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被称为伟大的故事， 都来自伟大的创意， 几乎在所有伟大的故事创意中， 都有一种人性的展现。
好了，现在该是研究生的讲座了。我们已经讨论了1200-2500字的稿件该如何处理，基本上报纸上刊登的特稿作品和许多杂志上的文章都属于这一范围。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过的故事有些已经相当复杂，毕竟要用几千字的长度去表达这么多内容并不容易。但是真正复杂的故事，还需要更多的空间起承转合，来表达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这样的故事显然比典型的新闻特写更加难于操作。
在本章中，我们将只介绍一篇文章。我们将看到一位具有天赋的作者，是如何把一篇长达万字，分上下两部分的文章处理得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这也是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最吸引人的文章之一。这篇故事的主题，并不是一个能够让编辑怦然心跳的题目，它讲的是一位富有的德克萨斯寡妇，获得了一位友好的传教士和一位实业家的帮助，她希望把大部分财产捐赠给一个帮助穷人的基金会。不料她的财产掀起了争夺风波，她的初衷受到阻碍。这个故事的主角中没有什么重量级人物，那位实业家，也不是什么社会名人。而且，这也不是一个有时效性的故事，整个故事要追溯到25年前。
谁会关心这些人？如果没有名人或大款的卷入，财产纠纷对于媒体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况且即便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它难道不该放在历史书中更合适吗？一个搁置了25年的陈年旧事要想登上报纸的版面，最好有一些比这个故事更吸引人的元素。
但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乔治·盖茨肖（George Getschow），从财产纠纷的本质中，从主要角色的性格中，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特点，这些特点告诉他，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故事。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农场和法院、在纽约（New York）、在智利（Chile）、在特拉普教会（Trappist）的教堂中，寻找故事的蛛丝马迹。下面是他最先得到的两个故事：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我行一件事
即使有人详细告诉你们
你们也总不相信。
——《哈巴谷书》（Habakkuk ），《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 ）
圣地亚哥，智利（SANTIAGO，Chile） ——1959年，一位孤单的德克萨斯寡妇，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在一位传教士的陪同下来到这里。传教士让她看到了拉丁美洲那些濒临绝境的穷人。她备受感动，决定帮助这些穷人——这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这个故事充满欺诈、抢劫和无情的贪婪，这个悲惨的故事至今还没有结果。
那些立刻跳出来争夺她的财产的人，动机各不相同，并非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但事实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她善良的本意，最终成了一场牵动了南德克萨斯地方法院和大片牧场，甚至牵动了梵蒂冈（Vatican）的丑闻。有数以百计的人和各种机构卷入了这场丑闻，包括那些生活在教堂里的人。这场丑闻导致牧场与牧场为敌，富人与穷人为敌，神父与神父为敌。参与审理这一案件的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把整个事件称之为德克萨斯州历史上“最有趣的丑闻”。
这个故事的导语是概括性的，因为包括了太多的复杂内容，除了普通的概括，很难有其他方式能把所有事情说清楚。所以，我们只是简单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抢劫和无情的贪婪”的故事，让读者自身的好奇心推动他们继续往下看。这有点接近于吹捧型的导语，而我在前面已经告诫过大家要谨慎使用。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故事，导语中的承诺完全可以在后面得到验证。作者并没有夸大其词。
故事的第二段在继续吸引读者，它告诉读者这个故事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还告诉读者这个故事的矛盾非常复杂——但是请注意，故事的中心问题到底是什么仍然没被揭示。这是故事提出的第一个谜团。
要解开这个谜团，读者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作者首先按顺序介绍了三位故事的中心人物。到这里，我们才刚刚开始理清故事的思路：一个富有女人的最后愿望，如何被一些人搅乱。在一个充满不同的人物、动机和事件的故事中，一开始就抛出太多的内容往往会把读者弄糊涂。所以，作者选择的方法还是按部就班，从头说起，完全依赖导语里留下的悬念来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这位寡妇名叫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Sarita Kenedy East），她有意帮助那些穷人。她在拉帕拉（La Parra）和圣帕布罗（San Pablo）这两个地方拥有总面积超过40万英亩的农场和牧地。在她拥有的财产中，拉帕拉牧场是德州的第二大牧场，更主要的是，这里有石油，比她想象中还要多得多的石油。
1960年1月，刚刚从南美返回，这位被人们称为“萨利塔婶婶”的寡妇就废掉了1948年立下的第一份遗嘱。她本人没有子女，原有的遗嘱把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亲戚和当地的宗教机构，同时她还设立了以她父母名字命名的基金。在新的遗嘱中，她把自己的大部分遗产——包括石油特许权——都留给了这个基金会。在遗嘱的附录中，她说她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帮助美国以外的穷人，而且她还多次告诉他人，她成立基金的主要目的是资助那些拉丁美洲的穷人。她本人是这项基金的唯一受托人。
她在做这些事情时，得到了故事中另外两位主要人物的帮助。其中一位就是克利斯托弗·格雷戈里（Christopher Gregory），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利奥兄弟”（Brother Leo），他是特拉普教会的传教士和筹款人，正是他带领“萨利塔婶婶”去了南美。
为了完成教长布置给他的任务，他没有像其他教徒那样，在教堂里过着幽静、严厉、艰苦的生活。但他并不愿意在外面做筹款人的工作，他只想回到他简单的僧侣生活中。
新的遗嘱和基金会的福利对于他或者他的教会没有一点好处。伊斯特太太是“利奥兄弟”多年的好友，她曾经单独给特拉普教会捐款，其中包括了用于资助南美传教士的100万美元。这笔钱捐给教会的一个条件，就是让“利奥兄弟”帮助她实现她的愿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因为他一心想要帮助她完成心愿，反而受到了来自教会的刁难。
“利奥兄弟”让伊斯特太太认识了实业家J.彼得·格雷斯（J.Peter Grace），后者的律师们给伊斯特太太提供了很多建议。格雷斯先生是天主教最著名的普通信徒之一，马耳他爵士勋章（Knight of Malta） [1] 获得者。他有很多理由帮助她，他担心贫困的拉丁美洲很容易变成像古巴一样的国家，这样不仅让教会遭受损失，也会让格雷斯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受损，就像格雷斯先生自己说的“白白打水漂”。但是后来，他却因为压力而屈服，而“利奥兄弟”则一直坚持到今天。
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于1961年死于癌症，她的基金交给这些朋友掌管。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她帮助穷人的美梦并没有成为现实。
由于在伊斯特太太拥有的圣帕布罗农场发现了巨大的油田，基金会现在的价值已经达到了3亿到5亿美元，而这一发现所产生的巨大价值在伊斯特太太去世时，根本不为人知。在这笔巨大的基金中，只有6500万美元被分配给了德克萨斯当地的宗教和世俗机构。但是没有一分钱花到了拉丁美洲的穷人身上。
事实上，在这6500万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修缮得克萨斯南部的教堂建筑；另一部分被用于资助演出公司、电信中心和电视节目，包括一个耗资10万美元的德克萨斯宣传片；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750万美元，被用于修建一所法律图书馆，图书馆是为了纪念一批法律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石油特许权而发财致富，而这正是他们成功榨取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的财产所得到的奖励。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公众并不知道，因为许多的秘密都发生在遥远的乡村法院和教会的枢密院里，这场关于财产的争夺并没有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争夺者中，有些已经过世；还有一些人，包括彼得·格雷斯，并不愿意说出真相。但是通过对其他健在者的采访，通过翻阅成千上万的法律文献、记录、信函，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争夺遗产的人都认为，仁慈的施舍应该在家里进行——最好从他本人开始。
约翰·马伦（John Mullen），来自德克萨斯州艾利斯市（Alice）的一位律师，代表一位当事人参加了财产争夺。他说：“只要有一桶金子摆在那里，贪婪就会出现。很快，问题就不再是‘萨利塔想怎么做？’而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这一部分和接下来的段落，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讲述事情的细节，只是说“因为他一心想要帮助她完成心愿，反而受到了来自教会的刁难”，以及彼得·格雷斯以后会“因为压力而屈服，而‘利奥兄弟’则一直坚持到今天”。悬念依然在继续，故事也依然在延续，但是读者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两个男人的本质和促使他们行动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中，角色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尽早地开始发展。
在这之后，故事突然跳到了现在。我们通过一个粗略的总结知道了这些钱最终的去向——没有一个是萨利塔希望的地方。请注意作者在这一总结段落最后留下了苦涩的讽刺——萨利塔的一部分遗产用于纪念一些律师，而其中有些人正是通过违背她的意愿发了横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问句响应了读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时也打开了故事的发展阶段。作者已经告诉读者萨里塔的遗愿是什么，然而现在她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在这里作者有意忽略的是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是故事抛出的第二个谜团。然后作者通过一句不完整的总结和一句引语开始引出下面的故事，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在向读者证明这句总结和这句引语的真实性。
德克萨斯vs.纽约
玛利亚诺·加利加（Mariano Garriga）主教是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城（Corpus Christi）的教区负责人，他居住在一栋海边别墅中。在他所主管的这个区域中，大部分都是祖籍英国的浸信会教友和穷苦的西班牙后裔。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自己区域中少数几个富人——信奉天主教的牧场主——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整天琢磨最多的事情，就是如何让这些人手中大块的土地最终变成“遗产”，捐赠给他的教区。
伊斯特太太已经同意把一部分石油特许权捐赠给教会，这将让主教的保险箱中每年多出30万美元的资金收益。尽管如此，主教大人依然对于伊斯特太太身边的那个特拉普教会传教士耿耿于怀。他敦促她不要再见那个传教士了，但遭到了她的拒绝。根据这位主教在一件诉讼案中的证词，当她告诉他，她准备筹建一个基金会，并且想让纽约的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格雷斯先生的好朋友）作为基金会的托管人时，他对此提出了劝告，并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帮助掌管这笔基金。“好吧，让我们研究一下。”伊斯特太太说。
从那以后，伊斯特太太再也没有与主教讨论过慈善捐赠的事情。就在她去世之前，她曾经告诉一位负责为她评估石油财产的地质学家，主教和他的助手曾经来拜访她，但是她把他们“打发回家”了。其他人，包括伊斯特太太在当地的律师杰克·弗洛伊德（Jake Floyd）都曾经打过这笔基金的主意。弗洛伊德先生是附近吉姆维尔斯镇（Jim Wells County）的政治领袖，他是艾利斯国家银行（Alice National Bank）在当地的主管和律师，他同时还是好几个大股东的顾问，伊斯特太太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狡猾是出了名的，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老滑蛇”。
伊斯特太太担心高额的收税会吸干她的财产，杰克·弗洛伊德知道后，趁机警告她说，她的基金会很可能失去免税地位，除非她签署文件把基金会的托管人指定为——他自己和小李·利顿（Lee Lytton，Jr.），当时他的一个盟友。利顿先生是肯尼迪镇（Kennedy County）的法官（伊斯特太太的拉帕拉农场大部分都位于该镇），他同时也是众多受到伊斯特太太照顾，居住在农场里的亲戚之一，他还担任着伊斯特太太私人秘书的角色。
为了掩盖他的单边行动，杰克·弗洛伊德给格雷斯的律师们写了封信，并有意把日期提前，说伊斯特太太很可能将在未来为基金会增加两位托管人，他假装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而事实上他已经从伊斯特太太那里获得了任命他和李·利顿作为托管人的许可。但是，格雷斯的律师们告诉伊斯特太太，她已签署了移交基金会托管权的文件，没有权利再委托别人。于是在伊斯特太太的一再要求下，二人又极不情愿地递交了辞职书。
在写给伊斯特太太的一封信中，利顿法官说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她宁愿听信外面律师的话，而不相信她自己的律师杰克·弗洛伊德。但是他说，自己没有“插手”的意思——在伊斯特太太去世后，他却再也没有坚持这个立场。
伊斯特太太临死前，这位拉帕拉农场的女主人已经感到自己的财产将遭受攻击。一位曾经给她提供咨询的华盛顿税务律师说，她把许多前来看望她的人视作“在一旁观望的秃鹫”。但是她非常相信“利奥兄弟”，并把基金会的未来交到了他的手中。
在起草了新的遗嘱后，她在遗嘱的附录中列出了继承她担任基金会托管人的名单，包括“利奥兄弟”、彼得·格雷斯，后来又加入了另一位和他们观点一致的传教士。但是格雷斯的律师们并不确定基金会的托管权是否能够作为遗嘱的一部分。于是在伊斯特太太去世6周前，一直在纽约医院里陪伴着她的“利奥兄弟”获得了另一份单独的文件。经过适时的公证后，这份文件让他成了伊斯特太太死后基金会的唯一托管人。
1961年2月11日，伊斯特太太去世。“利奥兄弟”立刻指认彼得·格雷斯作为基金会的共同托管人，另一位传教士也很快加入了他们。失望的德克萨斯人嘲笑说，基金会完全落入了“纽约客”的手中。
在伊斯特太太的葬礼上，加利加主教发表的讲话在某些人看来更像是诽谤，而不是赞辞。“我简直不相信我听到的，”牧场主托宾·阿姆斯特朗（Tobin Armstrong）说，“很明显，他觉得‘萨利塔婶婶’把所有财产留在了他无法得到的地方，这是对他的背叛。”
几个星期后，加利加主教就与“利奥兄弟”和彼得·格雷斯见了面。根据格雷斯先生的一份备忘录，主教斥责传教士“未经允许来到他的地盘，还把萨利塔·肯尼迪从他眼皮底下带走了”。他感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很可能会提起诉讼”，除非“利奥兄弟”能够辞去基金会托管人的职位，并委任主教作为他的替代者。“利奥兄弟”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事已至此，僵局已定，这已经发展成德克萨斯和纽约之间的对决。
两个寡妇的故事
伊斯特太太和她的小姑艾莲娜·肯尼迪（Elena Kenedy）都住在拉帕拉牧场里，后者也是一个寡妇。两人的住地相距不到100码，但是她们的关系可没有这么亲近。肯尼迪太太出生在墨西哥东北部城市萨尔提略（Saltillo）的上流社会中，她对于伊斯特太太对牧场的管理很不服气，因为后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牧场。“萨利塔很专横，艾莲娜对此耿耿于怀，”肯尼迪太太的兄弟保罗·苏伊斯（Paul Suess）回忆说。
在伊斯特太太死后，肯尼迪太太成了牧场的老板——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因为牧场的管理权已经作为遗产的一部分落到了基金会手中。1961年4月15日，肯尼迪太太在她位于南德克萨斯的另一所住宅中召开会议，到会的许多人都是此次遗产争夺的失败者：加利加主教、李·利顿、杰克·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人。
他们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伊斯特太太死后，纽约人想把拉帕拉牧场租给罗伯特·科勒伯格（Robert Kleberg），德州第一大牧场“国王牧场”（King Ranch）的所有者。但是，惊恐的肯尼迪太太希望让更可靠的人来掌管牧场，比如她喜欢的侄子——汤姆·伊斯特（Tom East），此人当然也出现在了这次神秘的聚会上。汤姆·伊斯特同样也是科勒伯格家族的一员，他一家人已经从国王牧场分到了五分之一的土地，准备雄心勃勃地打造另一个大牧场；他幻想着有一天能拥有更多的牛群、更广阔的土地，比牧场大王罗伯特叔叔的还要多。他做梦都想得到拉帕拉牧场。
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以及后来的证词和采访记录，伊斯特先生曾向加利加主教高呼：“主教大人，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块牧场给别人呀！”而主教看重的似乎不是农场，而是没有得到伊斯特太太对教会的捐赠。他曾经一拳捶在桌上，对肯尼迪太太说：“你知道她这样做很过分！她太过分了！”
杰克·弗洛伊德和他的主要客户艾利斯国家银行，对于这件事情同样非常焦急。伊斯特太太是该银行的股东和理事，她指定该银行作为自己的遗嘱和基金会的财产的独立执行人，而这笔钱正因为石油特许权而不断升值。但是这些财产现在正由一群外人操控，而且这些人已经开始怀疑银行对这笔财产的管理——22年后，州检察长就在法庭上对这个管理权提出了攻击。
格雷斯的一位律师就曾打过基金会的主意，他想把基金会的现金收入都转换成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杰克·弗洛伊德狂暴地拒绝了他，此事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笔巨款依然有随时被人掠走的可能，这可是南德克萨斯最大的一笔财富。
弗洛伊德先生同样希望自己能够掌管这个基金会。“杰克受到权力欲望的推动。”小帕特里克·霍金（Patrick Horkin Jr.）说，他作为利顿法官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曾经是弗洛伊德合作人的约翰·穆勒（John Mullen）形容弗洛伊德是一个“只追求金钱和权力”的人，一个一心想要当国王的人，他会提前付钱让下属从墨西哥运一车非法移民过来给他投票，以便击败他的对手。
正是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动机，再加上弗洛伊德先生的煽动，那帮在艾莲娜·肯尼迪家中聚会的人决定提起诉讼——阻止牧场被出租，赢得基金会的掌管权。汤姆·伊斯特，那个想要得到拉帕拉牧场的人，愿意负担起诉的费用。李·利顿，伊斯特太太的第二个侄子兼私人秘书，同意担任该诉讼案的名义原告。
利顿法官表示，让德克萨斯人来掌管德克萨斯的财产仅仅是提出起诉的原因之一。“他们（纽约人）想让这笔基金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他说，“但是这个家族认为这笔基金只应该用于德克萨斯。我不过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一件工具而已。”他曾经在作证的时候说，自己不记得他宣誓过的诉讼书有些什么内容了。
请注意前面一部分的副标题（德克萨斯vs.纽约），这个副标题已经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部分之前，我们引用了约翰·穆勒对于贪婪的看法，这时的故事是现在时态的；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故事突然回到了过去，引出了加利加主教。副标题正好在这两个跳跃的信息之间，起到了过渡段落的作用。下一部分的副标题（两个寡妇的故事）同样发挥了这种过渡作用。
正是这样特殊的副标题，暗示了读者故事将发生转折，所以他们在阅读时并不会感到太过意外。通常，作者可以选择一些印刷排版手段来帮助区分不同内容的文章部分，这也是一个写作技巧。加黑的字体、带星的横线或者仅仅简单地加大两个段落之间的行距……这些细小的区分，就像电影里用于区分不同场景的黑场一样，能够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掌握故事内容。如果使用得恰当，这种技巧还能给故事的形式带来变化，而我们知道变化总是能够吸引读者的。
在这一部分，作者通过人物的发展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每次当我们要在故事中引入新的角色时，我们都会暂停故事的前进步伐，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刚刚出场的新人物，以及导致他卷入故事中的原因。这样的介绍很重要。一个有着“老滑蛇”绰号的人，很可能会把一封重要信件的日期提前，就像杰克·弗洛伊德。当我们知道了汤姆·伊斯特希望成为像他叔叔一样著名的牧场大王时，我们就更能理解他的行为。当我们发现李·利顿根本没有阅读他宣誓的材料时，我们更加确信这起诉讼实际上是欺诈行为。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阐释角色和动因的文字不能太多，它们要和故事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堆在一边，而且整个故事必须是在不断发展的。
肯尼迪太太家的聚会结束4天后，该诉讼案被正式提交给艾利斯市基姆维尔斯镇的联邦地方法院。被告包括了基金会的三位托管人，但是主要针对的是“利奥兄弟”。该诉讼称“利奥兄弟”是一个“有强烈个人意愿，并且善于施加影响力的人”，他不恰当地向年迈的伊斯特太太施加影响，“把他自己的意愿灌输给她”。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几乎所有与该遗产有关的诉讼案都把“利奥兄弟”描述成一个恶意摆布他人的魔鬼，他用几乎是催眠的办法，把一个年迈的老妇人弄得鬼迷心窍，整天被威士忌灌得醉醺醺。“利奥兄弟”当然强烈否认这些指责，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次全面而公正的审判。
在利顿诉讼案中，原告指责被告使用阴谋手段，让伊斯特太太决定免除杰克·弗洛伊德和李·利顿作为基金会托管人的资格，在此之前，伊斯特太太本来因为担心税收问题，已经决定让弗洛伊德先生来管理基金会了。该诉讼要求法院收回伊斯特太太的免除决定，任命他们两人为基金会的正式托管人——简而言之，就是要控制伊斯特太太在德克萨斯的财产。
原告同时要求法院下达禁令，禁止纽约人把拉帕拉牧场租借给国王牧场的人，同时禁止他们把基金会的资金用在其他地方。他们胜诉了。纽约人虽然高价聘请了律师，但是战场是在德克萨斯人的管辖之内——吉姆维尔斯镇，本来就是杰克·弗洛伊德的镇子。
“邪恶的同盟”
南德克萨斯向来都是一个窝里斗的地方。所以，当1953年，C.伍德罗·劳克林（C.Woodrow Laughlin）法官第一次出庭时，面对的第一宗案件就是驳回大陪审团对他兄弟的指控，这就不足为奇了。
身为一名被选举出来的法官，而不是一名被任命的法官，他对于像杰克·弗洛伊德这样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此人曾经是他的对手，企图把他从法官的位置上弄下来，但是现在是他的支持者，不仅如此，他还是艾利斯银行的代表。所以，当利顿的诉讼案和申请禁令的请求摆到了他的桌上时——而且也只能摆在他的桌上，因为他是这一地区唯一的联邦法官——他做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正确、在法律上令人怀疑的决定。他没有召开一场听证会，就批准了禁令。
“劳克林永远都是倾向于权力的一边，‘利奥兄弟’没有权力，但是艾利斯银行有权力。如果劳克林希望下一届继续当选的话，他需要的是银行，而不是‘利奥兄弟’”，沃什·斯托姆（Wash Storm）说，他非常了解劳克林法官，他本人当时也在地方法院工作。
帕特里克·霍金（Patrick Horkin）是代表原告提出诉讼和禁令请求的律师，他和劳克林法官的关系非常好。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召开听证会听取另一方的意见，就颁发禁令是不同寻常的。“如果不是杰克·弗洛伊德，我估计我拿不到禁令。”他说。
“利奥兄弟”和格雷斯的律师们相信他们在吉姆维尔斯镇永远都得不到公平的审判（斯托姆法官也承认：“这里不会发生那种情况”）。他们曾经试图把官司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没有成功。第一轮，德克萨斯胜出。
这场诉讼让许多与伊斯特太太相识的人，都感到恶心。在一封写给银行的信中，曾经帮助伊斯特太太评估她的石油财产的地质学家威廉·谢里（William Sherry），把这场诉讼的原告方称为“企图撤销伊斯特太太的遗嘱的邪恶同盟”。对于彼得·格雷斯而言，他担心这场官司公开后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他非常希望向教会证明，有关他和“利奥兄弟”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所以他和传教士向罗马教廷求助，希望罗马方面从中调解，让此事能够私下解决。要想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要沟通的人就是加利加主教。
但是加利加主教和纽约人针锋相对。主教不但坚持要把纽约人赶走，更希望能自己掌管基金会。他虽然与杰克·弗洛伊德（一名浸信会教友）是一伙的，但是他并不希望基金会落到杰克·弗洛伊德手中，因为后者在德克萨斯人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主教担心如果让他来掌管基金会，大部分钱可能不会流向他所主管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教区。
对于这场为了争夺病逝寡妇的遗产而掀起的公开纠纷，对于这场现任主教与一位传教士和一位教会中最著名的普通信徒之间的冲突，罗马教廷方面当然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随着1961年的过去和1962年的到来，随着庭审前的查证程序还在继续，罗马方面开始行动。在远离德克萨斯的地方，罗马、费城、纽约，特拉普教会的教徒们默默地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教会开始施加压力了。
这些努力，将在明天的文章中详细讲述，包括以逐出天主教会威胁“利奥兄弟”，把他送到一个偏僻的修道院中软禁起来以及扭曲是非等等。这些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教会的巨大压力下，彼得·格雷斯退出了这场斗争。他和德克萨斯人砍好价钱，达成协议，结束了诉讼。
这项协议在1962年7月达成，主要内容是从总基金中拨出最多不超过价值1440万美元的石油特许权，在纽约建立分基金，由格雷斯先生以萨利塔·伊斯特的名义代为掌管。而剩下的所有基金统一划分给德克萨斯人，格雷斯先生和他的律师们从所有职位上撤出，德克萨斯人可以自行商定托管人的数量。
“利奥兄弟”愤然辞职，他甚至不愿对这种违背伊斯特太太意愿的协议表示含蓄的认同。其他几位当时身为托管人的成员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包括伊斯特太太最好的朋友亨里埃塔·阿姆斯特朗（Henrietta Armstrong）。
杰克·弗洛伊德任命了新的5人托管委员会，但这5个人中，只有3人有决定投票权，杰克·弗洛伊德是这个3人组的负责人，他们被称作“艾利斯银行小组”，因为他们每个人，包括艾莲娜·肯尼迪，都是银行的董事。加利加主教虽然有托管权，但是被排挤在这3人组之外，他只分到了一半的面包。（几个月之后，主教自己又向法庭上诉，要求获得完全的托管权，但是没能得逞。）
然后事情并没有平息，这项协议达成后没过几天，又有一群新的野心家冲着伊斯特太太的财产奔来，把财产官司又打到了德克萨斯州萨利塔镇的遗嘱检验法院。这群人就是所谓的“墨西哥后裔”，这群人的队伍很快得到了壮大，加入其中的都是那些因为伊斯特太太修改遗嘱而蒙受损失的人。他们的指控不仅威胁到了基金会，也让有关利顿案的终审判决延迟了将近20年。
伊斯特太太是米夫林·肯尼迪（Miflin Kenedy）上尉的最有一个直系后裔，米夫林·肯尼迪是国王牧场的共同创建人之一，后来他把自己所有的土地从国王牧场分割出来，建立了拉帕拉牧场。所谓的“墨西哥后裔”——大约有150人——是肯尼迪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一个墨西哥女人的后代，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被列入伊斯特太太的新遗嘱。他们同样运用杰克·弗洛伊德对付“利奥兄弟”的办法，指责有人对伊斯特太太施加了“不当影响”，要求废弃新的遗嘱——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第一个遗嘱也不要了。如果真是那样，伊斯特太太的财产就将全部被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瓜分。
一些伊斯特太太的亲属也加入了“墨西哥后裔”的队伍，主要是“特科特人”（Turcottes）。他们已经分到了土地，但是还希望得到矿产开采权。德克萨斯献主会也加入了这场纠纷。在两个遗嘱中，伊斯特太太都把自己牧场的别墅留给了献主会作为教堂，同时还把别墅周围一万英亩的土地也赠给了他们。但是在1960年制定的第二份遗嘱中，献主会的地下采矿权份额从90%降到了10%，这令他们大为光火。于是他们也决定用同样的理由——“不当影响”，要求法院恢复第一份遗嘱的有效性。（他们最终通过减少部分土地，换得了原来一万英亩土地采矿权份额的25%，而“特科特人”的进一步要求则没有实现。）
这些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把基金会的托管人推到了一个有趣的法律位置上。在利顿案中，他们对于“利奥兄弟”提出了有根有据的指控，结果这些指控到头来成了“墨西哥后裔”和其他人用于推翻第二份遗嘱的证据，而第二份遗嘱正是基金会唯一的资金来源。所以，托管委员会不得不更改原来宣誓过的指控内容，新的起诉状里没有原来他们宣誓过的指控。“一个有意思的法律现象。”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律师这样说。
1964年，后裔们的诉讼还在继续，而利顿案双方在原则上达成的协议终于变成了法律判决。可惜杰克·弗洛伊德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他的法律合作人肯尼斯·奥登（Kenneth Oden）取代了他的地位。“利奥兄弟”当时依然在加拿大一所偏远的修道院里过着被人监视的生活，他被禁止出席法庭的宣判。但是他还是差一点就阻止了法庭的判决。
因为审理这个案件需要传教士提供委托书，让指定的律师代替他处理案件。但是“利奥兄弟”撤销了最初的辞职决定，让德克萨斯人和他曾经的盟友彼得·格雷斯所达成的协议无法实现，而且不管教堂给他施加多大的压力，他都拒绝授予委托书。
最后，教堂只能代替他提供委托书。在他根本没有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修道院的主持给格雷斯的律师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根据他与传教士达成的某种“理解”，他，作为修道院的主持，被允许以“利奥兄弟”的名义批准该协议。乐意合作的劳克林法官把这份既没有署名、又没有公证过的文件作为有效的委托书，批准格雷斯的律师们把“利奥兄弟”从基金会中除名。法官然后光明正大地把基金会的掌管权转交到了德克萨斯人手中。
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地方法官雨果·塔奇（Hugo Touchy）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把一份由神职人员发送的电报视为另一个人的委托书。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也是不合适的。”
新成立的托管委员会决定只对德克萨斯本地的机构进行捐赠。萨利塔·伊斯特的梦想似乎已经破灭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有关伊斯特太太的遗嘱诉讼没有结束，这项判决就无法被执行，基金会就不能支付它的捐款。作为伊斯特太太的遗嘱执行者，银行终于在1971年花费1000万美元解决了与“墨西哥后裔”有关石油特许权的纠纷。随着后来油价的突然上涨，以及相关牧场里不断发现的石油储备，这笔钱真是花得值得。一些接受石油特许权作为酬金的律师，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但是其他一些纠纷一直拖到了80年代，这导致基金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遗产纠纷的许多主要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其中包括了汤姆·伊斯特，他一心想掌管拉帕拉牧场，还有加利加主教，到死也没有从基金中分到一分钱。主教死后，他的教区和他在基金会中的职位被托马斯·德鲁里（Thomas Drury）主教取代。在成为基金会托管委员会的一员后，德鲁里主教又亲自对1960年的第二份遗嘱提出质疑，因为第一份遗嘱给予教区的利益更大。最后，他的努力得到了有利的回报——除了一小部分土地外，他还得到了拉帕拉牧场所有土地下面15%的储藏矿产开产权。而他的继承者，比他更厉害。
作者在这一部分的开头说“利奥兄弟”从来没有接受一场真正指控他的审判，由这句话引出了后面一系列的人物发展和故事进展。这句话不仅仅意味着这个故事里有很大的不公正，同时也让读者非常好奇，想知道为什么，从而引出了后面有关南德克萨斯法律公正问题的一系列材料。
在讲述审判公正性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听取专家的意见，说明对利顿案的处理至少是不符合常规的。作者不能够要求读者们对于某个州的法律系统了如指掌，所以他在说明这样的问题时，最好用观点来表述，而且必须是来自可信度很高的信息源的观点。
注意作者在描述彼得·格雷斯的变心时使用的表达方式。他不是“经过再三考虑后才和曾经的对头达成协议”，而是“和德克萨斯人砍好价钱，达成协议，结束诉讼”。作者没有使用前面那种正规的语言表达，而是选择了一种直接明了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上的变化是读者喜欢的。
两个段落后，作者提到了“艾利斯银行小组”。在整篇文章中，作者一直在试图给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分类，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立场。我们看到了纽约人与德克萨斯人的对立，现在又有了德克萨斯人内部的一个小集团“艾利斯银行小组”。在这之后，作者又给我们介绍了“墨西哥后裔”。在一个充满了各种不同人物的故事中，这种分类的方法有助于读者形象地记忆这些人物，各类人物不同的名称就像商标一样，提醒着读者他们不同的动机。
在这一部分快结束的时候，作者成功兑现了一个早期的诺言。因为在故事开始不久，我们曾说伊斯特太太的一部分遗产被用于纪念一群律师，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是阻止伊斯特太太的遗愿变成现实的人。前面的表达是给读者的允诺，暗示着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了解到这些律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一部分最后的段落就兑现了这个诺言。
主教的交易
勒内·格雷西达（Rene Gracida）主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手里拿着一根台球杆改造的权杖。1983年，他被指定为科珀斯克里斯蒂城的新任主教，刚一上台，就开始内部大清理。他把大部分平衡法院的人员和下属分教区主教都更换了，新当选的人基本上都是他从塔拉哈西（Tallahassee，佛罗里达州首府）亲手挑选的自家人。他本人就来自塔拉哈西。他想让献主会把他们从伊斯特太太的遗产里继承的拉帕拉牧场别墅捐献出来，包括别墅周围1000英亩的土地。但是这一要求被献主会拒绝了。
“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不符合主教身份的。”牧师戴维·托纳利（David Tonary）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教区。在他看来，格雷西达主教“胆子可不小”。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一些他的前任都没得到的东西——对基金会的控制，当他接手教会在基金会的托管者席位时，基金会正面临着一大堆的法律纠纷。
几乎就在格雷西达主教到任的同时，德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在萨利塔市的肯尼迪镇地方法庭起诉艾利斯国家银行，要求了解有关伊斯特太太遗产处理的详细情况。司法部长对于遗产处理的现状非常不满意。在1984年初，司法部长再次提出起诉，这一次是为一些没有详细说明的损失，金额高达4000万美元。诉讼没有选择在常理之中的吉姆维尔斯镇进行，因为怀疑该镇的司法公正性，司法部长通过了一项特殊法令，允许诉讼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Austin）的德州联邦地方法院进行。
诉讼指责银行通过挪用伊斯特太太的基金来为自己牟利。这些指控包括：银行把将近100万美元的基金作为活期存款，但却没有支付利息；银行要求基金会支付7.5万美元的委托管理费用，而这是“不符合常规的”；银行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出售了伊斯特太太的牲畜，同时把牧场租给了汤姆·伊斯特，银行董事和基金会托管人肯尼斯·奥登的委托人之一；另外，牲畜价值评估人员与“奥登先生有私人关系”。司法部长要求剥夺奥登先生托管人的资格。
诉讼于1984年2月8日正式提交，奥登先生后来选择辞职，以便免予起诉（但是银行方面否认有过失）。此案原定于2月13日开庭，正好是当年基金会托管人密谋开会的日子。
2月10日，格雷西达主教驱车70英里来到艾莲娜·肯尼迪的家中。后者已经95岁高龄，而且病入膏肓。格雷西达主教此行的目的是为获得艾莲娜·肯尼迪的委托代理权，原因谁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因为托管委员会的成员会议总是在这里召开。当他从她家出来时，他不仅得到了代理权，还有更多——她辞去托管人职位和主席职位的辞职信。
从来不接受采访的主教，告诉一家当地报纸，肯尼迪太太是自愿签署这些文件的。但是肯尼迪太太的兄弟，保罗·苏斯（Paul Suess）说，她签字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辞职文件上，艾莲娜·肯尼迪的签名非常潦草，从左下方到右上方倾斜着。
此后，肯尼迪太太立即亲笔写信给主教和其他托管人，宣布取消原定在她家举行的委员会主席委任会议，并要求其他人都不得召集会议，除非肯尼斯·奥登能够到场。主教对于肯尼迪太太的要求置之不理。由于奥登先生正在奥斯汀准备出庭，而另一位托管人利顿先生也在奥斯汀，所以能够出席委任会议的托管人，就只剩下了主教自己。
被禁止进入艾莲娜·肯尼迪的家，他只好在门廊里自行召开了这场“会议”。他任命自己为基金会的主席，任命一位修女取代肯尼迪太太的位置，并把剩余的两个托管人位置授予了两个亲信。这样，他就完全控制了基金会。他还立即通过决定，任命肯尼迪太太为终生名誉主席。两个星期后，司法部长派来调查人员询问肯尼迪太太有关“辞职”的事情——却发现她已经去世，逝世的日期就是宣布她正式辞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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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格雷西达主教经常出现在一个名叫“湾区海岸天主教时间”（The Gulf Coast Catholic Hour）的电视节目中，谈论尼加拉瓜问题和选民登记问题。该节目是由新建的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中心制作的，在许多地方和有线电视台中播出。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中心是一个价值110万美元的综合企业，是用主教大人长期努力争取来的一部分基金建立的。他同样加入了司法部长的诉讼案，要求艾利斯银行赔偿损失。
“利奥兄弟”已经70岁了。他目前在新奥尔良（New Orleans），他在那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要求对伊斯特太太遗产的去向举行听证。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努力了。25年来，他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在分散于各地的特拉普修道院里，他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在许多传教士看来，他的故事已经成了一种传奇，传遍了教会的上上下下。
在伊斯特太太死后，拉丁美洲贫穷、破旧的乡村里又出现了新一代的穷人。在墨西哥的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calientes），伊斯特太太曾经帮助多明戈·穆尼奥斯（Domingo Munoz）神父开办了一家毛毯编织厂，好让附近没有工作的村民能够有一个谋生的饭碗。但是现在已经75岁的穆尼奥斯神父说，基金会的管理者根本无视他的多次请求，他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让这个工厂继续运作下去了。
在圣地亚哥附近，伊斯特太太曾经出资修建了一所占地4000英亩的特拉普修道院。现在，修道院里的传教士们正准备拍卖这所修道院，用拍卖得到的资金来为穷人修建住房。理查德·甘斯（Richard Gans）曾经是那里的传教士，他说：“修道院对于我们是上天的馈赠，现在我们不过是把它送还给那些最初打动伊斯特太太的人的手中——那些穷人，那些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穷人。”
通过提到格雷西达主教，故事把读者的思绪从过去拉回到接近现在的时间点上。主教的特征没有直接点明，而是通过暗示的手法描述的。我们没有说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但是他手拿权杖的样子、清洗教区的行动，还有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牧师的评语，都用一种更加有趣、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勾画出了主教的形象，这比直接的陈述要精彩得多。
这一部分的最后4段，在排版时用圆点和前面的段落间隔开，让这4段单独构成一个类似收场的部分。这4段的描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融入任何作者的感受，没有华而不实的点缀——而这正是这段文字的力量所在。完全客观的事实陈述，让这些段落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力量，而这样一种情感正是基于读者对前面故事的了解。如果这里再添油加醋，只会破坏这种感觉。
结尾段落是对故事开头的呼应。我们又回到了圣地亚哥的穷人中间，这正是故事开始的地方。甘斯神父的话提醒着我们，原本良好的动机却产生如此丑陋的结果，而这个良好动机是导致整个故事发生的原因。而且我们可以感到，特拉普修道院的传教士们在智利做的事情，很可能是唯一符合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的初衷的事情。
第一篇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发生在德克萨斯的遗产争夺，许多神职人员周旋其中。但是在这场争端发生的同时，还有一场冲突也在发生，这是罗马天主教教廷内部的冲突。故事的作者盖茨肖聪明地选择了用另一篇文章来讲述发生在教廷内部的冲突。这是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不甚了解的世界。在第一篇故事中，“利奥兄弟”是贯穿始终的主要角色，在第二篇故事中，他同样是所有事件的关键人物。在下面的故事中，他的形象是一个恪守原则、性格坚韧、甚至顽固的人。
这次，我不会再打断故事，插入评语，我把所有评论放到故事结束以后。
尊敬的神父，我保证一生崇善，直至死亡。
——选自《 特拉普信徒的神圣誓词 》（the Solemn Trappist Vow ）
斯宾塞，马萨诸塞（SPENCER，Mass.） ——在圣约瑟圣女修道院（Abbey of Our Lady of St.Joseph）巨大的花岗岩石墙里面，正进行着一场有这座修道院的年龄一半古老的仪式。仪式是不定期的，完成这项仪式后，那些被证实有价值的人就开始了一种远离奢华的生活，他们受到最严格的戒律管理，他们的生活充满牺牲和祈祷——他们是天主教西多教会（Cistercian Order）的苦行僧，一般人称他们为“特拉普教派”。
这是“利奥兄弟”所属的教派，而这座修道院很多年来一直都是他的家，也是他的母院 [2] 。他曾经用筹集到的善款修缮这里，并在其他地方修建附属修道院。但是对于现在那些掌管修道院的人来说，他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他已经和自己的教派分开20年了，依靠那些依然对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心怀敬仰的人救济生活，他一个人居住在阿根廷的一间山顶小屋里。
所有的局面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利奥兄弟”完全严格地遵守着他的“信徒誓言”，但是急于避免丑闻的教会，无情地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只需要部分遵守他的誓言就可以了。一生崇善，对呀，“利奥兄弟”说。但是如果你被要求的行为，不是什么善事，如果良知——在他看来就是“上帝对我们内心说的话”——要求我们违背我们收到的指令呢？
“利奥兄弟”的选择，让他不得不与修道院和整个教会中最有权势的人为敌，包括教会派往美国的宗座代表 [3] 、费城的大教主、斯宾塞修道院及其主管。为了让这个顽固不化的传教士放弃他的意愿，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服、利诱、威逼等等，他们甚至威胁要把“利奥兄弟”以及为他辩护的第一位律师，还有其他参与此案的天主教徒逐出教会。
实业家彼得·格雷斯后来迫于压力屈服于教会，但是“利奥兄弟”没有。在所有的手段都失败了后，教会的权势们选择了最直接、最实用的办法。他们给德克萨斯的一家地方法院送去了一份完全违背“利奥兄弟”意愿和伊斯特太太遗愿的文件，并伪称与“利奥兄弟”达成了共识。当“利奥兄弟”知道真相，准备向法庭抗议时，他们没有举行教会法规规定的教会审讯，就把“利奥兄弟”驱逐出了德克萨斯。
“利奥兄弟”依然没有放弃，他仍然在斗争，希望看到伊斯特太太的遗产最终能够用到那些她所希望的地方——拉丁美洲的穷人身上。为了这个目标，他多次走上法庭，但是却连一次微小的胜利也没得到。像他这种攻击教会权威的诉讼，在世俗的法庭上很少出现。教会曾向他表示，只要他放弃诉讼，接受有关伊斯特太太遗产的处理，他就可以重返教会。但是他没有接受。为什么呢？
空虚的生命
1938年，一个名叫克利斯托弗·格雷戈尔的年轻人来到罗得岛州（Rhode Island）的一家特拉普修道院静修。这个22岁的英俊小伙儿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奥本市（Auburn），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投身神职工作的人。他的父亲是著名的西部小说作家，他曾经在法国的一所高级寄宿学校就读，后来上了大学，过着上等人的生活。
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空虚。“我在游荡，”“利奥兄弟”回忆说，“我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而感到羞耻。修道院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许多生命的意义。我被这种生活深深打动了。”克利斯托弗·格雷戈尔的静修始终没有结束。在修道院住了5年后，他以“信徒誓言”发誓，成为一名传教士。
那时的特拉普传教士已经适度放松了他们的修行，但那时他们的严格依然让人恐惧。传教士只能在得到修道院院长或者副院长的许可后，才能开口说话。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一件斗篷、一双鞋、和一套用麻布做成的内衣。他们完全靠没有肉的清汤、面包和水来维持生命。每周五，他们要用细细的鞭子抽打自己——这叫做“苦鞭”——用来提醒自己罪恶的本性。
他们的生活受到圣本笃会规（the Holy Ruleof St.Benedict） [4] 的约束，以及根据该会规衍生出来的200多条规定的制约，这些规定是为了让修行者获得“外界的尊敬和谦虚适度的风度”。一个传教士如果违背了规定，哪怕是非常小的违规行为——比如，吃饭的时候眼睛斜视——都必须在检讨会（Chapter of Faults）上公开承认，并要求修道院院长的严惩和其他同伴的原谅。特拉普传教士修行的目的是让心像钢铁一样坚强，他们做到了。
但是，他们找不到更多的修行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新加入教会的有志者劝说“利奥兄弟”所在修道院的院长埃德蒙·富特尔神父（Edmund Futterer），去做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派一名传教士去向社会筹款，以便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建立新的修道院。神父挑选了并不情愿的“利奥兄弟”，后者只能放下他那作鞋匠的工具箱，走出修道院，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尽管不必受到教会的严格教规监视，他依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住在廉价的旅店里，一个人在屋里吃罐头食品。路易斯·夏因（Louis Shine）是当时在修道院里负责管理财务的传教士，有时会和“利奥兄弟”一起出去视察那些正在修建的修道院。他自己说：“我讨厌和‘利奥兄弟’出去，他总是住在最糟糕的地方，最后我终于忍不住要求埃德蒙神父让我一个人出去。”
“利奥兄弟”为特拉普的传教士们筹集了800万美元的捐款。让埃德蒙神父高兴地把他当儿子看待，还亲口称赞他为“狮子利奥”，一位发现猎物就从不放手的猎人。
年轻有为的传教士和许多富有的天主教信徒建立了关系，但是和他关系最好的是彼得·格雷斯。格雷斯先生捐赠了40万美元，用于在斯宾塞修建一所新的母院，让埃德蒙神父和其他传教士搬过去。传教士把彼得·格雷斯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所以当萨利塔·肯尼迪·伊斯特决定建立基金会时，“利奥兄弟”推荐格雷斯来帮忙。
“利奥兄弟”第一次见到伊斯特太太是在1948年，但是直到10年后，他才真正开始与她相处。伊斯特太太只比“利奥兄弟”的母亲洛特斯（Lotus）大两岁，后者把一生的经历和财产都用于帮助穷困的墨西哥移民，这对她的儿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位女人后来见了面，并且成为朋友。“利奥兄弟”在给这两位女人写信时，都会在称谓前面加上“carissima”（意大利语，最亲爱的）。不料后来这个称呼竟然成了攻击他的证据。
伊斯特太太成了特拉普教会的捐赠人，而且越来越信赖“利奥兄弟”。“萨利塔是位了不起的女人，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女性之一，”他说，“她感到自己担负了上帝赋予的责任去帮助那些穷人——真正的穷人，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她非常信任我，让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了。”
身为寡妇的伊斯特太太独自一人居住在德克萨斯州拉帕拉牧场一栋拥有30间屋子的别墅中。虽然她喜欢喝点儿酒，但是对于那些不断前往她的住所，打她财产主意的野心家们还是非常警惕。“他们都想分一杯羹。”玛丽亚·朗格丽亚（Maria Langoria）说，她的丈夫曾经是伊斯特太太的厨师。传教士把伊斯特太太从孤独的生活中带走，带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地的修道院去旅游，其中一些修道院就是她自己出资修建的。他们通常是和一群人一起出去旅游，大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这些事情，还有伊斯特太太喝酒的账单记录，后面都会派上用场。
后来，伊斯特太太向“利奥兄弟”的主管埃德蒙神父临时借用“利奥兄弟”，希望他来帮忙组建基金会。她知道这样的请求是非同寻常的，作为回报，她答应支付特拉普教会在南美发展的开销。埃德蒙神父签署文件同意了伊斯特太太的请求。“利奥兄弟”在获得了教会主管的许可后，加入了一项民间活动，但他把这项工作视作与伊斯特太太的“神圣的约定”。当伊斯特太太于1961年2月11日病逝时，他开始了长达25年的辩护，历经磨难。
烫手的山药
大教主埃吉迪奥·瓦格诺齐（Egidio Vagnozzi）是罗马教廷在美国的宗座代表，也是在这个棘手的财产诉讼中所涉及的最高级别宗教人士。伊斯特太太刚刚去世两个月，由她的律师率领的德克萨斯集团，为了获得基金会的托管权，已经向法庭提出了起诉，原告是伊斯特太太的亲戚及私人助理李·利顿。宗座代表原想尽早把利顿案给打发了，因为这起诉讼让教会的处境非常尴尬。
在德克萨斯人中，有一个名叫玛利亚诺·加利加的主教，他是伊斯特太太所属教区的主教，他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基金会，但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现在，他和其他人一起，把美国天主教里最著名的天主教信徒之一告上了法庭，后者曾经获得教廷颁发的马耳他爵士勋章。和他一起成为被告的，还有一位传教士。这样的情况对于教会的声誉来说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在原告的指控中，他们声称传教士有意勾引一位病弱的老妇人，让她听他摆布，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交给他来控制。喜欢自作主张、无视权威的加利加主教，正在收集编撰有关传教士勾引寡妇的证据。这些一旦被法庭宣布，对于教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另一方面，格雷斯先生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他非常希望教会能够从中调解，解决这场冲突。他还被告知，在民事诉讼中卷入教会成员是违背教会法规的。于是他前往梵蒂冈，去请求教会的高层帮忙——他总共去了22次——梵蒂冈让他到华盛顿去找宗座代表瓦格诺齐。
根据格雷斯先生写下的一份备忘录，大教主在听了他的请求后，马上手写了一份解决方案，决定让加利加主教获得托管委员会5个席位中的两席，剩下的3个席位还是属于格雷斯先生、“利奥兄弟”和另一位牧师，由他们共同管理基金会。这一方案得到了教会高层的许可。
但是那份备忘录后来又说，大主教改变了主意，要让加利加主教控制委员会，把“利奥兄弟”赶出基金会。在一次会议上，大教主对格雷斯先生说，“利奥兄弟”和伊斯特太太可能有“罪恶的不洁关系”。这一说法让格雷斯先生非常惊讶，他提醒大教主伊斯特太太死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但是根据格雷斯先生的记录，大教主“立刻就老年妇女的爱好和取向问题给他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格雷斯方面还是不能同意大教主的判断。在他写给他在纽约的朋友，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的备忘录中，格雷斯先生说大教主“威胁要将我驱逐出教会，尽管他的语气是友善的，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将关照教廷，下令让‘利奥兄弟’辞职”。
大教主格瓦诺齐显然是看到了加利加主教撰写的有关“利奥兄弟”和伊斯特太太不轨行为的证据。根据主教的律师帕特里克·霍金所说，这份文件被主教亲自送到了罗马，呈献给了教皇约翰23世（Pope John XXIII）。这份文件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据说里面讲述了“利奥兄弟”和伊斯特太太有酒后放纵的行为，曾经多次同住在一家旅馆（但没有提到他们是和其他朋友一起），还强调了伊斯特太太酗酒的问题。
在认识伊斯特太太和“利奥兄弟”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于此份文件中暗示的事实表示过认可。朋友们都说，如果“利奥兄弟”对伊斯特太太真的有什么影响，那就是“他让她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牧场主托宾·阿姆斯特朗说：“是他的出现，才让她从酒精的生活中走出来。”
大教主瓦格诺齐又把德克萨斯人对于“利奥兄弟”和格雷斯先生的不恰当指控带到了修会圣部（Sacred Congregation of Religious） [5] 上，这是天主教教廷权力最高的机构之一，负责监控所有教会和团体的行为。在那里，加布里埃尔·索泰斯（Gabriel Sortais）神父，整个特拉普教会的总院长，站出来说话了。
加布里埃尔神父认识“利奥兄弟”，而且在伊斯特太太去世一个月之前，刚刚拜访过她。他见到的伊斯特太太，并非像指控中所说，是一个依靠酒精麻醉减轻痛苦，已经神志不清的老妇人。正相反，伊斯特太太用法语与他进行交谈，多次强调了她筹建基金会的愿望，并向神父说明了传教士在基金会中的作用。她看上去非常清醒。
在前往修会圣部之前，加布里埃尔神父就对这些指控和有利于德克萨斯人的解决方案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他把这些称作“是有违公正的，是对伊斯特太太遗愿的擅自修改”。他说，他的良知让他无法同流合污。他还警告说，把伊斯特太太指定的“利奥兄弟”赶出托管委员会，就意味着教会认同了这些指控。在这件事情上的任何妥协，都会违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彼得·格雷斯被告知这些指控将不会被追查下去。但是加布里埃尔神父不久就去世了。指控却没有被撤销。
“良心感化”
埃德蒙·富特尔神父，斯宾塞母院年迈的修道院院长，已经奄奄一息。“利奥兄弟”说他和埃德蒙神父的关系比父子还要亲。埃德蒙神父对于这个年轻传教士的固执和他坚持的原则非常清楚。
埃德蒙神父有一个缺点：他喜欢豪华的欧式建筑。“利奥兄弟”回忆说，有一次，在他结束了筹资的巡回旅行，回到修道院后，他发现这里正在修建一座豪华的宾馆。他认为这完全是对善款的浪费，他告诉院长，他不会再为修建这样的建筑出去筹集善款。
加布里埃尔神父，特拉普教会的总院长，当时正在斯宾塞参观，他非常支持“利奥兄弟”。修建工程被叫停。埃德蒙神父对于“利奥兄弟”违背自己的意愿感到非常生气，他好几个月都没有和“利奥兄弟”说话——传教士说，这是他在修道院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当埃德蒙神父的健康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后，“利奥兄弟”对他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告诉神父如果他想修建那座宾馆，他不会反对。
1961年8月，埃德蒙神父最终从修道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接替他的是托马斯·基廷神父（Thomas Keating）。托马斯神父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事律师，而碰巧的是，他父亲的客户中就有彼得·格雷斯，他父亲同时还是格雷斯控股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教会正是通过托马斯神父给“利奥兄弟”施加强大压力的。
到了1961年的秋天，大教主瓦格诺齐有关利顿案的解决方案眼看就变成了空谈。有一次，“利奥兄弟”与彼得·格雷斯在巴黎吃饭，“利奥兄弟”告诉格雷斯先生“他认为大教主的解决方案没有一点好结果，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但是格雷斯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依然希望有一个教会从中调解的方案——“利奥兄弟”相信，实业家非常明白他的观点，并对他深表同情。
他们友善地分手，至少“利奥兄弟”是这样记得的（格雷斯先生在一次采访中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还是朋友，彼得·格雷斯给自己的一个儿子起名为“利奥兄弟”，他和他妻子还允许传教士的母亲居住在他们在斯宾塞的一所公寓里。
但是当“利奥兄弟”回到斯宾塞时，他回忆说自己的新主管托马斯神父“气呼呼地对我说，我的行为将毁了整个斯宾塞”。
修道院院长得到了一份长达78页的备忘录，是由格雷斯先生口述的。这份备忘录声称，帕特里克·霍金、李·利顿和加利加主教在德克萨斯州的律师，正在威胁要提出另一宗有关不当影响的诉讼案——这宗诉讼要求收回伊斯特太太生前捐给传教士的所有善款（这份备忘录后来成了原利顿案的修正材料）。斯宾塞的母院早就把“利奥兄弟”从伊斯特太太那里筹集到的善款用于修建新的修道院了。
格雷斯先生在备忘录里说，这一新的发展让他更加希望能够早日与德克萨斯人达成妥协方案。他清楚地说，如果“利奥兄弟”不能自愿离开，那么他的主管应该想办法让他离开。在这个时候，对于“利奥兄弟”的指控是否属实已经不重要，教会和修会都受到了德克萨斯人的威胁，这就足够麻烦的了。
托马斯神父命令正在准备自己通过法律手段来阻止德克萨斯人的“利奥兄弟”，从这场冲突中“脱离”出来。传教士感到自己的朋友背叛了他，但是他依然牢记着自己对伊斯特太太的承诺，所以他拒绝了托马斯神父的命令。现在，他说格雷斯先生“根本没有勇气当着别人的面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被他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
他的主管，托马斯神父认为“利奥兄弟”的良知“出了问题”，命令他断绝与斯宾塞修道院以外所有人的联系，并让一位修道院里的心理医生给他进行治疗。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62年初，“利奥兄弟”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进行所谓的“良心感化”修行，包括反复背诵他的“信徒誓言”。“我重申了我的‘崇善誓言’，”“利奥兄弟”说，“但是托马斯神父和拉斐尔神父（Father Raphael，修道院的心理医生）说我被傲慢蒙蔽了眼睛，正面临失去我的宗教天职的危险。”
一位在斯宾塞讲学的精神神学家多米尼克·休斯神父（Rev.Dominic Hughes）想见一见“利奥兄弟”，托马斯神父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休斯神父没有帮助院长完成他的心愿。他告诉“利奥兄弟”，他不仅有反抗的权利，而且也肩负着“神圣的职责”去斗争到底。传教士始终没有被感化——他即将面临最艰难的挑战。
总主教插手
来自费城教省 [6] 的总主教约翰·克罗尔（John Krol）是教会里最好的教会法学家（canonl awyer），他是当时美国教会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后来戴上了红衣主教的帽子）。由于担心利顿案还会继续拖下去，罗马教廷于1962年2月派他去负责与德克萨斯人谈判，尽早达成协议。教廷同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处理涉及本案的教会成员，包括将其驱逐出教会的权力。
几年前，克罗尔总主教就曾经会见过代表德克萨斯人的加利加主教。按照主教的律师帕特里克·霍金的说法，他们还成了朋友。霍金先生本人就有总主教的私人电话，他还说自己有时会住在总主教在费城的别墅中，并曾经多次给他打电话商量此案。
根据格雷斯先生写下的一些备忘录，总主教在达成最后协议的时候，只听取了德克萨斯人一方的意见（这一点，总主教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多次否认），就要求把基金会的控制权交给德克萨斯人。格雷斯方面也只好屈服这一协议。
根据这份于1962年7月达成的原则协议书，格雷斯方面得到了原有基金的五分之一，用于建立独立的纽约基金会，并由彼得·格雷斯负责管理。实际上，格雷斯获得的金额并没有多少，因为这五分之一的基金全部都是以石油特许权的形式转让的，协议书规定，纽约基金会通过石油特许权获取的最高金额限度是1440万美元，超过该限度，特许权就将被收回。
伊斯特太太原有的基金会，将完全由德克萨斯人管理，他们得到了剩下的所有财产，而且在石油特许权的获利上没有限制。现在他们的资产已经达到了3亿到5亿美元。（格雷斯先生新建的基金会，名为“萨利塔·伊斯特基金”。该基金会曾经提供了多笔捐款，一部分给了特拉普教会，但是用在拉丁美洲穷人身上的钱则几乎为零。）
对这种行为强烈不满的“利奥兄弟”决定从原有的基金会中退出，但是后来，为了阻止正式协议的生效，他撤回了自己的决定。1963年，他被送往智利圣地亚哥的拉德赫萨修道院（La Dehesa），这是斯宾塞修道院的一所附属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正是当年伊斯特太太出资修建的。但是没过多久，克罗尔总主教就要找他了。
由于利顿案双方私下达成的原则协议书必须经过法庭裁决，为了让协议生效，就必须得到“利奥兄弟”在协议上的签名，同时需要他宣布不再担任托管人的辞职书。克罗尔总主教于是写信给“利奥兄弟”，希望他凭借“良知”，在最终的处理文件上签字，因为这样“基金会的资金就能够被用于所有的教会，包括德克萨斯的教会”。
这封信于1963年9月，被一位传教士亲自送到了“利奥兄弟”手中。这位传教士敦促“利奥兄弟”不准通读文件，必须赶快签字，并声称这是“克罗尔总主教的命令”。“利奥兄弟”说服送信人，让他检查了文件的内容——发现萨利塔遗产的绝大部分都被留在了德克萨斯。
于是他一边拖延住送信人，一边匆忙向阿尔顿奈特·莱昂神父（Aldunate Lyon）寻求建议，后者是智利耶稣会（Jesuit Order）的负责人。莱昂神父告诉“利奥兄弟”，他可以签署这份文件，但是不要把文件送还给克罗尔总主教，而是把文件直接送给教皇。他同时敦促说，必须在文件上附信说明，“利奥兄弟”的签名只有在教皇约翰23世答应对违背伊斯特太太遗愿的事情负责后，才能生效。“利奥兄弟”按照这一建议做了，并让另一位信使把文件送给了曼纽尔·拉雷恩（Manuel Larrain）主教，此人是南美洲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人士，当时正在罗马。
在另一边，当克罗尔总主教得知他的信使让文件落入他人之手后，气得暴跳如雷。“深度震惊，”他给“利奥兄弟”发电报说：“立刻电报告知文件以何种方式送与何人。”当“利奥兄弟”回电报说，他已经把文件送给了“圣父”时，总主教连夜赶往罗马，及时阻止了这个重要的包裹。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根据彼得·格雷斯的信件和“利奥兄弟”后来与拉雷恩主教的谈话，他们对事情的阐述略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意一点：当着拉雷恩主教的面，梵蒂冈的教廷国务院决定信件和文件必须分开。克罗尔总主教当时也在场，他带着文件离开。而那封信件从来没有出现在德克萨斯的法庭上。
尽管如此，克罗尔总主教还是需要“利奥兄弟”宣布不再担任基金会托管人的辞职书才能让文件生效。这样的辞职书要么由本人呈交给法庭，要么由他授权的律师呈交。于是，克罗尔总主教把“利奥兄弟”叫到迈阿密来，要求他进行合作。“利奥兄弟”在帮助他的精神神学家休斯神父和斯宾塞修道院副院长卢克·安德森（Luke Anderson）神父的陪同下来到迈阿密。他们告诉他，他完全可以凭着良知拒绝总主教的要求。“利奥兄弟”这样做了。
斯宾塞修道院院长托马斯·基廷神父知道后，命令安德森神父再也不准和“利奥兄弟”说话。托马斯神父把传教士发配到遥远的加拿大，在那里的修道院里，“利奥兄弟”实际上受到了软禁，他被禁止和一切外人联系。
“利奥兄弟”说，总主教还多次威胁他，要把他驱逐出教会。不仅如此，他的第一位辩护律师小威廉·R.乔伊斯（William R. JoyceJr.）也曾受到威胁。乔伊斯先生说，克罗尔总主教派休斯神父传话给他，教会将把他驱逐出去，如果“我提供任何文件，表示‘利奥兄弟’不同意这个协议”的话。
乔伊斯先生是华盛顿的一位著名律师，他分文不取地担任了“利奥兄弟”的辩护律师。他对于克罗尔总主教的话非常生气，他说：“他（克罗尔总主教）利用他在教会的权力干扰民事诉讼，不让‘利奥兄弟’履行已经被获准的职责（前任修道院院长埃德蒙神父同意的）。即便你是一位总主教，也不应该干涉民事法庭。”
在加拿大，“利奥兄弟”有好几个月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关押的战犯一样，他通过思考圣雄甘地（Gandhi）的教义，来保持自己的神志。最后，他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斯宾塞修道院院长托马斯·基廷神父的安慰信。神父在信中说，他原本希望通过他的帮助让协议生效，但是后来他觉得“根据你现在的情况，这样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他还补充说，协议的事情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这封信标注的日期是1964年8月30日。就在同一天，托马斯神父曾经发送一份电报给格雷斯先生的一名律师。电报中说，根据他与“利奥兄弟”达成的某种共识，“利奥兄弟”授权他同意协议生效。在收到了这份令人怀疑的文件后，法庭立即做出判决。托马斯神父直到一个月之后，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利奥兄弟”。
众多失败中的第一次
格伦班·霍金斯（Columban Hawkins）神父是克里斯托弗·格雷戈里刚入教时的初学导师。他的任务就是修炼、打造被管理者的良知，让他成为一个能够感受到上帝旨意的人。这个被管理者后来成为“利奥兄弟”，他非常敬爱格伦班神父，几乎就像他敬爱埃德蒙神父一样。现在，格伦班神父成了俄勒冈州瓜达鲁普圣母（Our Lady of Guadalupe）修道院的院长，这里同样是斯宾塞修道院的附属修道院。托马斯·基廷神父把“利奥兄弟”，这个曾经的初学者，如今被矛盾折磨着的人，再次送到他的初学导师那里，希望格伦班神父能够再度改造他。
格伦班神父向他的主管保证，将尽全力让“利奥兄弟”的心智康复过来。但是，就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了他。格伦班神父没有遵照上级主管的愿望，他反而默许了“利奥兄弟”的行为，并鼓励他回到德克萨斯——去保卫基金会的财产，把德克萨斯人从管理者的位置上赶下来。
“利奥兄弟”来到C.伍德罗·劳克林法官的法庭上，就是这名法官，批准使用托马斯主教的电报，以便让利顿案的协议变成法庭的判决。传教士的辩护律师要求驳回法庭的判决，但是劳克林法官否决了他们的要求，同时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请求。这是“利奥兄弟”遭遇到的众多失败中的第一次。
与此同时，伊斯特太太的墨西哥亲戚们——所谓的“墨西哥后裔”——和其他一些人在法庭上对于1960年的第二份遗嘱提出了质疑。这第二份遗嘱是基金会唯一的经济来源，“利奥兄弟”也被作为基金会的代表而出庭作证，尽管他正在设法把基金会的托管人赶下台。1966年3月7日，他结束了自己的证词，从证人席上走下来，帕特里克·霍金律师递给他一封信。这是特拉普教会宣布把他逐出教会的通知。信件标注的日期是1月12日，将近3个月之前发出的。
在托马斯·基廷神父得知“利奥兄弟”已经前往德克萨斯阻止协议生效并在法庭上作证的事情后，他对此气愤极了。他发出了这封信，命令“利奥兄弟”脱去教会的制服，“回到世俗世界中”，直到克罗尔总主教认为“他被解职的原因已经消除”。克罗尔总主教签署了这封信，并把他送给了霍金先生，而霍金先生显然是等到“利奥兄弟”完成出庭作证后，才把信交给他。
传教士立刻写信给修会圣部，要求根据教会教规对他进行宗教审判，同时表示自己的职业“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但是罗马方面也已经受够了，他们宣布免除“利奥兄弟”入会时的誓言，但是他拒绝被免除。
3月18日，罗马方面就此事专门召开听证。根据当时的记录，克罗尔总主教说“利奥兄弟”已经忘记了“他的义务就是无条件的遵从”。帮助“利奥兄弟”的教会法学家托马斯·布罗克豪斯（Thomas Brockhaus）说，总主教曾经派来使者威胁他，要是继续帮助传教士，就会像传教士一样被逐出教会。
“船底”
格兰德卡努岛（Grande Canoe），被当地人俗称为“船底”，这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偏远小岛，是马提尼克群岛（Martinique）中一座摇摇欲坠、破旧肮脏的小岛。在被教会驱逐后，“利奥兄弟”来到这里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他在这里住了5年，一直按照教会的规定要求自己，在他眼中自己仍是一名传教士。
1971年，他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地方，阿根廷一座人迹稀少的山峰上。他住的房子是一间用煤渣砖砌成的小屋，里面装满了书。他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很多年，他的目标看上去已经遥不可及。但是格伦班神父，还有其他那些知道伊斯特太太真正遗愿的德克萨斯人，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还在暗中支持他。
1979年，已经上了岁数的传教士再次带着自己对伊斯特太太的承诺，来到了劳克林法官的法庭上，在经历了17年的遗产争夺后，利顿案的最终判决终于要宣布了。在此之前，按规定还应该有一次初审，但是劳克林法官把这次初审变成了终审。尽管“利奥兄弟”的律师们强烈反对，但是在不到两个小时的裁定后，协议最终生效。“利奥兄弟”上诉到德克萨斯最高法院，但是被判驳回。
1980年，他又要求全美最高法院重新检查这项法庭判决。这次，他说自己在德克萨斯的法庭上被剥夺了民事权利，根据他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他应该可以在法庭上就多年前对他提出的所谓不当影响的指控进行申辩，或者证明他并没有授权给托马斯院长以他的名义行事。但是这些诉讼请求都被法院否决。
在此次诉讼中，彼得·格雷斯提供的辩词说，有关利顿案的协议，“利奥兄弟”曾经给予了“无条件的书面许可”。理查德·甘斯神父，“利奥兄弟”的有力支持者，曾经在智利的修道院中担任院长，他对此提出质疑。他致信格雷斯先生说：“你真的能相信这些吗？……你怎么能和那些曾经用欺诈手段对付你的人同流合污？你的良心怎么能够平静？”
格雷斯先生回信了，他强调说如果“利奥兄弟”希望在协议书上的签名是有条件的，他应该把这个条件写在文件上，而不是另外写在一封信里。他在信中还对教会的行为做出了评价，说这是“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可能是诚实的，也可能是不诚实的”，但是他本人不是神学家，所以还是让别人去判断吧。
至于他自己的行为，格雷斯先生说：“在我的生活范围内，我一直被告知我自己的行为应该遵循那些位置高于我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是明显的不道德行为。”
1981年，“利奥兄弟”再次提出民事诉讼，这次是在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城的一个联邦地方法院，被告包括了当时基金会的托管人、德州总检察长、艾利斯国家银行、基金会的智囊团以及伊斯特太太遗产的执行人。他起诉这些人合谋夺走了他应有的权利。1984年初，当这起诉讼案还在法庭上争论不休时，勒内·格雷西达主教已经控制了整个基金会。他不想再把事情闹大。
那年的4月5日，他邀请“利奥兄弟”和甘斯神父来到他在海边的别墅。根据甘斯神父对于此次会议的记录，主教告诉他们，一直掌管基金会的艾利斯国家银行已经退出，现在基金会由他掌管。他可以让“利奥兄弟”“光荣地”恢复在特帕普教会的职务，只要他放弃诉讼。
“利奥兄弟”和甘斯神父对此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格雷西达主教并不明白他们斗争的目的。主教拍了拍“利奥兄弟”，说：“告诉我，兄弟，你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最后，“利奥兄弟”告诉他，如果基金会能够给予拉丁美洲的穷人“大量实质性的”帮助，就像伊斯特太太希望的一样，他就放弃诉讼。
根据甘斯神父的记录，主教的秘书，当时也在会议现场，对他说：“关于你的那些穷人，你应该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的。”因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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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月，一位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驳回了“利奥兄弟”的控诉，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昨天，在新奥尔良的上诉法院上，审判团的首席法官问“利奥兄弟”的律师，他的委托人到底在寻求什么样的法律赔偿。“我们希望有一场审判，”“利奥兄弟”的律师说，“一场‘利奥兄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审判。”
这个故事的第三段揭示了故事的主题：“信徒誓言”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条特拉普信徒誓言的不同解释让“利奥兄弟”和教会的上层人物发生了矛盾，同时也让传教士的内心发生了矛盾。一方面是他对伊斯特太太的承诺，这在他看来同样是神圣的，另一方面是自己的信徒誓言。这种矛盾冲突贯穿了整个故事，也是整个故事的内在逻辑。在接下来的几段文字中，作者进行了总结。在这里，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呢？”让故事达到高潮，这也是故事的主题陈述：这个顽固的人为什么不能屈服，让自己得到解脱呢？接下来的故事，都在解答这个问题。
在第一个故事中，作者为了增强故事的悬念感而在开始的段落中设置了预示，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又采用了同样的手法。我们被小心地告知，“利奥兄弟”已经从直接主管那里获得了参加民事活动的书面许可，他把这项工作视作“神圣的约定”，然后故事说，“当伊斯特太太于1961年2月11日病逝时，他开始了长达25年的辩护，历经磨难”。“磨难”一词，吸引着读者继续看下去。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作者在语言上的突然变化。当我们说宗座代表戈瓦诺齐“想尽早把利顿案给打发了”，作者用口语化的表达反映了宗座代表的心态。后来，当特拉普教会的总院长在修会圣部上替“利奥兄弟”辩护时，作者为了达到好的效果，丝毫不吝惜故事的空间：“在那里（修会圣部上），加布里埃尔·索泰斯（Gabriel Sortais）神父，整个特拉普教会的总院长，站出来说话了。”逗号让整个句子有了停顿，这种停顿，以及对加布里埃尔神父身份的描述，告诉了读者这是一个重要人物，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为了故事的力度，我们放慢了故事的发展步伐。
请注意，在故事发展的后来，作者也投入了进来，把一系列事情的意义用一句非常尖锐的评论表达了出来：“在这个时候，对于‘利奥兄弟’的指控是否属实已经不重要，教会和修会都受到了德克萨斯人的威胁，这就足够麻烦的了。”在长篇、复杂的故事中，要让读者不走神，跟上故事的发展轨迹，故事的作者最好能不时地出现在故事中，提醒读者他们的位置。多数情况下，作者都是通过对发生的事情给予一个简短的总结，来达到这种效果。
和第一篇故事一样，人物的发展对于整个故事的作用至关重要。机警的学生们会注意到，在这篇故事中，人物的直接引语使用得很少，哪怕是“利奥兄弟”，也没有太多话要说。但是他的人物形象因为一个又一个事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变得丰满。彼得·格雷斯是被引用比较多的人物——他碰巧为整个故事制作了很多备忘录——但是让这个人物鲜活起来的，还是他做了的事情和没有做的事情。在临近结尾的一个段落中，他在一封写给甘斯神父的信件中，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评价。这是两篇故事中，最长的一处直接引语，也是最具启迪性的。这处引语之所以能够如此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同样也是因为它没有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引语埋没掉。如果作者让故事中的人物说个不停，读者很快就麻木了，这样即使有重要的引语也往往无法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在本章的开头，我曾经提问，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传教士和一个寡妇的故事感兴趣呢？这个故事没有人了解，而且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这两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引人注目的答案。我们被这样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因为这种能够成功打开一个人心灵窗口的新闻报道，一个把善与恶、弱势与强势同时提取出来的新闻报道，是难得一见的优秀新闻作品。它没有停留在事件的表面，而是深入到人性的核心层面，不断地探求。
读者不在乎他们有没有在《 人物 》（People ）杂志上看到过故事中这些人物的名字，因为他们从故事中看到的是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所有被称为伟大的故事，都来自伟大的创意，几乎在所有伟大的故事创意中，都有一种人性的展现。
当然了，大家都是搞新闻的，说了这么多，你一定还是最想知道整个事件的最终结局。“利奥兄弟”的诉讼结果如何？他失败了。
[1] 马耳他爵士勋章（KnightofMalta），天主教颁发一种荣誉勋章，后成为一国际慈善机构名称。
[2] 母院（motherhouse），教会的第一所会院，或者教会的总会长所住的会院。
[3] 宗座代表（apostolicdelegate），指不具外交官身分的教宗使节，驻在被指派之地区，代表教宗处理事务。
[4] 圣本笃会规（theHolyRuleofSt.Benedict），西方隐修之父圣本笃所拟定的规则，注重自给自足，共度团体献身生活，会规要求严格，强调中庸之道。
[5] 修会圣部（SacredCongregationofReligious），罗马教廷的部会之一，主管有关修会及教会团体的行政、纪律、学术研究、财产、特权等。
[6] 教省：根据西方教会制度，数个教区组成一个教省，其首席主教称为（总教区的）总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