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断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出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工作这样一个错误观念，因为按照马尔萨斯主义达尔文主义理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巴克敏斯特·富勒[1]
不管是如何发生的，“财富福音”这场反攻都成功了。工业巨头先是说服了美国民众，随后又说服了全世界民众，使人们逐渐相信繁荣的真正创造者是雇用者而非广大被雇用者。然而，正是这场反攻的成功，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当工人在工作中不断被当作机器对待的时候，他们如何才能在工作中找到目标感？当工人被不断告知自己不过就是机器人一样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却被要求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再次求助于老办法，即用“劳动塑造品格”这个观念，而后来也正是采取了这个老办法。我们可以将这个办法称为“清教主义的复兴”。但正如之前已经谈到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即基督教教义和北欧价值观的相融时期。在基督教教义中，亚当因为没有克制住欲望，受到了诅咒，而在北欧价值观中，也早已有“听雇主话、领薪水、好好工作是真正长大成人的唯一方式”这样的观念。有了历史作为铺垫，工人自然就很快接受了如下观念：工作不是为了创造财富，也并非为了照料他人（至少不是主要为了创造财富或照料他人），而是为了实践自我克制，是世俗生活中的“刚毛衬衣”[2]，是对欢愉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配得上消费主义购买行为的成年人。
当代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诚然，从历史上来讲，欧洲人或美国人并未将个人的职业视作后人对自己的主要评价来源。来到一个墓地后，你是找不到刻着“蒸汽管装修工”“执行副总裁”“护林员”“办事员”这样的墓碑的。人死之后，在这个世间曾经的存在，都被浓缩在曾付出和曾收获的爱之中：墓碑上刻下了人们生前曾共度时光的伴侣和后代的姓名，有时也记录着逝者生前曾服役的部队的名字。而这些都是与强烈的情感承诺相关的，也是与生命本身相关的，不管是生命的传递还是生命的奉献。与此相反，在生前，人们相遇时并不会问对方关于爱和承诺的问题，而是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就让人感到存在某种很难消除的矛盾点，毕竟“财富福音”也好，随之兴起的消费主义也罢，按理说是会改变这一切的。我们不再以生产能力审视自己的存在，而是通过消费的对象来表达自己：穿的衣服、听的音乐、追的球队等。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个人都希望归属到某个亚文化部落：你的身份可以是科幻迷，可以是爱狗人士，可以是彩蛋射击迷，可以是瘾君子，可以是芝加哥公牛队球迷，还可以是曼联球迷……但你绝不会用码头工人来定义自己，也不会用巨灾风险分析师来审视自己的存在。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部分人更希望通过工作以外的什么东西来定义自己而非工作本身。[3]可不知道为什么，矛盾的事情发生了，当被问及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会回答，是工作赋予了他们生活的终极意义，而失业则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过去的整个20世纪，人们对工作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研究，生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研究结果和人种志。关于工作的工作本身就成了某种小型行业。根据这些海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得到的推论看起来是成立的，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工作者来讲，不管你是蓝领还是白领，只存在微小的偏差），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
2.大部分人憎恨自己的工作。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现代工作的悖论”。整个劳动社会学学科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寻找以上两点能够同时存在的原因，对于劳资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如此了。正如该领域两位代表人物阿尔·吉尼和特里·沙利文在1987年说过的：
在过去25年中，远远超过100份的研究显示，人们常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令人身心俱疲，使人感到无聊，让人丧失尊严感和存在感。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想要工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知道，工作在精神上对于人类品格的形成，扮演着至关重要甚至无与伦比的角色。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极其重要的给生命内在提供养分的方式……一个人若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失去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工作可以带来的物质收入，更是丧失了定义自我、尊重自我的能力。[4]
吉尼经过对该课题的多年研究，得出了下列结论：工作已越来越不被当作达到目的之手段（即一种获得资源和经验的手段，这些资源和经验能够帮助人们追求前文中提过的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如家庭、政治、集体、文化、宗教），而是越来越被当作目的之本身。然而与此同时，作为目的之本身存在着的工作，在大部分人看来是有害的，是令人失去尊严的，是令人压抑的。
对于这对矛盾，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能够使两者协调的合理解释呢？或许可以尝试回到我在本书第三章提到过的论点，即承认下面这一点：人类本质上由一系列目标构成，若是完全丧失了目标感，那么可以说人类将不复存在。此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同那个宁愿在监狱洗衣房工作而不愿意待在牢房里整日看电视的囚犯一样。但是社会学家普遍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工作是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一种形式，那么正是现代工作的可怕之处使得“让工作本身成为目的”这件事成为可能。前文已提到过卡莱尔的观点：工作应当是痛苦的，正是工作的痛苦“塑造了品格”。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憎恨自己的工作，工作者才获得了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
正如克莱门特所说，这样的态度在当今的职场依然处处可见，在办公室的闲谈中也隐隐透出这种态度。“必须要用是否努力工作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哪怕这份工作我们根本不喜欢，这种必须要用是否努力来评价一个人的看法包围着我们……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身心俱疲，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诚然，比起移民雇农、停车场服务小哥和快餐店厨师，这样的想法在诸如克莱门特这样的坐办公室的中产阶级中更为普遍。但是哪怕在工人阶级群体，类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否定形式观察到：因为哪怕是那些觉得无须通过日日夸耀自己工作有多忙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人，肯定也会认为，那些完全不工作的人可以去死了。
在美国，因为种族歧视，一直都存在“穷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不配过好日子”的刻板印象：美国的一代代移民被灌输“奴隶的后代缺乏管束”的虚构结论，通过这些他们建立了什么样才是“勤劳努力的美国人”的概念，就像日本工人被教导去蔑视韩国工人，英格兰工人被教导去轻视爱尔兰工人一样。[5]如今，主流媒体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往往不得不更加得体和小心，但发表的文章中依然充斥着对穷人、失业者，尤其是对领着政府救济金的群体无止境的污蔑之辞。而大部分读者也真的认同这些当代道德主义者的基本逻辑：这个社会已被只索取不付出的“伸手党”包围；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缺乏意志力、毫无自制力、懒惰不生产；只有那些为不想从事的工作勤奋工作的人才值得他人的尊敬，倘若他们的工作受到严格监管那就更好了。因此，本书第四章描述的工作中存在的施虐受虐元素，与其说是工作场所中自上而下的命令链所产生的丑陋的（即使是意料中的）次要作用，不如说它们起到了合法化工作本身的核心作用。工作中的忍耐成了“经济公民”的荣誉徽章。忍耐已成了类似家庭住址那样稀松平常的存在了，如果你连忍耐都没有做到，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于是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不过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站在完整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这个情况。今日狗屁工作激增，主要原因在于掌控富裕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渐掌控非富裕经济体）的管理主义封建制度的独特性。狗屁工作之所以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是因为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来自一种对这个世界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感觉，而当提及自身工作的时候，人们大都会将这种感觉同社会价值等同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一点，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它能给工作者带来的经济回报则越小。诸如安妮这样的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在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中做出抉择：若是选择了社会价值，你就可以从事照顾孩子这样有用且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却被不断告知，帮助他人所获得的满足感本身就是这份付出的回报，至于如何养活自己，那你自己想办法好了；若是选择了后者，各种各样的生活开销是没问题了，但是却需要接受一份毫无意义且备受侮辱的工作，付出了身心俱疲的代价却丝毫不能带来任何价值，当然能够符合“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身心俱损，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不管这份工作是否有意义”这种普遍的价值观。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或许我们可以引用卡莱尔的话。在他那本歌颂工作的书中，卡莱尔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来专门抨击幸福。他这是在回应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学说。边沁等人看来，人类的快乐是可以被精确量化的，因此所有的伦理道德议题都可被简化为对如何使“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的计算。[6]卡莱尔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幸福是个可耻的概念，“勇敢伟大之人唯一会费心关切的幸福问题便是自己的快乐程度是否足够支撑自己完成本职工作。毕竟，一个人唯一的不幸便是无法工作，无法使自己生而为人的命运得到圆满”[7]。
认为人生唯一的目的在于对幸福的追求的边沁和其他功利主义者，可被视作现代消费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先驱，而现代消费主义如今依然是通过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得到合理解释。但是卡莱尔的观点事实上并非在否定边沁学说，哪怕确实是，也只是从辩证的角度来讲能够成立。当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学说始终彼此为敌时，它们的拥护者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彼此争执之际，一种建立在两种学说共同基础之上缺一不可的更高层次的协调统一已经形成。“人类根本的驱动力一直以来都是并且永远都会是对财富、权力、舒适、快乐的追求”，这样的看法一直以来并且永远都将是以下学说的补充，即“工作即自我牺牲”“工作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其痛苦、被虐、空虚和绝望的特点之中”，两者相辅相成。正如卡莱尔所说：
所有的工作，哪怕是棉纺工作，都是高贵的。工作之所以高贵只是因为工作本身，不管你是否听过这个说法，这里我都要再次强调。类似地，所有的高贵也是痛苦的。轻松闲适的生活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人类的最高信仰是“对悲伤的崇拜”。凡人之子哪有什么皇冠可戴，但荆冠人人可得，不管你戴得好还是不好！[8]
[1]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美国建筑师、系统理论家、作家、设计师、发明家和未来学家。——译者注
[2]刚毛衬衣（hair-shirt），宗教禁欲者苦修时直接穿在身上的一种粗糙的粗毛衣服。——译者注
[3]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人谈美国人》（Working）中有段话常被引用：“除非是疯子，不然一个人从来不会思考工作，也不会谈论工作。人们在一起或许会谈论棒球，或许会谈论哪天喝醉的事，或者谈谈睡了谁或没睡谁。这么说吧，一百个人里就只有一个人谈起工作会超级兴奋。”（1972:xxxiv）。但同时，斯特兹还说：“必须有人来做这个工作。如果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只希望他能给点尊重。”（1972:xxxv）。
[4]Gini and Sullivan，1987:649, 651, 654.
[5]关于此现象的经典研究，参见：Noel Ignatiev,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1995）。
[6]这个算法后来被改成了如何使“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但边沁最初的理论是基于享乐主义的，卡莱尔的回应也基于此。
[7]Carlyle，1843:134.
[8]Carlyle，184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