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古与今

在过去许多年里，“封建”成了一个定性的标签，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时代被称为“封建社会”写进了教科书，而一切传统的守旧的阶级和思想都可以被简单地冠以“封建”二字。“封建”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垃圾桶，成了一个显赫的负面标签。同时，对上述观点的异议与讨论，也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这篇文章我们从汉字出发，说说“封”“建”两个字的含义，以及“封建”一词在历史上的意义。

“封”字小篆作 ，《说文》：“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 ），从‘土’。从‘寸’（ ），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古文‘封’省。 ，籀文从丰。”许慎认为“封”字是个会意字：“之”字有去往、到某地之义，“从之，从土”就是“到（天子分给的）那片土地上”。“寸”表示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土地的大小规模，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了。诸侯封地的大小，在不同典籍里的记录并不相同，我在《五等爵位》里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说文》里对“封”的字形解释可谓圆融，但古文字研究中的观点却与其不同，甲骨文“封”字写作 、 等，一般解释为培土种植树木，实际上其字形跟《说文》中所谓“古文‘封’省”的字形相对应。后来又添加了手形，如金文 ，就和我们熟悉的“封”字形比较接近了。如此，“封”的字形表示的就是以手培土，种植树木。

虽然以种植树木来划定边界，是一种方法，但跟边界有关的“封”字在前人的训释中却从未见与树木相关，古人大都认为“封”是聚土为界。颜师古注《急就篇》：“封，谓聚土以为田之分界也。”《周礼》中有“沟封”之说，贾公彦注：“穿沟出土于岸，即皆为封。”这大概就是挖护城河，再用挖出来的土筑城墙了。此外，《说文》中还收录了“封”字的一个籀文字体 ，“之”字变成了“丰”字，段玉裁认为是“从土，丰声”，这提醒我们：“封”字中的“之”有可能就是“丰”字的讹变，是用作声符的。

若再将“封”与“邦”字比较，我们会发现更多有趣之处。“邦”字小篆作 ，《说文》：“邦，国也。从‘邑’（‘邑’做部首简写为右边的‘阝’），‘丰’声。 ，古文。”古人多以“邦”训“封”，“封”“邦”不仅意义相近，读音也相近。因为上古没有轻唇音，“封”的声母今天读作f，在上古时还读作b，是与“邦”字相同的，两者韵母在上古也同属东部。我们仔细对比一下两字的字形，把《说文》中“封”的籀文与“邦”的小篆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不仅声符相同，字形结构也完全一致。若再看“邦”的古文字体，则会发现其声符“丰”竟然也变成了“之”形，由此可见，“封”字中的“之”也很可能就是“丰”字的讹变。

这样看来，“封”“邦”或许本就是一个字的异体（有人认为两字同源），表示疆界。后来“邦”字专用来表示国家；而“封”字则转为动词，引申出划定边界，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等义，随着社会变迁，所封之物渐也由国土转为官爵禄位。

“封”字讲过，我们看“建”字。《说文》：“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读yǐn，即‘引’，表延长之义）。”许慎认为“建”也是个会意字，“聿”即“律”，“廴”即“廷”（依段玉裁说），两字会意，就是朝廷的律法了。这样解释似乎很牵强，段玉裁有怀疑，但未明说：“今谓凡竖立为建。许云‘立朝律也’，此必古义，今未考出。”“建”的字形很难解说，其本义应为“竖立”，而我们熟悉的“建树”“建立”都是同义并列的造词。

因“聿”表示笔，我猜测“建”的本义似乎也很可能与笔有关。或许“建”相对于一般的“立”要更具体，所建之物有一定的标志性或重要性，要经过设计（比如“建造”“建设”之“建”），或者要有所记录（比如“建议”“建言”之“建”），而历法中把北斗星所指的方位称为“建”，也体现了标记的意义。所以“建”字要用“聿”表义。

所谓“封建”，就是人们常说的“封土地，建诸侯”了。这是一种政治体制，在中国主要实行于周代。“封建”一词也出现得很早，《左传》中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里面的“二叔”前人有不同意见，一说是指夏、商王族的后代；一说是指管、蔡二叔。管、蔡二叔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管、蔡二叔受商纣之子武庚挑拨拉拢而作乱。“不咸”是不长久的意思。如《左传》所说，周公封建诸侯是历史的形势使然。

封建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有其优越性，其一，如《左传》所说，诸侯国可以作为屏障，居于四周，护佑周王朝的中央核心。其二，诸侯国自治的效率高，可以因地制宜，随时调整，这对于国土面积达到前所未有的辽阔的周王朝来说，大概是能维持其运转的最好办法了。而封建制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诸侯国各自为政，中央容易失控。所以要封建亲戚，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以保持血统纯正和尊卑有序，如此才能各居其位，相安无事。

即使封建亲戚，又加之宗法制度，封建制的弊端还是日渐显现并占据了上风，周王朝经历了春秋时代的名存实亡，到了战国时代，终于分崩离析。这也证明了封建制之无法长久，所以，正如柳宗元《封建论》中所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封建制覆灭后的二千余年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一直是中国的主流。虽然过程中也有数次名义上或实质上的反复，但整体态势是中央集权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加强之中。中央集权也必然有其不利之处：一来不利于边境的防卫；二来经济运转和行政效率会有所降低；三来更易滋生腐败，因为地方首脑由公侯变成了官员，不仅不再世袭，而且不时迁换，以防尾大不掉，这样的官员对其所管辖的地区和民众缺少感情和责任，其关注点必然更倾向于表面的政绩和个人的利益；四来不利于社会变革，即使一个王朝已然腐朽，也得过上数年才能被推翻。但不管怎样，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稳定，这在统治者眼里毋庸置疑是第一位的。

“封建”一词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而且封建制度也正实行于古人所崇尚的儒家政治的黄金时代，所以即使后代不再延续，在古人眼里“封建”也绝非一个贬义词，这从《说文》里郑重其事的解释也可见一斑。因着“封建”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和地位，很多人不同意将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也是很有道理的。但“封建社会”这个新名词并非中国人自创，而是来自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是生产关系，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所以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也是有其理论依据的（虽然中西社会的实际情况还有诸多差异）。也就是说，这一百年来我们所说的“封建”，并非古人所说的“封建”，这种区别并不是人常说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别，而是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