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南昌起义第一枪

第18章　南昌起义第一枪

◎　共产党转入地下

◎　依靠张发奎部队发起暴动

◎　贺龙同意起义

◎　周恩来到南昌联络朱德

◎　共产国际来电阻止

◎　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

◎　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　部队仓促南下

◎　贺龙的意见被否决

◎　南下途中遭遇的困难

◎　会昌遭遇战

◎　在潮汕站不住脚

◎　汤坑之战失败

◎　周恩来脱险去香港

◎　朱德关键时刻保存部队

◎　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

1927年8月1日凌晨，平静的南昌城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开始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被载入史册。然而我们要问：为什么起义会发生在南昌，而不是其他的地方？

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决裂使中共中央失去了最后的依托，被迫转入地下。共产党人的出路在哪里？只有武装暴动，拉起自己的队伍与国民党斗争。武装从何而来？大家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军第4军。4军是北伐的主力，军长张发奎是北伐名将。北伐出征时，他任4军12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升任4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为人正直，没有军阀作风，又英勇善战，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也爱护自己的部下，曾明确表示保护中共党员。他虽然在政治上拥护汪精卫，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杀害共产党员，因此叶挺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4军都得到了保护。

当时宁汉分裂，汪精卫准备组织东征讨伐蒋介石。唐生智和张发奎的部队作为主力，由武汉向江西九江集结。周恩来看到这个机会，在政治局会议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4军行动，万一张发奎转而反共，我们的同志会被一网打尽。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周恩来说：刚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由叶挺部发起暴动。他要求中央迅速确定南昌暴动的方针，获得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与支持，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于20日启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机关由张国焘看守。这是中共中央没有征求莫斯科同意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汉口，在法租界的一座洋房中隐蔽下来。他通知张国焘说鲍罗廷即将回国，新代表罗明纳兹即将到达的消息。23日，罗明纳兹到了汉口，当晚就和瞿秋白、张国焘会面。这个29岁的格鲁吉亚人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要受到惩处。瞿、张二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张国焘虽然心里非常反感，但他们还是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了服从。

接着，张国焘向罗明纳兹汇报：据刚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即将在南昌举行暴动，要求中央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组织机构和应采取的策略，特别要知道苏联是否会给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如苏俄军事顾问的协助和一大笔经费。罗明纳兹对这个重大问题不敢表态，他表示要请示莫斯科。张国焘再三说明不能等待，要立即作出决定。他才含糊地说可以叫周恩来积极筹备，至于其他的事，则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1)

实际上，南昌暴动的发起，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7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3军军长朱培德、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6军军长程潜、第9军军长金汉鼎、第11军军长朱晖日、第20军军长贺龙等组成东征军，向安庆、皖北、浙江等地区进攻，讨伐蒋介石。当时叶挺的24师和贺龙的20军都驻扎在九江地区。朱培德深恐唐生智趁机兼并江西，布置重兵警戒湖北方向，南昌城里兵力空虚。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看到这个机会，前往九江策动叶挺等部暴动。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加入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1922年6月粤军陈炯明叛变时，与薛岳等守卫总统府，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团长，随张发奎参加北伐，指挥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作战，获“北伐名将”之称，第4军亦号称“铁军”。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11军24师师长。

叶挺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很受重用，前途优越，为什么会走上暴动之路？他在1941年“皖南事变”被捕后，在囚禁期间写了一篇自述《囚语》：“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感动至涕零，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反抗的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又一次纠合乡中数同学实行破除迷信，将乡中所有土地神（约七八个）、香炉均打破。致使全体农民之怒，集学校兴问罪之师，勒令赔回香炉。诸同学均照办，我独不从，遭吾父痛打一顿了事。又八九岁时就学私塾，塾师严酷无比，屡挞我，我必暗中报复，为其煮饭时私混沙于米中，或摘通心菜时私入苍蝇于孔内。我幼年性格倔强，直至成年没有改变。”(2)从小就敢“造反”的性格，使叶挺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非偶然。

7月20日，由谭平山召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大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的态度虽表示反唐，却拥护汪精卫，并对共产党不满。表示要第2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原来共产党寄希望于张发奎，想借助他的力量打回广东。现在看来很少可能，甚至有可能被其他部队包围消灭。因此，中共“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3)

依靠哪些军事力量组织暴动呢？叶挺回忆：谭平山“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借此威力表示我们的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但谭平山未得中央决定，已将暴动的一切计划，告诉贺龙”。(4)

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受谭平山的策动，决心投向共产党呢？贺龙（1896—1969），字云卿，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仗义疏财，敢于同恶霸、官府抗争。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起家，组织起农民武装，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大革命时期，贺龙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归属唐生智。1926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但是，贺龙出身贫寒，在国民革命军中并非嫡系，常遭歧视和排挤。贺龙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几次遭到军阀的陷害、吞并。1927年4月，贺部驻汉口湛家矶的1团发生了闹饷事件。起因是唐生智视贺龙部队为“杂牌”，使该师官兵数月未能发饷。师参谋长陈图南煽动下级官兵闹事，贺龙赶到1团，向士兵说明缘由，一个士兵竟向贺龙开枪。场上顿时大乱，贺龙越墙而走。陈欲率众潜逃，被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缉捕处决。此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欠饷，才使军心安定下来。

贺龙认识到国民党不是他久留之地。蒋汪双方都图谋解决贺部。1927年6月贺部结束北伐，从河南返回汉口途中，蒋介石密令将贺部缴械。贺龙改变了行军路线，躲过一劫。回到汉口，唐生智又邀贺龙到他的司令部“谈话”。贺龙感觉这是“鸿门宴”，当天率部移师鄂城，又摆脱一次被兼并的危险。(5)

经过这些风险，贺龙认清了国民党，决心自寻出路。他的部队中有共产党员周逸群。周是黄埔二期学员，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20军政治部主任。他经常给贺讲革命的道理，使贺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汪精卫武汉分共后，贺听从周的建议，将武汉和两湖各地被解散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及在“清党”中被各处“礼送”的共产党员收容到20军中。其中包括段德昌、陈赓、陈章甫等。

7月23日贺龙到九江，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大摆宴席，招待各路将领。4军军长黄琪翔、9军军长金汉鼎、叶挺、贺龙参加了宴会。宴会上，朱培德对贺龙转达汪精卫、张发奎的邀请，请他和叶挺一起赴庐山开会，共商军机大事。其实是要把贺龙、叶挺骗上庐山，夺去两人的军权。

汪、张的阴谋，被4军的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叶是秘密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他参加了汪精卫、张发奎的庐山会议，心里十分着急，散会后立即下了庐山。24日，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舟上，叶剑英把汪、张的底细告诉了叶挺、贺龙、廖乾五、高语罕。叶、贺决定不去庐山开会，迅速把队伍开往南昌。叶剑英和他们分别后，又返回4军军部。(6)

所以，当谭平山把共产党准备组织暴动的打算告诉贺龙后，贺龙明确表示：“早该动手了！谭先生放心吧，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贺龙做出的政治抉择。贺龙转向共产党，7月27日率20军进驻南昌，使暴动拥有了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南昌暴动的内应是朱德。朱德1922年在德国加入共产党，转赴苏联学习军事技术，1926年回国。他在云南讲武堂时与朱培德、范石生是要好的兄弟，到南昌受到朱培德的重用，创办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后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朱培德在江西“清党”，朱德被礼送出境，赴武汉。7月21日又返回南昌，因与朱培德交情未断，尚能自由活动，与原教育团的人员来往。获悉中共将举行暴动的消息，朱德即开始进行准备。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晚住在花园角二号朱德寓所。朱德向他汇报了南昌城内国民党军队驻扎情况，并画了一张详细的驻军布防图，标明火力点及进攻线路。还提供了朱培德等将领去庐山开会，南昌城里兵力空虚等情况。周恩来称赞朱德“是个好参谋和向导”。随后，朱德联络军官教育团成员，组织近千人的队伍，进行两次打野外（演习），熟悉南昌主要街道，察看周围的地形，还进行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传口令、识别记号等训练，为参加暴动做好准备。(7)

南昌暴动能够发动，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张发奎、朱培德对共产党的宽容。张发奎作为北伐“铁军”的军长，对其勇敢作战的共产党员部属爱护尊重。4军中他只知道叶挺是共产党，其余共产党员都处于保密状态。25师参谋长张云逸、73团团长周士第的共产党员身份，他都不知道。4军参谋长叶剑英也是秘密党员。张发奎与4军军长黄琪翔关系密切，叶剑英是黄的梅州老乡，张发奎对叶毫无戒备，使叶得以参与机密。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聚集庐山，商讨东征部署，根本没想到共产党会暴动。他知道叶挺四处活动，心想顶多是让叶挺离开，认为自己的部队是不会出问题的。(8)朱培德觉察到朱德在南昌活动，为避免牵连，他让师长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上庐山去陪汪精卫。南昌群龙无首，客观上为共产党的暴动提供了机会。

这时，周恩来往返于武汉、九江和南昌之间，筹划暴动的各项准备。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中央委员们开会，周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邓）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会后，周恩来、李立三等于27日齐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南昌起义由酝酿转入实施阶段。(9)

25日，共产国际向苏联驻汉口总领事发出电报，答复中共中央准备南昌暴动的请示：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苏联元帅布留赫尔——作者注）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10)

7月26日下午，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张发奎的顾问加伦将军、范克举行会议，讨论南昌举行起义的问题。加伦将军首先报告，他说今天会见张发奎，张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4军、11军和20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准备返回广东。加伦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他们可以和张发奎合作，一同回师广东。接着罗明纳兹说：共产国际没有经费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电令禁止俄顾问参加暴动。他还传达共产国际的回电：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罗明纳兹决定派张国焘去九江和南昌，向前敌委员会转达并商议暴动之事。

张国焘28日到九江后，找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4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开会，告诉他们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大家听后群情激愤，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我们就打倒你！”(11)

由于铁路交通混乱，张国焘不能及时赶往南昌。29日他两次密电南昌，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他到时再解决。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30日张国焘到南昌与前敌委员会商议，他说：“中央意见宜慎重。”还根据国际来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提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一致反对。李立三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周恩来愤怒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12)

汪精卫和张发奎得知贺、叶两部未经命令擅自开到南昌，感觉不正常。于是张电告贺、叶，8月1日他们要来南昌。情况紧急，大家决心暴动。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遂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行动。

起义进行得很顺利。31日晚上，为消灭驻南昌的朱培德第3军23、24团创造条件，朱德利用滇军的关系，在佳宾楼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拖住他们。席间突然有贺龙部下的一个营长前来告密，说贺部将要暴动。两个团长大惊，离席而去。朱德赶到中华圣公会教堂20军军部，通知贺龙提前行动。8月1日2时，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指挥各部开始行动。起义部队2万余人对南昌几处驻军发起进攻，没遇到激烈反抗，天明肃清全部守敌3000余人，共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73团全部、75团三个营和74团机枪连在前敌委员会委员聂荣臻、73团团长周士第带领下，乘火车前往南昌会合。

张获悉叶、贺在南昌暴动的消息，气愤极了，决定自己去南昌追回部队。当他的火车开到马回岭，发现前面的军士在做防御工事。他问：

“你们奉谁的命令？”

“奉党的命令。”

“哪个党的命令？”

“共产党的命令。我们服从张总指挥，总指挥的车可以过去。”

张又问别的士兵：“你们做什么？”

“回广东去。”

张发奎气愤地说：“回广东要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才行的。要回我们一块儿回去。不然，你们就将我打死了吧。”当时就有一个士兵说：“我们拥护张总指挥。”(13)

聂荣臻在桥对面看得清楚，怕部队发生变故，于是下令士兵朝天鸣枪。张发奎和李汉魂慌忙跳车而逃，丢下了卫队。聂荣臻放回张的列车，带部队直奔南昌而去。(14)

但是，南昌起义胜利之后该怎么办，领导层却拿不出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来。8月1日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在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厅召集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黄琪翔、恽代英、江浩、朱晖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彭湃、苏兆征、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等25人为委员，宋庆龄、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七人组成主席团。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主席，主持工作。

明明是共产党独立组织的起义，为什么要打国民党的旗号？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已和汪精卫分离，前往上海，根本没有参与其事。而把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亲汪的将领拉进来，更不着边际。许多人都对此表示不满。刘伯承后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领导的，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以为拿出来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的党在工农群众的信仰。”(15)

这些决策，谭平山起了主要作用。谭平山在前敌委员会上提议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联合张发奎等主张。高语罕后来指出：“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左派这个名词，一到时局紧张，便出了空虚。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了。还有说这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罢了。所以我们得不到民众的帮助，这是‘八一’事件政治上的失败。”(16)

对此，中共中央是很不满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太雷在暴动失败后指出：“在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运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17)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发布命令：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还任命贺龙兼代第2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和第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

南昌起义成功后仅仅四天，领导者就拉起队伍南下了。既然占了南昌，为什么不巩固基础，反而轻易放弃呢？因为当时张发奎率领的第2方面军一部分，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在吉安、樟树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唐生智方面也可迅速集结部队入赣。根据这些情况，起义领导人认为南昌四面受敌，不易立足。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南下广东，以潮汕为根据地，进而占领广州，再次北伐；一是西进湖南，在湖南农民军配合下，占领一部分地区，再图大举。贺龙赞成第二个意见。因为湘西一带是他的家乡，地理人情都熟悉。但讨论中谭平山、周恩来、彭湃等多数领导人主张南下。理由是东江一带李济深、陈济棠的部队防务空虚，易于占领；东江的农民运动在彭湃的经营下很有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以得到苏联接济。南下的决策就这样定下了。

南昌部队的状况，也是相当复杂。共产党原来没有独立掌握过军队，起义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整编和重组，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加了番号。各项工作都没有落实，南昌起义部队就匆匆南下了。没过几天，蔡廷锴的10师就叛变了。蔡本人不是共产党，是被迫参加暴动的。前敌委员会未对蔡的部队进行任何改编，就以其为先头部队。走到进贤县，蔡决定脱离南昌部队。他的主力30团，从团长范荩（孟声）以下军官多是共产党员，蔡决定先清除他们。于是令特务营布置师部警戒，令30团架枪休息，全团官长即来师部听候训话。蔡慷慨激昂讲了一番，表示不愿看见分裂，随后令副官处发给川资，派兵护送范孟声等离部。顺利地清理了内部共产党员之后，蔡拉起部队前往福建，投奔老长官陈铭枢。(18)

得知蔡廷锴部叛变，领导人懊恼不已。聂荣臻回忆：“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第10师的30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那个30团，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竟被搞掉了。”(19)

不该信任的盲目信任，该信任的却没得到信任。在研究行动计划时，前敌委员会否定了贺龙回湖南的方案，决定南下广东。南下的行军路线，贺龙主张走大路，而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人坚持要走小路。周逸群报告说：20军的人“以为一定是走吉安这条大道，首先解决朱培德部，以壮声威。殊知等我由外面转来时，他们（俄顾问纪功也参加）竟决定走抚州、瑞金、寻乌这条小路。我很诧异，即向贺龙、伯承等说出种种利害，并极端不赞成走这条路线，贺、刘等均为感动，允电叶来部商议。殊知叶挺回部后，又召集他的军官开会，迟至晚上一点过钟才到。此时贺因一日一夜未睡，想睡觉。只说：‘你们商量，怎样决定，怎样好。’不得已，与叶直接谈判。无论怎样说，他总是始终主张走小路，并说已经向他的军官宣布了，不便改变。我又向平山再三说走小路给养困难，平山当时也主张到赣州再回向东江也可以的，但是仍不坚决的主张走大道，于是只好就此罢了。”(20)

贺龙名为总指挥，实际没有决策和指挥权。张国焘还说他是军阀，拒绝其入党的要求。一直到了瑞金，才由谭平山、周逸群介绍入党。(21)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刘伯承后来说：“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22)

没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集体，没有健全完善党的组织，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也没有及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在乱糟糟的情况下，部队于4日开始南下。8月的江西正值酷暑，部队又没有进行充分的动员和行军前的准备，行军途中发生了许多困难。李立三报告说：“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23)

部队一路上得不到群众支持，吃饭成了大问题。刘伯承回忆：“这一期由南昌带出的现洋仅数万，不甚值价之纸币，大概是三十万之谱，分发为各军的给养。曾在宜黄、临川议定：先用纸洋收买地主谷米，或无代价征发其粮食，现洋则保存，最后在作战地区使用。将领有以王者之师自居，认征发为羞耻事者，对地主亦禁用纸币。于是现洋不久用完，纸币离南昌愈难使用。负责筹款者，在旧的普遍派款，新的（向）剥削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游转不定。且途中倥偬，有钱者大半逃避，于是筹得之款甚微，不敷用度。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24)

情急之下，只能沿途打土豪，筹款筹物资。李立三报告说：“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所以对于惩办土豪劣绅都主张放弃了（平山曾两次写信给我，要我缓提土劣）。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25)

得知南昌部队南下，广东的国民党军严阵以待。8月8日，李济深率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到韶关，调钱大钧部9000人从赣州进到会昌、瑞金，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壬田。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堵截。南昌部队进至瑞金后，即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25日，贺龙指挥第20军与钱大钧部两个团在瑞金壬田遭遇，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击溃了钱部，并乘胜进占瑞金。得知国民党军主力驻会昌，前委决定30日发起会昌战役。

会昌之战是由刘伯承谋划指挥的。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20军在正面，叶挺的11军由右翼施行包抄，但时间上没有计算准确。瑞金到会昌从大路行进为90里，沿右翼的小路预计为110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150里。周逸群的第3师担任正面攻击，贺龙的其他部队担任预备队。钱大钧部九个团据山凭险死守。3师与钱大钧部展开混战，伤亡很大，教导团团长侯镜如、3师的营长陈赓等人都受了伤。3师部队后撤，贺龙命令1师和2师增援，投入战斗，但右翼包抄部队还没有赶到。后来叶挺部队赶到，协同作战，终于打了胜仗，缴获了很多枪支。又重新武装周逸群的部队，并占领会昌城。钱部败退到会昌南90里的筠门岭。

当3师败退时，陈赓在后面担任掩护不幸负伤。他回忆：“撤退时我走在部队最后，下午一点钟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脚腕骨被打折，不能行动。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我的口袋发洋财时发觉我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这时跟着我的卢冬生也跳下来照顾我。不久几个敌人下来搜索，我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快走，他却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丛里藏起来。我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可是心里却老想着：我们的部队退了，敌人一来准定会死。在敌人走近来时，就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我已死掉，在我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但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我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我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我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知道是叶挺同志的部队反攻了，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也出来证明。”陈赓大难不死，又回到自己的队伍。(26)

会昌之战虽胜，但已元气大伤。一个多月的行军，逃跑、生病等非战斗减员1万多人。得知梅州等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前委决定转入福建长汀、上杭地区休整，筹集军资。这时，周恩来还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上。他给上海中共中央写信，说明部队的处境：“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战胜，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他请求中央派张太雷前来主持，并请求共产国际给予军事援助，运子弹和机关枪来。“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27)他派陈居玺（宝符）去上海联系。陈回忆：“到汀州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来到我们住所，单独找我谈话。他十分郑重而又态度和蔼地对我说：‘陈宝符同志，照目前来看，我们打到汕头是不成问题的了。现在让你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送一个密件到上海给党中央，文件内容是请中央与苏联商议，运一些武器到汕头来支援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化装成商人，亲手交给我二百块中交票大洋，作路费和购置化装衣服之用。并仔细交待了接头地点、方法，还叫我将用药水写在粗纸上的密件装在上衣口袋里，与解手用的草纸混在一起。他要我第二天立即出发。”9月中旬陈到上海，前往接头地点。一说接头人名字，对方神色不对。陈马上逃走，任务没有完成。(28)共产国际究竟有没有援助南昌起义部队，没有史料证明。

在长汀期间，前委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以主力进军潮州、汕头地区。留部分兵力与闽粤交界的三河坝，再经揭阳取惠州。9月19日，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在三河坝第一次分兵。周士第、朱德率9军一部和25师25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州方面的国民党军。谭平山、周恩来、张国焘等率机关进驻汕头，贺龙、叶挺主力前往潮州。24日占领汕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目的是占领潮汕地区。周逸群率3师1000余人守潮安、汕头，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向揭阳、丰顺进军。

在长汀时，部队就只剩下10000人，战斗员不满6000人。两次分兵，无疑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李济深调兵遣将，决心与南昌部队决战。他于9月27日发布命令：主力集中到梅州，然后向丰顺、汤坑前进。陈济棠三个师15000人经汤坑往揭阳，黄绍竑部两个师由丰顺向潮州，钱大钧部在三河坝牵制。国民党军总兵力为我军的三倍，具有明显的优势。

9月24日领导机关到了汕头，开始大家都很乐观。因为彭湃曾在潮汕地区大搞农民运动，周恩来在北伐东征时也在汕头工作过，所以准备把这里当成革命的临时首都。但事实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看到，“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29)

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本想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很快希望就破灭了。他说：“我们想象中的汕头，一定工人运动很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定很厉害，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表现得非常之弱。我们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取消，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他。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30)

不仅群众不支持革命，英国人也出面干涉。汕头港口为英国资本控制，共产党到后，英国军舰向城中开炮，海军陆战队登陆示威。周恩来派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去谈判，对方态度十分强硬。广州方面也有两艘炮艇前来进攻，无奈之下，30日革命委员会被迫退出汕头，向贺龙、叶挺部队靠拢。

在汕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受上海中共中央派遣，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被南昌暴动领导人视为救星。但听完张的传达后，又大感失望。张太雷要周恩来、张国焘等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大家感到，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相应的政纲。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需要切合时宜的措施。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还通报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中共中央已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张太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而南昌暴动的领导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和张国焘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还传达中央的命令：张国焘、李立三立即回上海去。(31)

中央的指示，原则是对的，打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军队。但却不考虑南昌部队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样做不是团结大家共渡危难，而是自乱军心。本来部队中有许多人就不是共产党，是跟着暴动的，现在中共中央又要和他们分手，周恩来等实在不知道怎么执行才好。中央的指示，实际上加速了南昌部队最后的崩溃。

贺龙、叶挺、刘伯承率20军1、2师和11军24师向揭阳、丰顺进发，准备出兴宁、五华，攻取惠州。9月27日，总指挥部在揭阳接到情报：国民党军王俊部千余人集中汤坑，准备迎击我军。当晚总指挥决计以全力迅速扑灭该敌，28日晨命令驻揭阳的24师及20军1师向汤坑进发，2师令速由潮州开来。下午1时，部队前进至离揭阳县城约四十里的浮山村西的乌柳湾，守军王俊部开炮阻击。起义军冲上坡地，打得国民党军尸横遍野。王俊部退至汤坑以北十里的汾水村驻扎，起义军追到离汾水村三里的鸿安亭。当晚，双方露宿，加强警戒。此时，国民党援军薛岳新编第2师、陈济棠的11师先后到达汤坑，总兵力约有15000人，在汤坑镇、铜盘一带修筑战壕，准备和起义军决战。

28日夜晚，王俊、薛岳部攻击鸿安亭和汾水相连的独山竹竿岭。竹竿岭扼揭阳、丰顺两县水陆交通要道，所以，双方不惜代价，在此激战，反复冲锋。29日凌晨，起义军终于占领竹竿岭。

29日的战场呈“品”字形。东南的竹竿岭为起义军主阵地，西边的汾水村和东北的瞭望岽是国民党军阵地。汾水村连着汤坑南面平原，瞭望岽是制高点，从地形上来说是有利于国民党军的。起义军要西进汤坑，势必向山上猛攻，国民党军则寸土必守。拂晓开始，敌我双方在竹竿岭之间进行了激战。20军2师党代表陈恭回忆：“至上午10时，敌军仍扼守高山，用极猛烈之火力阻我军前进。我军尤勇猛与之搏斗，大部兵力已至山腰。时值由揭阳开来之20军第2师两团赶到，顿增生力，敌复稍退，我军于是得完全占领前面高山。不料当我军占领该高山后，敌军又进至另一高山相与抗衡。自正午时起至晚九时止，我军以极猛烈之火力向之扫射，该敌犹顽强不肯退，彼此冲锋各十数次，均坚守固有阵地，不为变动。”

在瞭望岽的战斗，经过起义军组织几次冲锋，敌人向北面另一高地四岭排退却。此时，国民党军后援陈济棠部赶到汤坑和汾水，加强了四岭排的防御，同时又从西南迂回汾水村，以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阻击起义军。夜间，起义军才摸清国民党军有15000人。于是改变战术，组织两个团夜袭。“但敌军已有准备，当我军冲去时，彼甚为镇静；将我冲去之兵卒，围住缴械，以此不愿缴械之兵士，既冲锋进，复冲锋出，一往一返，损失非常巨大。”(32)夜袭未能取胜。

汤坑之战打了两昼夜，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20军1师和11军24师基本丧失战斗力。贺龙总指挥见我方兵力损失过多，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支持，于30日凌晨下令向揭阳城撤退。待退却令下，各师点查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1师担任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国民党军打得精疲力竭，不敢追击，也撤了。

汤坑之战严重消耗了南昌部队的实力，加上部队连续三天三夜未得休息，士气低落到极点。与此同时，9月30日国民党军黄绍竑部两个团猛攻潮州。担任防卫的20军3师师长周逸群还在开会，部队已经败退下来。周无奈之下，只好逃出潮州。周恩来见汕头不可守，也决定带领革命委员会成员转移，去会合贺龙、叶挺部队。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和主要军事指挥员在普宁县境内的流沙镇（今普宁市区）会合。周恩来在流沙基督教堂侧厅召开会议，与会的有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况：“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

流沙基督教堂的会是个“散伙会”，会后，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等人就各奔东西了。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则留下来商议后路。张国焘回忆：“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33)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单独行动是危险的，随部队行动倒是更为安全。周恩来、彭湃、聂荣臻等随贺龙、叶挺部队的残部行动，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打算到彭湃的老家坚持。当天下午4时许，前头部队20军1师贺锦斋、2师秦光远部已从流沙经过，后卫部队至距离流沙七里的钟潭村，遭到果陇地方民团庄大泉部带引的陈济棠部队（驻乌石村，团长陈泰运所部）的突袭，双方在莲花山（钟潭村后）一带激战至黄昏。

贺龙的指挥部与1、2师被国民党军切断，贺龙、刘伯承等只好化装逃往香港。随行的徐以新回忆：“我随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五、彭湃夫妇和文曼魂等带二三百名战士冲出重围后，到了神泉港附近的一个村落。贺龙同志要部队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坚持斗争，设法回到湖南。待他到上海后，再与他们联系。我们与部队分手后，即由彭湃同志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的老乡和中小商人模样。当时，我还想把起义的领带标志留下，刘伯承同志说：‘我的小老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留着这个！’我只好丢下。我们到神泉港后，又由彭湃通过地下关系，租到了一条可载百十人的大渔船，在海面走了三四天到达香港。”(34)

南昌暴动部队在流沙失败的最后时刻，真是兵败如山倒。贺龙部的1、2师在贺锦斋、秦光远两位师长的指挥下，当时还保持着建制。4日退到陆丰县，占领了县城。他们在寻找贺龙，但谣言不断传来，说贺龙已经被俘。贺锦斋大为震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6日，陈济棠部派代表来谈判，说只要贺部放下武器，保证大家人身安全，并负责遣返。贺锦斋无奈之下，于10日接受条件。他自己率卫队离去，从香港辗转回湖南老家，部队被国民党军缴械。陈济棠的13师押解着20军的剩余人员到了汕头，国民党军官让他们集中上船去上海，每人发了一张船票，10元路费。20军的士兵不服气地说：“在广东这个倒霉地方缴了老子的枪，老子回到湖南以后，还要扛起枪来再干！”(35)

部队尚且如此，伤员就更悲惨了。陈赓等伤员被留在汕头医院里，幸亏有卢冬生一直陪伴他。卢原是陈赓家的长工，对陈赓非常忠诚。陈赓回忆：“我军从汕头撤出，周恩来同志等曾派人送款子给我们，没有送到，所以撤退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次日早晨，我叫卢冬生到总指挥部去看看。他一出门，看见国民党军队正开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带子的起义部队。我伤势仍甚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要把我们赶出去。有些伤势轻的同志都逃走了，这时医院有个护士李小姐同一位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我们，便偷偷地把我搬到工人住的房间藏起来。后来他们找到一只小船。‘陆地行舟’，将船从泥巴上推到旅馆跟前，由护士一直送我到往香港去的轮船上。”

一路上，陈赓和卢冬生受尽屈辱。他们坐英籍太古公司的轮船，南昌暴动的许多人都在这条船上。到香港船一靠岸，多数人都迅速离开。陈赓因伤重留在船上，是卢冬生找了把椅子抬他下去。检查的人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陈赓用广东话回答他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仗打起来了，慌忙逃跑，跳楼跌伤。检查的人问电报局在什么地方，陈说在韩文公庙隔壁，答对了，才被放过去。(36)

在部队逃亡的过程中，周恩来展现了他的机智勇敢。他知道这个时候外围是最危险的，国民党军一定在交通要道和码头车站抓人。而战区中心倒是最安全的，因为没人会停留在这里。于是他和叶挺、聂荣臻、彭湃几个最知心的战友在一起，依靠当地党组织潜伏下来。聂荣臻回忆：“部队很乱，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口。”

到了香港，一时接不上关系，聂荣臻回忆：“我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带些钱，身上分文没有，怎么生活呢？叶挺同志有经验，他身上带着很多钱，腰里缠了许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买东西，商人一看，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啊，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撕，不怀疑我们吗？’他解释说：‘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我扯了，就没事了。’”有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自身又携带了经费，周恩来再次化险为夷，回到上海中央。(37)

三河坝分兵时，朱德、周士第、李硕勋（25师党代表）等率11军25师和9军军官教育团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国民党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25师是以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无论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党的力量，在起义军中都是最强的。

三河坝在今广东大埔县，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北面的汀江和西南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向南汇入韩江。三河坝对岸有一座80米高的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形成一山镇三江之势。10月1日，朱德、周士第等观察了三河坝的地形，决定把部队转移到三河坝东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下村一带布防。

次日，钱大钧指挥经过补充的3个师10个团约两万人扑来。他们利用夜幕，用20多条小船开始偷渡。当木船行至江中，滩头阵地上的战士遵照朱德“半渡而击”的指示，一齐开火，钱部船只多被击沉。

10月3日拂晓，韩江上浓雾沉沉。钱大钧部利用浓雾的掩护，调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多路强渡韩江。一部分强渡成功后，抢占了75团的滩头阵地。双方反复争夺，下午3时，钱大钧部又加强了攻击。这时，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陈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更为不利。

当夜幕落下，朱德等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起义军伤亡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必须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朱德、周士第率领25师余部2000人，在10月6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后，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会合。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遇见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11军24师和20军已在潮汕失败。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大家心情沉重，思想混乱，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聂荣臻后来的报告说：“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1500人左右，枪支在1000以下，机枪2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因此士第及三个团长与李陶（李硕勋）等均先后离队他去（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现由玉阶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38)

当时，这支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只能在山林中宿营。官兵饥寒交迫，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这支仅存的孤军该到哪里去？危难关头，朱德在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当时在军中的粟裕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39)

其实，朱德在关键时刻的坚定，来源于他的从军经验。他是旧军人出身，经历过多次战斗。在军阀混战的时代，重要的是保存自己。仗打败了就躲起来，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朱德早年在读《三国志》有关东汉末年战乱的章节时，曾写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多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乱世毁人家室者人必毁之，当存厚道。”(40)所以，在暴动失败的时候，与其四散逃跑，不如掌握队伍，大家在一起寻求出路。党代表陈毅说：“这时候我们约二千人，以七十三团作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育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41)

于是，朱德带着队伍摆脱广东国民党军的追赶，在流动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11月初，队伍到了三省交界的江西崇义县上堡整训。当时在部队中的赵镕回忆：“部队的给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隆冬季节即将来临，大家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找到办法。那些天，朱德同志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成天为这些关系到部队生存、壮大的问题焦急忧虑。”(42)

这时，朱德从报上看到国民革命军第16军从广东韶关移防到邻近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朱德出国寻找革命出路，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范的资历比蒋介石还要高些，现在却受到蒋的排斥，矛盾很深。朱德与陈毅商量，认为可能从范石生那里寻求合作和帮助，有利于隐蔽和生存。于是朱德写信给范石生，范很是讲义气，另外朱德带着队伍来投奔，也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何乐不为？他派代表在汝城与朱德谈判，朱德对他们郑重地约法三章：1.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党有命令要我们怎样时，我们还是怎样；2.接济我们子弹和钱，完全由我们支配；3.我们的队伍保持建制，不得拆散，内部事务不得进行干涉。双方达成协议：1.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2.朱部改用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阶的改写），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3.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范石生言而有信，朱德说：“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43)

朱德依靠自己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策略，把这支仅存的南昌起义队伍保存了下来。陈毅由衷地感叹：“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的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44)朱德从南昌暴动的一个中层指挥员成为红军之父、共和国第一元帅，绝非偶然和运气。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但是几万人的队伍，短短两个月就失败了，教训是深刻的。当时的参与者在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七嘴八舌，说长道短。有从军事指挥的具体细节上讲的，也有评论领导人的水平和决策的。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说：

“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

“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自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起义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45)

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在共产党号召武装暴动时，那些士兵凭什么来为你打仗？怎样才能让士兵在关键时刻不动摇？南昌暴动领导人只是发动了几个部队参加暴动，但没有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组织，更没有对旧军队进行改造。所以多数士兵对暴动是不了解的，更谈不上觉悟和立场。刘子谷回忆：“南昌出发时，一路兵士对于革命委员会不满意，见着宣传队就喊牛屎队、狗屎队。说：‘你们说的好，还是要我们来打才行。’在流沙时，我们喊：‘同志们不要走呀！集合拢来打呵！’许多兵士说：‘打，委员会怎不见？先发给几块洋钱我们，我们还打几枪，现在迟了呵！’”(46)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初期，当然是很幼稚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有那么成熟的思想和方略。但是为什么南昌起义后仓促南下？为什么与国民党军作战最终失败？为什么领导层不能坚持到底而仓皇溃散？关键在于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把暴动变成单纯的军事行动，结果就是盲动。所以朱德总结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路线问题，陈毅说得更明确：“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不从依靠群众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47)

没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立探索，没有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革命就不可能走向发展和胜利。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继续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暴动，结果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个道理和教训。

(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63页。

(2)　《光明日报》1996年4月9日转载。

(3)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页。

(4)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5)　《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6)　《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7)　《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8)　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9)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2)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3)　《汪精卫对中共南昌暴动之报告》，载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522页。

(14)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15)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16)　《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17)　《张太雷报告》（1927年10月），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18)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19)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20)　《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21)　《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22)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23)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24)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25)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页。

(26)　陈赓：《从南昌到汕头》，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27)　《周恩来关于南昌起义部队向潮汕进军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7年9月），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28)　陈居玺：《南昌起义中的一则史实：关于联络外援问题》，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30)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页。

(3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32)　陈恭：《关于随军作战情况的报告》（1927年10月18日），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34)　《访问徐以新》（1979年2月），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35)　黄霖：《南昌起义亲历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36)　穆欣：《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37)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5页。

(38)　《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信》（1927年11月4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39)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40)　见井冈山革命纪念馆藏件。

(41)　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1952年6月14日的报告），《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42)　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43)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44)　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1952年6月14日的报告），《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45)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46)　《刘子谷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部队于潮汕失败经过情形的报告》（1927年10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1986年印，第49页。

(47)　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1952年6月14日的报告），《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