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闲谈
我们今天常以“四书五经”来称呼传统的儒家经典，其实“四书”与“五经”两种说法在资历上并不能平起平坐。“四书”是个较晚近的说法，南宋的大儒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章，配以《论语》《孟子》，名为“四书”。因着朱圣人的推崇集注，“四书”成了后代科举考试的课本，为人们所热衷。相比于“四书”，“五经”的说法则历史悠久。“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自汉代确立了经典地位后，两千年来一直是儒家文献的核心。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经典”与“五经”。
“经”字繁体作“經”。《说文》：“經，织也。从‘糸’，‘巠’声。”是说“经”的本义就是织作布帛。段玉裁认为通行的《说文》版本有些问题，他根据《太平御览》中引述的《说文》补充了两个字，就成了“经，织从丝也。从‘糸’，‘巠’声。”（段玉裁大概认为“从丝”与下文的“从糸”很相像，被人误以为重复删掉了。）“从丝”中的“从”就是“纵”字，“织从丝”就是织纵向的丝。若如此，则“经”的释义就与“纬”相对应了。《说文》：“纬，织横丝也。”纵是上下，横是左右，地图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正符合古人所说的“南北曰经，东西曰纬”了。“经”“纬”由织布义引申，就有了整理、治理的意义，就是“经理”“经济”“经天纬地”了，蒋介石给儿子取名蒋经国、蒋纬国，也是取义于此。
“经”由治理义发展出治理的法则，进而成为标准、规律、真理，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经”了。其实我们经常使用的“经常”也起源于此，古人的训释中有“经者，常也”“经者，常法也”“经者，道之常也”等说法，里面的“常”就是恒常、不变的意思，“经”是标准、真理，必然是恒常不变、亘古不移的了。今天我们把“经常”组合起来说成一个词，表示频繁、总是，意义已有所变化，也远没有它们最初那么严肃而宏大了。
“经典”的“典”字也是标准、典范之义，而且比“经”字的来历更显得正统。“典”字小篆作
，《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古人称早期文献为“三坟五典”，“三坟”（“坟”表示大的意思）指三皇之书，“五典”指五帝之书，所以《说文》中解释“典”为“五帝之书也”。“典”的字形就是把书册供置在案子（“丌”）上，以表尊崇、遵守。“三皇五帝”是古代传说中的圣人，“三坟五典”也只是古人传说中的经典，并没有流传下来的文献。
“三坟五典”不存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经典，就是儒家的“五经”了。“五经”是诞生于先秦时代的五部文献，《易》是记载卜辞卦象的书，相传是周文王所作，所以也称作《周易》；《书》是记载夏、商、周三代君主政令、事迹的书，因其记录上古帝王之言，又称《尚书》（“尚”与“上”同义）；《诗》是记载早期诗歌的书；《礼》是记载礼法仪式的书；《春秋》是记载春秋历史的书（原本是有“六经”的，因为《乐》失传了，就只有“五经”了。“六经”的功用，《庄子》中有段话说得很好：“《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五经”成为经典之后，又以“经”字冠名，也称作《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经》。
五经源自先秦，本有文献流传，但在秦始皇实行的轰轰烈烈的焚书运动中一度失传了。当时有儒者通过记诵于心、口耳相传的方式，将经书的内容保存，到了汉代又重新记录了下来。汉代儒学定于一尊，儒生的地位大大提高，政府设立了“五经博士”，传习研究经书也成了热门的行业。当时的经学领域和后世不同，很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门派，每部经下面都有不同的师承，每个人一辈子都只在一个师门下研究一部经，学习并发挥师说。我们有“皓首穷经”这个成语，本就指的是汉代从事这种职业的儒生。
汉人在师传的同时，也渐渐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逃过了秦始皇焚毁的古经书，最有名的要数鲁恭王坏孔子壁的故事了。鲁恭王是汉武帝时的一个封王，住在孔子旧宅的隔壁，他要扩建自己的宫室，就把孔子旧宅拆了，在拆除旧宅墙壁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经书。这些新发现的古经书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就被称为“古文经”，而相应的，那些由儒生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经书是用当时的文字汉隶记录的，就被称为“今文经”了。由此，经学也就分成了今文与古文两大派别，两者不仅在经文上有所出入，义理上也各有不同主张。
“五经”经过两汉的传承和古文献上的新发现，在今古文的争论和融合中，实际上已扩展至“九经”。《春秋经》不单行，配合了三传各为一经，就成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三部经。“传”本是解释“经”的，每部经都有传，比如《诗经》，我们常见的“毛传”，就是毛亨、毛苌所作的传。《春秋经》的经文简略，要详述其史实和阐释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传就显得尤为重要，《公羊传》《穀梁传》据说分别源自战国时的儒士公羊高和穀梁赤，经过一代代儒生口耳相传至汉代，主要是对《春秋》经文的逐条解说。而《春秋左氏传》则不同，其原名《左氏春秋》，是汉代新发现的古书。《左氏春秋》本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因其与《春秋》所记事件大都吻合，又相传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作，就被称为《春秋左氏传》。到了晋代，大将军杜预把《左氏春秋》按年分段，依次系于《春秋》的经文之下，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左氏传》的样子了。
《礼经》也扩展为我们今天常见的“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汉代新发现的古书，是讲官制的书，本名《周官》，所讲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礼”。《仪礼》讲的是典礼仪式的程序，《礼经》本就是指《仪礼》。《礼记》是解释典礼仪式的，与《仪礼》相配合，而重在思想上的阐发和总结。因为《礼记》更具有思想性，虽不是《礼经》的本经，却更被人们所看重。可以看出，“九经”虽数量上有所增加，其基本体系依然是“五经”。
后来，儒家经学继续发展，《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也相继加入经的行列，就成了最终版本的“十三经”。我们今天常见的清人阮元主持修纂的《十三经注疏》，就是儒家经典经过不断注释、解说、修订的标准文本。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没落，如今国学又被重新重视起来。不过在今天，即使是专业的学者，完全通读过这《十三经注疏》的人，也为数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