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工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报酬之间的反比关系

做好事即乐在其中。

——爱比克泰德[1]

这一点我在2013年最初那篇文章中就提到过。这个想法还是文章写作两年前，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产生的。当时我从运动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上班太忙，根本没时间长时间扎营，只能抽出时间来参加游行，甚至连游行都没时间参加，只能在网上声援的支持者）口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这样的：“我想做有用的事，我想从事一份能够带给他人好处，至少不伤害他人的工作。可是在如今运行的经济制度下，如果从事一份能给人们带来帮助的工作，那你获得的经济报酬会很少，然后会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最后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这样不公平的现实，给大家带来了深而持久的愤怒感。[2]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就是“爱心阶级的反抗”。与此同时，曼哈顿祖科蒂公园里的占领者也经常告诉我们，有时年轻的华尔街交易员也会过来跟他们聊上几句，说的内容大都类似：“那什么，我知道你们抗议的内容是有道理的，我对这个世界确实没做什么积极贡献，整个制度已经腐坏，而在这个腐坏中说不定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你告诉我，在纽约生活，如果赚不到6位数的薪水，怎么过？如果你有办法，我明天就辞职不干了。”

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反馈中也有一些人表达了类似的两难困境。比如安妮，她注意到，有许多女性原本从事保育工作，但最后迫于经济压力都辞职了，再找份办公室工作以便付得起房租。再比如医药研究员汉尼巴尔，他把自己在医疗领域的经历用一个公式进行了总结：“我每份工作获得的报酬和这份工作的有用程度几乎完全成反比。”

这样就真的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再看看2013年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的那个简单思想实验就明白了：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某个群体所有人突然都消失了，那会怎样？现在我把这个虚拟场景再加强一下：如果我们某天早上醒来后发现，所有的护士、垃圾清理工或机械师都消失不见了，或者所有的公交车司机、杂货店伙计、消防员或快餐店厨师都跑去了另一个维度的世界，那么无论消失的是这些中的哪个群体，后果都将非常严重。如果小学教师突然都消失了，那大部分孩子可能会欢天喜地庆祝个一两天，但一两天过后会怎样？没了小学教师的长期后果那可是相当可怕的，甚至比前面提到的群体消失带来的后果更甚。再比如，对不同的音乐流派，虽然人们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有些人喜欢死亡金属，有些人喜欢克里兹莫（东欧犹太人传统音乐），同样，关于言情小说和科幻小说哪个更牛，虽然大家也争个不停，但若世界上某个流派的音乐家或者某个类型的作家突然全部消失，哪怕有些人漠不关心甚至窃喜，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个世界将从此变得暗淡无光。[3]

但倘若消失的是对冲基金经理群体、政治顾问群体、行销大师群体、游说人员群体、企业律师群体或者那些每天的工作就是跟人道歉“木匠又来不了了”的行政人员群体，那这个世界才不会遭到什么严重的打击呢！第四章中，芬恩对他所在的软件许可公司这样评价：“如果我周一来到公司，发现整栋楼都不见了，那么不仅这个社会对此毫不在意，我也毫不在意。”世界上肯定存在那些消失之后一切反而会更美好的办公大楼（我相信正在读此书的各位不假思索就能说出几栋）。

可就是这些人，拿到了最高的薪水。

事实上，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某个组织的最高层，表面上最重要的岗位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空置了很长时间，结果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因此有什么明显变化，甚至对这个组织本身而言也是，一切照常。最近几年，比利时经历了一系列宪法危机，导致其有段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首相，没有卫生部长，没有交通部长，没有教育部长……这一系列危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的记录是541天），可是不管是卫生、交通还是教育，都没有出现任何看得到的负面影响。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此种局面延长到几十年，那肯定会有些影响，但是我们不清楚这种影响程度的大小，也不知道到底是正面的影响多，还是负面的影响多。[4]类似地，就在我写到此处的时候，优步公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公司之一）正在经历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及一众高管的集体辞职，这就导致优步“目前在没有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以及首席营销官的情况下运转”，但并没有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任何明显的影响。[5]

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金融业从业者，或者更宽泛地说，那些收入极高的人群几乎从不罢工。正如鲁特格尔·布雷格曼[6]常常提起的，1970年爱尔兰爆发了长达6个月的银行业罢工，可是经济却没有像罢工组织者预测的那样发生停滞，大部分人继续写支票，然后这些支票就以货币的形式直接流通起来，价值不受任何影响。而再往前两年（1968年），当纽约的垃圾工人发起罢工的时候，仅仅用了10天就获得了成功，他们提出的诉求被满足，因为没了他们整个城市几乎没法住人了。[7]

···

很少有经济学家真正试图去测量各职业的总体社会价值，大部分经济学家很可能觉得这种尝试注定会白费功夫，而极少数真的做过这个尝试的，得出的结论基本确认了工作的有用性和经济回报之间确确实实是成反比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B.洛克伍德、查尔斯·G.内桑森和E.格伦·韦尔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梳理了那些探讨各类高薪职业“外部效应”（社会成本）和“溢出效应”（社会收益）的既有文献，来看看是否有可能精确计算出每种职业给整体经济带来的效益或造成的损害。他们给出的结论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和创意产业相关时），涉及的价值实在过于主观而很难计算出来，但是在其他情况中，粗略估算一下还是做得到的。根据他们的估算，在贡献值能够计算出来的工作中，社会价值最高的要属医疗研究员了，他们每拿一美元的薪水，就能够给社会带来9美元的总价值。而社会价值最低的则是金融领域从业者，他们每赚取一美元报酬，平均能给社会带来1.5美元的价值损失（而且别忘了，金融领域从业者赚的报酬那可是高得不得了）。

下面是他们的总体统计分析结果：[8]

·研究人员　+9

·中小学教师　+1

·工程师　+0.2

·顾问和信息技术专家　0

·律师　—0.2

·广告人员和市场人员　—0.3

·经理　—0.8

·金融领域从业者　—1.5

上述分析结果看起来完全证实了许多人对这些岗位总体价值的本能猜测。本来只是猜测，现在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感觉非常好，不过这篇论文的作者将研究聚焦在了那些收入最高的从业者身上，这就使其结论对于本书探讨的议题作用有限。中小学教师或许是上述职业中收入最低的，起码平均而言如此，而且许多研究人员的生活相当窘迫艰难，因此这里的统计结果并不违背工作有用性和经济回报之间成反比的猜测。但若是想要真正理解职业全貌，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样本。

我所知的最符合我们要求并且确实使用了更大范围样本的是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采用投资社会回报分析的方法，对6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三种高薪，三种低薪）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可以总结如下：[9]

·城市银行家，年薪约500万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会造成7英镑社会价值的损失。

·广告业经理，年薪约50万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会造成11.5英镑社会价值的损失。

·税务会计师，年薪约12.5万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会造成11.2英镑社会价值的损失。

·医院清洁工，年薪约1.3万英镑（时薪6.26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能产生10英镑的社会价值。

·回收站工作人员，年薪约1.25万英镑（时薪6.10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能产生12英镑的社会价值。

·保育员，年薪1.15万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能产生7英镑的社会价值。

研究人员承认上述结论中，涉及的许多计算都有点主观（计算这类数据，肯定躲不开主观判定），而且他们的研究只聚焦于收入等级的上下两极。因此，本书讨论过的大部分工作都未能出现在此项研究结果中。本书探讨过的工作大都收入中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作的社会价值是既不为正也不为负的，而是在零的附近徘徊。虽然如此，从这项研究既有的结果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有力的数据支撑，从而证明：你的工作越是对他人有助益，这份工作带给你的经济回报往往就越少。

不过也有例外，最突出的就是医生了。医生的收入在整个收入等级中位于顶端，尤其是在美国，但他们的的确确造福了他人，这一点无可争辩。不过哪怕是医生，对于他们的社会价值，依然有医疗从业者表示怀疑（这些医疗从业者认为他们也算不上什么例外）。比如前面提到的药剂师，他认为大部分医生对人类健康快乐的贡献微乎其微，他们的工作不过就是发发安慰剂。这话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说实话，我没有什么资格判断，但不管如何，“1900年以来人类之所以越来越长寿，真正的原因并非医疗水平的提升，而是卫生、营养及其他各种公共健康领域的进步”[10]这一经常被引用的事实则表明，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这么说：医院里（收入极低的）护士和清洁工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事实上要比（收入极高的）医生大。

除了医生，还有少数例外，比如水管工和电工。他们的工作既有用又回报颇丰。与此相对地，有些低薪工作却毫无意义。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工作都是“对社会越有益，回报越少”。[11]

然而，若是要研究造成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成反比的原因，那就完全没这么简单了。我们能想到的许多常见解释都站不住脚，比如我们会说，你的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收入水平。可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收入真的就是靠教育、靠培训，那美国的高等教育圈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成千上万受过极佳训练的博士毕业生，靠辅助性的教学工作勉强维生，生活水平远低于贫困线（甚至还得靠食品券维生）。[12]再比如，我们可能会说，收入高不高跟供需关系息息相关。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在美国，护士的收入远低于企业律师，明明今日美国的现状是正规护理人员严重短缺，而法学院毕业生严重过剩。[13]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阶级力量”和“阶级忠诚”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有相当多的人不仅承认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之间确实存在反比关系，还认为此种关系天经地义。他们认为做了好事之后，我们应得的回报就是好事本身，正如古代斯多葛学派人士曾主张的那样。

很久以来，教师这份工作就受到了此类说法的影响。人们总是说，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的收入可不能太高了，肯定不能和律师或经理一样高，因为我们不希望人们主要出于对金钱的渴望才去给孩子教书。如果这种说法对其他需要美德的工作也一视同仁，那么还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道理，可事实并非如此。（我还从没听谁说过要给医生少发钱的。）

可以说，这种不应给高社会价值岗位提供高薪的观念，是对平等主义的曲解。

我来解释下这是什么意思。道德哲学家柯亨主张，根据下述逻辑推理（我把这个推理简单总结了一下，可能略显粗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全社会所有成员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收入。柯亨一开始就问道，为何我们会给有些人高于另一些人的薪水呢？人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生产力或者这些人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思考的。

1.如果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才能（比如天生嗓音优美，适合歌唱，比如具有喜剧天分，比如数学才能出众），我们就会说这些人拥有了“天赐的礼物”。他们既然已经拥有了一份好处（一份“天赐的礼物”），那就没道理因为这份既有礼物带来的影响，再给他们额外的好处（更多金钱）。

2.如果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工作更勤奋，那我们往往没办法判断，他们之所以这么勤奋，到底有多少是出于他们更强的工作能力（这同样是“天赐的礼物”），又有多少是出于他们想要勤奋工作的主观意愿。如果他们勤奋工作是出于更强的工作能力，那同样没有道理因这份先天优势而给予他们更多奖赏。

3.即使有办法证明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工作更勤奋完全是出于个人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去判断，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利他主义（为了造福社会而选择更努力地生产），还是出于想给自己谋求更多利益的自私之心。

4.如果是出于利他主义，那么他们努力生产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社会财富。这样的话，若是给他们多于他人的报酬，就会反过来减少他们好不容易增加的社会财富，这违背了利他主义者的初衷。从道德上来讲，我们只能给予那些出于自私而更加勤奋的人额外奖赏。

5.可是总的来讲，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变幻莫测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简单地把工作者分为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两大类。于是我们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给所有勤奋工作者都提供额外奖赏，二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你勤奋不勤奋。不管做出哪种选择，都会违背一部分人的意愿。如果给所有勤奋工作者额外奖赏，那么出于利他之心而努力工作的人就没办法实现他们尽可能造福社会的目标；如果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那么出于利己之心而努力工作的人就没办法实现他们尽可能给自己赢得收入的目标。如果必须要伤害一部分人的意愿，那么从道德上来讲，伤害利己主义者的意愿要来得更为合理。

6.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人工作更努力、工作效率更高而给他们加薪，也不应该给予他们任何其他形式的额外奖赏。[14]

这里的逻辑推理没有问题。但对于其中涉及的诸多隐含前提，我们显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质疑。不过在本章，对于平均分配收入的做法在道德上是否合理，我并不十分感兴趣，更吸引我的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似乎已经从方方面面接受了上述推理中的第3、第4点，却没有接受第1、第2、第5和第6点。我们的社会小心地否认了“无法按照不同工作动机对从业者进行分类”这个前提。只需要看看某人从事了哪些职业，我们就能判断他的工作动机。只需要观察这个人，除了金钱是否还有其他动机来从事他所从事的职业，如果有，那么就应该按照第4点来操作。

因此人们认为，那些选择造福社会，尤其是那些知道自己造福了社会之后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人，是没有资格再要求获得中产阶层的薪水、带薪假期和丰厚退休金的。基于相同的逻辑，人们还认为，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除了经济回报之外毫无意义，甚至有害，并因这样的认知而备受折磨的人，恰恰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回报。

这样的操作我们在政治层面见得太多了。比如，英国8年来奉行“财政紧缩”，已经让几乎所有给公众带来直接和明显好处的政府工作人员（护士、公交司机、消防员、铁路信息亭服务人员、医疗急救人员等）的薪水都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削减。甚至已有全职护士需要依靠“慈善食品银行[15]”来维持生活。然而，对于这样的局面，执政党不仅不羞愧还引以为傲，当提高护士薪水以及提高警察薪水的法案经投票被否决后，那些雄辩的议员甚至当场齐齐爆发出欢呼声。而这个执政党，对于几年前差点把全球经济搞垮的城市银行家却相当宽容。众所周知，他们对城市银行家连年暴涨的收入毫不在意。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该执政党的受欢迎程度。在人们眼中，似乎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来牺牲某些特定群体是合理的。那么选择牺牲哪些群体呢？自然是那些通过职业选择，早已开始为社会牺牲自己的那些群体，或那些从事着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而感到心满意足的群体。

这种看法想要讲得通，必须先把工作（或者更精确地讲，领薪工作）本身看作某种价值。是啊，工作本身的价值是如此之大，大到不管是工作动机还是工作效果都得排在后面。一方面，左翼示威游行，挥舞着“给我们更多工作”的标语；另一方面，路过的右翼口中则嘀咕着“你们先找份工作做起来啊！”。似乎有种广泛的共识：工作本身好不好暂且不谈，但不工作可是万分不好的；那些在他们并不特别喜欢的事情上不努力工作的人，都是卑鄙的坏人，是逃避劳动的懒汉，是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寄生虫，我们无须同情他们，社会更无须向他们伸出援手。这种声音不仅出现在保守派声讨懒汉和“福利女王”[16]的抗议中，同样也出现在了自由派为“辛勤劳动的大众”（那些只是适度劳动的人怎么办？）摇旗呐喊的抗争口号中。更惹人注目的是，如今连顶层人士都逃不开这一套道德观念的评判。我们现在很少再听到讲述富人阶层悠闲生活的故事了（并非现在没有生活悠闲的富人了，而是大家不再赞美闲散了而已）。而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穷困潦倒的人们可是很喜欢观看描绘上流社会的电影的。影片中，花花公子坐拥百万财富，浪漫不羁，胡作非为。这样的故事曾备受欢迎。但现在，人们更喜欢听工作狂首席执行官的故事。大家乐此不疲地谈论着首席执行官超人般不怎么睡觉的变态工作安排。[17]而在英国，报纸和杂志甚至会刊登王室成员极为紧凑的日程。通过这些报道我们知道，王室成员每周花在准备和出席各种仪式典礼上的时间是如此之多，以至他们几乎没有一丁点儿私人时光能留给自己。

我收到的反馈中，很多人都谈到了这种把工作本身当作目的的道德观。克莱门特在美国中西部某所公立大学从事一份（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经费评估的狗屁工作”。在他不忙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他都不忙），克莱门特就泡在网上看各种政治观点，他渐渐发现，那些进出他所在部门的经费竟然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密不可分。他辞去了工作，在同事惊愕的目光中，换了份收入低得多的地方政府工作。他表示，新的工作更辛苦，但是“起码这份工作有时候挺有趣，有时候甚至还能造福人类”。

克莱门特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前同事总是做出一副忙不过来的样子，好似他们必须这么假装，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什么事做。

克莱门特：那些同事经常说他们很忙、很辛苦，可他们每天下午两三点就下班了。这种对明摆着的事实不加任何掩饰的公然否认，我们该给这种行为起个什么名字？

我禁不住一直思考，为何人们会感到必须要用是否努力工作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哪怕这份工作我们根本不喜欢？这种必须要用是否努力来评价一个人的看法包围着我们。我们呼吸着这样的观点，然后作为某种社会性条件反射，又在闲谈中吐露出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关系的某项指导原则：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感到身心俱疲，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我们真的就打算告诉自己，之所以这么拼命工作，都是为了孩子而牺牲我们自己吗？哪怕这份该死的拼命让我们都没什么时间陪孩子！

克莱门特认为，在深受德国新教徒影响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此种人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的看法尤为突出。有些人还谈到了清教主义。不过此种观点并非新教群体独有，也并非北大西洋地区独有，它无处不在，区别不过是程度不同、密度不同而已。如果说工作的部分含义在于它是“我们并不那么情愿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想做的事情自然就不怎么算得上是工作了，而更像是娱乐、爱好，或闲暇时光会做的事。因此我们若是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么我们就不怎么会有理由拿酬劳，甚至一丁点儿物质回报都不应得到。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大部分学者最初投身学术的原因，是知识的魅力，是各种令他们兴奋不已的思想。毕竟，能够花7年时间攻下哲学博士学位的人，大部分都清楚，如果他们选择了法学院，那么只需花3年时间就可以毕业，而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薪水就会高出大学教师许多倍。尽管如此，当系里的教师边喝着咖啡边聊天的时候，他们却很少聊到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对思想的热爱。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正在抱怨系里行政事务的繁杂，很可能正在吐槽那些永远填不完的表格。没错，现在留给大学教师阅读和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被拿来应付各种行政事务。[18]即便有人有了某项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他也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因为当其他人都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若是表现出享受，这样的行为会被认为不够体贴。不同高校之间，此种“反知识”氛围有轻有重。但是不管在哪，起码对一件事大家是有共识的：每个人职业中令人愉悦的那部分，比如思考，并不是他们领到薪水的原因，与其说这令人愉悦的部分是工作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某人“真正的工作”（主要就是填写各种表格）完成后，作为一种肯定，被偶尔允许的放纵和沉迷。

大学教师的收入并非来自研究文章的撰写或评论，但支付他们薪水的学校不管有多不情愿，至少承认大学教师的职位描述中是包括研究工作的。在商业世界，情况就更夸张了。比如，纽约大学一位名叫杰夫·舒伦伯格的写作教师，在看了我2013年最初那篇文章后写了篇博文。他在博文中指出，现在许多公司都觉得，如果某份工作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不管是什么方面，只要有满足感，公司就可以不支付报酬。

舒伦伯格：对于格雷伯，狗屁工作的产生伴随着某种道德责任：“如果你没有始终处在忙碌工作的状态中（只要在做事就行，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那么你就是一个糟糕的人。”此逻辑的另一面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做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能够给你带来内在奖励的，那么你就不应该期望通过这件事赚到大钱。你应当无偿奉献，哪怕他人会因为你的奉献而获利，甚至他人越是得利，你越应该无偿奉献。换句话说，我们是靠你们（无偿）做着你们喜爱的事情而谋生，而你们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做你们讨厌的事情，正是这样，我们控制了你们。

舒伦伯格举了个翻译的例子。不管是段落还是文件，大部分人并不会觉得翻译有什么好玩的，尤其是碰到枯燥乏味的商务类文件，尽管如此，除了金钱，还是存在其他理由促使人们去做翻译的（比如，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因此，公司管理层一旦听说有东西需要翻译了，第一反应是去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免费做。然而正是这些管理者，在给各种“创意开发副总裁”之流发放高薪的时候，那可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哪怕这些“副总裁”其实什么都没做。（事实上，这些管理者可能自己就是“创意开发副总裁”，除了想办法让别人免费干活，什么事情都没做。）

舒伦伯格谈到了“志愿者阶级”的兴起。资本企业正将成果收割之手从有偿劳动力的身上慢慢移开，越来越多地伸向了无偿实习生、互联网爱好者、积极分子、志愿者和发烧友。此外，在各大平台投注热情和创造力的互联网用户大军也成为数字时代的“佃农”，他们投注的热情和创造力被资本转化为私有产品出售。[19]相当出乎意料的是，自由软件业已经成为这方面的范例。读者可能还记得巴勃罗，我们曾在本书第二章引用了他提出的“拼接修补”概念：软件工程工作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趣又有挑战性的核心技术开发，另一部分则是无聊乏味的“拼接修补”工作，用来拼接各项核心技术，以便这些核心技术可以协同作用。之所以会需要这样的拼接修补工作，是因为在开发核心技术的时候，设计者懒得考虑兼容问题。不过巴勃罗主要想表达的是，开源软件使得那些真正有魅力的工作都被免费完成了，而这个趋势正越来越明显。

巴勃罗：20年前，各家公司对开源软件不予理会，大家都在公司内部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可到了现在，这些公司却严重依赖开源软件。那么公司自己雇用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呢？他们做的事情几乎全是在各种免费拿到的核心技术基础上的拼接修补工作。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软件开发工程师白天（上班时）做着毫无满足感的拼接修补工作，晚上（下班后）则转而做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核心技术开发工作。

这就导致了很有意思的恶性循环：既然有人愿意免费做核心技术，那就没什么公司愿意花大钱投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而投资不足则导致了核心技术的开发有始无终、质量堪忧、故障毛病一大堆……于是，公司又不得不花钱雇用更多的拼接修补者进行后续处理。

自相矛盾的是，不管是出于对创造本身的热爱还是想要造福人类，软件工程师越是在网上齐齐做着免费的创造性开发工作，就越缺乏动力去考虑成果的兼容性，然后这些业余时间在核心技术上挥洒着热情的软件工程师，到了白天上班时，面临的拼接修补工作就更多了，拼接修补岗位因而激增——没人愿意无偿做的维护类工作在有偿的上班时间做吧。

巴勃罗：我猜想，类似的情况还将出现在其他行业。比如，如果有人愿意免费撰写新闻，那么就没人愿意花钱雇用职业记者了，这些钱就会进入公关和广告行业。最终，新闻的质量会因缺乏资金而下降。

可以说，此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如今，雇用真正职业记者的报纸和通讯社已越来越少。不过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寻找方案，去解决上述社会精神特质带来的复杂难解的劳动安排问题，我只是想证明，此种社会精神特质确实存在。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变了。为什么？为何有这么多人会一步步接受这样的想法：哪怕工作再糟糕、再多余，工作的人还是要比不工作的人更高尚？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历史上人类对工作本身都有过哪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