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通过平衡各方愤恨情绪来维持管理主义封建制度

回到我刚刚谈到的那个时期，当时投票者拿到陶片后，纷纷将自己认为需要被驱逐出城的政客名字刻在上面。[1]据说，当时有个目不识丁的粗人把自己的陶片递给了阿里斯提得斯[2]。这个粗人并不知道眼前之人就是阿里斯提得斯本人，他想让眼前这个人帮自己把“阿里斯提得斯”的名字刻在陶片上。阿里斯提得斯听后非常震惊，赶紧问这个人阿里斯提得斯何时何地做了对他不公的事情。“从没有，”粗人回答，“其实我根本不认识阿里斯提得斯，只是烦透了一天到晚听人们说到他，还总是‘公正的’‘公正的’，烦死了。”听完这些，阿里斯提得斯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陶片上，然后递还给这个粗人。

——普鲁塔克[3]《公正的阿里斯提得斯传》（Life of Aristides the Just）

当然，我这里肯定说得夸张了些。消费主义社会下的人，哪怕身处狗屁工作，还是能多少拥有一点点生活的。虽然从长期来说，这种生活究竟能维持多久值得怀疑，毕竟最易陷入狗屁工作泥潭的人群似乎也正是深陷临床抑郁症等各种精神疾病的人群，更别提还是不孕不育的高发人群了。至少我是这么怀疑的，至于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实证研究。

哪怕上述说法并不成立，至少有一点是必然的：这样的工作安排，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憎恨和愤懑的政治风貌。那些在失业中痛苦挣扎的人憎恨那些有工作的人。那些有工作的人被鼓动着去仇视穷人、去憎恨失业者，因为穷人和失业者一直被描绘成好吃懒做、白吃白拿之流。狗屁工作从事者痛恨那些拥有对人类有益的真正工作之人，而那些从事着对人类有益的真正工作之人，在饱受低薪、羞辱和忽视之后，则越发讨厌那些垄断着极少数华丽、高尚、有用且高薪岗位的（他们口中的）“自由派精英”。所有这些人都讨厌统治阶级，认为统治阶级是腐败的、堕落的（他们确实是），而统治阶级则觉得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人彼此之间空洞的相互仇恨，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可以躲开些关注。

在这些仇恨之中，有一部分是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大家对此已经足够熟悉；另一些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乍看起来或许有些令人费解。我们不难理解，一家法国茶叶工厂的工人为什么会讨厌那群新来的毫无用处，却对他们指指点点的中层经理（这种讨厌早在中层经理决定裁掉这些工人之前就已存在）。然而，中层经理为何讨厌工人这一点，其中的缘由就不是那么容易想通的了。但事实上，中层管理者乃至他们的行政助理，的的确确憎恶工厂工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绪，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人可以堂堂正正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工人的报酬之所以过低，很关键的一点正是“道德嫉妒”。

我们对道德嫉妒现象的理论研究还很匮乏。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就此写书讨论过，但是这一现象显然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存在。我所说的道德嫉妒，指的是因为行为举止展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平而非因财富、天赋或幸运等因素而招致的妒忌和仇恨。最常见的情绪是：“你竟敢（通过你高尚的行为）传达出你比我更是个好人的信息（然后我还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比我更是个好人！）。”我记得第一次接触这种情绪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是左翼人士，他有一次跟我讲，他知道了某著名左翼激进人士竟然在纽约有一套高级公寓（前妻和孩子住），之后他对这位人士的尊敬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多么虚伪的人啊！”我这位朋友愤愤不已，“他养这套高级公寓的钱，本可以拿来救助穷人的！”当我指出这位激进人士已经把自己绝大部分家当都捐献给了穷人的时候，我这位左翼朋友听后无动于衷。可当我紧接着指出，“你自己也不算穷人，不过好像从没有做过什么慈善嘛”，他立马大动肝火。事实上，我都记不得在此之后他是不是还跟我说过话。从那一次起，类似的情况不断重现，我时不时就会见识到道德嫉妒这种情绪。在社会改良空想家群体中，共有价值观的美德典型人物若是典型得过分了，都会被视作威胁；美德一旦展现得过猛、过于炫耀（流行词“美德信号发射”指的正是这种行为），往往就会被视作一种道德挑战，即使这位典型人物本人非常谦逊和低调（事实上，谦逊和低调反而会火上浇油，因为这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够谦逊的人来说本身就构成了某种道德挑战）。

此类道德嫉妒现象在激进群体以及宗教群体中很普遍，不过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与工作相关的政治活动中也存在道德嫉妒，只不过更为微妙罢了。正如移民遭到的仇视往往既有人们对这些新来者工作太过努力的抱怨，也有人们对他们工作太不努力的指责，同样，感受到敌意的穷人既包括不工作的穷人（被认定太懒惰），也包括工作的穷人（起码他们不需要从事狗屁工作，除非被拖进了什么工作福利[4]计划）。就拿医疗人员工会和汽车工人工会来说，为何美国的保守派人士能够如此成功地煽动起民众对这两大工会组织的憎恨情绪？2008年，当金融业深陷泥潭，政府对其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时候，银行家依然拿着百万美元的奖金，民众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但是后续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出台。然而，当随之产生危机的汽车业受到援助的时候，政府却出台了制裁措施：对生产线工人进行制裁。人们纷纷指责这些装配工人拥有的工会合同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工会合同提供的医保和退休金方案太过丰厚，竟然还有那么多假期和每小时“高达”28美元的薪水。这些工人被迫接受大幅度削减援助金。而正是与这些工人同处一家公司的那些负责金融业务的人员（如果不是每天无所事事的话），造成了公司的这场危机，可是他们却无须做出公司里工人做出的牺牲。正如当地一家报纸事后写道：

2月的时候，在对银行进行紧急援助之后，汽车公司也获得了援助。有人指出，为了保证这些汽车公司能够再次赢利，必须裁掉几千个工人岗位。很长时间以来，汽车工人良好的工作保障和医疗补助招来了妒忌，现在他们成了替罪羊。在密歇根州那些曾经辉煌的制造业城市几乎全面停工之际，右翼广播电台评论员却声称，这些工人（这些历史上为我们每个人带来了8小时双休日工作制的功臣）不过是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5]

比起其他蓝领工人，美国的汽车工人之所以能拥有相对丰厚的福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创造的东西是所有美国同胞切实需要的，不仅如此，他们的产品被认为在文化层面具有非凡的意义（提供了让美国人感到自己是美国人的核心支撑）。[6]我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想法：恰恰是上述事实造成了人们对汽车工人的憎恨。“汽车都让他们造了！还想怎样？我每天不得不傻坐着填一堆毫无意义的表格，这帮家伙竟然还不满足，还敢动不动就威胁要闹罢工，闹着要得到什么看牙补助，闹着要休什么两周年假，好带孩子去看大峡谷和罗马斗兽场？！”

除了汽车工人，美国的中小学教师也饱受此类非议，原因一模一样。要不是对他们能够从事有价值的工作产生了嫉妒，根本无法想明白人们为何会敌视教师。当然，选择当一名中小学教师，就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选择，即明明知道等待自己的是高压的工作环境和可怜的收入回报，但仍决心投身于这份高尚工作——压力大，收入少，但充满社会价值感。选择当教师是因为他们想给他人的人生带来正面影响，正如一则投放在纽约地铁的教师招募广告中所说：“没有人会在20年后给曾经的保险索赔核算人打电话，感谢他工作上的热忱。”然而再一次，教师群体也成为抨击对象。抨击者认为教师群体被惯坏了，他们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话痨，心安理得地拿着他们不应得的收入，没完没了地说着世俗人文主义[7]、反美主义。的确，要理解共和党积极分子为何会攻击教师工会这一点不难，因为教师工会是民主党的重大支持者之一。但是教师工会是由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两部分组成的，而共和党积极分子反对的政策，大部分正是由这些行政人员促成的。既然如此，为何不把矛头指向这些行政人员？如果把矛头指向行政人员，声称是这些行政人员而不是教师群体是配不上现有收入的寄生虫，那会更有说服力。正如伊莱·霍洛威茨所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等保守派人士事实上还真的抱怨过学校里的行政管理人员，然而这种抱怨随即便停止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声音（虽然一开始就不怎么有存在感）几乎在对话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结果就是教师出来躺枪，哪怕他们的工作才是产生价值的一方。[8]

再一次，我认为这只能用“道德嫉妒”来解释。在大家看来，教师是主动选择了自我牺牲，主动选择了为社会做贡献，而且充满了炫耀。他们是为了成为20年后能够接到“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感恩电话的那种人。而这样的人竟然组织起工会，竟然以罢工相威胁，竟然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这也太虚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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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作高尚、有用，而你依然想要获得舒服的工资收入和丰厚的福利待遇，那你就会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除非你是士兵或者其他军方直接工作人员。士兵不仅不会因为从事的工作既高尚又高薪而被憎恨，恰恰相反，他们是永远不被憎恨的群体。他们超越一切批评。

士兵这个有趣的例外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不过我想在这里简单重提一下，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来理解本书。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理解右翼民粹主义。[9]请允许我再次以美国为例，毕竟这是我最熟悉的（虽然我确信，接下来要论述的观点，从广义上来看，适用于从巴西到日本的任何地区）。军方人员是终极好人，尤其在右翼民粹分子的眼中：我们必须“支持部队”；这是绝对命令；任何对此观点持有哪怕一丁点异议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情况，都是叛徒，没别的可能。与此相对，知识分子是终极坏人。比如，大部分保守派工人阶级，虽然对公司高管没什么好感，但一般也就止于此，并不会有太强烈的反感情绪。他们真正憎恨的对象是“自由派精英”（而自由派精英则可以细分为“好莱坞精英”“媒体精英”“高校精英”“律所精英”“医疗精英”等），也就是住在沿海大城市，观看甚至参与制作或入镜公共电视、公共广播的那群人。我认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憎恨情绪背后隐藏着以下两种认识：第一，精英分子眼中的普通工人是一帮愚蠢的土鳖；第二，精英阶级是一个不断被固化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孩子想要闯入精英阶级的难度，事实上已远远大于想要成为资本家的难度。

在我看来，这两种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第一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看看2016年特朗普竞选后大家的反应就知道了。在这个文明社会，白人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美国唯一一个受到各种偏执言论（比如说他们又丑又蠢还充满暴力）抨击却无人站出来维护的身份群体了。第二种认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也有道理。再次以好莱坞为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只要提起“好莱坞”三个字，人们心中就会浮现一派社会进步的迷人景象：那个年代，追随着“好莱坞”三个字，天真的农场女孩来到繁华的都市，被星探发现，摇身一变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不高今天暂且不议（反正肯定是偶有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这样的情节在当时是为人所信服的，当时的美国人并不觉得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如果你查看一下当今的电影大片主演名单，很难找到一名演员，家族里没有至少两代的好莱坞演员、编剧、制片人或导演的。电影业逐渐被一个“好莱坞阶级”统治，不断地“近亲繁殖”。因此，当好莱坞名人提出平等主义政治主张时，大部分美国工人阶级听着都会觉得有那么点空洞，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高薪和高尚无法同时拥有，好莱坞的各位也不会例外，甚至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认为，比起对富人的憎恨，保守派选民更加憎恨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能想象自己或后代变得有钱，却无法想象他们有朝一日能够打入文化精英阶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保守派选民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内布拉斯加州一名卡车司机的闺女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富翁的概率虽然很小（美国现在是发达国家中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但是这种概率并不是零。但这个女孩有朝一日成为国际人权律师或者《纽约时报》剧评家的可能性还真的可能是零。哪怕她成功考入了合适的学校，也绝对无法熬过头几年避不开的无薪实习期，那可是生活在纽约或者旧金山啊。[10]玻璃安装工的儿子哪怕克服重重困难获得了一份好的狗屁工作，也有可能像埃里克那样，无法或者不愿意在这份“好”工作的毫无意义中找到“意义”，找到不可或缺的人脉搭建平台。卡车司机的女儿们、玻璃安装工的儿子们，他们眼前是无数看不见的屏障。

重回上一章提到的“价值”和“价值观念”的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挣大钱，那么也许存在某种可能的路径，但如果你想要追求金钱以外的其他价值，不管这个价值是真实（新闻、学术），是美（艺术、出版），是正义（激进运动、人权），还是慈善，等等，而你同时还想拥有体面的收入，那么除非你有一定的家族财富、社会人脉和文化资本作为背景，否则绝无可能。于是，文化精英阶层成功地在所有可以获得经济回报以外其他价值的工作岗位上设置了屏障。文化精英阶层正试图将他们自身打造成新的美国贵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好莱坞贵族正是如此，世袭垄断了所有经济回报颇丰，同时还能给人高贵感、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岗位。

当然在美国，奴隶制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等历史原因使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憎恨情绪主要来自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而非裔美国人、移民及移民后代往往对反知识分子的政策持拒绝态度，他们依然将教育视作后代社会晋升的最可靠手段。这就令底层白人很不平，他们觉得非裔美国人和移民没有跟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而跟富裕自由派白人结成了联盟。

但这一切又跟支持军队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如果那名卡车司机的女儿真正下定决心要找到一份既能满足自己追求无私和高尚理想，又能支付租房费用和体面看牙费用的工作，那她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她禀性虔诚，那或许可以试着在当地教堂找个岗位，但此类岗位不容易获得。如此，只剩参军一个选项了。

我彻底想明白这些情况背后的真相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我参加了凯瑟琳·卢茨教授的一堂讲座。作为一名人类学研究者，卢茨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群岛的研究。在那次演讲中，卢茨教授有一点内容说得很有意思：这些军事基地几乎无一例外都会组织拓展活动，在这些拓展活动中，士兵冒着危险到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去帮助村民修理当地教室，或者免费给他们看看牙齿什么的。表面上，这些拓展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部队和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这些拓展活动很少能真正促进双方的关系。军方发现这一点后，依然将这些拓展活动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些活动对于士兵的心理状况有巨大的调节作用。许多人每每提及这些活动，就会变得情绪高涨，比如：“这正是我参军的原因。”“这正是军人的真正职责所在——不仅要保卫国家，更要帮助他人！”他们发现，有机会参与公益行动的士兵再次愿意入伍的比例是没有机会参与公益行动的士兵的两到三倍。当时我就想：“等一下，所以说部队里大部分士兵想要参加的是和平工作队[11]？”于是我查了一下和平工作队的加入条件。果然，想要加入和平工作队，你得拥有大学文凭。于是，因为这个限制条件而感到沮丧的人，就把军队当作了他们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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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人们口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巨大历史分歧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上。左翼一直致力于跨越那些纯粹由自私驱动的领域和那些往往体现高尚品格的领域之间的鸿沟，而右翼则一直试图将这两个领域拉得更远，然后声称这两个领域都为自己所有。右翼既支持贪婪又赞同慷慨。这也就是为什么共和党内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论者能和基督教右翼“价值选民”神奇般地结成联盟。这其实就是“红脸黑脸”策略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先放纵市场的混乱，使人民的生活陷入动荡，使已有的真理被质疑，然后再挺身而出，以教权和父权的最后堡垒自居，来对抗那些正是由于他们的放纵而滋生的野蛮。

人们心中一边呐喊着“入伍吧！”“参军吧！”，一边谴责自由派精英的自私和垄断。基于此我们发现，右翼用“伪君子”来评价左翼，可以说没毛病。在右翼人士看来，“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激进分子在当年曾声称，他们正试图创建一个美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精神愉快，人人都是理想家，人人都生活富足。共产主义之下，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将不再有鸿沟，价值就是价值观念，所有人都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然而这些激进分子最终做的，却是将所有既能实现理想又能使生活富足的岗位彻底垄断，专供给他们那些被惯坏了的子女”。

这一点，对于揭示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实质有着重要作用。从广泛意义上来看，这些事实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建立在人性贪婪之上”“人类天生就自私”“自私和贪婪可以产生价值”那一套不可相信！就请暗暗握住“无私奉献”这个权利，并把它当作配合游戏的酬劳吧。唯有那些证明了自己足够自私的人才能够获得无私奉献的权利。或许游戏是这么玩的。如果你愿意忍受着、谋划着，并因为这份忍受和谋划积累了足够的经济价值，那么你就被允许兑现，你的巨额物质财富将被转化成某种或独特、或高尚、或无形、或美丽的事物，即“价值”转化成了“价值观念”。你开始收藏伦勃朗的画，你把车库的空间腾出来去停放经典款赛车，或者你建立了基金会，将余生投入慈善事业中。说什么可以一步到位，可以直接做慈善，那不过是骗人的。

又回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中世纪式生命周期服务的说法，只不过今时今日，我们绝大部分人就算有机会体验到“完全成年”，也只能等到退休之后了。

军人则成为唯一被接受的例外，因为他们为国“服役”，而且（我怀疑）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大好处。这也解释了为何右翼民粹主义者，能够一边对现役军人无条件支持，一边又不可思议地对退伍军人漠不关心。许多退伍军人余生都在流离失所、失业、穷困、药物成瘾中度过，或带着失去了双腿的残疾身躯到处乞讨，却无人关心他们。穷人出身的孩子或许会对自己说，去参加海军陆战队可以为自己赢取教育资源和职业机会，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说是一场冒险都算是轻的了。这就是他付出的牺牲的本质，因而也是他真正崇高品质的体现。

我在前文中提到，所有被憎恨的对象都是高调打破了“经济回报”和“社会贡献”之间成反比的普遍准则。汽车工人也好，教师也罢，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而言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你们已经有机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了，还想怎样？你们竟然还有胆子成立工会来要求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想，那些深陷心灵摧残的低级别或中等级别狗屁工作的人，对汽车工人工会和教师工会一定会分外愤怒吧。而在人们看来，像“彪马叔”[12]和安吉丽娜·朱莉这样的自由派精英，在人生每一次的排队中都跳过了等候，直接插到了队伍最前面，去垄断那所剩无几的集趣味、金钱、意义于一身的工作。可就是这样，他们竟然还敢以社会公正代言人自居。工人阶级尤其憎恶这些自由派精英，因为工人那痛苦、艰难、有伤的身体但对社会同样颇具贡献的工作，在这些自由主义典范的心目中，既不重要，也没有趣味。与此同时，那些深陷高级别狗屁工作的“自由派阶级”成员，则对这些无愧于良心的、能够过上诚实生活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嫉妒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