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对狗屁工作激增原因的几种错误解释

在详细谈谈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有必要先排除几种非常普遍的可能欠考虑的解释，这些解释常常由市场狂热者提出，来分析为何毫无意义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因为自由论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以及安·兰德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狂热追随者等在当代经济论坛上异常活跃，再加上这些市场狂热者致力于宣扬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不可能产生无用工作的观点，[1]因此我们对这些已相当熟悉。我们不妨也讨论一下这些观点。[2]

这些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两类观点的支持者都同意，那些认为自己工作毫无意义的公职人员中起码有部分是对的。不过，第一类观点认为，那些在私营企业工作却有着类似想法的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竞争的私营企业绝不可能花钱去雇人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岗位肯定存在某种用途，只不过他们自己并没有理解而已。

第二类观点则承认在私营领域确实也存在毫无意义的岗位，甚至承认这样的岗位在激增。但是他们坚持认为，私营领域中的狗屁工作必然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我们可以看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它是第一类观点的绝佳例子。这篇《经济学人》文章在我2013年最初那篇关于“狗屁工作”的文章发表后，仅仅隔了大概一天半就发表了。[3]这篇文章具备所有仓促之作的特点，[4]但是《经济学人》这个自由市场保卫者当时感到必须立刻做出回应。就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出现意识形态威胁的时候，编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如下总结：

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商品变得更加复杂了，商品生产涉及的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了，整个商品营销、售卖和分销的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了，为这一切提供资金的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正是这个复杂性令我们富有起来。但是要经营好这一切是非常棘手的。我想说，经营管理好这一切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搭建由通才构成的团队——技艺超群的管理者团队，从商品的设计阶段就开始介入，一直管到售后电话为止。可是面对如此复杂的商品，这样的管理方法在经济上完全不可行（正如平价爆款汽车不可能由一次只做一辆车的汽车通才机师团队制造生产）。

这样肯定不行。有效的方法是将工序拆分开来，形成许多不同的子任务，实现高度专业化，各自负责各自的板块。反复给车牌贴上标签的流水线车间工作来到办事员工作场景之后，就变成了翻翻文件、处理处理供应链细节问题等具体操作。拆解后的工作看起来好似没有意义，因为许多人做的事情和最终的产品距离实在太遥远。铁矿石在车间这头运进来，成车从车间那头运出去，这样的日子已成历史，但是根本的运转方式并没有改变。

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作者的观点是，当提到“狗屁工作”的时候，[5]我们其实是在谈论工厂流水线工人的后工业时期办公室版本。这些人面临的工作确实没什么好羡慕的，都是些重复的、麻木的、枯燥的工作，但对日益复杂的产品制作工序而言，它们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也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工厂工作已被自动化机器人占领，办公室“流水线工作”已经是仅剩的岗位了。（此类观点往往还伴随着一种非常居高临下的论调，暗示你们是不是太妄自尊大了：就算你们真的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今时今日办公室里的办公者大多毕业于哲学专业或文艺复兴文学专业，妄想着自己原本应该做大事情。成为庞大行政机器中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让你们觉得没有享受到你们自以为应该享受到的尊严罢了。）

对于第二类观点，我想我不需要再展开反驳了，类似的观点大家肯定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所有迷信市场魔力的人都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不管上演了什么荒诞剧情，他们都坚持认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市场造成的，但事实上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市场是自由的，而自由永远都是好的。这么讲好像讽刺漫画里的句子，但我真的遇到过自由论者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6]当然，此类观点的问题在于这是循环论证，你没办法去驳斥。因为所有现存的市场体制多多少少都受到政府管控，因此一旦出现你喜欢的结果（比如，总体富裕程度高），那一定是市场的功劳，而一旦出现了你不喜欢的结果（比如，总体贫困程度高），那就一定是因为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干预，然后把举证的压力抛向那些反对意见持有者。这个观点不需要什么实际的证据来支撑，因为这个行业本质上就关乎信念。[7]

我得先说明一点，我并不是说政府管控在狗屁工作（尤其是“打钩者”这一类别）越来越多这件事上一点贡献都没有。很明显，政府管控带来了一些狗屁工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没有政府管控，就不会存在诸如公司合规性调查这样的行业。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错误观点认为，政府管控并不仅仅是狗屁工作兴起的其中一个原因，而是狗屁工作越来越多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总而言之，现在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全球化导致生产流程越来越复杂，相应地，我们需要的流程管理人员数量也越来越庞大，因此这些并不是狗屁工作；第二种，虽然很多岗位确实毫无意义，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些岗位，是因为政府管控力度越来越大。这些管控不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无用官僚，还逼迫私营企业雇用打钩者大军来应付管控。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举一个案例就可以一并反驳了。我们来看看美国私立大学。这里有两张表格，它们来自本杰明·金斯伯格的《高校教师团体之陨落》（The Fall of the Faculty）一书。该书就美国高校行政化问题展开论述，而书中的这两张表格对我们这里的论证来讲，几乎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所有数据支撑。表1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雇员的整体上升比例。这两张表格研究的这30年正是高校学费飞涨的30年，总体的师生比基本没有变化（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的最后，这个比例甚至略有下降）。但与此同时，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却增加了，而行政雇员的比例更是空前暴涨（见表1）。

表1 行政管理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变化（1985—2005年）

数据来源：《摘要》，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6年。

这是因为1985—2005年，大学里“生产”（在这个案例中，“生产”按道理就是教学、阅读、写作和研究）的流程复杂了两倍到三倍，所以需要一个小型办公雇员军团来管理这些流程吗？[8]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个我有亲身体验。诚然，从我刚刚上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到今时今日，教师的“生产”流程是有些变化：讲课的时候教师需要用PPT演示了，从而取代了之前的板书；大家普遍都会使用班级博客、Moodle课程管理系统等工具。但是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变化。和船运集装箱化、日式“准时制”[9]生产方式、供应链全球化等变化比起来，高校里教师“生产”工作的变化简直差得太远了。总的来说，教师还是做着他们一直以来做着的事情：讲课、组织专题研讨会、工作时间和学生面对面谈话、批改论文和阅卷。[10]

那第二种观点呢？是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和管控？对此，我们还可以从金斯伯格的表格（表2）中看出，这个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表2 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行政人员的人数变化（1975—2005）

数据来源：《摘要》，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6年。

现实中，私立院校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增幅是公立院校的两倍多。你总不能说，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和管控，导致了私营机构的行政岗增幅是公立机构行政岗增幅的两倍吧。事实上，这组数据唯一的解释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公立大学最终是要向公众负责的，因此始终会受到政府施加的压力，需要节省开支、避免浪费。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优先操作（在美国大部分州，收入最高的公务员是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或篮球队教练），但在这种压力下，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述情况的发生：某位院长新上任，纯粹为了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就雇用了五六个完全多余的行政人员来听命于他，然后等这些人到岗后，再开始绞尽脑汁想着分配他们做什么工作。私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只需要对董事会班子负责，而董事会成员往往极其富有。哪怕他们自己没有身处公司，起码也对公司世界的氛围有所了解，知道这里有什么样的传统，明白身处其中的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因此，对于院长的这种行为，他们不仅不会有什么抵触，还会将其视作完全正常的行为，认为完全可以接受。

金斯伯格把大学行政人员数量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张解读为简单的权力争夺。他认为，这导致了我们对“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大学又为何存在”这些问题的理解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20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我们依然可以说大学是为数不多的还保留着中世纪行事风格的欧洲机构。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大学依然按照中世纪的准则在运行：只有从事了某种形式的生产（不管产品是石制品、皮手套还是数学等式），你才有权利安排自己的事务，的确，只有它们有资格如此。大学本质上来讲就是由学者经营又为学者服务的行业协会，它们最重要的事务被认为是生产学问，第二重要的事务为培养一代代新的学者。确实，从19世纪起，大学和政府之间维持了某种君子协定，那就是大学会培养出一批公务员（以及后来的公司官僚），以换取政府不插手大学事务。但是金斯伯格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成功地策划了一场“政变”。他们从教师手中夺过了大学的控制权，引领着大学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今时今日我们已经司空见惯，高校发布的“战略愿景文件”中对研究和教学只字不提，却大书特书“学生活动”、“学术实力”（以获得拨款）、企业合作、政府合作等内容。

对熟悉大学情况的人来讲，金斯伯格说的这些听起来可谓非常真实。但这里还是有疑问：如果这是一场“政变”，那么这些行政管理人员怎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可以料想，19世纪80年代的大学行政人员肯定也很想用这种方式夺得权力啊，他们每个人肯定也想拥有一大批随从跟班。这之后的10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他们得以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此外，不管发生了什么，同一时期在高校外的其他领域，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无意义的办事员等人员比例也增加了，这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吗？

恰好这个时期，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了，因此我们最好回到FIRE业，来看看经济环境的整体变化在这里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经济学人》笔下负责管理复杂全球供应链的行政人员事实上并没有在管理复杂全球供应链，那么他们真正从事的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人员身上找到更广泛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