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谈谈“全民基本收入”

一般来讲，我不怎么喜欢在自己的书里给出政策建议。为什么不喜欢呢？其一，就我的经验，如果某书作者对社会的一些既有安排进行了抨击，那么人们在评论该书时，往往会先问“那你来说说该怎么做”，然后在书里翻来翻去，直到找到看起来像是政策建议的片段，于是它们便被当作书里最基本、最重要的片段了。因此如果我提出大规模减少工作时间或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政策或许可以开始解决本书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很可能就会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谈论“减少工作时间”和“全民基本收入”的书，并以这项政策是否可行来判断本书的成功与否（甚至根据这项政策实施起来是否容易来判断）。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误解。本书所讨论的并非某项具体解决方案，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一个大部分人甚至都不承认其存在的问题。

其二，我对“政策”这个概念本身持怀疑态度。“政策”二字暗示着存在某个精英团体（往往由政府官员构成），这个精英团体能够替所有人做决定（“制定某项政策”），并将此决定强加到所有人身上。每当谈论起此类议题，人们的大脑总会产生某种惯性思维。比如，大家会说：“我们该如何应对问题甲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仿佛“我们”即社会，“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自己”造成影响，但是事实上，除非“我们”恰好属于那3%~5%能够左右政策制定者的群体，不然一切不过就是场自欺欺人的游戏。我们把自己放到统治者的位置思考问题，却忘了自己其实是被统治者。每当看到电视里的政客发问“该为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这种统治者视角，忘了电视机前的你和我起码有一半就是这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我觉得压根儿就不要出现什么政策精英，我觉得这种统治者视角的游戏有很大的危害性。从个人角度而言，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仅盼望着未来能有一天，政府、公司和其他所有类似组织都能成为历史，成为未来人类眼中很奇怪的存在，就如同现代人回看曾经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或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入侵那样；我还希望在面对当前人类遭遇的种种问题时，不要去创造那种能够赋予政府或公司更多权力的方案，而是向人们提供必要的手段，让大家有能力自行处理各项事务。

因此，每当面对一项社会问题，我不会以统治者视角去思考要实行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而是去寻找社会上那些已有的运动，那些已经在努力解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运动。不过这种思路在解决狗屁工作这件事上遇到了不寻常的挑战，因为找不到任何反狗屁工作运动。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反狗屁工作运动，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人并不觉得狗屁工作的蔓延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哪怕大家意识到了这是个问题，也很难就此组织起运动来。就拿“地方倡议”来讲，你要是发起这样的运动，提什么样的地方倡议呢？工会也好，其他工人组织也好，在自家工厂范围内发起反狗屁工作的倡议，甚至在整个行业发起这样的运动（不过他们要求的大概也是消除实实在在工作岗位里那些狗屁成分，而不是直接消除那些狗屁岗位），我们还是可以想象的。但更为扩大化的全面反狗屁工作运动会是什么样，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运动中，人们或许会试图倡导去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长，寄希望于工作时长的减少，并以为这样狗屁工作问题就能自然而然地被解决。但工作时长的减少似乎并不能解决狗屁工作问题。哪怕一场呼吁每周只工作15小时的运动获得了胜利，也不可能消灭那些毫无意义的岗位和行业。与此同时，若是倡议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评估社会各界各个工作岗位的必要性，那势必会滋生出新一轮的狗屁岗位，即专门用来评估“工作狗屁与否”的狗屁工作。

任何“保障岗位”项目也会有类似结局。

在现有社会运动所倡议的各项解决方案中，我能找到的能够缩减政府规模、降低政府侵扰性的方案，就只有全民基本收入这一项了。

让我最后再摘录一段采访内容，以此作为本书的结尾。采访对象是我的一位激进主义朋友莱斯莉和她的激进主义同人。莱斯莉自己就从事着一份狗屁工作，她的政治目标是向公众证明这样的狗屁岗位毫无意义，并最终消除这些岗位。她在英国某非政府组织工作，是一名福利顾问，该组织致力于帮助公民跨越历届政府精心设置的重重障碍，而这些障碍旨在尽最大可能阻止失业者及其他需要资助的人士拿到那份政府声称专门拨出来帮助他们的款项。下面是采访的部分内容。

莱斯莉：我这份工作本不该存在，因为它完全没有必要，但现如今它却很必要。为什么？因为政府先设立了一整串阻碍人们拿到补助金的狗屁岗位。好像索要补助金这件事本身还不够恐怖怪诞、不够侵扰、不够羞辱人似的，他们还特意把这个过程设置得极其错综复杂。明明具有某项补助金的领取资格，但申请过程过于复杂，乃至大部分人都需要在专门的辅助下才能弄明白申请步骤里的各项问题，弄清楚自己拥有的各项权利。

人类的照料行为被简化为某种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格式（更别提这些计算机本身就被设计成精确限制照料行为）：这种尝试带来了各种疯狂和荒唐的行为，莱斯莉多年来就同这些疯狂和荒唐的行为打交道。最终，她陷入了类似第二章中塔尼亚的处境（塔尼亚不得不花费数小时来替求职者重写简历，帮他们挑选合适的关键词，以便“通过计算机审核”）。

莱斯莉：有一些关键词你必须在填表的时候用到，这些词被我称为“答题技巧”。你若是在填写申请表时没有参照这份“答题技巧”，那么就很可能拿不到补助金。可是这份“答题技巧”普通人并不知晓，只有像我这样经过培训并有机会阅读到指导手册的专业人士才知道。哪怕知道了“答题技巧”，通过了计算机的审核，补助金申请者（尤其是伤残补助金申请者）往往还得继续努力，直到最后争取到法庭审理团的认可，才能最终拿到原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补助金。虽然每次帮助申请者拿到补助金，我都会有点小激动，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浪费了大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就会感到很愤怒，而每次成功的小激动根本无法抵消我持续的愤怒情绪。对于申请者，对于我，对于英国就业和退休保障部处理申请的各环节工作人员，对于裁判官，对于被召唤前来提供支持的各行专家，所有卷入此过程的人用这个时间做点更有益的事情不行吗？比如，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或者养养花、种种菜什么的。我常常在想，究竟是谁编的这些规则？他们编这套规则拿到了多少报酬？又费了多长时间？他们有多少人？我猜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则可以确保不合格的申请者拿不到钱……于是我不禁开始打开脑洞，这些行为若是被外星人看到了，我们一定会被嘲笑的：人类编出各种规则，仅仅是为了阻止同为人类的其他人拿到承载“金钱”这个人类概念的符号（而“金钱”从其本质来说并不稀有）。

此外，由于莱斯莉是致力于社会改良的人士，所以她自己的收入只能保障基本的生活，而她所在的工作部门，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经费去满足那一长串数也数不清的、自鸣得意的、与文件打交道的家伙。

莱斯莉：雪上加霜的是，我工作的部门是由各个慈善信托基金提供资金的，这就导致了又一长串狗屁岗位。穿过这层层岗位，我写的经费申请表才能来到那些首席执行官手里。这些首席执行官或声称致力于消除贫困，或声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光我这里，就得先找出相关基金名单，然后再一一阅读他们的指导方针，接下来还得研究如何更好地跟这些基金接洽，之后是表格填写工作以及打各种电话。这一串工作做下来，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而如果做成了，等待我的将是浪费更多时间：每月都得忙着收集统计数据，忙着观察监控表。每家信托基金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不管是答题技巧、数据指标还是能够证明我方部门正在“赋权”于民、正在“带来改变”、正在创新的证据。但事实上，我们做的不过就是变着花样适应规则、不断调整文书措辞，以帮助有需要的人顺利完成相关申请手续，好让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而已。

莱斯莉告诉我，有研究表明，任何个人经济状况调查体系，不管如何拟定，都必然导致至少20%符合资格的人直接放弃补助金申请。这个数字几乎超过了这套体系可能检测出的“骗子”的数量。事实上，哪怕算上那些被误算的“骗子”，“骗子”数额也仅仅达到1.6%。哪怕没有人被正式拒绝过，这套体系所导致的直接放弃者都能高达20%，更何况设定这些规则的时候，当然是以最大可能不让申请者通过来设计的，所以只要有一丝模棱两可的地方，必然被斩钉截铁地拒绝。在这样一套审核规则以及规则的随意解读的共同作用下，目前在英国，有资格领取失业金的人中有60%的人并没有领到。换句话说，莱斯莉提到的每个人，从撰写相关资格审核规则的官员，到英国就业和退休保障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实施执行的审理团、辩护人员，再到帮助辩护人员所在非政府组织处理申请材料的资金方员工，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这个庞大组织存在的意义不过就是为了延续一个错误观念，即人类生来懒惰，他们并不想工作。出于这样的动机，哪怕社会确实有责任保证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被活活饿死，大家也会想方设法使这个帮助人类继续生存的过程尽可能地令人感到迷惑，让人耗费时间，使人感到屈辱。

因此，这份工作本质上就是某种打钩工作和拼接修补工作的可怕组合，以此来弥补以“越不顺利越好”为原则设计出来的这套照料给予系统所存在的效率低下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拿着优厚的薪水，坐在空调房，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其目的只是让穷人继续觉得他们是糟糕的存在。

莱斯莉比谁都更清楚这些，因为她对事件双方都很熟悉。一方面，她从事着福利顾问的工作；另一方面，作为单身母亲，她自己多年也申请着相关的福利金，她非常清楚这一切在申请者眼中是什么样的。在莱斯莉看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她给出的答案是：彻底消除这套申请和审核流程！莱斯莉加入了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运动，呼吁通过给居住在英国的所有人发放相同的补助金额，来取代各式各样涉及个人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福利发放。

另一名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坎迪（坎迪同样在体制内从事着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详情她表示不愿透露）告诉我，她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搬到伦敦居住时，就开始对此类议题感兴趣。彼时，她参加了国际“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

坎迪：当时加入“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是因为我觉得这项运动的诉求正是我母亲需要的。她当时深陷糟糕的婚姻之中，若是自己有积蓄，就不用等那么久才离开我父亲。对任何一名被配偶或恋人虐待的人来说（或者只是两个人的生活已无聊透顶），“家务劳动有偿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保证了当事人可以在财务不受剧烈冲击的情况下离开对方。

当时我到伦敦生活才一年。此前在美国，我已经尝试加入争取女权的运动有一段时间了。在我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我性格形成影响深远的有这么一件事：我9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参加了俄亥俄州的一个“意识唤醒小组”，小组成员从《圣保罗福音》上撕下那些诋毁女性的篇章，并将它们堆放在一起。因为我是小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所以大家让我点火烧掉这些文字。记得一开始我并不愿意，因为从小大人就教导我不要玩火柴。

大卫：但你最后还是把火点着了？

坎迪：是的。是我母亲准许我的。不久之后，她找到了一份足够支撑生活的工作，就立刻离开我父亲了。对我来说，这就是很好的检验理论的具体实践案例。

到伦敦以后，坎迪被“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吸引（这项运动的参与者在当时被大部分其他女权主义者视为边缘团体，因为她们即使算不上危险，也绝对很烦人），因为她认为这起码是个替代方案，好过自由派和分裂派毫无结果的一场又一场辩论。至少这是针对女性面临的真实问题的经济分析。当时有人开始提及“全球工作机器”的概念，即全球范围内的一套致力于从更多人身上榨取更多劳动力的“工资劳动系统”。但是女权主义批评人士指出，这套系统对什么是“实际”劳动、什么是“非实际”劳动进行了定义（这套系统将“实际”劳动定义为：可以用“时间”来粗暴衡量，从而可以被出售和购买的劳动）。在这种衡量体系之下，大部分女性从事的劳动就被归为“非实际”劳动。事实上，没了女性提供的这份“非实际”劳动，那台将这份劳动划为“非实际”劳动的机器本身将立刻停止工作。

“家务劳动有偿化”本质上是一种“要求资本主义摊牌”的尝试，运动宣扬的逻辑是：大部分工作，哪怕是工厂工作，都出于多种动机，如果你坚称只有把劳动化作可出售的商品才算有价值的劳动，那么也请你一以贯之！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毋庸置疑，财富即权力。下面摘录一段莱斯莉和坎迪两个人同时接受我采访时的谈话。

大卫：在“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内部，是否有许多针对“策略解读”的辩论。也就是说，有没有讨论“有偿化”具体怎么操作，有没有讨论“家务劳动”的报酬具体怎么发放？

坎迪：哦，这个没有。“家务劳动有偿化”更多的是一个视角，揭露了这份原本谁都不谈论但真实存在的没有任何酬劳的劳动。而在这一点上，运动的效果达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无人谈及女性无报酬付出的这份劳动；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的发起，此事开始成为公众谈论的议题；如今，在起草离婚协议时，将家务劳动的价值核算进去，已成为标准操作。

大卫：所以说“家务劳动有偿化”提出的需求本身，从本质上来讲是种挑衅？

坎迪：“家务劳动有偿化”更多是种挑衅而不是“以后真的要开始给家务劳动支付工资”这样的具体方案。我们确实讨论过如果有偿化家务劳动，哪些地方可以作为资金来源。开始的时候想的还是从资本这里入手，等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薇尔梅特·布朗《黑人女性与和平运动》（Black Women and the Peace Movement）一书的出版，[1]重点也开始转移。我们更多地开始谈论战争以及战时经济对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带来的影响（谈论这个群体受到的影响是如何超越其他群体的），因此我们开始使用“雇用女性而非士兵”这样的标语。哪怕到现在，你依然能听到“为照料工作支付而非杀戮”的口号。

所以毫无疑问，哪里有钱，我们就对准哪里。只不过我们从未真的开始具体操作。

大卫：慢点，“为照料工作支付而非杀戮”，这个口号是哪个组织的？

莱斯莉：是“全球女性罢工”运动的。“全球女性罢工”运动是“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的当前继承者。当我们在2013年首次提出“欧洲全民基本收入”请愿时，“全球女性罢工”运动的响应是：两个月后提交了为照料提供者申请工资的请愿。我个人对这份请愿没什么意见，如果“全球女性罢工”愿意承认所有人都是照料提供者，那么只是形式不同。每个人即使没有照顾别人，最起码也在照顾自己，而照顾自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些时间和精力又是政府不断在削减的部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回到全民基本收入上了：如果所有人都是照料提供者，那么不如就直接拨款给所有人，然后让所有人自己决定自己在任意时间提供照料的对象吧。

出于类似的原因，坎迪也从“家务劳动有偿化”转而投向全民基本收入。她和其他一些运动积极分子开始追问自己：如果我们确实想倡议一项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那么该倡议什么呢？

坎迪：我们之前在街上分发“家务劳动有偿化”传单的时候，现场经常会遇到以下两类反应。第一类是：“哇，太棒了！在哪儿可以报名加入？”第二类是：“你们怎么想得出来？我爱做的家务还要什么钱？”做出第二类反应的人并非全然荒唐，这些女性不想商品化所有人类活动，而有偿化家务劳动则透露出支持商品化人类活动的意味。对于这种对商品化人类活动的抵触心理，我们可以理解。

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安德烈·高兹的观点尤为触动坎迪。当我给出我的分析，即照料工作存在不可量化这个内在特性时，她告诉我高兹在40年前就已预见到这一点。

坎迪：高兹是这么评价“家务劳动有偿化”的：如果一直用严格的金融视角来强调照料工作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那么就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给各种照料工作赋予以美元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并声称这才是其真正的“价值”。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那么越来越多的照料行为就会在经历货币化和量化之后陆续终结，因为此类工作的货币化往往意味着质量的下降，尤其当这些照料工作是一系列固定任务，且被要求在固定时间内完成时，而现实往往正是如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高兹就预言了这一切，当然如今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在教育和护理行业尤甚。[2]

莱斯莉：更别提我的工作了。

大卫：是啊，我懂，我把这个称作“狗屁化”。

坎迪：是的，被狗屁化了，绝对地。

莱斯莉：然而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激进分子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谈道，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和当时的世界各团体利用女权主义来寻求资本危机的解决之道。它们说，当然，让女性和照料者加入领薪劳动力大军（虽然当时大部分工人阶级女性早就打“双份工”了，在外一份，在家一份），并不是为了赋予女性权力，而是为了管教男性。因为从70年代起，你能看到的任何一次薪水平等化，只要仔细研究所有事实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男性的薪水下降导致，而非女性的收入有所增加。它们一直试图让我们彼此对立，而这正是所有使用相对价值法对不同工作进行评估所必然包含的目的了。

出于这样的缘故，在印度进行的基本收入实验性研究令我激动不已。这项研究有太多令人兴奋的点了，比如，家暴发生的次数大大减少了。（这点不难理解，因为我认为大概80%最终引发暴力行为的家庭纠纷都和钱有关。）但最令人兴奋的一点在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开始随之消失。第一步便是给所有人提供数量相等的钱。这一点本身就非常重要，因为金钱具有某种象征性权力：金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当你给所有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高种姓者和低种姓者——分发数量完全一致的金钱时，这些人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消失了。这些在印度的实验中发生了：用餐时女孩得到了和男孩一样多的食物，而以前都是男孩得到的更多；在村里的活动中残疾人不像原来那样不被接受了；年轻女性也抛开了社会对女性应该保持羞涩的传统观念，开始在公共场所悠闲地溜达，就像年轻男性一直做的那样……女孩开始参与公共生活。[3]

此外，任何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额都必须满足生存的需要，使大家单单依靠这份收入就能够生存，并且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必须完全不设限，每个人都能拿到，哪怕是不需要这份收入的人。建立这样的准则是值得的：关于这份生存必需金，所有人都理应得到，一视同仁，不加任何限制条件。这就使其成为一项人权，而非仅仅做慈善或者改善缺乏其他形式收入的状况。随后，如果在获得基本收入后还有额外需求，比如身患残疾等，那么再基于这一点给予进一步的保障。但所有具有针对性的进一步保障都需

在保障全民物质基本需求之后再谈。

很多初次听说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的人都感到诧异和困惑。我们当然不用给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一年发25000美元（或者其他随便什么数字），对吧？答案是，要发。既然说了所有人，那就是所有人。亿万富翁又不是满大街都是，这笔钱数量也高不到哪儿去，再说富翁本来交的税也更多。若分发这笔钱需要在对所有人进行个人经济状况调查后再给予，这个调查甚至包括对亿万富翁的调查，那么就不得不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实施，按照历史的经验，这样的行政机构必然会不断扩张。

全民基本收入最终的目的是将生计与工作分离。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一旦实施就会立竿见影，行政官僚机构将急剧减少。正如莱斯莉的工作，在大部分富裕社会中，大量的政府机构以及依附于政府机构的那些半政府机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存在的意义，不过就是让穷人觉得自己很糟糕而已。这是一场奢侈无比的道德游戏，旨在支撑起这台很大程度上毫无用处的全球工作机器。

坎迪：举个例子。最近我开始考虑收养孩子，并着手研究相关的补助政策。结果发现这个政策相当慷慨啊。首先能住上政府的保障房；其次每周能拿到250英镑用来照顾孩子。我突然意识道：等等，那不就是一个孩子对应一套公寓和每年13000英镑吗？而这些待收养孩子的父母自己养孩子的时候大概率是没有这种程度的补助的。如果我们直接把钱给这些孩子的父母，使他们避免陷入困境，那么一开始也就根本不需要将这些孩子送养了。

当然这还没把负责安排和监督收养过程的公务员的工资算在里面，这些公务员上班所在的办公楼的建造和维修费用也没算在里面，各种各样监管这些公务员的机构所需消耗的费用也没算在里面，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办公处所的建造和维修费用也没有算在里面，再就是监管这些机构的……

本书并不是讨论全民基本收入这项服务具体如何运作的地方。[4]如果这对大部分人来讲难以相信（“那这个钱从哪里来？”），那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大都对金钱是什么、金钱怎么来、税收如何用等一大堆问题有着几乎错误的理解，而这一大堆问题更是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而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关于什么是全民基本收入以及为何全民基本收入对我们有好处，存在着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想象。比如，保守派的版本是：用定期发放的适度津贴作为掩饰，来彻底消除既有福利制度供应（比如免费教育、医保），剩下的一切交给市场。再比如，莱斯莉和坎迪支持的激进派版本是：保留既有的无条件保障（比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5]一些人把全民基本收入视作紧缩的手段，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作扩大无条件保障范围的方式。对我个人而言，我支持后一种，尽管这么选不符合我的政治观点。我的政治观点很明确，反中央集权：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的愿景是国家这个形式彻底瓦解，同时，对任何能够赋予国家在现有权力基础上更多权力的政策毫无兴趣。

但是奇怪的是，也正是因为我的反中央集权观点，使得我能够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表面上来看，全民基本收入似乎是对国家权力的一次大型扩张，因为我们会假设这笔钱的制造和分发会由政府或者某种类似央行这样的半国家机构实施，但事实恰恰相反。大量的政府部门，而且正是那些最具侵入性、最可憎的政府部门，在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后，将立刻成为多余的机构，并面临关门，因为这些机构最深入地参与了对普通公民进行的道德监视。[6]是的，成百万政府低级官员和诸如莱斯莉这样的福利顾问会失去眼下的工作，但他们同时也都能拿到基本收入。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未来会开始从事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正如莱斯莉提议的；又比如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案；再比如一些人组建了即兴坛罐乐队[7]，修复了古董家具，去洞穴探险，翻译了玛雅象形文字，这些都没什么关系，即使是致力于创建世界性交最高年龄纪录，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最终选择去做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比现在开心多了，而现在要么失业者被要求在简历指导研讨会上不准迟到，要么流浪汉时不时被检查三证是否齐全（否则就拿不到他们应得的补助），而其他人也会因为这新得到的快乐而变得更加舒心。

哪怕是最不激进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都可能带来最深远的转变：工作不再只是解决生计问题，它将彻底和生活的手段脱钩。正如在本书前文可见，“不管人们从事何种工作，都支付其同样的报酬”这样的操作，在道德层面是能得到有力论证的。然而当时引用的论证中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得到的报酬源自他们的工作，而这怎么也得需要某种形式的行政监督，来确保人们真的在工作，即使不需要确保他们的工作是否足够认真、产出是否足够多。彻底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则可以将人们从必须工作的状态中释放出来，让所有人过上足够水准的生活。在这个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决定，是想要追求更多的财富，不管是通过打工的方式还是通过做买卖的方式，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时间来做点别的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一旦实施，商品的分配方式或许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更好的分配方式或许会出现。（货币毕竟是一种配给券，而在理想的世界，人们很可能是希望尽可能减少配给行为的。）显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前提之上：人类会在非强迫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或者人类至少会在非强迫的情况下做一些他们认为对他人有助益的事情。根据本书之前的论述，我们知道这种假定的前提是合理的。大部分人不愿意整天闲着一直看电视，而少数愿意什么都不做、愿意成为彻头彻尾寄生虫的人，也并不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担，因为维持人类舒适和安全所需的工作总量并没有庞大到这个地步。而那些欲罢不能的工作狂，他们所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该做的，也完全能够轻松弥补少数几个懒汉缺失的工作量。[8]

最后，这种无条件地对全民进行资助的概念，同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议题直接相关。

第一个议题，在人人皆知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之时，等级制度工作环境中的施虐受虐态势会迅速加剧。上班族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苦难都直接源于此。在本书第四章，我引用了林恩·钱瑟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施虐受虐行为”这个概念，尤其提到了以下观点：和真正的BDSM扮演游戏不同，在现实工作场景下，“正常人”一旦陷入这种施虐受虐情境，是没有“安全词”可以喊的。

“你没办法对你的老板喊‘橙子’。”

我常常想，林恩·钱瑟提出的这个见解太重要了，它甚至可以成为某种社会解放理论的基石。我愿意相信法国社会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直到1984年他悲剧性的死亡。据熟悉福柯的人叙述，福柯在发现BDSM游戏之后，个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人尽皆知的冷淡疏远、谨小慎微的性格，变成了一个很快就能和人敞开心扉、温暖且友好待人的人。[9]虽然他的理论思想同样进入了转变期，但他并没有机会将此转为完整的成果呈现给世人。当然，福柯的成就主要源自他对权力的理论研究。在他看来，权力贯穿于人类全部的关系，甚至可被视作人类社会性的基本内容。他曾这样定义权力：权力不过是“对他人的行动采取的行动”。[10]这就导致了某种奇怪的悖论：一方面，福柯的文字中暗示他自己是一名反权力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将权力定义为社会生活中绝不可能绕开的要素。在事业的最后阶段，福柯通过区分他口中的“权力”和“支配”，似乎已开始尝试解决这个难题。按照福柯的叙述，“权力”只不过是“战略游戏”。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权力游戏，我们很难不这么做，但我们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因此在人生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福柯留下了这样的话：

权力并不邪恶。权力是战略游戏。我们清楚地知晓，权力并非邪恶之事。拿性关系或各种情感关系为例，以双方均可参与的开放战略游戏的形式来施加权力，这并不邪恶，因为局面随时可以翻转，权力的施加方和被施加方并不固定。权力只不过是爱和激情的组成部分，是性愉悦的组成部分……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区分开“作为战略游戏（出于人们试图决定他人行为的愿望）在自由双方之间展开的权力关系”和常被误称作“权力”实则为“支配和统治的状态”。[11]

对于“权力”和“支配”，福柯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白的区分方式，只是点出了在“支配”状态下，事情不是开放的，也不能逆转。原本流动可变的权力关系在这里僵住了、“冻结了”。福柯以师生之间的相互操控和独裁学究治下的专制状态作为例子，对比了良善的权力和邪恶的支配。我认为福柯在这里已经快触及某些东西了，但从未真正来到应许之地，即关于社会解放的一种“安全词”理论。因为这正是明摆着的答案。角色固定这件事倒不怎么关键（有些人就是喜欢角色固定，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关键在于有时候你根本无法喊停。于是现在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如果在工作环境中也存在“安全词”，那么对老板喊什么？什么样的词是办公场景下的“橙子”？或者说对令人不堪忍受的官员喊什么？对可憎的学术导师喊什么？对虐待你的男友喊什么？如何才能保证只存在我们想玩的游戏，只创造那些我们随时可以选择退出的游戏？在经济领域，答案显而易见。办公室政治中之所以存在种种毫无必要的虐待行为，只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大喊“我不干了”的同时还能确保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受任何影响。如果安妮的老板知道，当安妮因某个数月前就已解决的问题还被一而再再而三召唤时，哪怕真的愤而离开，收入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那么老板一开始就不会把安妮叫进办公室。从这种意义上说，全民基本收入确实能够让员工拥有对老板喊“橙子”的“权力”。

第二个议题：全民基本收入一旦实施，首先改变的是安妮老板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人人收入有保障的世界里，安妮的老板将不得不对安妮展现出起码的尊重，面对员工的时候能够稍微体面些。其次改变的是这些岗位本身，我们很难想象诸如安妮这样的岗位还能长时间存在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的是，脱离不得不工作的命运之后、在无须工作也可以生存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选择去当牙科助手、玩具制造商、电影院引导员或拖船操作员，甚至是污水处理厂检验员，更容易想象的是，人们会选择混搭几个岗位，同时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在脱离经济约束之后，还有人会去选择花费大把的时间替一家医疗护理成本管理公司，拿着荧光笔在各种表格上涂涂画画，更别提是在一间员工不准聊天的办公室里做这些了。在这样的世界中，安妮就不需要被迫放弃自己保育园教师的工作了，除非她对这份工作本身失去了兴趣。而如果医疗护理成本管理公司依然存在，那么这些公司就得想其他法子在各种表格上涂抹荧光色的记号了。

不过医疗护理成本管理公司估计也没多长时间了。对此类公司的需求（如果这也能被称作“需求”），直接来源于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在绝大部分美国人眼中是一个相当愚蠢和不公的存在——的各种奇葩设定和弯弯绕绕（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希望这个系统能被某种公共保险或公共卫生服务取代）。如我们所见，这套系统还未被取代的一个主要原因（至少，如果奥巴马总统所说属实）正是因为这套系统的低效性创造出了诸多类似安妮所处岗位的工作。哪怕没有别的好处，全民基本收入至少也意味着成百上千万认识到当前局面荒诞性的人，终于有时间来从事致力于改变此种局面的政治组织行为了，因为他们不再被迫每天耗费8小时在各种表格上涂抹荧光标记了。如果他们坚持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不用在有意义的事情做完之余，还得额外挤出同等时间去折腾各种能带来收入、支付账单的“工作”了。

人们很难避免这样的想法：对像奥巴马这样坚称我们社会存在狗屁工作的人而言，上述情况正是全民基本收入这类安排最动人之处了。正如乔治·奥威尔提到的，当全社会都忙于工作，哪怕身处的岗位毫无意义，人们也没什么时间做其他事情。最起码我们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想法进一步促成了许多人不想改变狗屁工作现状的决定。

尽管如此，这为我要提的最后一点提供了可能。每当有人建议，不管是否工作，所有人都应该得到生活保障，往往就会立刻出现如下异议：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人们就直接都不工作了。这种反对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我想本书写到这里，这种意见我们就直接跳过不用讨论了。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值得讨论的异议：如果我们这么做，虽然大部分人依然会继续工作，但是许多人只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来做——走在路上，随处都是糟糕的诗人、恼人的街头哑剧、狂热的伪科学家，而真正的工作却无人来完成。然而狗屁工作现象早就清楚地阐释了此类担心的愚蠢之处。毫无疑问，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肯定有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大部分其他人眼中愚蠢或无意义的工作中，但我们很难想象这部分人能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20%。然而在当前社会，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已经有37%~40%的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粗略来看，50%的经济是由狗屁工作或者支持狗屁工作的工作构成的，而且这些狗屁工作甚至没什么有趣的地方！如果我们让所有人自己来决定，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来造福人类，那么怎么可能最后的结局会比现在的还要糟糕，怎么可能导致的劳动力分布比现在的还要低效呢？

这是有关人类自由这个议题的强有力讨论。大部分人都喜欢在抽象层面谈论自由，甚至声称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值得所有人去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自由的生活具体意味着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提出实际的对策，而是倡导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真正自由的社会具体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