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种没完没了延续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冲动,实际上不过是来源于对暴民的恐惧:暴民这种动物如此低等,以至一旦让他们获得闲暇,就会立刻变得危险,还是让他们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思考来得安全。
——乔治·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
假如有人想要设计出一项制度,能够完美地维护资本的力量,那他(或她)是很难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产出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击和斥责;更多人是在另一组,他们领着工资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岗位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比如经理、行政管理人员等,其中统治阶级的财务代理人尤为突出),同时还能促使人们对那些从事着具有无可辩驳的社会价值之工作的人产生隐隐不满。
——节选自《谈谈“狗屁工作”现象》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想谈谈此种工作的现状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提出某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前面两章中,我们谈到了造成狗屁工作激增的经济力量,也就是我所说的“管理主义封建制度”;我们还谈到了人们能够忍受狗屁工作的宇宙学,即对人类在浩瀚宇宙中该如何自处的普遍理解。经济越是沦为单纯的钱财分配问题,效率的低下和管理的臃肿就越能说得通,因为正是这样的组织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取钱财。某份工作实际生产效能越低、造福他人价值越少,这份工作从自我牺牲意义上出发的价值便越大,也就是说,任何使工作变得好玩、变得不再繁重的事情,哪怕是因造福他人而产生的满足感,都会被视作削弱了这份工作带来的自我牺牲价值。所以,如果某份工作给人以满足感,那么“经济回报就比较低”这个现象也就有理论基础了。
这一切真是不合常理啊!
在某种意义上,持下述结论的那些评论者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人们之所以没有过上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的日子,是因为大家选择了消费主义而放弃了闲暇。这些评论者只是搞错了其中具体的过程。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并非因为投入了所有时间去生产PlayStation等游戏机,也并非因为投入了全部精力在餐厅递寿司给对方。生产行业的自动化正与日俱增,而纯服务业在整个就业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增加,平稳地维持在20%左右。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某种奇怪的施虐受虐逻辑论证法,通过这种逻辑论证,我们觉得只有在工作时不断感受痛苦,才能赋予我们那些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感以合理性。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工作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于是人们不再享有“生活”这件奢侈品——这是卡蒂·威克斯[1]的简洁概括,这又导致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行为成为我们仅有的选项。整日闲坐在咖啡馆里,或争论政治议题,或八卦朋友复杂的多角恋,这会花掉不少时间(事实上能花一整天时间)。与此相比,去一家附近的健身房举举杠铃、练练瑜伽,回家后叫个外卖,看一集《权力的游戏》,上网买点护手霜、消费性电子产品什么的,都是我们可以预先安排好去做的事情,和他人完全无关。我们或是在工作的滚滚洪流之中找到偶有的停歇,安排上述娱乐活动,或是被这滚滚洪流冲垮后,沉浸在这些消遣之中。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做法:补偿性消费主义。我们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已不再拥有“生活”或基本告别“生活”这个事实而已。
[1]卡蒂·威克斯(Kathi Weeks),著有《工作的问题: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抗工作的政治,以及后工作想象》(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