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欧价值观“没有领薪工作的人生不完整”之起源

我们有必要强调此类想法的神学起源。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核心假设都可以追溯到神学领域的某些主张，比如，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深受无穷欲望之苦，奈何身处的世界却有限，因此必然无法摆脱彼此竞争的局面。此种观点在后来的17世纪演变出了世俗版本，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这为后来人提出“理性的人类行为总体来讲关键在于‘经济化’”奠定了基础（“经济化”指的是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面对匮乏的资源，理性行为者对其进行最优化配置）。

当然，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问题都归教会法管辖，对于这一点，没人真的会否定与神学的关联性。然而当时的欧洲还有另一个重要特色，这个特色表面上和神学没什么关系，但对后来者对劳动的理解却有着怎么说都不为过的重要性。这便是“仆从工作”的概念。[1]这个概念非常北欧化。

理论上，封建社会是由众多仆从工作构成的大型体系：不仅农奴从事着仆从工作，就连低级别封建主也在“服务”高级别封建主，而高级别封建主同样“服务”着君主。然而，对大部分人的生活而言，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服务形式并非“封建式服务”，而是历史社会学家口中的“生命周期服务”。基本上，当时每个人的人生中都要经历一段到别人家“服务”的阶段，从他们工作生涯开端起，持续7~15年。各种同业协会按此运行，对这一点我们大部分人并不陌生：孩子青少年后就会被送到老工匠家里当学徒，在一段时间后学徒师满，成长为技工，但只有当他们自己也成长为名师之后，才有足够的财力谈婚论嫁，组建自己的家庭并开始独立经营，然后招录自己的学徒。事实上，这套运行体系绝非手艺人专有，农民的一生也是如此。通常，农民家的孩子长到青春期后，会被送到另一户农民家（通常会选择情况稍好于自家的农户），当上几年的“农牧仆人”。男孩女孩都如此（比如，去别人家当挤奶女工，正是农民家女儿长到一定年龄后将要经历的），甚至连精英家庭的孩子也需要经历类似的时期。最出名的例子可能就是“男侍”了，即骑士身边的侍从男孩，他们先给骑士做侍从，作为有朝一日自己成为骑士的第一阶段经历。贵族家庭的女孩，除非出身于顶级贵族，同样需要在青春期的时候服侍其他人，担任“女侍臣”，服侍级别稍高的某位已婚贵族女性，打理她的私人寝室，服侍她梳妆打扮，照料她的饮食起居，等等。在服侍期间，这些女孩自己也在“等候”合适的时机嫁人，然后成为某户贵族家庭的女主人。宫廷中的情况也类似，“男侍臣”服侍君主，打理君主的私人寝室。[2]

对于年轻贵族，“等待”主要指的是等待遗产（或者这名年轻贵族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认为，不管是在年龄上还是在能力上，这名年轻贵族都已做好准备，那么父母可能直接就把头衔和财产转移给他了）。对于农牧仆人，情况应该也类似，不过总的来讲，平民在充当仆人的这个时期，能够领到工作报酬，并且按照社会惯例往往需要存下其中相当一大笔钱财。这样等到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在管理家庭、店铺或农场的知识和经验储备上，还是在成家立业的经济准备上，他们都达标了。年轻女性平民在结束自己的仆人时期时也已存好钱，备好嫁妆，然后在那些能力达标的追求者中挑选一人结婚。因此，中世纪时期，人们普遍得到30岁左右才结婚。这也就意味着，“年少时期”（这段多多少少有点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青春期）往往会持续15~20年之久。

仆人能领到薪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虽然领薪工作的确早在资本主义出现几百年前就已存在于北欧，但是在中世纪时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每个体面人在自己工作生涯第一阶段需要做的事而已。做仆人和从事领薪工作基本被视作一回事，哪怕是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按天领工资的打临工者依然会被称作“仆人”。因此对年轻人而言，当仆人这段经历最重要的不仅是为了学习手艺，更是为了学习“规矩”，学习有责任、有担当的成年人应有的言行举止。正如1500年前后一位来到英国的威尼斯访客所言（这段话经常被引用）：

在英国，你能清楚地看到，人们不怎么疼爱孩子。在这里，孩子一旦长到7岁或至多9岁，就会被送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被送到其他人家里去当仆人，服侍他人7~9年之久。[3]而这些被称作学徒的孩子，在漫长的仆人生涯中，做的全是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琐碎工作。绝大部分人生来就要面对此种安排，只有极少数可以幸免。不管你多么富有，都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人家里，与此同时，你自己家里则会被送进来陌生人的孩子。如果你问那里的人们为何要做出如此严厉的安排，他们会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学会做人的规矩。[4]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人们看来，“规矩”的范畴远超“礼节”。“规矩”指的是某个人在这世上总的行事风格和做人态度，指的是这个人的习惯、喜好和感受力。年轻人需要到他人家中劳动来换取薪水，这是因为我们后人眼中的领薪工作和教育在当时的人看来基本就是一回事（除非是想成为神职人员，从事专业学术研究）。不管是领薪工作还是教育，都是学习自我约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控制那些低级欲望，[5]逐渐成长为自律体面的成年人。

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文化中没有青春狂野、放纵行为的空间，恰恰相反，年轻人即使在别人家中当着学徒，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种文化。他们往往集中在一些青年会社，这些青年会社的名字很怪异，比如“混乱无序上议院”“胡说八道修道院”等。在一些备受喜爱的节日期间，人们甚至会允许这些青年会社临时掌握大局。但是欢闹过后，还是要归于节制，年轻人继续当学徒，规规矩矩，服侍着带领他们的那位一家之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从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变成懂得自我约束的成年人。在完成这样的转变之后，他们便可以和学徒生涯说再见了，然后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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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在中世纪的北欧，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古典时代人们对待工作的主流态度完全不同，甚至跟地中海时代后期也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位威尼斯大使就被英国人的做法震惊到了）。根据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大部分资料，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男性贵族并不从事体力劳动。在他们眼中，体力劳动或仆人工作只适合女人和奴隶。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工作绝不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事实上，工作只会让你变得更糟，因为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剥夺了人们履行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的机会。因此，每当古典文学谈及工作，都往往倾向于强调其惩罚性的一面。至于上帝般创造性的一面，则基本被视作专属男性一家之主的特权。这些男性一家之主足够富有，可以不用亲自干脏活，只需差使他人即可。而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欧，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亲自干脏活。[6]因此工作，尤其是领薪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在新教出现很久以前，后来的“新教工作伦理”中某些关键的方面早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