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老年人的婚恋现状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自己参加工作的时代背景。
我的年纪比“泡沫经济一代人”略大些，是所谓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第一代”。均等法已于一九八六年生效，但我参加工作时，“女员工=为男员工准备的新娘候选人”这一观念在普通企业依然根深蒂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不与父母同住的女生很难在普通企业找到合适的岗位。能做一辈子的职业只有公务员、教师或媒体人。即便有幸找到工作，许多人也会因为结婚生子、丈夫工作调动、对自身工作产生疑问等种种障碍，最终选择离开职场。
二〇一六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生效三十周年之际，共同社针对百余家大型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入职综合职位[1]的女员工留下了多少？”。有二十八家企业给出了回复。这些企业总共招收了一千余名综合职位女员工，但其中约八百人已离职，留下的仅占总数的20%。女大学生本就就业艰难，而这项数据告诉我们，哪怕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入职的优秀女性，也很难在企业站稳脚跟。我周围也几乎无人留在毕业后进入的第一家单位。
调查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但它如同一声警钟，令我们不得不正视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
一位曾经入职综合职位的女员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在同期入职的同事里，我的工作评价原本最高，但一生孩子就落到了最后。”
她只能拼命努力，终于爬回了第一梯队。可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她仍然拼命工作，却搞垮了身体，筋疲力尽，最终只能选择离职。一位负责调查“均等法第一代”的女研究员回忆，有受访者这么对她说：“比男人努力两倍还不够，你必须付出三倍的努力，才能和他们站上同一条起跑线。”
“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还是“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在职场实现自我价值”？长久以来，社会都在向女性传递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令她们摇摆不定。女性自身也难以摆脱“与心爱的人组建家庭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观念。许多职业女性都曾因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务和育儿而深感愧疚，甚至责怪自己对孩子爱得不够。三十多年过去了，职业女性的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原本的社会结构似乎并未被撼动。
[1]日本公司的正式员工一般分为综合职位和一般职位。前者升职空间大，工作压力也较大；后者压力较小，但工资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