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中国传统文人最热衷的文学体裁。而中国古代的诗，尤其是唐诗，也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为全世界所熟知和赞誉。古人对诗的定义，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诗言志”三个字了。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诗”字，以及关于“诗言志”的故事。
《说文》：“诗，志也。从‘言’，‘寺’声。”许慎认为“诗”是一个形声字，其本义就是“志”。“志”就是心意，《说文》：“志，意也。从‘心’，‘之’声。”不难看出，《说文》中对“诗”字的解释，就是来自“诗言志”这句话。“诗言志”据记载最早出自《尚书·舜典》，原文如下：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夔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舜帝时有个主管音乐的大臣也叫作夔，这个名字或许跟那神兽也有些关系，因为他击石拊石，百兽都能跟着起舞。《尚书·舜典》中记载了尧与舜的事迹，这段话里的“帝”是指舜帝。舜即位后，命夔主持音乐，教导太子，都教导些什么呢？正直而温柔，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严苛，简易而不傲慢。古人讲究礼乐教化，礼是礼法，乐就是音乐，而音乐的作用并不像我们今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提高欣赏水平、提升个人艺术品位云云，其只是为了纯粹的道德修养。礼与乐，仅是形式的不同，其旨趣则是一致的。
早期的诗是配乐唱出来的，所以跟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边提到的诗、歌、声、律都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而诗列于首位，最被看重，因为相比于声律，诗有文字的记载，更容易理解、学习和传承，所以其作为心志的表达，在礼乐教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上面教导太子的那几点也不难看出，“诗言志”所表达的心意绝不是一般的内心想法，而是关乎道德修养的正统思想。古人非常重视诗教，《诗经》也作为“五经”之一有着不容置疑的经典地位。而《诗经》的经典，也并不在于它的文学性，不因为它是高雅的艺术，只因为它是政治隐喻、是道德纲要、是思想指南。
我觉得，在古人的理解中，“诗”更应该是个会意字。而“诗言志”的说法，就来自其字形——“诗”字的两部分，左边是“言”，右边是“志”。不过“诗”字的右边是“寺”，并不是“志”（左“言”右“志”是“誌”字，表示标志、记录的意思，今天的简化字里跟“志”字合并了）。右边是“寺”的“诗”会不会是会意字呢？那就要看“寺”字是什么意思了。我们通常对“寺”字的认识肯定是寺庙的“寺”了，不过“寺”的本来面目却是大理寺的“寺”，即朝廷的执法机构。据说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社会战乱频仍，很多朝廷执法机构（也就是寺）都闲置了下来，就被改造成了僧人聚居传法的地点，后来也就用“寺”字来表示寺院了。《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寺”就是法度，就是准则，若再将其与“志”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整齐的对称性，“志”从“心”，“寺”从“寸”（“寸”的字形就是手，用作部首，一般都表示跟手有关的事物），心手相应，一个是内在的目标，一个是外在的准则。所谓“诗言志”，就是将内在的目标表达出来，成为外在的准则了吧。
《诗经》中的诗，来自遥远的上古时代，其源头肯定有民谣俗谚的成分，但其编写和最终成形，必然出自上层贵族之手，因为在那个年代，下层人民是不可能掌握文字的，也不会讲究钟鼓礼乐。（直到魏晋南北朝，下层人民仍没有条件和动力读书识字。唐宋以后印刷术发展，读书成本降低，加之科举制度实行，下层有了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后，才有了读书的条件和动力。）所以不管国风还是雅颂，《诗经》中所言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就是真正的君子淑女，绝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诗经》中所言的“贻我彤管”，那彤管就是佩玉，也不是什么红草管之类的普通东西。若不能相信这些，也没法真正理解《诗经》了。
《诗经》中的诗，又经过孔子的整理、战国儒者的传习，至汉代被确立为经典，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政教化的过程。（史称孔子删诗，由三千删至三百，可能有些夸张，但肯定是删掉了一些的——《左传》中引的诗就有《诗经》未收的。）孔子给《诗经》的诗赋予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功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说诗可用来抒发内心的理想，可用来反映社会的状况，可用来号召团结众人，也可用来表达心中的不平，对执政者提出劝谏。近了说可以用来孝敬父母，远了说可以用来事奉君主；而且还能博闻广识，多了解鸟兽草木。孔子的话主要针对的是《诗经》，但同时也把诗这种文体的功用表述得足够全面了，这段话也成了后世评诗的一个指导性纲领。此后的两千年间，《诗经》一直是文人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学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古人诗作中也有着大量的道德文章、政治讽喻，只不过今天不再推崇，大都不为人关注罢了。
清末民国倡导革命，思想界弃传统儒家观念如敝屣，《诗经》也摇身一变，被标榜成了劳动人民的文学创造，而其经学意义则绝口不提；即使偶尔言及，也全用来批判和反对，态度鄙夷之至。这种激进的思潮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诗经》为什么被称作“经”了。
因着政教的意义，诗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高。我们都知道，唐诗之所以发达，不光是因为诗体的成熟，更因为唐代把诗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门。也就是说，诗写得好是有机会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不管什么时代，只要跟考试挂上钩的，就没有理由不红火。所以唐代的文人，不管水平高低，都能作上几首诗。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下，出来那么一些顶尖的高手，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宋代以后，诗在考试中的权重下降，也辉煌不再了。
不过，即使诗的本来功用是道德文章，但因着它优美而精巧的形式，被有闲阶级掌握，也难免走上了艺术的道路。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经喊出，陆机在其《文赋》里说“诗缘情而绮靡”，就不顾及其教化作用了；而南北朝的很多皇帝都擅长绮艳的宫体诗，也成了时代的风气。此后，“诗缘情”与“诗言志”并列，成为中国诗论的两大思想，各行其是。虽然正统知识分子对“诗缘情”难免会有些鄙薄和顾忌，但这股创作的力量也始终保持着，并在唐宋以后出现的新文体——词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了中国诗歌在艺术上得以不断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