌是永新拿山村的民团头子尹道一，双方时有武力冲突。于是何建议把尹道一引出来，找个有利地形打伏击。王佐不懂战术，听着有理，于是带队伍去拿山诱敌。何长工带一部分人埋伏在茨坪和拿山之间的一个山洼里。等尹道一上了钩，民团在旗锣坳休息吃饭，何长工一声令下，部下冲上前去。民团慌作一团，四下逃命。尹道一当场被打死，人头被砍下送到王佐面前。这一夜，王佐的部队如同过年，王佐喝了个大醉，连连称赞何先生，从心里佩服毛委员派来的人。(34)

何长工这样一个留法的洋学生，竟然提着血淋淋的人头上山，是有震撼力的。但是不这样做，毛泽东的队伍就不能在井冈山站稳。在残酷的环境里，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王佐认定共产党是他的朋友，与袁文才商量投奔毛泽东。1928年2月，王佐、袁文才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王佐也入了党，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这样，毛泽东才真正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这个过程历时近四个月。从内心来说，毛泽东非常感激王佐、袁文才开辟了井冈山这个地盘，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革命才有了个根据地。但是毛泽东心里也有数，王、袁属于团结对象，与罗荣桓、谭政、何长工这些跟随他秋收起义，在危难时刻立场坚定的骨干，是两种不同的关系。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的不利局面下，敢于独立思考，放弃打长沙的中央指示，带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游击战争，这在当时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在当时他却受到了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严厉指责。上级认为毛泽东是临阵脱逃，应该受到严厉惩处。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湖南省委“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宣布给予如下的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35)井冈山山高路远，毛泽东在没看到文件前，一度误以为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因为没有盲目行动，有功反而成了罪过。毛泽东对“左”倾路线的痛恨，这是第一次亲身体验。

(1)　《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2)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3)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7)　《李立三自述》（1940年），载《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8)　参见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9)　刘福勤：《心忧书〈多余的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10)　《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页。

(11)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12)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13)　《中央给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9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14)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载《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

(15)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16)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公司：《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17)　《申报》1927年9月12日。

(18)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19)　《林育南关于赴湘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9月22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20)　《申报》1927年9月16日。

(21)　《彭公达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22)　《任弼时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9月27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23)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86页。

(24)　《何资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25)　刘先胜：《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载《星火燎原》第1辑，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26)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238页。

(27)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28)　《苏先俊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29)　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载《红旗飘飘》第1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30)　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31)　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32)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3)　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载《红旗飘飘》第1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34)　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载《星火燎原》第1辑，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35)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