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工作狗屁化的政治后果，以及照料类工作生产率的下降

起码从大萧条时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听到各种警告，警告我们自动化正在或者将要夺走成百上千万个工作岗位。凯恩斯在当时创造了“技术性失业”这个术语。许多人预言，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这样或那样的警告层出不穷，尽管这可能使“技术导致失业”这种说法听起来颇为危言耸听，但本书想要告诉大家，情况并不乐观，事实上，自动化确实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只不过我们用大量硬造出来的“挂名岗位”把这个失业口子补上了而已。一方面是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是公众根深蒂固的“只要从事领薪工作，你便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观念。再加上乔治·奥威尔1933年就提到过的来自上层阶级的恐慌，即上层阶级对劳动大众“若拥有过多闲暇时光，就不知会做出什么事”的恐慌，导致在富裕国家，一旦涉及官方失业率这个数据，真实情况就已不再重要，人们想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办法，使这个数字能够被控制在3%~8%这个区间。但如果把就业岗位中的全部狗屁工作以及所有为了支持狗屁工作而存在的实际工作都一一删除，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预言的灾难还真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50%~60%的人实际已失去工作。

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50%~60%的人没有工作这件事压根儿就不能算是什么灾难。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曾出现了数不清的可以被称作“社会”的群体，这些“社会”绝大部分都成功地做到了，把维持整个群体生存的工作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分配给大家：群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参与贡献的方式，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投入睡觉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去做那些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情。[1]并且，面对大把空闲时间这个所谓的“问题”，那些社会中的人似乎也没经历什么麻烦就找到了自娱自乐或者其他打发时间的方式。[2]如果以他们的视角来看今天的我们，很可能就如同伊扬·蒂西眼中的憨憨族那样：毫无道理，荒谬至极。

所以，如今的劳动力分配方式既和经济状况没什么关联，也和人类本性没多大关系，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政治。我们过去没有理由去试图量化照料类工作的价值，未来也没有理由将这种尝试继续下去，这个行为完全可以停止。但在展开一场对工作本身及其价值衡量方式进行重构的运动之前，我们不妨再一次来仔细探讨一下那些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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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再次回到“价值”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上。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一方试图迫使另一方服从自己的逻辑。

工业革命之前，大部分人在家工作。我们今天熟悉的社会形式——社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工作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场所”），另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活的家、学校、教堂、水上乐园等，两者之间很可能还有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直到1750年甚至1800年才开始出现。如果工作是“生产”的场所，那么家便是“消费”的领地，除此之外，家当然还是“价值观念”的所在（这意味着，哪怕家庭生活涉及“工作”，这些“工作”人们也都是无偿从事）。但是我们不妨将这一切翻转，从对立的角度来看一下。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家庭和学校正是我们生产、养育和训练劳动力的场所，但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其中的疯狂程度堪比这样的事实：造出成百万机器人来消耗那些真正的人已支付不起的食物，或者警告非洲国家要努力控制艾滋病，否则人死光了会伤害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时不时就会发出这样的警告）。正如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工业革命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写一本书，来探讨在何种情况下人类才能够创造出最大的总体财富。倒是有许多人写书探讨怎样的环境才能创造出最好的人，即如何最佳地组织社会，才能培养出值得喜爱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作为朋友、爱人、邻居、亲戚还是同为公民。这类问题，亚里士多德、孔子、伊本·赫勒敦[3]都苦苦思索过，但直到现在，此类问题依然是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创造了彼此。哪怕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若是脱离了他人的关怀和支持，那么他连成为“个人”的机会都不会有。同时，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制度”不过是人类为了提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储备而发展出来的途径。

如果是这样，那么从传统意义上理解，人们每每谈及“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无法将其简单降格为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事物）便是在谈论彼此创造和相互照料的过程。[4]显然，如果这些分析是正确的，我们便可以说，关于“价值”的一切一直在系统性地侵入“价值观念”的领地，这种侵入起码已经持续了50年，于是，看着如今各种各样的政治争辩话题，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举个例子，现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其最大的雇主是大学和医院。于是在这些城市，经济制度便围绕着生产人类和维护人类的大型组织展开（完美地按照笛卡儿主义[5]的一分为二，即塑造头脑的教育机构和维持身体的医疗机构）。（诸如纽约等其他城市，大学和医院是第二大和第三大雇主，最大的雇主是银行。稍后我会谈谈银行。）那些左翼政党曾经号称自己是工厂工人的代言人，现如今这些伪装也被撕掉，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经理阶级，这些职业经理人管理着学校、医院等机构。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一整套不同的宗教和父权“价值观念”的名义，将矛头系统性地对准了这些机构，试图削弱其权威。比如，通过拒绝气候科学和进化论来挑战大学的权威，通过组织反避孕和反堕胎运动来挑战医疗系统的权威，偶尔还会涉及（比如特朗普就曾提到过）回到工业时代这种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不过这真的有点像一场不把不可能变可能就绝不罢休的游戏。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右翼民粹分子从公司主义左翼手中抢过人类生产大型组织的控制权的可能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掌权并将重工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差不多。目前看来场面暂时僵持住了。主流左翼主要控制着人的生产，主流右翼则主要把持着物的制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化和工作狗屁化侵入了公司领域和照料领域，尤其是照料领域，这就导致了社会成本的不断上升，哪怕真正一线的照料工作从事者正在遭受越发凶狠的压榨。照料阶级随时可以发动反叛，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然而又是为何，哪怕一起来自照料阶级的反抗运动都未曾出现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右翼民粹主义和“分而治之种族主义”将大量照料工作从事者放在了敌对的阵营。除此之外，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在大量争辩出现的地方，争辩双方按理是属于“同一个”政治阵营的，可银行在这个时候却介入了。银行、大学和医院之间的纠缠在暗中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害处。金融渗透到方方面面，从汽车贷款到信用卡。然而有一点很重要：在美国，人们破产的首要原因是医疗债务，狗屁工作能吸引来年轻人也要归功于他们身上背负的学生贷款。然而自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以来，那些表面上的左翼政党便成了“金融治国”的头号拥护者，金融领域也成了这些政党资金的最大来源。金融说客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还是这些政党，双方共同促成了各种法律法规的“改革”来给这一切铺路。[6]正是在此时期，这些政党自觉主动地抛弃了它们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即工人阶级，转而开始为职业经理阶级代言，正如汤姆·弗兰克已经有力论证的那样。这些政党成为“职业经理阶级的政党”，即不仅成了医生和律师的代言人，还成了那些照料部门狗屁化的罪魁祸首——行政人员和经理的代言人。[7]如果护士想反抗轮班时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来应付文书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向自己的工会领导发起抗议，而这些工会领导与拥护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合作紧密，而追随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就来自医院行政人员，也就是那些一开始给护士安排文书工作的人。如果教师想反抗文书工作过多这个安排，那么他们就得反抗学校的行政人员，而很多情况下，代表这些行政人员的恰恰是同一个工会。如果他们抗议得过于激烈，就会被轻描淡写地告知：你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工作的狗屁化，如果不接受，剩下的仅有选项便是听任那些充满种族歧视的右翼民粹主义野蛮人的摆布了。

我个人就屡次在此种困境中撞得头破血流。比如2006年，我当时因为支持了参与教师工会化运动的研究生，耶鲁大学就忙着策划把我开除了（为了把我踢出去，人类学系不得不专门申请了一个对教师再任用政策进行调整的许可，只是为了对付我一个人）。当时，工会战略家还考虑借助MoveOn.org[8]和类似左翼自由派邮件列表为我发起维权运动，最后经提醒我才想起来，那些操控开除我的耶鲁行政人员本身很可能正是这些列表上的活跃分子。几年后，我在“占领华尔街”这场可被视作照料阶级首次大型反抗的运动中看到，同一批“进步改革派”的职业经理人，先是试图替民主党拉拢运动参与者，然后在拉拢尝试失败后便干脆坐视不管，甚至与镇压方串通一气，对这场和平运动采取了武装镇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