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找一份足以支持自己独立生活的工作，所以进了共同社的子公司，隶属外国金融信息服务部门。当时共同社才刚开始正式招收女记者，与我一起入职的三十多名记者中，女记者只有两人。而近年我们新招的记者男女各占一半，有些年份反而女记者更多。
做了四年金融方面的新闻营销后，公司将我派去了伦敦。当年的日本还是全世界吹捧的“经济强国”，日企也纷纷在海外布局。许多人之所以在婚后辞职，就是为了跟着派驻海外的丈夫出国。那时泡沫经济尚未崩溃，伦敦还有不少从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派去的女员工。
企业积极雇佣女员工似乎也有改善形象的用意。那段时间，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整个世界处处洋溢着激情与活力，仿佛在大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氛围。
两年后，我回到日本，被调去采访部门。新的职位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调入的是名古屋分局的经济部，然而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几乎不见女人的身影。从男女平衡的职场转瞬来到典型的男权社会，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记者俱乐部里随时有人抽烟，待上一天，全身就是一股烟味。放在今天，这是无法想象的。
当时也有女记者跟同事结婚生子，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地方分局的女记者怀孕生子是足以传遍公司的新闻。直到最近十几年，有孩子的女记者才渐渐多了起来。
接下来，我又先后在经济部、社会部待了一段时间。二〇〇〇年，日本启动护理保险制度，我加入了负责这方面的采访团队，接触到的都是自己本来就颇感兴趣的议题，诸如照护、医疗、养老、福利、少子化、育儿等。后来，我虽然调去其他部门，却仍在坚持做相关采访。
政府层面的婚恋援助项目也属于我关注的领域，但我的切入点是“官方主办相亲活动是否侵犯个人隐私”。不过，随着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这类质疑的声音被逐渐淹没。社会意识的转变速度之快，着实令人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