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劳动价值理论的破绽，以及资本拥有者是如何利用这个破绽的

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

——南希·弗伯尔[1]

我拿美国进行讨论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国在这个议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像美国那样如此广泛地把“所有财富均来自劳动”当作常识来看待，也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像美国那样如此有力、持久且最终有效地对该常识进行反击。到20世纪初，也就是最早的西部牛仔电影开始上映的时候，这样的“被接受”和“被反击”已基本进行完毕。如果告诉20世纪初的美国人，大牧场工人曾经都是马克思作品的热心读者，他们会和今时今日的大部分美国人一样，觉得完全不可信。更重要的是，此番反击给后来看起来很奇怪的对待工作的看法打下了基础，这种对待工作的看法主要来自北美，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各地飘散，造成各种危害。

虽然毫无疑问，林肯的说法是言过其实了，但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匠人共和国”，某种与传统生命周期服务稍稍有点相似的运转方式确实存在（只是有点相似，还是有许多区别的，比如值得注意的某种区别就是，当时大部分雇工并不被称作“仆人”，也并不住在雇主家中）。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把这样的运转方式看作理想情况，并据此进行立法。有意图进行投资的商人是不准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除非他能够证明这么做能够带来明确的不可争辩的某种“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不仅仅存在社会价值这个概念，更是将之直接写进了法律）。这个规定实践起来往往意味着，你的公司业务必须是挖掘运河或修建铁路什么的。[2]西部开发边缘地带是有无神论者，但我们如果从宗教角度来思考，便能明白这股反资本主义情绪从何而来了。建立在清教徒基础上的新教教义广受欢迎，人们不仅称颂工作，甚至还觉得“工作赋予人以神圣职责，以及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胜于闲散有钱人的权利”，这是我的人类学家同行迪米特拉·多卡斯和保罗·达伦伯杰总结出来的。这可以说是比卡莱尔的“工作福音”（大部分历史学家直接称之为“生产主义”）更明显具有宗教意味的说法。“工作福音”就是，工作不仅自身具备价值，还是价值的唯一真正生产者。

而这一切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后很快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开始出现。那些被称作“强盗资本家”的新兴企业大亨一开始是遭到了人们的极大敌意的（从大家对他们的称呼中就可以大概看出来），但到19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亨开始发起一场思维反攻，提出了被多卡斯和达伦伯杰称作“财富福音”的理念（多卡斯和达伦伯杰提出这个词是借鉴了安德鲁·卡内基的一篇文章）：

这些开始逐渐羽翼丰满的企业巨头，以及他们的银行家和政治盟友并不认可“生产主义者”所提倡的道德主张。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宣扬一种新的思想：与人们的认识恰恰相反，创造财富和繁荣的并非劳动而是资本。强大的企业利益联盟努力在学校、大学、教堂和市民团体中宣扬新的理念，试图彻底改变人们的看法：“商业已经解决了工业社会根本性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面向劳动者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大肆宣扬被我们当代人称为“消费主义”的理念：资本“集中”后，在正确人的正确管理下，实现高生产率，从而大大降低商品的价格，以至未来每个工人的生活质量堪比往日的国王。而面向精英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则表示，给穷人高薪会把他们宠坏，对“民族”无益。[3]

消费主义的传播恰逢管理革命的出现，而管理革命给大众认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在一开始。曾经的桶匠、运货马车制造师傅和女裁缝都把自己视作某种传统的继承者，为此自豪并拥有各自隐秘的知识和技能，然而随着管理革命的到来，由行政管理组织起来的公司开始登场，“科学管理”竭尽全力追求效率，从此工人成了机器的延伸，他们不再自主工作，而是在他人设计好的流程下机械执行。

在我看来，此处我们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这场运动如此成功？”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生产主义”就已经被“消费主义”取代。用哈里·布雷弗曼的话来说：“象征地位的不再是生产力，而是购买力。”[4]与此同时，劳动价值理论也因“边际革命”而被踢出经济理论的赛场，慢慢地越来越不被普通大众熟悉，以至到了今时今日，除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小圈子和研究生几乎没人知道。现在只要有人提到“财富创造者”，大家自动对应的就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这是大众意识的一次极大转变。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次转变？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最初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就存在瑕疵，这个瑕疵便是对“生产”的过分关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生产”这个概念是有神学根源的，并且存在明显的父权偏见。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上帝的形象就是匠人和技师，[5]人类工作（几乎总是被默认为男性工作）就是制造、建造东西，或许还有耕作，而对女性来说，“劳动”被象征性地视为生儿育女，她们付出的其他劳动则大都遭到了彻底忽略。很明显，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生产率的空前增长在这里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生产率的惊人增长，人们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到机器和人究竟谁更重要的争论中，事实上，这个议题贯穿整个19世纪，一直是政治经济问题的辩论焦点。

然而若是要探讨工厂工人这个议题，其中的故事怕是要更黑暗了。早期工厂主最开始的时候，大都本能地选择去雇用女性和孩子而非男性，毕竟人们往往认为女性和孩子更加温顺，更加习惯于单调的重复性工作，尤其是女性。这带来的结果往往相当残忍和可怕。与此同时，此种状态也导致传统的男性匠人陷入颇为痛苦的境地。他们不仅被淘汰出局，无法进入工厂这个新的工作环境，还要承受家庭内部的变化——曾经被吆来喝去的妻子和孩子，如今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这一切显然促进了“毁坏机器”这个发生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后来被称作“卢德主义”的浪潮的兴起。而这场反抗的浪潮最终能够退去，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似乎正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妥协：人们逐渐认同，工厂应当主要雇用成年男性。出于这样的社会妥协，以及接下来一个世纪左右，工人组织往往集中发生在工厂工人身上（部分原因是他们最容易被组织起来）这个事实，就有了目前的局面：只要一提起“工人阶级”这个词，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穿着工装裤的男人在生产线辛勤劳作的画面。我们也经常听到平时还挺有见解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谈特谈，比如随着工厂工作的衰落，英美等地的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好像给他们开公交车、给他们修剪树篱、给他们安装有线电视以及给他们祖父母换便盆的都是设计精巧的机器人似的）。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部分工人都在工厂工作的时期。哪怕是卡尔·马克思、查尔斯·狄更斯的年代，工人阶级居住的区域中，女仆、擦鞋匠、清洁工、厨师、护士、司机、教师、妓女、看门人、小贩也要比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铸铁工人多得多。女仆、擦鞋匠等工作是否属于“生产性工作”？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生产性工作”？生产的东西又由谁消费？是谁“生产”出了蛋奶酥？正是因为这些都很难清晰界定，因此探讨价值议题时，大家往往直接把这些忽略掉。然而这种忽略会让我们看不清现实，即大部分工人阶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从事的工作事实上都更接近人们眼中的典型女性工作：照顾照料，需求满足，解释说明，安慰鼓励，揣度上司心理，更别提照料动物、植物、机器等物件以及观察和养护等工作了。与此同时，锤打、雕刻、重物搬运、庄稼收割等工作反而是少数。

这样的忽略是有后果的，我来举个例子。2014年，当伦敦市长声称或许要关闭大约100处伦敦地铁售票厅，只留自动售票机时，公交系统爆发了罢工。这引发了当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网上的争论：这些面临裁员威胁的地铁售票人员从事的是不是“狗屁工作”。有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逻辑：一份工作（要有意义），要么就是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价值（地铁工作人员显然在资本家眼里已经不创造价值了），要么就是起到了某种社会职能，这种职能哪怕在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依然必不可少（而这一点地铁工作人员也不符合，因为如果哪天全面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公共交通将是免费的）。不用说，我肯定被牵扯进了这场辩论，因为我被要求对此事进行回应，最终我让提问者直接去看罢工者贴出的宣传文章《未来伦敦地铁乘坐建议》。我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乘客您好，乘坐未来伦敦地铁之前，请您确保完全熟悉伦敦地铁11条线路和270个站点……请确保出行中不会出现任何耽搁、事故、紧急情况、突发事件或疏散需求。请务必保证您不是残疾人、不是穷人，也不是初来伦敦的人。请务必保证您的年纪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请务必保证乘坐过程不会遭遇骚扰和攻击。请务必保证您出行中不会丢东西也不会丢孩子。请务必保证您在乘坐地铁时不会需要任何形式的帮助。

看来许多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从来没有想过去调查一下公共交通工作者真正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似乎陷入了某种类似右翼小报上经常出现的对城市雇员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报酬过高、浪费公共开支、成天无所事事的懒汉。

伦敦地铁工作者真正从事的工作事实上更接近女权主义者口中的“照料工作”。在护士和砌砖工人两者中，地铁工作者的工作性质与前者更为相似。只不过，就像和人们在谈论“经济”的时候总是把女性那些无偿照料工作忽略不计一样，工人阶级岗位中那些涉及照料方面的工作也同样被抹去了。有人或许会说，英国工人阶级照料工作的传统在流行文化中很突出。确实，英国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作品，从音乐到喜剧再到儿童文学，处处可见那些典型的动作姿势、风俗习惯和说话时为彼此鼓气的抑扬顿挫的呐喊。但是，照料工作并没有被当作自身能够产生价值的工作。

照料工作总体上被看作面向他人的工作，并且总包含一些与解释、移情和理解相关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人们可能会说照料工作不算真正的工作，这不过就是生活，或者说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人类天生具有移情能力，并且为了能够彼此沟通，我们必须不断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去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这往往意味着多多少少要“照料”“关心”他人）。但是如果所有的移情、所有的设身处地都是单方面的，那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成工作了。作为商品的照料工作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人在“照料”，而在于其他人“不在照料”。那些花钱购买“仆从服务”（注意：封建时期的用词今日依然在使用）的人是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进行什么解释性工作的。哪怕你是一个砌砖工人，也是需要做照料工作的，除非你是在给你自己砌砖。下属得时时刻刻观察猜测老板的心思，而老板则无须这么做。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心理学研究常常发现出身工人阶级的人要比出身中产阶级（更别提富人阶级了）的人更擅长察言观色、更具有共情能力、更关心他人的原因之一。[6]某种程度上，察言观色这个技能正是工人阶级工作内容的体现：富人之所以不需要懂得如何进行阐释，是因为他们可以雇用其他人来替他们做这些；同时，那些为了赚钱而被雇用的工人，已经养成了揣测他人心思的习惯，自然也就会看着老板的脸色行事。[7]

照此看来，正如许多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所有工作都可以被看作照料工作，因为哪怕是建桥，说到底也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出于对那些有过河需求的他人的关心。正如我在书中举那些例子时已经表明的，当人们思考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时，他们的的确确会从这些方面去想。[8]

而倘若我们把“生产力”作为看待工作价值的首要标准，并认为工厂工人是“生产性工作”的典型代表，那么这一切“关心”和“照料”就都被抹去了。工厂车间里，汽车、茶包或药品神奇般地被“生产”出来，其中涉及的“劳动”跟女人生孩子一样，费力却又神秘。这种看待“劳动”的方式，自然也使工厂主很容易地说出“工人和机器并无区别”的话。显然，后来被人们称作“科学管理”的理念更是促进了此种看待劳动的方式。然而若人们心中默认的“工人”是厨师、园丁或按摩师而不是工厂工人，这样的看待方式就绝不可能形成。

···

今天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把劳动价值理论视作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某个稀奇概念，如果把兴趣点放在对价格形成模式的解读上，那么或许确实存在其他更好的工具。但就工人运动而言（你也可以说对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革命者而言），真正的重点从来就不是价格形成模式，真正的重点在哲学层面。有这么一种想法：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全体人类以社会的形式共同创造的产物，因此人类当然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在任意时间，对人类可以触及的几乎任意物质客体而言，这种想法都是成立的。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了某种对“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设想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政府”这些抽象概念来讲，更是如此。这些抽象概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制造这些概念。约翰·霍洛威或许可以被称作当代最有诗意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提出要撰写一本名为《停止制造资本主义》（Stop Making Capitalism）的书。[9]他表示，我们虽然都做出一副被资本主义笼罩的样子，好似资本主义是某种庞然大物一样，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某样东西。每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都在重新制造资本主义。倘若有一天，所有人醒来后都决定不制造资本主义了，改成制造点别的什么东西，那么资本主义就将不复存在，这种别的东西将取而代之。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才是所有社会理论和革命思潮的核心问题所在（从根本上来讲，或许是唯一问题所在）。我们居住在我们共同创建的世界，然而如果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去试图想象理想生活中的世界，没有人会去想象一个跟现存世界完全相同的世界，所有人都会去想象更美好的世界。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就不能干脆去创造这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呢？为什么仅仅是“停止生产资本主义、停止生产政府，或只是停止提供差劲服务以及免去烦人的官僚形式”这样的想法就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将工作视作生产让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将工作视作生产能否帮助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清楚了。下面是我的想法：许许多多工作严格来讲并不是生产性质的，而是照料性质的，哪怕那些看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工作，我们也总能从中找到体现出照料特性的地方。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合理性解释，来告诉我们为何换套规则、换种社会的想法不现实。哪怕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我们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大部分行为，不管是不是生产性的，都在有意识地照料他人，而且往往是照料特定的他人。我们的行为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紧密相关，而这些关系中则包含着照料元素。大部分包含照料元素的关系都要求我们多多少少维持这个世界的原貌。正如理想主义者通常在结婚生子之后就会放弃年少时改变世界的梦想，然后逐渐和成人世界妥协那样。照料他人，尤其是长期地照料他人，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维持在相对可预测状态的基础上的。有可预测性才有照料行为展开的可能性。省钱供孩子上大学是建立在20年后这个世界仍有大学可读的基础上的（当然，钱本身也不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然省了也用不上了）。这就意味着对“他者”的爱，不管是对人、对动物还是对景色，往往需要我们维持这个也许很令人讨厌的现有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