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谈谈这个。2013年，我在最初的那篇关于狗屁工作的文章中提到，虽然我们现有的工作制度并非有意设计的结果，但之所以没有受到干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现状事实上对在位者而言是相当有利的。文章发表后，我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大量批评，说我这是疯言疯语。因此在本章中我会就这一点展开阐释，讲清楚几件事。
首先，社会工程确实会有。比如，曾经的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在全民就业的政策指导下，各种无用岗位会自上而下有意识地被创建。这个说法不会有任何争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事实如此。虽然如此，但事实总不会是克里姆林宫里有人直接下令：“我特此命令，所有官员开始想办法设计出各种无用岗位，直到失业率达到零为止。”
之所以不需要直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因为不需要。政策自己会说话。除非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全民就业，但是设计的岗位必须遵从下列标准……”并且明确指出每一项标准都会被一一核实，不然肯定会出现无用岗位泛滥的结果。地方官员自会不择手段。
其次，虽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会直接自上而下下达全民就业的指令，但据我所知，至少从二战起，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以全民就业的理想为前提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并非真的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如果真的全民就业了，那么工资方面就会承受太高的向上压力（upward pressure）。马克思提出的“产业后备军”乃资本主义正常运转的必然结果，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1]但不管如何，对于“更多就业”这个政治标语，不管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永远都是一致同意的。[2]他们的分歧点在于，怎样的方式才能最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要求更多就业的工会游行中，高举的横幅上从来不会写清楚他们要求的岗位必须是有意义的岗位。大家就默认这些岗位会有意义，当然，实际上往往是没有意义的。类似地，当右翼政客为减税政策呐喊，表示这样可以让“岗位创造者”支配更多的金钱时，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这些被创造的岗位究竟有没有好处。大家也是默认，既然市场创造出了这些岗位，那么就肯定有用。在这种风气下，我们可以说这个经济制度的管理阶层身上肩负的政治压力和曾经的克里姆林宫官方指令很类似，区别不过就是前者的源头更为分散，而且这种政治压力有很多落到了私营企业的头上。
最后，正如我强调过的，还存在有意识的公共政策层面。不管是颁布规划文件的苏联官员，还是呼吁增加就业岗位的美国政客，他们有可能并不完全清楚自己采取的这些行动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是，一旦某种状况发生了，哪怕是无意间造成的副作用，在政客决定如何应对它的时候（如果他们打算应对），他们就可以估算出这种状况可能带来的总体政治影响。
这是不是意味着统治阶级可能真的密谋好了要维持这些无用岗位？如果这种假设让你觉得过于大胆，甚至有阴谋论的感觉，那么看看下面这段话吧。这段话来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时他正在接受采访，阐明为何要不顾选民的意愿而坚持美国以赢利为导向的私有医保制度。
“我不是从意识形态来考虑的，我从来不以意识形态考虑问题。”奥巴马表示，并继续谈论医保这个主题。“所有支持国有化全民医保的人都会说，‘瞧，这样我们能省去多少保险和文书的费用啊’。可是这代表着蓝十字蓝盾[3]或者恺撒医疗集团抑或其他企业100万、200万、300万员工的工作岗位要没有了。这些人怎么办？他们的工作怎么解决？”[4]
我鼓励大家好好想想这段话说明了什么，这里或许出现了确凿的证据。总统先生到底说了什么？他承认了恺撒医疗集团或蓝十字蓝盾等医疗保险机构的几百万个岗位是没必要存在的。他甚至承认了社会主义化医保制度比现有的市场化医保制度更有效，因为前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工作，还可以避免数十家有竞争关系的私营医保公司精力的重复消耗。但他同时表示，正是为了保住这几百万个无用岗位，我们不能采用社会主义化医保制度。他坚持表示，维持现有市场化医保制度的一个原因正是这个制度的低效性。因为维持几百万个基本上毫无用处的办公室岗位要好过绞尽脑汁寻找相应数量的其他什么岗位让这些办事员来做。[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彼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在公开谈及自己最重要的立法成就的时候，坚持表示，之所以会有这个立法，主要是因为要保住狗屁工作。[6]
“创造就业”是第一位的政治文化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尽管出于某种原因，这种结果被视作意料之外），但这个政治文化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在现有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会产生这些无用岗位。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对这个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进行详细讨论，然后再回到政府角色这一点稍微展开一下。
[1]在讨论马克思的时候，有时候我会问学生：“古希腊的失业率是多少？中古时期的中国失业率又是多少？”答案当然是零。人口中有大量人希望就业却没办法就业，这似乎是马克思口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产物。但正如公共债务，这似乎是制度的结构特征，却依然被视作一个应该要去解决的问题。
[2]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著名的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就是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那次，官方的叫法是“为了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除了反歧视措施，还要求实现全面就业，提供就业服务计划，提高最低工资”（Touré F.Reed, “Why Liberals Separate Race from Class,”Jacobin8.22.2015, www.jacobinmag.com/2015/08/bernie-sanders-black-lives-matter-civil-rights-movement/），引用时间为2017年6月10日。
[3]这里的蓝十字蓝盾（Blue Cross Blue Shield），指的是蓝十字与蓝盾协会，它由蓝十字蓝盾医保联合会和39家独立经营的蓝十字蓝盾地区医保公司组成，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编者注
[4]David Sirota, “Mr.Obama Goes to Washington,”Nation, 2006年6月26日。
[5]当然有人会说，奥巴马是在假装不知情，故意贬低私营医疗行业的政治力量，就如同政客为了给银行提供紧急融资的行为合理化会声称这完全是考虑银行成百上千万基层员工的利益，因为若不这么做，这些人就要面临解雇。而公共交通工人、纺织工人等群体面临失业的时候，政客从未表达过此类担忧。虽然如此，但奥巴马愿意公开这么说，不管是不是在装傻，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
[6]因为我指出政府有意识地扮演了产生和维持狗屁工作的角色，就有些人指责我偏执多疑，是阴谋论者，这里我给出了最后陈述。除非你觉得奥巴马在撒谎，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动机（如果你真的这么觉得，那么究竟谁才是阴谋理论者？），不然我们就必须承认，事实上统治阶级清楚“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导致了低效（尤其是产生了不必要的工作岗位），起码在某些情况下，正是因为其低效而给予其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