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齐永明十年（太和十六年，492），齐武帝派人出使北魏，正使是萧琛，副使是范云。他们回建康后报告北行见闻，其中提到受北魏孝文帝邀请观礼西郊祭天，这一部分进入后来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魏虏传》：
十年，上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北使。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次祠庙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21]
萧琛、范云这次北使，是对前一年（永明九年，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北魏李彪、蒋少游来使的回报。萧琛出使亦见于《梁书》萧琛的本传：“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衔命至桑乾。”[22]传称萧琛“再衔命至桑乾”，可是他前一次北使不见记载，我怀疑在永明九年的九月。《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五年九月辛巳（491年11月9日）“萧赜遣使朝贡”。[23]而这次萧齐来使，应该是对同年四月北魏派李彪和公孙阿六头使齐的回报。《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五年四月甲戌（491年5月6日）“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于萧赜”，因而有九月萧齐之报使。这应该是萧琛第一次前往平城。
永明十年出使之前，萧琛和范云都在竟陵王萧子良司徒府任参军（略有疑问的是，据《梁书》的《范云传》和《萧琛传》，二人担任的都是记室参军）。《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记“萧赜遣使朝贡”在三月辛巳（492年5月7日），这个日期可能是萧、范二人抵达平城的时间，也可能是他们正式见到孝文帝的时间。而在八天前（三月癸酉，4月29日）孝文帝刚刚下诏“省西郊郊天杂事”[24]，即减省了祭天的某些仪程，不过西郊祭天并没有废除。萧、范二人三月下旬到平城，恰好在四月四日（5月16日）的祭天大典之前。据《魏书·高祖纪》，三月到平城的还有高丽、邓至使臣。自北魏的制度传统而言，包括萧齐在内的这些外国来使都是“宾附之国”的代表，理应参与祭典。前引《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孝文帝的重大典礼“皆引朝廷使人观视”，似乎萧齐使人受到了特别礼遇，其实不过是内亚古老的“助祭”传统，自神元帝力微以来即是如此。
萧琛、范云虽然是隔着青门墙垣参与西郊祭天，见不到祭典的核心内容，但他们的报告仍很有价值，多为《魏书》所不载。首先，他们看到祭典前一天就有皇帝亲自参与的“蹋坛”活动。“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孝文帝与公卿众人绕坛骑行，可能发生在方坛四垣之外，因为垣内空间有限，众骑施展不开，且制度上大概也不允许任何人骑马进入青门、黑门等四门。正是因为蹋坛在墙外，萧琛等才能见到。然而他们对墙内的典礼几乎一无所知，可能无从了解。也因此，他们的报告一言不及大祭的具体仪程，只说“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蹋坛之时，孝文帝自己绕坛骑行一圈，其他人绕骑七圈。大祭之日，“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绕天与蹋坛的区别是孝文帝自己多绕两圈。问题在于，绕天之仪，是在前引《魏书·礼志》所述的祭天典礼之后呢，还是之前？也就是说，是在孝文帝一行进入青门之前呢，还是从青门退出来之后？从《南齐书》前引文叙事次序看，绕天似在结束坛前典礼、从青门退出来之后。萧琛等人见证了祭天大典的开始和结束，恰恰可以补充《魏书·礼志》。他们的报告中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注意到孝文帝等以军戎盛装（戎服）参与祭天。戎服祭天，应该是拓跋的古老传统，但《魏书》并未提到。
受邀“助祭”的萧琛、范云在抵达西郊祭天场所后，还体验了专供参与祭天人员休息的一种特殊建筑：“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周一良先生指出，百子帐即毡帐[25]，中古史书又称为毡屋、毡庐、穹庐，方便移动，为内亚游牧人之传统居室。我怀疑《魏书》里的“板殿”，就是指这种百子帐。《魏书》两次提及板殿，一在西郊祭天处，见前引《魏书·高允传》；一在平城西宫，见《魏书·太宗纪》，永兴四年八月庚戌（412年10月3日）明元帝完成秋猎北巡，归还平城，两天后“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命民大酺三日”。[26]很显然，板殿不是殿名，而是一种建筑类型。板殿之以板为名，即因“纽木枝枨”，强调其有异于版筑土墙的建筑特征。板殿之得名殿，因皇帝所用，即便是普通毡房，也可鸡犬升天称宫称殿。
前引《南齐书·魏虏传》云“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谓孝文帝让萧琛、范云参与祭天之地，就是同书同传先前所提到的“祠天坛”所在之地。有关“祠天坛”的文字，见于《魏虏传》开篇总述拓跋种姓源流与文化特征的部分：
（平）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27]
这段文字明确说祭天日期固定在四月四日，为今存史料所仅见者，然而却是正确无误的，可见其珍贵难得。同样不见于他处的，是对祭坛上所立的木杆（木人）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包括长度（长丈许）和装饰（白帻、练裙、马尾被）。一丈多高的木杆，顶上覆盖着白布（如同头巾），下半截包裹白色绢布（如同裙子），中间悬挂拼接连缀在一起的多条马尾。“盛陈卤簿”说的是祭天时皇帝的大驾仪仗。而“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则既包含了前面分析过的蹋坛和绕天，又有别处都不曾提及的“奏伎为乐”。伎乐当然应该是祭天大典的一部分，这里把它与蹋坛绕天放在一起说，显示是南来使人的目击见证，因为他们仅仅见到仪式的这一部分，青门之内的仪程是他们见不到的。
与前引《魏书·礼志》明显不同的是，《南齐书》称祭天方坛上的木人（即木杆）数量不是七根，而是四十九根。方坛上木杆数量的变化，其实《魏书·礼志》也提到了：“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28]时在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六月。据此，历代皇帝在位时，每年祭天大典都会在方坛上增加七根木杆，换了皇帝则从七根重新开始。献文帝的变革就是不再每年增加，长期保持七根木杆的数量。
《南齐书·魏虏传》这一部分材料，来源混杂，所记并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之事。比如记“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其中“国记”显然指崔浩主持编修的北魏国史。《魏书·崔浩传》：“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29]据《南齐书·魏虏传》，碑石版北魏国史立在城西三里处。据《魏书·崔浩传》，立碑石的地方在“天郊东三里”。由此可知，平城西郊祭天方坛在平城西六里处。碑石版北魏国史已在崔浩案后被毁，南来使人见此，必在太武帝后期、崔浩案发的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五月之前。
祀天方坛上有四十九木人，说明皇帝在位已七年。我怀疑这条材料出自刘宋使者的观察或听闻，其事极可能就在延兴二年。这一年四月，是献文帝即位后第七次祭天。而在这年正月，“诏假员外郎、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刘彧”。《魏书》记此年四月“辛亥，刘彧遣使朝贡”。[30]这是宋人对正月魏使的报使，时间正在四月祭天之后，因而他们可以看见或听说祭坛上有四十九根木杆。献文帝为什么要改变“岁增木主七”的旧规呢？前一年八月他已禅位给孝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帝。那么这到底算不算“易世”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延兴二年四月的祭天，是献文帝做皇帝后的第七次，同时又是自己禅位后的第一次。他一定还在这次祭天大典进行时，就已察觉到了这一理论、实践以及政治上的尴尬。于是两个月后他做出决定，“初革前仪，定置主七”，规定方坛上只允许立七根木杆，不再逐年递增。决定之后，献文帝还下令“立碑于郊所”，显然是要给自己找一个圆场，以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特别是冯太后）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