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理解研究型大学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运作，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将评论性文章中所描述的大学教授的形象与更为深入的研究中所涉及的高等院校学术生活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人们对于大学教授的评价普遍不是很高。高等院校教师在人们心中的普遍印象是：头脑聪明，一心只为提升自己在学术领域的名声和地位，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对自己所在的高等院校毫无忠诚度可言，对学生更是毫不关心。但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于大学教授的看法又变成了：科学界的企业家，并非一心追求真知，更热衷于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将其学术发现转换为利润丰厚的专利，在自己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开设生物科技公司，再将其出售，以获得大笔收入。
社会各界都为高等院校教师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鼓励他们专注于学术研究。政府机关给从事学术研究的高等院校教师丰厚的物质奖励，若教师在暑假时选择待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内进行研究，那么他们获得的补贴至少是工资的20%。那些在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功的科学家和学者还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高等院校之外的奖励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认可，有的甚至会有奖金。而另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和公众评论在业内很受重视，因此他们常常会受邀出席一些一般由基金会赞助、在高档场所举办的会议。另外，那些研究成果丰富的教授还有机会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或担任产业顾问，收取不菲的佣金，他们会收到诱人的工作邀请，可以经常上电视，还时常能收到出版社的预付稿酬。由此，我们看到，学术研究上的成就能够换来这么多的奖励，难怪大学教授们会一心扑在研究上而疏忽对学生的培养。
高等院校自身通常也更为鼓励教师们将研究做好，这并不奇怪，因为学术名声直接关乎一所高等院校在排行榜上的排名，决定这所高等院校是否能够获得政府资助来支付其高昂的日常支出。因此，许多希望提升自己学术形象的大学将论文发表视作是雇用和提升教授的重点考虑因素。成功的研究者的工资总比成功的教师要高，所以在许多高等院校中，“年度最佳教师”所获得的奖励和那些学术成果丰硕的教授所获得的奖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政府将高等院校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工具这一做法，进一步刺激了高等院校教授更加重视研究工作。通过鼓励教师与业界合作，并为教师开办公司，提供获得研究专利的帮助，一些高等院校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由此获得了很多政府官员的青睐。因此，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顺应这一潮流，将是否有开办公司以及申请研究专利数量的多寡作为确定教授薪水，是否予以升职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
鼓励研究的力度如此之大，也难怪每所高等院校都会有那么几个教授变成典型的企业家教授，花大量的时间从事产业咨询工作、出席各类会议、巡回演讲、开办公司等，甚至于冷落了自己的学生，忽略了自己的同事，拒绝处理院系里分内的行政琐事。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每所高等院校都会有这样的教师，而是尽管外界和校方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和关注，但这样的教师却只是少数的那几个。平均看来，研究型大学的教授每个学年花在教课和备课上的时间依然远多于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若总体看来，那些经常写书和发表文章的教师和那些不怎么发表文章的教师花在教学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与此类似，那些咨询工作比较多的教师用于教学的时间和那些不怎么从事咨询工作的教师差不多，而且他们参加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也不比别的教师少。平均来看，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教授从事咨询工作所挣的钱还是很少的。(119)
另外，最近几十年来，尽管人们愈发重视学术研究的可申请专利性及商业化，但现在并无迹象表明，有大量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应用程度高或利润丰厚的领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获得专利数量多的学者其发表的研究成果质量有任何下降。教师表现出的对本科生教育的兴趣在最近几年不减反升。而许多教授没能达到学术职业标准，甚至被批评不够客观公正仅仅是因为他们没能公开自身涉及的利益冲突。
究竟为什么教授们对于外界和校方提供的激励措施的反应并不强烈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对于教授们来说，相比于外在的物质奖励，由教学和研究带来的内部待遇更为重要，而这一点可能出乎一些批评者的意料。大多数人不是因为想挣钱才从事学术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金钱上的奖励对于做学问的学者来说激励作用不大。教授和学者之所以选择在高等院校工作，是因为他们能从这份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比起赚钱，他们更乐于教导年轻人，探索新课题，提出新想法并与同事们一道探讨。他们通常不愿意牺牲自己做学问的时间而去开公司或从事咨询工作。在高等院校任职有一点是其他工作所无法比拟的，正如我的一个同事曾经说的那样：“除了高等院校，还有哪个机构愿意雇你学习？”另外，还有哪个机构能允许你自在地做学问，研究你最感兴趣的课题？
学术研究生活带来的最关键的内在满足感便是传统的学术价值观中大家公认的约束和义务。这些价值观代表的是一种公认的、大家共同承担的责任，而正是这种责任有利于保持学术研究生活的优点，它包括畅所欲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备课以及不受束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时间等自由。但也只有那些愿意自律和自我约束的教授和学者才有资格享受这种自由。
尽管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不断增多，但这些学术价值观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即教授和学者们都心照不宣地承认，若要保持那些高等院校生活之所以吸引人的特点，就必须坚守这些底线。而学术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另一部分原因便是，如果教授和学者忽视了学术责任，他们就会给其同事带来额外的负担，也就威胁到了同事之间的关系，而良好的同事关系和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则是高等院校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学术价值观的优点最终也导致了它们的消失。正是由于学术价值观可以抵挡各种诱惑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高等院校领导们便会自满，认为学术价值观是经久不衰的，无须他们去努力维护。这种自满的情绪很容易出现，特别是现在这个年代，高等院校校长以及院系主任越来越专注于筹备资金，从事教学管理，而与教师越来越疏远，中间隔了一层又一层的行政工作人员。而且他们还不愿谈及敏感话题，怕成为众矢之的，带来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忽视对学术价值观的坚守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一旦受到腐蚀，这一过程便会加速。当越来越多的教师看到一些同事滥用手中的自由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时，履行学术责任这一意识便会变得越来越淡薄。学术价值观一旦退化到超过某个程度，要再想坚守原来的底线便难上加难了。而学术价值观的退化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在学术机构中，并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代替学者自发的自我约束。要求教授们填写工作时间记录表，规定他们一定要待在办公室里多少时间；或是制定详细规则规定教授们一个星期只能花几天时间用于参加外部的活动；又或是强制规定他们该承担多少教学任务等，就等于是直接破坏了高等院校生活的简单安静的乐趣。而若要强行执行这些规则，则会进一步扼杀这些乐趣，从而导致最为珍贵的一些东西从高等院校消失，那带来的损失将是无可计量的。
一些迹象显示，这些重要的价值观可能已经开始退化了，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保持教学和研究的平衡并非教师们面临的唯一问题，其他的一些学术价值观和责任也正在退化。教师们渐渐对高等院校失去信心，认为高等院校并不会捍卫他们的学术自由，而高等院校的行政官员对此也并不愿意做出努力来提振教师的信心。一些知名的观察家如克拉克·克尔和亨利·罗索夫斯基评论这一现象时说，他们的一些同事如今越来越不愿参加那些必须参加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教师不应该照本宣科或是向学生灌输任何思想，但这种观念似乎已经逐渐淡化，而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却并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在这个人们习惯了谷歌和维基百科以及互助学习的时代，许多学生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作弊”和“抄袭”，但是不管是学科带头人还是高等院校教授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能确保所有学生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学术大忌。
忽视学术价值观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学术价值观和自觉承担的责任感一旦丧失，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两者是其他很多重要事物赖以生存的基石，对于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如此。高等院校领导若不采取行动明确这些责任的所在并加以保护，学术大业就将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