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当代社会大部分人为何脱离经济价值来理解社会价值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价值理论这个议题。究竟怎样才算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在经济学领域，价值理论主要作为解释商品价格的手段：面包的价格会根据供需变化而波动，但这个波动总是在某个中心值上下，而这个中心值便是面包应该具有的自然价格。在中世纪，这被清楚地视作道德问题：我们如何给出商品的“合理价格”？商人如果在战争期间提高商品价格，提高到什么程度可被视作支付了合理的“危险工作津贴”，提高到什么程度可被直接视作趁火打劫？彼时法律学者借助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例子：某位以面包和水为生的囚犯，服刑时为了换取一个煮鸡蛋，将自己的财富卖给另一名囚犯。这是否属于自由选择？等到双方刑满释放后，这项契约是否还有效？

所以，市场可能低估也可能高估事物的价值，这个认识由来已久，至今依然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意识中，否则，我们就不会说出“被坑了”或者“赚到了”这样的话，虽然并没有人成功给出过任何可靠的公式，能够精确计算出某件商品的“真正”价值，来准确说出人们“被坑”或“赚到”的程度。这里涉及的因素实在太多，而且许多因素（个人品位或亚文化品位，即情感价值）显然没有办法进行量化。如果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也不是上面的结论，而是大量经济学家的执念：不管是业余经济学家还是非业余经济学家，他们都坚持认为，商品的“真正”价值应是算得出来的。

许多人认为，经济价值以外的任何价值都是虚幻的，或者都是与市场考量无关的。以经济学家为例，他们常常认为，因为价值最终即效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价格将逐渐逼近真实的市场价值，哪怕这种观点会沦为纯粹的循环命题，即某件商品随着时间推移逼近的价格必然是该商品的真实市场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反资本主义者坚持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备的，那么任何人若是认为自己可以脱离资本主义而存在，或者认为自己可以追寻非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其他价值，这个人就是在欺骗自己。在激烈的论坛上，我通常一提出狗屁工作的概念，某个沉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就会立刻蹿出来说我完全理解错了：或许某些人确实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利润，而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就够了。[1]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为细致的人则会出来解释，表示我讲的其实正是马克思所区分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认为，对资本家来说，劳动要么是生产性的，要么是非生产性的）。生产性劳动能够带来某种剩余价值以供资本家榨取；非生产性劳动最好的情况便是“再生产劳动”，也就是家务或教育等劳动（每次提到再生产劳动，总是这两个例子）。“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次阶劳动，这样，生产性劳动者可以精神饱满地去劳动，而一代又一代新的生产性劳动者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培育出来，以便资本家持续剥削。[2]

资本家自己当然也经常这么看待问题，看看企业游说团就知道了。众所周知，企业说客一直都在敦促政府将学校的首要职能定为职业培训。但反资本主义者也这么看待问题就显得有点奇怪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其实也讲得通，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折中的办法永远都没办法解决问题。举个例子，自由主义者出于自以为是的好意，不管是购买了公平贸易咖啡还是赞助了“同志骄傲大游行”的花车，都没有对权力体系和世界上的不公平现象造成任何威胁，只不过把这些体系和现象“再生产”到了另一个层面罢了。必须要指出这一点，因为许多假装高尚的自由主义者很令人恼火，所以我们得告诉他们这一点。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起码对我来说），我们不能从“用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母亲的爱和教师的付出只不过是劳动力的一种再生产方式”这种说法，直接跳跃到“除了从资本主义角度看待母亲的爱和教师的付出，其他角度都必然是不相关、虚幻或不正确的”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并非单一的完备系统，并不能决定和包含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提及“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否有意义我们也不十分清楚（马克思本人就从来没有这么提过）。因为如果提到了“资本主义”，就好似存在某种方式，可以将一系列抽象概念构成的“资本主义”放到工厂和办公室进行实体化。这个世界可比这来得复杂和混乱。历史上，工厂和办公室在人们想出“工厂”和“办公室”这两个称谓之前就早已出现，到今时今日，不管是工厂还是办公室，其运转的逻辑和目的我们都没办法给出简单的总结，因为这里面融合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同样，价值本身也是一场永恒的政治争辩话题，没有人能百分之百清楚地说出价值究竟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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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英语中，我们倾向于将“价值”这个词的单数形式（value）和复数形式（values）区分开来。前者（value）用来指代“价值”，比如金子、猪胸肉、古董或金融衍生工具的价值，后者（values）则用来表示“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即家庭观念、宗教道德、政治理想、真理、正直……基本上，当我们谈到“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经济事务，即那些可以归结为上班领薪或其他赚钱行为的事务。然而当我们谈论“价值观念”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做家务和带孩子，这自然是最为常见的无报酬工作。因此，我们总是听到关于“家庭观念”重要性的言论。而教会活动、慈善工作、政治志愿工作、大部分艺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工作同样也是没有酬劳的。即使有哪位雕塑师最后真的变得超级富有并迎娶了艳星，或者有哪位运动倡导者最后成了拥有劳斯莱斯车队的成功人士，只有当这些财富和成功是艺术追求和运动倡导的意外结果的时候，大部分人才会觉得这份财富和成功是正当合理的，起码他不能直接为了钱去搞艺术、搞运动。

金钱使得精确的量化对比成为可能。有了金钱，我们就可以说数量A的生铁、数量B的果汁饮料、C次足疗和D张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地音乐节）的入场券有着同等价值。这一点似乎理所当然，但仔细想想其中包含的深意却不容忽视：一件商品的市场价值正是这件商品同另一件商品可以相比的程度（也就是说商品之间是可以进行交易的），而这种相比性在“价值观念”领域恰恰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们确实可能说出艺术作品A比艺术作品B更美的话，也可能评论说某位宗教信徒比其他宗教信徒更为虔诚，但若是需要在这个更美、更虔诚上标注精确的倍数，就会显得非常奇怪。试想这样的评价：僧侣甲对宗教的虔诚度是僧侣乙的五倍；这幅伦勃朗画作的迷人指数是那幅莫奈画作的两倍。[3]就更别提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为了艺术而忽视家庭到什么程度，或为了社会正义而违反法律到什么程度，可以算是正当合理的。这样的量化尝试显然非常荒谬。不管是为了艺术而忽视家庭，还是为了社会正义而违反法律，这些事情并不少见，但这些事情从本质上而言都是没办法进行量化衡量的。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无法量化这一点构成了“价值观念”的价值。正如商品，我们之所以可以说商品A具有经济“价值”，是因为商品A可以和商品B、C、D等进行精确对比，而“价值观念”的价值恰恰是因其具有不可对比性。每个“价值观念”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比较的，也就是无价的。

在我看来，当人们面对复杂问题时，出于常识，往往会使用“价值”和“价值观念”这样的词来进行简略表达。此种表达并不糟糕，但它更多的是人们在思考事物运转时寄予的理想而非事物本身运转的真实情况。毕竟，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分为二，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互不渗透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所有人只考虑钱，只考虑物质私利；在一系列其他领域（政治、宗教、家庭领域等），大家突然都不在乎钱、不在乎私利了。真实的动机往往是混合而成的。这里必须强调，纵观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原本是不可能出现“价值”和“价值观念”这种划分想法的，不管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还是纯粹的“利他主义”都很奇怪（事实上，其奇怪程度堪比“售卖个人时间”的提法）。但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横跨欧亚大陆逐渐兴起了“非熟人交易市场”，这些想法才开始有了存在的土壤。金属货币系统的诞生带来了市场，而市场的存在则使得陌生人之间纯粹建立在物质层面的互动和交流成为可能。不管在中国、印度、地中海地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货币交易市场一出现，某种“面向大众的宗教”就会立刻跟随而来，去宣扬物质并不重要的理念，去规劝虔诚的信徒要无私奉献、做慈善、捐出物品。然而，对于人们面对物质时的利己主义和人们面对理想时的利他主义（即价值和价值理念），任何试图在两者之间搭建绝对防火墙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两者总是互相渗透。这里需强调：这种渗透并不是单向的。诚然，我们时不时会听说这样的故事：某位艺术家、某位理想主义者、某位神职人员或者某位政治家表面大公无私，实际上却做着中饱私囊的勾当，甚至做着更恶劣的事情，但我们同样也会听说，某位商人为人正直、重视名誉，或者某位工作者因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助于他人而感到极度焦虑和痛苦。

毫无疑问，当人们在探究工作更广泛的意义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我收到的大部分反馈中，“有意义”已成了“有用”“有益”“有价值”的代名词。我们来简单看几个例子，看看人们思考自身工作价值时都是怎么想的。

某汽车销售：我在美国一家大型二手车信贷公司工作，公司主要服务于次级市场。我常常在思考，这份工作除了给公司老板带来利润，是否还存在任何别的价值。

某航空航天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对自己每周假模假样工作五六十个小时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也鼓励下属这样），即使他们什么价值都不产生……确实，知识和新科技很多时候可能是以副产品的形式产生的，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确实可以说我这份工作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是的，确实有成功的案例，但这些更多的是个案、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

某电话推销员：我这份工作压根儿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可言。哪怕说在超市理理货架都好啊，起码做的事情是对人们有帮助的，毕竟大家都需要到超市买日用品。而在呼叫中心工作，你打出的所有电话本质上都是浪费时间的骚扰电话。

某自由职业学术翻译：这些年我几乎把所有学科的论文都翻译遍了，从生态学到公司法，从社会科学到计算机科学……其中大部分论文对人类就没什么明显的价值。

某药剂师：我是怀揣着将来能从事一份有意义、有助益的工作的梦想而进入医学这一行的。但后来我发现，医学领域大部分都是摇摇欲坠的纸牌屋。当上医生就肯定能从事对他人有助益的工作，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

某公务员：这些工作就从没有以任何方式帮助过任何人。[4]

对于上述摘选的说辞，大部分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可以说这些几乎就是所有人从理论上反思自己工作的时候会说出来的评价。比如第三章里的埃里克，在埃里克辞掉了他的高薪工作以后，他父亲先是扮演了父亲应有的角色，痛斥了埃里克的行为，说他是个“荒谬至极的笨蛋”，随后又说道：“不过，你这份工作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吗？”

前文提及的这位电话推销员，很明显诉诸了“社会价值”（对社会整体而言的价值）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我收集到的其他反馈中也时不时地出现。

某业主协会经理：业主协会管理工作纯粹就是狗屁工作。一群互不认识的有钱人一起买了栋公寓楼，然后雇人来管理和保养这栋大楼。业主协会管理工作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些业主彼此不信任也不喜欢彼此。这份工作我做了三年，压根儿没有丝毫社会价值在其中。

我们也可以再回想一下第四章中“资料完备工”奈杰尔说的话。奈杰尔花费了成百上千个小时盯着会员积分卡信息，就为了寻找上面根本不存在的错误。

资料完备工奈杰尔：我真切地认为，如果我们是在处理那些社会价值更高的事务的申请表格（比如，器官移植登记表，格拉斯顿伯里摇滚音乐节门票申请表），那我们的感受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把这两份反馈放在一起看很有趣，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大部分人而言，“社会价值”并不只是关乎财富创造，甚至都不关乎闲暇，而是关乎社交，关乎合群。器官捐献能彼此提供救命机会，格拉斯顿伯里摇滚音乐节能让人们一边在草地里一起踩着烂泥，一边演奏或聆听着他们最爱的歌曲，能给彼此带去幸福和愉悦。这样的经历是集体的，被视作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相比之下，帮助有钱人避开彼此（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巨富都不喜欢自己的邻居）则显得“压根儿没有丝毫社会价值在其中”。

很明显，此类“社会价值”是没有办法进行精确测量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找来前文出现过的那些反馈者，坐下来询问他们什么对社会是有用、有价值的，什么对社会是没用、没价值的，那么他们每个人的答案都会有些不同。但我相信他们起码都会同意以下两点：第一，工作带给人最重要的东西一是金钱，以便支付各种账单开销，二是给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的机会；第二，以上两者成反比，即你的工作越是对他人有帮助、有好处，带来的社会价值越高，那么这份工作带给你的酬劳往往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