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大学校长最主要的职责是什么？有些人说是筹款，也有人说是协调学校各方利益。但是对我来说，我最终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有的学术环境可以激发出创造性的思维而另外一些则不然？更具体些，为什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5世纪的佛罗伦萨以及20世纪初的布达佩斯能出现这么多杰出的创造性人才？如果校长能明白这其中的缘由，那他们就能够为学校带来巨大的改变。
虽然得到的答案从来没有让我完全满意，但我认真罗列了以下三个成功的因素。第一是聘用最有才的教师。第二是师资队伍的多元化，这群人最好能够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出身背景以及对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第三是要保证这些教师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当然，第三点并不是很绝对的，因为人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完全自由的时代。即使是在雅典最黄金的时代，也很难保证其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据说苏格拉底最终因误导年轻人而被赐死。18世纪的法国情况也差不多，伏尔泰和他的启蒙运动同僚们的著作经常被查禁，最后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出版，甚至他也逃到其他国家去了。虽然有些仁人志士依然不惧生命危险去表达异类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于言论和思想的限制扼杀了创造性的思维。最终，言论自由在美国得到尊重，一个世纪以来，成为美国学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教授们的教学和著作受到学术自由条例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正如法官布伦南（Brennan）在“凯伊西安诉校董事会”（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案中所说：“学术自由不仅对教师有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因此，学术自由是我们《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关切，对于那些不允许教室出现不同声音的法律，我们要予以废除。”
布伦南也注意到，尽管学术自由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有重合，但是在有些方面还是不同的。宪法保障学术活动不受政府干涉，却不能保障私立大学教授的权益，而学术自由政策却应适用于所有大学。在另一方面，宪法保障的是所有的公民，而学术自由政策仅仅为终身聘任制教授提供保障，对那些不具终身教职的学者却不予保护。此外，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而学术自由政策只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采纳，并由该机构执行。事实上，学术自由政策如今已被美国的各个高等院校所接纳，几乎没有高等院校会因为教师表达异端观点而将其解雇，因为这样做会大大影响高等院校的声誉。
尽管教师享有广泛的表达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且不会是绝对的。学术自由不能保护在课堂上侮辱学生的教师，也不能保护那些对其研究领域无关且有争议性的问题大肆发表言论的学者。大学通常根据学者的著作水平来决定聘用和晋升，而这都是由其学术同僚来判定的，其依据就是候选人的学术水平，而非其政治立场或者宗教信仰。
如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很少会因为违背学术自由而批评某一个高等院校。1995—2004年，全美4 000所大学中只有19所被列入黑名单，其中16所后来被删除了。然而，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校园内的言论自由表示担心。在该调查中，高等院校教师认为校方支持学术自由的人数比例从1969年的76.1%下降到了1997年的55.3%，而这种趋势在研究型大学表现得更明显，从78%下降到了53.3%。一份在2007年开展的对19个国家的高等院校的调查显示，只有41.1%的美国教授认为“校方支持学术自由”，而这是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最低的。2007年，当被问及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认为自己的学术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胁之时，28%的教授回答“有一些”甚至“很大程度”。而这种担心的程度比麦卡锡时代还要严重，那时候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审查那些和共产党有瓜葛的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校董事会要求所有教授都要签署承诺书。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学者对学术自由的信心急剧下降呢？“9·11”事件并不是罪魁祸首。虽然“9·11”事件之后有少数教授因为表达了对恐怖分子的同情而被认为和恐怖组织有联系而被革职，然而，对于学术自由信心的下降在2001年之前就已经显现了。当然这种信心的下降也不能归咎于越来越多的兼职教授，因为在终身教授中也有这种趋势。
对于这一现象更合理的解释是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高等院校引入了言行准则，该准则明令禁止因种族、宗教信仰、性别以及性取向等问题对他人进行诋毁。言行准则主要是由高等院校官方制定的，希望以此来善意地劝阻学生不要对妇女、少数族裔以及同性恋进行威胁和诽谤，不要影响他们的学习。还有些准则写得非常含糊，甚至有些可笑，比如，禁止“斜视他人”“不许讲带有性别歧视的笑话”“不许嘲笑他人”，等等。尽管这些准则主要是针对学生而言的，但是一些学校的教授因为学生认为其在课堂上发表种族歧视或者歧视妇女的言论而遭到秘密的调查。此后，赞成“教师能够在课堂上自由发表观点”的教授人数比例从83.9%降到了62.8%。
最终，该类言行准则因其违背宪法而被联邦法院的法官判决无效。但是，教授们对于言论自由的信心并没有恢复。此后，言行准则虽然不再真正实施，但依然写进了很多大学的规章手册。教授们对于自己能有多大程度的学术自由还是没有把握，特别是因为之前的先例，课堂上的言论自由度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最高法院进行立法，认为在工作场所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是非法的，而在这一立法过程中同样使用了模糊的语言，就使得学术自由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很多教授希望知道，在学生认为他们在课堂上的言论是带有歧视性的时候，校方会给予他们多大的支持。
不管怎么去解释，如今超过半数的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不相信“校方会支持学术自由”，而这种信任丧失已经不是一件小事。院系主任、教务长甚至校长，他们都应该保护基本的学术自由并且打消教授们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范围的疑虑。但在很多高等院校，校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终身聘任制的利与弊如今，虽然人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程度还有质疑和担心，但是大多数的学校都支持学术自由。而终身聘任制这一传统的保护学术自由的方式，其有效性仍饱受争议，以至于在它实行了100年后依然争论不断。但是，我们却几乎没有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
支持者认为职业安全对于保障学术自由非常必要，但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除了终身聘任制外，凭借人类的才智肯定能想出其他保护学术自由的方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给予了公立大学所有的教授言论自由的保护，其中包括终身教授和非终身教授。有人可能会说上法院维权耗时耗财，但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问责就省时，诉讼费用就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一种更为经济便捷的保障所有学者学术自由的方式就是私人仲裁。(112)这和长期以来得到很好执行的集体商议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程序可由立法来执行，也可由学校教师工会通过集体商议来执行，甚至可以通过学校联盟的自愿组织来执行。有很多学校在利用私人仲裁保护员工利益方面做得很好，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允许解雇员工等。不管用什么方法，关键在于终身聘任制不是唯一能保障教师利益的方法。而且它并没有保障所有的教师，甚至都没有保障大部分的教师。(113)而仲裁保护了每个教师，同时也针对影响学术自由的任何形式的报复和威胁，它不仅仅只针对解雇而已。
虽然终身聘任制对于保障学术自由来说并非不二之选，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就应该被摒弃。支持这一变革的人认为，保障终身的职业安全妨碍了学校快速应对教学需求变化的能力。显然，这种说法是具有误导性的。事实是，就算不轻易取消教授的终身聘任制，学校还是有很大的弹性去应对这种教学变化。因为很多学校都雇用了大量兼职教师。研究型大学雇用了很多兼职教师教写作和外语；综合性大学兼职教师的人数更多；一些社区学院基本全都是兼职教师。直到今天，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教师都是合同制聘任的。这种做法给了大多数学校充分的自由去应对影响学校运作的变化。
支持取消终身聘任制的人还认为，如果学校终止对那些表现平平的教授的终身聘任制，那么学校可以节省很多资金。但至今这种说法一直饱受争议。就算不聘用这些教授，学校还是要花钱聘请其他教师。此外，免去终身聘任制不可能是毫无代价的。终身职业安全对于拥有该身份的教授来说意义重大，而且是身份的象征。最终那些取消终身聘任制的大学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例如，如果无法支付更高的薪水，他们就不能聘请到最顶尖的教授。(114)在这种情况下，取消终身聘任制的经济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还有一种支持取消终身聘任制的观点认为，这样做可以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因为一些表现不佳的教授就可以被淘汰。虽然，终身职业安全本身不会影响学术质量，但是也不排除会有一些“朽木”存在。而大多数的教师认为，终身聘任制会让那些学术表现不佳的教师混日子。
由于这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美国国会因此宣布强制退休不合法。而基于年龄歧视法，教师的退休年龄实际上是没有期限的，直到生命终止为止。但是很多学校的教师更倾向于在70岁左右的时候自愿退休。大部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尤其是理工科教授，他们没有太多教学任务，就算到了七八十岁学术状态仍然很好，还可以争取到足够的科研经费。因此，很多年轻的博士生和一些没有终身聘任制的教师缺乏足够的成长发展空间。
正是很多年过七旬的教授，阻碍了那些想在高等院校学术研究领域奉献青春的年轻人。大量的博士和越来越少的终身聘任制岗位，使得教师的学术生涯今非昔比。如今的年轻学者想要获得足够的政府学术经费变得愈发困难，而这也为学术科研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教授不愿意放权归隐也就更加压抑了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投身学术的热情。以上这些原因都阻碍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的发展。
但是，取消终身聘任制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出路。学校对那些超龄工作的教授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和限制，势必会引发教师们的激烈反抗。他们在学术上的斗志会受到影响，一些人会选择离开，另谋高就。
另外，年龄歧视法也规定对任何年龄的教授必须一视同仁。而规避法律风险的最好方法只能是每隔一段时间对所有的教师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聘用。但是这样的方法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落实，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115)因为学校决定（比如）一名物理学家的去留，必须要征求专家们的评估意见，而无论是校长还是系主任都不具备这样的评估资质。即使是该教授同一学科的专家的建议也很难中立，他们可能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很多情况下他们不愿对某人做出负面评价，几年后这个人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他们。征求其他学校的教授的意见倒是可行，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担心如果这种评估方法在所有的研究型大学推广的话，会影响到他们自身。基于以上原因，学校很难去落实一套有效的评估机制。
阶段性地对教师进行评估可能同样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正如第9章讲到的，不具终身聘任身份的教授可能会更加看重学生的评分，他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而讨好学生，比如，布置很少的作业或者给学生很高的分数等。他们可能不愿意支持学校雇用在自己的领域中表现出色的年轻学者，因为这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但取消终身聘任制也可能会阻碍很多有抱负的学生的职业发展，并且很多在职业中期被解聘的学者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取消终身聘任制还会降低学校的用人标准。终身聘任制对于一个学院来说很重要，有了这样的职业保障，即使再心软的教授都会坚持严格的用人标准。反之，如果采用5年合同制，教授们在决定年轻教师的聘用问题上不愿意铁石心肠，即使这个年轻人可能有些问题。一旦那样的年轻教师连续任教10年或者15年后，终身教授或者其他一些资深教授出于同情心可能也不会投反对票，尤其在那些另谋高等院校任教很困难的领域。
总之，保障终身职业安全对于学术自由的意义有多大还饱受争议，而取消这一制度可能也是问题重重，经济上的后果还不清楚，但很有可能是负面的。另外，取消这一制度对于教学和学术质量的影响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终身聘任制可能并不能很好地保障学术自由，但是取消这一制度究竟可以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仍然是个问号。尝试性的方法就是保障所有教师的学术自由，同时对年龄歧视法进行一些调整，允许那些到了退休年龄且学术状态不佳的教授从事一些更为简单的工作，而不是直接终止聘用。
其他限制学术自由的因素对于学术自由的攻击不仅仅会威胁到学术探究，更限制了人们对知识和理解的追求。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影响人类智慧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潜移默化的。”
各种各样的因素限制了教师对于学术自由的追求。研究者如果要获得一批项目资金，他不得不考虑投资人的喜好。那些依赖投资人获得研究资金的学者势必会选择更加保险的研究项目，而年轻的教师很难独立获得研究资金，他们不得不加入那些资深教授的研究项目。也因为担心一部分学生的质疑，很多教授不愿意在课堂上讨论有争议的话题。
教师的聘用制度是学术自由的另外一个限制因素。那些还没有获得终身聘任的教授自然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学术职位，如果在目前的机构中没有该职位，就到其他类似学院或大学中获得。这样的结果就是，教授们会更愿意按着预先安排好的传统思路去做研究，并避免一些大胆的方法和设想。
当某个学院中存在某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或者研究方法时，这种聘任制度就会有很明显的窄化效应。文学系可能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而政治学系则可能为理性选择理论所充斥。那么助理教授为了获得终身教授的头衔必然会受到压力，不得不按照某系主导的思想开展自己的研究。
学校要完全消除这样的压力是不太可能的。坚持原创和坚持错误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很清晰。幸好很多教授一旦获得了终身聘职就不再受到其学术同僚思想的左右。甚至在获得这个头衔之前，一些在教条主义部门中的年轻教师也不完全受其前辈思想的影响，因为他们年轻，完全可以跳去另外一家不受教条约束的学校工作。(116)
除了来自获得终身教职的压力，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些教授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那些将来打算步入仕途的教授会避免发表一些有争议的言论，因为那些言论会使得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对他们有负面的看法。追求名利的科学家会使得他们的实验数据去支持一个正面且有影响力的结论。哪怕是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也会避免触及那些敏感的、甚至会让他们遭受诽谤的话题。查尔斯·达尔文因为怕伤害到他那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妻子而回避表态他对于上帝存在的看法。因此，尽管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束缚存在，但是也无能为力。
有时候学校也尽力去清除来自某一方面的压力。正如上一章所谈到的，有些学校采取了严格的利益冲突政策，比如说，避免让那些和某个公司有经济利益关系的教授去写一些损害到这个公司利益的文章。尽管这类规则只能影响一部分教授的研究，但是这些规则的订立是非常有必要的。
有时，一些美国学校之外的团体会越过学术的界限，施加压力来遏制某种观点或打压某些作者。亲以色列组织经常因为这种做法被指控，它们中有一个名叫“校园观察”（Compus Watch）的组织就和一些捐助者联系，建议他们不要拨款给那些亲阿拉伯的学者或者研究中心。另外一个例子，美国校董和校友会（ACTA）绘制了一份反美学者名单，后来这份名单因曝光后受到了广泛的指责而被撤销。最近，一些保守派的政客要求公立大学提交那些和政府唱反调的教授的电子邮件信息，比如，有些教授认为气候变暖是客观存在的。这些要求被认为是用来发掘令教授们惭愧的事实，并用这些事实来攻击教授，以便让他们不再与政府唱反调。
如果所有的团体组织经常因为有争议的研究课题而发动对教授的经济制裁或者政治制裁，那么学术研究就无法开展，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就会变得非常糟糕。而现在，公众还是非常反感这类行为的，迫于舆论的压力，这类行为的发生频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学科带头人必须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应对这些压力。一旦有组织的攻击行为越来越普遍，最后的结果就是解聘很多发表争议观点的教授，而这就正如一个世纪前，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者为了学术自由而顽强抗争一样。很显然，教授们对围绕重要国家议题的公众争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于健康的民主尤为重要。若是有影响力的政客和私人团体阻碍了学者们合法地表达他们不同的观点，那便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大学中也出现了很多与社会压力相类似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学生团体试图将自己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正统化，他们不仅将这些观点强加给自己的同学，同时也抑制了教师的言论和学术的发展，甚至有些教授在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嘲笑的对象。
在经历了几年学生动乱后的1972年，受人尊敬的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勇敢地指出，“有很多在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场合不能谈的话题，这其中包括越南战争、针对城市中犹太人的公共政策、智力和遗传之间的关系、公司在海外政体中的角色，等等”。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的校园里，威尔逊所指出的问题可能除了智力和遗传的关系之外基本上都可以尽情畅谈了。但是，不断产生的争议也使学校行政部门必须明确在热烈讨论和骚扰或者威胁之间的界限。
最近，广为报道的例子涉及对妇女问题、少数族裔和同性恋问题等表达异端观点的那些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校园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观点，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对那些发表批判性观点、无礼言论和不包容言论的人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引起了保守派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担忧，有些关于这个问题的好几本书也随之产生。
“政治正确性”思想引起了一些很奇怪的争议。毕竟，学生们的行为是一种过去正统观点和偏见的继承，而这种做法也妨碍了自由表达，并让人们的观点趋于一致。(117)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有些女生故意隐藏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成就，她们害怕因此失去女性魅力，因为当时男性更愿意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而本科生们会排斥非洲裔和犹太人，不让他们参加联谊会、兄弟会或聚会等。当然，今天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存在了，但为什么批评者选择那个时期抗议呢？
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在很多学校政治正确性思想不仅仅只影响了学生群体，也影响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这一思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了很多学校的官方政策，例如，在很多学校实行的言行准则中就有体现。学生们对某些同学批评堕胎或对妇女做侮辱标记的行为表达不满是一回事，大学发表声明禁止“性别歧视的笑话”或“不当的直接嘲笑”，并对这类行为做出处罚就是另一回事。对此，人们应更加担心学校运用“政治正确性”来禁止教师们发表异见，因为这势必会引起公愤和争议。
高等院校教师的自由主义倾向许多证据显示，“政治正确性”遭受攻击是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深刻不满，而这至少对于右翼批评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政治正确性”及大学教授和高等院校官员对于它的拥护或许进一步证明：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教师都普遍奉行自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这一趋势反映了一种政治正统观念，而该观念并不受种族、性别以及性取向的影响。
近年来，保守主义者在更多地表达他们对自由主义倾向的不满，他们发出抱怨，甚至试图通过立法，来要求大学在招聘教师时设法保证持左右翼政治立场的教师人数相对均衡。而对于政治正确性的争议不仅关乎对学生行为的规范，也波及一些重大课题的学术研究。如果说学术界在各个课题上的意见越来越片面，那么强调独立和创新思维的氛围则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保守主义者抱怨当今大学教授的政治观点太自由，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对大学教师进行意见调查并不总是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尽管有些调查会比其他调查做得更认真。然而，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和索伦·西蒙斯（Solon Simmons）的一项研究则清楚地为我们展示了目前的状况。其研究显示，教师中的9.4%认为自己是“极端自由主义者”，34.7%是“自由主义者”，18.1%是“偏自由主义者”，18%为“中立”；而只有10.5%的教师认为自己是“偏保守”，8%是“保守”，1.2%为“非常保守”。
尽管有些人得到的研究结果与上文略有不同，但毫无疑问，在教师中自由主义者人数远远超过了保守主义者的人数。而这一差别在不同学院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商学院和理工学院中，两个派别的人数差距相对较小，而在人文社科学院，人数差距则相当明显。特别是历史和社会学专业，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人数比常超过10:1甚至15:1。
虽然在美国大学教授中自由主义者占绝大多数，他们关于政府和经济政策的观点却绝非激进。格罗斯和西蒙斯研究显示，60%的教授认为“即使会使债务危机加深，政府也应该进一步帮助穷人”；同时，也有55%的教授认为政府“浪费了纳税人许多钱”；约50%的教授认为“商业公司盈利过多”；21.4%的教授认为“华盛顿政府应该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并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事实上，在社会问题上，教授们的观点似乎确实与大部分美国人观点相左。75%的教授认为“如果女性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怀孕，那么完全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让该妇女堕胎”，69%的教授认为两位同性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根本不是错误”，而即使是这些看法也并不算极端。
有些批评家指控大学教授变得越来越左倾。然而，我们很难去核实或者否定这一说法，而且对此进行考证的人得出的结果也并不统一。不同的学者对搜集到的数据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以证明大学教授的自由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甚至是中立主义倾向。而这种各执一词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含义在多年演化过程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美国前内阁成员埃利奥特·理查森（Elliott Richardson）所言：“如果我们只看档案的话，尼克松也就比克林顿左倾了一些罢了。”
不论目前真正的趋势是什么，左倾自由主义政见如此盛行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也绝不是由什么特定事件引起的，譬如，20世纪60年代叛逆的学生一代如今在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于是产生了“激进的教授”一代。尽管早些年代的历史资料非常稀少，社会学家阿瑟·科恩豪泽（Arthur Kornhauser）在1937年进行调查发现，教授们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看法比其他职业的人要更为自由激进一些。其研究发现，有84%的社科教授支持罗斯福新政，相比之下，只有56%的体力劳动者和15%的律师、医生、牙医和工程师支持新政。而在好几十年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等许多知名学者都指出，学者和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接受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之前鲜有研究记录在册，但我们至少能够肯定，1948—1956年，与中产阶级人群或者其他职业人群相比，大学教授在每次总统大选中都不太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人。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持续盛行？公众舆论专家埃弗里特·拉德（Everett Ladd）和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赛（Seymour Martin Lipset）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但他们比较谨慎，不愿轻易给出断言，更倾向于给出这样一个解释：学者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质疑现状和传统观点，因此学者们自然更倾向于提出革新性的政治观点。(11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看法与此也大致相同，他认为：
大学本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提出与现存道德、社会和政治体系相左的意见，并构建新的体系来代替它们……我们鼓励大学学者熟知其他时代以及其他地方的体系，又希望他们能够对社会以及物质世界提出新的诠释，因而大学在本质上就是一股分裂力量。
同时，有些人对自由主义的盛行给出了这样一些解释：他们认为，许多大学教师中犹太人、女性及少数族裔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与广大群众相比，这些人更愿意支持民主党人。尽管这一观点能够部分解释自由主义的盛行，但它并不能涵盖全部原因。因为美国教授对自由主义的偏好由来已久，早在犹太人和妇女占据许多高等院校职位之前，这一趋势就已存在。另外，妇女和犹太人中民主党拥护者的比例还没达到那么大规模，以至于能够导致如今大部分高等院校中全面性左倾的现象。
还有一种解释更为令人不安，有些人认为，由于高等院校教授中大部分人奉行自由主义，因而他们会对教授候选人实施政治歧视，例如，他们更愿意招进自由主义者而排除保守主义者。据报道，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说过：“教授之间大都志趣相投，并对此习以为常，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扭曲的观点正使他们排斥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们。”而持有这一观点的绝非特罗一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当教授们被询问“是否高等院校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持自由派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的教授”时，43.4%的人表示同意，其中包括81%自认为是保守派的教授以及将近1/3的自由派教授。
然而，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何自由派学者会占据如此大的比例。许多有说服力的证据都表明，在选拔过程中的偏见并不能导致教师中自由派和保守派比例的失调，任何一个有知识的旁观者都不会认为，政治倾向能影响理科学院对教授的选拔。然而理科教授认为，他们中自由派学者的比例（45.2%）与人文学院（52.2%）和社科学院（58.2%）的比例一样多。同时，调查还发现保守派学者的比例只占理科学院的7.8%，与人文学院（3.6%）和社科学院（4.9%）的比例一样少。
另外两名学者认为，自由派与保守派比例的不平衡现象有着比教授选拔中政治歧视更为深刻的根源。马修·沃斯纳（Matthew Woessner）和阿普里尔·凯莉·沃斯纳（April Kelly Woessner）研究了对学术感兴趣的学生的政治态度，他们发现，在美国所有高等院校的高年级学生中，19%自认为是自由派的学生以及24%自称“极左”的学生表达了想继续攻读博士的意愿，而只有9%自称保守派的学生愿意继续读博。但这一不平衡现象似乎并非受校园经历的影响：与其他学生相比，保守派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好，且更享受他们的大学生活，与教授的关系也与其他学生一样融洽。此外，调查还发现，在刚刚踏入大学之初，就只有15%的右倾新生表达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而左倾学生中这一比例达到33%。因此，两位学者认为，导致大学教师政治倾向集体偏左的原因在于，与自由派新生相比，保守派新生更注重享受生活和挣钱养家。
另外两名学者，斯坦利·罗思曼（Stanley Rothman）和罗伯特·里奇特（Robert Lichter）则试图通过研究学术能力或政治倾向性是否能够极大影响自由派和保守派教授们的事业成功程度，来解释大学教授的左倾现象。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术成就显然是提拔教师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他们同时发现，政治倾向性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拥有同等学术成就的教授当中，那些持有自由派左翼观点的教授比保守派教授者更容易被指派到名校中任职。尽管这些结论有着一定的暗示性，但两位学者也表示，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完美：“我们的调查方式本质上并不能证明意识形态会导致专业地位的差别，这或许是因为在调查中有一些影响因素我们没有考虑到，也或许是因为我们没能除去所有会产生误差的因素。”
总而言之，我们仍然不能证明学院在招聘教师时会排斥保守派人士。在提拔教师方面，政治倾向性显然远没有学术能力和学术成就重要。但是也有一些迹象显明，歧视可能发挥着微小但可以觉察到的作用。而这样一个结论至少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相符，即在人文社科领域，自由派学者比理工科领域的自由派学者多一些；在拥有同等学术成就的学者中，自由派学者比保守派学者更受名校青睐；有一部分教授（包括约1/3自由派教授）认为自由派学者比保守派学者更受欢迎。
有很大一部分教授都持有自由派政见，这很重要吗？许多人都认为这种现象很重要。根据民意测评专家约翰·伊莫瓦尔（John Immerwahr）在2007年的调查显示，有45.7%的人认为政治左倾是高等教育中一个“非常严重”或者“最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忧虑？
最可能的解释是，人们担心教授集体左倾会导致他们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给学生灌输单方面的观点，从而影响学生的看法。而针对学生的调查也为这些忧虑提供了一些支持。2006年康涅狄格大学调查研究和分析中心受美国校董与校友委员会委托进行了一项全美民意测评，测评显示，46%的大学生“有点”或者“强烈”同意“有些教授利用课堂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政治看法”；42%的学生“有点”或者“强烈”（12%）同意“有些课程的阅读材料对争议性话题只提供片面观点”，尽管有26%的学生有些反对，28%的学生强烈反对；而更伤脑筋的是，有22%的自由派学生和52%的保守派学生认为，在有些课程中，他们需要同意导师的政治观点或社会观点以求得到高分。
诚然，这些看法可能都有些夸张，但这说明，在许多高等院校，教师们并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正确授课。学术自由并没有给教师权利让其将自身的政治观点强加在学生身上，或者对争议性话题只提供给学生片面观点。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其具有重大影响的1915年报告中对学术自由做出了界定：“教师必须特别注意，在学生没有平等的机会接触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或者在他们还没掌握足够的知识、具备成熟的判断力以形成独立看法的时候，不能利用学生的不成熟，向他们灌输教师自己的看法。”2006年，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声明“学生有权利要求教授根据其论点的学术价值而不是教授个人观点给分”。
学术带头人有责任保证教师们了解教师的角色，并做到不仅尊重教授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让教授们履行相应的责任，不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教条灌输。我们在此并不是想为课堂教学制订什么具体的规则。这种规则极难起草且很可能抑制课堂上对争议性话题的激烈讨论，加剧学院内对表达思想自由的怀疑。事实上，目前的状况需要我们拿出耐心，努力在学院内构建一种对防止教条灌输得更为强烈而明确的共识，并注意在讨论争议性话题时提供多方面意见。但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许多大学在认真做出这方面的努力。
不管教授在授课时说了或者没说什么，我们一点都不清楚他们的言论是否会对学生的政治态度造成很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调查结果确实显示，大学生们在大学期间政见会变得稍微左倾一些，但仍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教授应该对此负责。1993年，亚历山大·阿斯廷调查了全国高等院校大学生在大学四年中的态度转变，他得出的结论是大学生不再向自由派转变，那些稍微左倾的学生人数与稍微右倾的学生人数大致相当。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让我们关注自由派左翼教授在教师中占极大比例的问题，而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院校，这种不平衡尤甚。尽管我们不能断言，但是我们凭直觉认为，学识和创造力的蓬勃发展需要拥有多种观点的学术环境，在这种氛围内，学者们更可能注意到更多的观点，发现自身的假设受到同行的挑战，并对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另外，大学中自由派学者占据大多数也会影响到大学作为能够给出公正的专家意见以及对政府和社会提出建设性批评的社会角色的地位。人们越认为大学教授在政见上有偏向性，他们越不会相信教授们的观点，即便是有关那些教授们专长的领域中的一些事实问题也是如此。
我们并非要求高等院校教授们的政治倾向需要与大众相同，或者每种不同的政治观点都需要被展现出来。许多教授在阅读报刊或其他公众事务意见反馈渠道中都能够了解保守派的观点，但如果社会学系、政治学系或历史学系中几乎都没有保守派教师，人们自然会觉得，教授们当前所在的学术环境意见过于统一，不利于他们每一个人的发展。除去政见不平衡对教授们观点和论点的影响，自由派的盛行同时也可能影响某些领域对研究论题的选择，有些问题会被忽略，有些问题会被过分研究。比如人文社科领域中对于人种、阶级和性别的研究就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证据来证实或否定这一推测，但这一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美国高等院校也意识到了保守派观点匮乏这个问题。美国有约70%的教授认为，“校园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学院中鼓励多元化观点”。但其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理智的人绝不会提倡在学院招聘教授时规定保守派或其他人群应占的份额，或者仅仅因为候选者持有右翼观点而选择不太合格的人来当教授。另外，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保守派中想要当教授的人很少，那么我们优先招聘右翼教授的政策就无法纠正这一问题，而是仅仅将问题从一个校园转移到另一个校园而已。
要解决意识形态不平衡带来的问题，高等院校能做些什么呢？大学校长以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或许可以与问题最为严重的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的教授们讨论这个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比如，邀请不同政见的学者到学校开讲座、更注意寻找保守派学者并将他们列入客座教授候选人名单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在譬如军事史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设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教授职位，这些学科比较有趣、有重要意义，且更容易吸引保守派学者。同时，还可以要求那些拥有博士生项目的学院在硕士生项目申请者中找出并考察保守派观点持有者。虽然上述这些措施很难创造出一个健康的观点多元化的环境，至少在很多年内都是如此，但这些举措仍然可能有助于减轻目前不平衡状况产生的影响。
学术研究氛围多元化本章的讨论主要是强调问题与提出批评，这或许会让一些读者认为，美国高等院校的思想自由情况非常糟糕，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事实上，许多高等院校学术氛围都很活跃，观点也极为多元化，甚至目前的氛围比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要活跃得多。总的来说，很多机构和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学院都竭力聘任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候选人，而不会考虑候选人的政治、宗教以及社会观点。
我主要想阐述的是，尽管当前大多数大学的创造性思维氛围普遍活跃，但仍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固执己见的校长和校董们的严厉干涉，也不再受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种来自立法者的政治迫害威胁，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需要我们保持持久警惕。但如今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更为微妙，因为它主要来自内部。这些威胁极可能产生于学生和教师们的强烈个人观点，而这些观点覆盖的话题很广，既包括妇女权益、性取向和人种问题，也包括国际关系问题，还可能源于学院内部突出的政治倾向不平衡问题，以及方法论的正统观念产生的更为微妙的影响，等等。
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世界上并不存在培育创造性思想家的绝佳环境，在所有社会环境中，个体行为都会受到抑制和一些微妙的压力的影响，从而阻碍或扭曲个体的独立思考，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消除这一现象。不过，教师调查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学校都能采取更多的措施，让教授们相信他们有权利自由表达观点，创造出不完美的人类社会所能创造出的最多元化的学术研究的环境。而学术带头人需要承担起责任，保持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并让教授们明白，管理部门会尽其所能捍卫他们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