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2013年的40余年里，有关科研经费不足的担忧此起彼伏。人文学者们抱怨，美国国会拨给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经费少得可怜。科学家们抱怨，在许多研究领域，美国政府的拨款都太少，因此许多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很难获得经费，甚至资深教授也不得不花上相当于过去两倍的时间，反复提交申请，才能拿到与过去同等数目的经费。与此同时，时不时有文章提醒人们，教授收入与大学补贴的减少正在威胁学术出版社的发展，使得有能力的学者无法发表作品。
既然怨声四起，人们自然会以为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一定有所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说，1980—2000年，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数量增长迅速。虽然自那以后，增长渐趋平缓，但北美各高等院校出版社的图书出版量依然保持在每年1万种以上，而这还不算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各高等院校教授的著作。一些观察人士声称，电子出版物的普及将为更多的学术专著提供发表途径。同时，学术期刊的数量也一直保持着约3%的年增长率，据说现在全世界共有10万多种学术期刊。
学术研究与教学的矛盾分析一方面，学术作品的出版发表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人们又反复抱怨研发支持不足、出版机会锐减。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毫无疑问，一个原因在于，科学家和学者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研发经费或学术作品出版渠道的增长速度。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要求教师必须发表大量学术著作才能被聘用或提拔。1969—1997年，认为“学术研究表现一般，就很难受聘或提拔”的教师占大学总教师人数的比例从40%跃升至65%。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任职与晋升的学术作品评估小组于200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2%的语言与文学院系中，发表学术作品对获得晋升来说越来越重要。而认为学术研究比教学更重要的系主任，比例则翻了一倍，从1968年的35.4%跃升至2005年的75.7%。
由于学术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发表过5篇以上文章的教师比例从1969年的11.1%上升至1998年的22.5%，而入职前两年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教师比例，则从1969年的49.5%下降至2010年的28.1%。为了鼓励教师更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在所有四年制的美国高等院校当中，教师的薪水与发表的文章数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出版专著及发表论文越多，工资就越高。而每周花在教学上的时间越长，获得的报酬却越少。
教师们所承受的发表研究成果的压力还在进一步加剧，因为许多美国高等院校在评估某位教师的论文发表记录以决定是否聘用或提拔时，往往重量不重质。早在20多年前，卡内基基金会1992年的一份调查就显示，45%的高等院校教师认为：“在决定是否提拔某位教师时，高等院校只看发表的文章数量，而不看质量。”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工作小组200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将近1/3的高等院校院系中，出版第二部著作已经成为获得终身教职的一大前提。同时，每一个博士生都知道，要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就必须发表数篇论文。由于想要在高等院校谋取职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数量始终超过教职的空缺，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不是推迟毕业，就是继续做博士后。而他们在等待高等院校教职空缺出来的同时，还会尽其所能地发表几篇论文，以便在这个日益饱和的竞争领域提高自己被选中的概率。
由于研究论文的投稿浩如烟海，因此要在由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就显得尤为困难。而想借发表文章来提高自己受聘或晋升概率的海外学者数量也越来越多，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审核的通过率。在挑选教师人选时，许多美国以外的高等院校不仅会参考发表论文的数量，还会参考论文所在期刊的知名度。而大多数知名学术期刊都在美国或英国，这些期刊收到的投稿泛滥成灾、多如牛毛。就拿最为著名的《自然》杂志来说，在所有投稿当中，最后能够发表的不足5%；据报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其他一流期刊的拒稿率也都高达80%～90%。
人们抱怨学术研究获得的支持不足的同时，学术作品数量却出现激增，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发表学术作品到底有没有必要？林赛·沃特斯一直在抱怨编辑办公室里还有“一大堆不受人欢迎也没人去读的出版物”。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多年的教授佩奇·史密斯（Page Smith）说：“事实上，在现代大学里，大多数所谓的研究都是毫无价值的。这些研究不会给任何机构或个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这只是……瞎忙，其规模大得让人难以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么多院校都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却有将近一半参加工作情况调查的教师抱怨，他们不再有时间来紧跟学术前沿。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科每年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数量都在不断攀升。
支持史密斯教授的人可以援引一些有力的数据来佐证他们的论点。令人吃惊的是，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98%的发表论文从未被引用过，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比例为75%，虽略低于艺术人文领域，但也不容乐观。在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要相对好些，只有25%的文章从来没有被引用过。尽管如此，那些被引用的文章中，每篇被平均引用次数也不过1～2次。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和斯蒂芬·科尔表示，几乎所有引用最为频繁、最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都出自为数不多的几所顶尖高等院校的教授之手，而其余的大多数论文对特定领域的发展都影响很小，甚至毫无影响。
如果发表的大多数学术论文只是无人问津的话，那么大家需要担心的问题只有浪费纸张和破坏森林。然而，对学术研究越来越重视却可能会带来其他风险。其中最重要的一大担忧是分散教学精力。如果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不得不通过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来获得晋升、提高收入，他们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备课、辅导学生和点评期末论文的时间用来撰写稿件和做实验。多年来，批评“要么发表，要么走人”政策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这一政策会导致教师牺牲教学和辅导学生的时间，去争取出色的研究项目所能带来的资金和名声。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代价高昂、徒劳无功。
正如我们所能预料的那样，针对“要么发表，要么走人”政策的批评也并非无人反驳。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在追求任何一流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都注定会产生一大批平庸、甚至微不足道的出版作品。他们认为，由于我们不可能提前知晓哪些项目会对社会有重要贡献，因此打击研究的积极性可能会扼杀具有潜在长远价值的工作。如今，这种可能性变得更大，因为许多年轻有为的博士生由于无法在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只能接受那些不知名高等院校的聘用。
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也不同意科研与教学不可兼顾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科研上表现积极的教师比科研成果匮乏的教师更乐于紧跟学术前沿。他们不太可能在中年时就把工作热情“消耗殆尽”，因为他们赖以维持兴趣的既有学术研究，又有教学。而且，他们展现给学生的是自己在知识前沿积极求索的特有热情和激情。
那些不赞成学术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人已经做好了反驳的准备。他们承认，的确很难预料哪个项目将会做出重大贡献。但尽管如此，搞研究也总该有个度，一旦过了头，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有长期意义的成果。如果说艺术与人文领域有98%的发表作品一次都没有被引用过，那么，除了研究型大学和少数顶尖文理学院之外，即便其他院校也会不再要求教授发表论文，也不会造成多大学术损失。至于科研能否促进教学，如今大多数学术著作的专业性很强，同本科课程内容几乎毫无联系。因此，花时间研究那些晦涩难懂的话题究竟能不能促进教学，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支持高等院校要求教师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们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即便有些研究成果将会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影响，但是研究成果依然是年轻教师们能提供的最佳能力证明，因此它有助于各大院校招到最有能力的人，并做出更为明智可靠的晋升决定。然而，这种观点也有漏洞。因为如果一所高等院校重视的是教学而非科研，那么获得晋升的最佳依据就应该来自和教学相关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相比统计简历中那些从没人引用过的论文的数量，审阅教师的教学大纲及教学方法创新、去教室旁听教师上课，以及阅读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等工作，更有助于了解一名教师对于学校的价值。
来自各方的声音上述大多数论点被反复讨论多次。然而，奇怪的是，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很少会用实证研究加以证明，尽管多年来，人们就学术研究对教学的影响这一议题开展了几十次调查，大多数调查也都比较了论文成果丰富的教师同很少发表文章的教师的教学情况。但调查结果重点探讨了重视学术研究对于教学的影响，认为对其重视就是教师获得长期教职和晋升的关键。
肯尼思·费尔德曼（Kenneth Feldman）则针对这一议题开展了最为全面的研究。他在文章中分析了30篇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各自比较了学生对学术研究表现积极的教师与鲜有文章发表或从未发表过文章的教师的教学评价。费尔德曼发现，只有一份实证研究表明学术研究对教学有负面影响，而且影响并不明显；有11份实证研究表明，学术研究对教学具有适度的积极影响；其余研究则表明，两者并不会互相影响。如果将所有这些实证研究都考虑在内，学术研究对教学的净影响是积极的，尽管两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在更为仔细地查验了相关论据之后，费尔德曼发现，学术研究有助于教师获得专业知识，更好地组织课堂材料并明确课程要求。至于教师一直坚持认为的，学术研究只对教学的两个方面有负面影响，即鼓励学生提问并参与课堂讨论，还有教师是否有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经查验证明，即便在这两个方面，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相关性极小，统计学上不显著。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德博拉·奥尔森（Deborah Olsen）和埃达·西蒙斯（Ada Simmons）发现，虽然论文产量高的教师和产量低的教师教学时间相当，但拜访前者的学生数量要少于后者。另外，他们还发现，学术研究表现积极的教师并不回避教授程度较低的本科课程，而且相比发表文章不多的教师，他们并没有只讲课不组织课堂讨论，所出的考卷也并非都以选择题为主。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撰文表示，多产学者与不怎么发表论文的教师一样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遵守优秀教师的规范，他们一样尊重学生的感受、评分公允、细心准备教学大纲、及时订购教材并关注课程设计的其他细节。另一方面，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发现，论文多产的教师不怎么喜欢在考试中提出“知识性问题”，而不常发表文章的教师出的考题则很少会用到批判性思维。罗伯特·麦考伊（Robert McCaughey）则在一份独立的研究中，分析了许多研究型大学和少数顶尖文理学院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发现，研究成果丰富的学者同研究成果匮乏的学者在学生评分方面不相上下。
总而言之，以上研究结果并不是那些认为学术研究会影响教学的人所喜闻乐见的。诚然，这些研究并未证明学术研究对教学没有负面影响。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常常发表文章的教师比其他教师更有能力，如果不从事研究工作的话，他们可能在教学上也更胜一筹。但现在并没有证据来支持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些研究还表明，学术研究并不像许多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对本科教学有积极影响。但在讲课时，研究成果丰富的教师看起来的确比其他教师知识更渊博、更有条理。然而，这些趋势并不明显，如果要借此大做文章，就有点强词夺理了。而所有这些研究中最有力的结论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学术研究对本科教学质量并没有多大影响。
要进一步了解学术研究的影响，我们可以对美国四年制高等院校的全职教师展开定期调查，看他们是如何分配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时间的。而这一调查始于1972年，终于1992年，这段时间，认为学术研究对晋升至关重要的教师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如果学术研究占用了教学时间，人们可能会猜测，对发表论文的日益重视将会削减教师备课的时间。然而，这样的情形似乎并没有发生。正如人们所料，教师每周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综合类院校中这种情况尤为显著，这是因为此类院校对于著作发表的重视增加幅度最大。然而，有趣的是，开学后教师每周用于教学的时间并没有减少。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用于辅导学生的时间似乎减少了，但每周工作的时间却增加了。
该调查结束后的20年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有所不同。1992—2012年，平均教学时间看起来的确有所下降，但减少教学时间似乎是学校要求的。从数据来看，教师备课时间并没有缩短。这些趋势表明，重视学术研究虽然不一定会影响教学质量，但可能会对要求教师完成的教学量产生延迟的影响。
教学负担的减轻并不是“要么发表，要么走人”的压力对美国本科教育的唯一影响。学术研究纳入大学基本内容之后，学术成就的积累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都要求专业化的知识和优秀的研究技能。教授们在学生时期和任教期间花了许多年时间来掌握所学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自然更喜欢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授课。虽然美国许多高等院校都不乏敢于在学术上冒险的教师——这些教师喜欢教授跨越其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但是大多数教师都更青睐自己研究领域之内的专业课程和研讨会。因此教师最擅长的领域并不总是本科生们最想学的，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由于课程是由教授设计的，因此绝大多数美国四年制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的要求都带有教授的偏好。大多数学校都要求开设一些为满足特定目标而设置的课程，比如，理解多样性、写作练习、第二外语等，少数高等院校还要求学生研读经典。然而，设置这些课程往往要么是为了满足某个教授的特定学术兴趣，要么课程的部分甚至全部的教学任务都不是由院系的全职教师承担的，而是由客座教授、兼职助教，甚至是专门为此招募的研究生来承担的。后一种情况在现在十分普遍，许多高等院校常常招募编外人员教授写作、数学和外语等大多数必修基础课，并让他们协助本校教授拓展经典阅读或西方文明等基础课程。
这样做的结果是，课程往往都是按照教师的学术兴趣和能力来设计来，而美国高等院校教师往往又都是在特定研究领域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自然而然，教师们最擅长教授自己专业领域的课程。然而，这样的教学要求对于教育本科生可能不太理想（原因见第8章），也是很难彻底改变的，这一点在研究型大学中尤其明显，因为那里的教师学术水平最高，也最强调提升专业领域的知识。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取消专业划分，或者谴责知识的专业化。专业化以及支持专业化的组织形式都有重大的意义。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学生课程规划中的通识教育这一部分。设置这些通识教育的课程往往是为了达成更为宏伟的目标，但是尽管教师们自己也认为这些目标很重要，却很少有教师愿意教授这些课程，而高等院校往往也没有充足的课程时间来关注这些目标。
对学术研究的日益侧重还会导致教师不再努力改变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最近的几份研究发现，60%的教师声称会感觉到有研究压力，而74%的教师则表示个人时间太少，因此很不满意。教师一旦感觉学术研究压力太大可能就不会投入太多精力来掌握新的教学技巧，参加每周的教学方法创新研讨会，或重新编排课程及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茨在2004年所言：“当一个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全速前进、争分夺秒的时候，真的很难改革这一体系。我见过的大学教授都比我还忙。”
各高等院校对教师的研究成果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本来被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称为“选择学术事业的三大理由——6月、7月和8月”就成了教师们努力进行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那些必须发表学术论文的教师们发现，暑期的这3个月往往是认真从事学术研究并撰写学术论文的唯一空档。而调研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正好和开学后相反，在此期间，每位教师花在科研上的平均时间远远超过他们花在教学上的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越来越重视学术研究，暑期中教师们原本用于修订已有课程、创建新课程及改善教学方法的时间就会被占用。
如果日益重视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趋势使得教师们更加不愿意对本科教育做出实质性的改革，那么公众的利益的确受到了损害。因为向本科学生传道授业才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一方面，认知科学和新技术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关注不同教学方法效果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都为促进学生学习提供了无限可能。同时，正如第9章和第10章中提到的，如今的学生群体日益多元化，本科生花在课程作业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许多本科生在取得大学教育的既定目标上进步有限，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集思广益，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
教师不一定都反对在改善本科生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调查显示，相比学术研究，70%以上的高等院校教师更愿意从事教学工作。在最新的一项调查中，82%的教师声称对本科教育很感兴趣，而这一比例从1969年至1997年实际上涨了20%。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很多教师可以接受花更多的精力来改良课程并使用更新更好的教学方法。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对学术研究的日益重视所带来的越来越高的要求可能来得并不是时候。
既然美国各高等院校都对上述可能产生的弊端心知肚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高等院校要求教师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得晋升和终身教职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学术岗位太少。学术岗位的缺乏导致许多博士毕业生不得不到一些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的院校就职。由于很多学生是在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高等院校读的博士，因此，这些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新教师可能会说服他们任教的院系，引进他们读博期间所遵守的标准。
即便这种解释站得住脚，但它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聘用年轻博士生的院校决定把发表论文作为教师获得终身教职的前提。高等院校当然可以支持想要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教师进行研究。但鼓励教师发表文章是一回事，要求他们必须发表又是另一回事，更加不合理却十分普遍的做法是，将著作和文章的发表数量作为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的评判标准。可以想象，各类高等院校的教授们都可能会写出颇有价值的著作或文章。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写出真正流芳百世的作品，因为这是高等院校要求他们写的，他们不得不写一大堆论文，而不是专注于酝酿一两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另外，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迫使教师大量炮制研究论文只会无谓加大教师们的压力和工作量，对于增加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毫无帮助。
促使大部分高等院校开始重视论文发表的是其高等院校的行政部门而非教师。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中，原先供职于研究型大学的新任校长本能地采用了他们早已习惯了的聘任和晋升标准。一些高等院校的领导或许认为，科研氛围活跃可以为学校吸引援助资金来支付日常管理开销，并以此来改善学校的财务状况。而更多的高等院校领导重视科研则是为了提高学校声誉和排名，因为如果学校名声更响、排名更高，便能获得更多赞助，吸引更优秀的学生，还能让校友们更加为母校自豪。
通过开展研究项目来改善学院盈亏状况的做法暗藏风险、代价高昂。这种策略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更不可能服务于公众利益。因为这需要斥巨资提高教师薪水，降低教师教学负担，扩大图书馆藏书规模，增设研究人员的名额，并增加相应的实验设施和设备。而即便高等院校能够申请到研究经费，往往也不足以支付所有的开支。因此，几乎所有有经验的观察家都一致认同，对于那些并非长期以来一直能够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的高等院校来说，启动一个研究项目的确很有可能会抽干原本用于教学的资金，而不是为教学项目争取到更多的资金。
要想通过学术研究来大幅提高学校排名，虽然偶尔也能成功，但获得成功的高等院校往往坐落于国内经济处于上升期的地区，这些地区有大量未经利用的私人财富，却鲜有高等学府。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因为建立研究项目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并且知名学府在研究方面的优势太大，普通院校难以匹敌。而努力建立自己的研究项目至多有助于高等院校招收更有能力的学生，或从别的高等院校吸引师资，但并不会改善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从各方面来看，通过改善教学质量来提高知名度的做法显然更为可行。这样做的成本更低，竞争也远没有那么激烈，障碍也更少。最重要的是，真正改善教育质量不仅仅意味着从别的高等院校吸引“明星”教师和入学考试的高分考生，更意味着使本科教育更有效，并让更多学生受益。
强调改善教育质量并不意味着需要降低学术标准。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竞争终身教职或想要获得晋升的教师必须展现过硬的能力，通过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从而为高等院校做出贡献。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坚持认为这种贡献的表现形式就是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且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数量越多越好。这样的政策往往既不会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也不会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却只会制造更多“不受人欢迎也没人阅读的作品”，还会让我们错失改善本科教学质量的机会。
不得不说的题外话我们进一步观察美国高等院校教师的生活后便会发现，要求教师发表更多研究成果并非是他们压力增加的唯一原因。高等院校教师每周的工作时间一直在增加。在过去的1990—2013年中，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也都增加了。这些压力虽然主要源自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教师需抽出更多时间来处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和各种烦琐的程序。这就引发出我们在讨论高等教育现状时很少提及的一个问题：高等院校教师以牺牲更为重要的研究目标为代价，无谓浪费了大量时间的事情还有哪些？
两个世纪以来，很多先前需要由教师承担的职责已部分或全部移交给他人，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教师们承担了规范学生行为和保持秩序的主要责任。而现在，在许多高等院校，教师们的主要责任则是为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出卷和评卷。这些变化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几乎不易被察觉，没有经过激烈争论，更没有对教师、研究生和行政人员各自职责的总体分配进行过系统的讨论，结果自然是减少了教师们的教学负担和辅导学生的时间。
如果对教师们如何分配时间进行研究，我们肯定会得出形形色色的结论，各高等院校由于所在地区情况不同而各有差别。又因为人们对教师的首要任务各执一词，因此对结论的判断也会千差万别。但即便是这样，简单介绍一下许多高等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起一点警醒的作用。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学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高等院校成立学术委员会以完成一些只有教授才能胜任的工作，如决定聘用哪位教师，或如何修订课程安排等。然而，现在也有许多高等院校有意向建立一些新的学术委员会，来处理较小的问题，比如决定邀请谁参加某个特定讲座、谁应该获得今年的教学奖，或哪些人可以获得荣誉学位等。尽管这些委员会没有哪一个会占用教师们很多时间，但是委员会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而且累计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在某些情况下，许多任务完全可以交给一名教师，甚至还可以交给一名行政人员，而不需要一个要全体教师批准的委员会出马。
另一种普遍做法是无节制地扩大委员会的规模。这一趋势最近几十年有所加剧，没有人意识到，每一个委员会都必须包括来自不同教师群体的代表，尤其是少数族裔教师、女教师和年轻教师。当委员会行使的职责直接关系到特定群体时，这些代表就会挺身而出，为自己所在的群体争取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委员会都要包含这些特定群体的代表，即使有些委员会的工作并不会涉及特定群体。结果，委员会规模就越来越大，但这不仅增加了教师们不必要的负担，对少数族裔教师和女教师来说尤其如此，而且让会议变得更为冗长、更难计划。
推荐信申请每一个学术项目都要求提交推荐信的做法给教师制造了另一个负担，这和推荐信能带来的真正价值完全不成比例。推荐信制度存在的问题尽人皆知，写推荐信的人往往只强调优点，对缺点则只字不提。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害怕被推荐人看到推荐信，还因为在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推荐信满天飞的世界里，完全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申请者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在许多情况下，推荐人除了申请者的成绩之外，对其一无所知，而成绩恰恰是申请院校早已获得的信息。由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认识推荐人，因此他们也不能确定这些推荐信到底有多少分量。尽管如此，除了要花些时间浏览之外，要求提交推荐信并不会给委员会带来其他麻烦，因此各学术委员会依然要求提交书面推荐信，哪怕它们极少发挥作用。但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即推荐人透露了一些惊人事实，而这类事实通常并没有被囊括在申请人的档案中且与某种严重的行为不当有关。
要改革这样一个体系，需要集体的努力，我们可以让高等院校协会和专业学院共同参与，推动改革。因为至少这些团体能在内部达成一致，统一推荐信格式。而有一些专业学院已经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教师们就不必为每一个院校单独写推荐信了。各高等院校还可以借鉴美国律师协会的做法，推荐人只需打勾确认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是否拥有胜任研究工作的良好品质，并在留出的空白处选择性地提供推荐人想让学术委员会知道的特定信息即可。
官僚作风的负担各高等院校规模日益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监管、协调和行政管理的规模也随之日益扩大。在大多数院校中，行政人员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学生和教师的增长速度。但这样的增长趋势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学校需要招聘新的行政人员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并应对政府新出台的规章制度。而增加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很有必要，因为他们能帮助教师充分利用更新的教学仪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其他新技术进步给教学和科研带来的全新机遇。另外，还有一些新进员工能帮学校筹集资金，使得学校得以启动更多学术研究项目，雇用更多员工并改善工作设施。
不管扩大行政人员规模有没有道理，这的确给教师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新进的行政人员要求更为详细的数据资料，因此各院系以及教师们就必须完成更多的调查和报告，开会频率也会更高。很多活动在过去都是自发的，打个电话就能获得批准，而现在，在活动获得批准的过程中，必须向各个新的层级申请权限。行政部门越多，就需要做越多的协调，以确保一方的决定不会与层级中的另一方产生冲突。
这些增加的负担中有一部分是法律要求的，还有一部分是确实非常有价值的。然而，在决定是否要开展调查、召开会议，或做出额外协调的时候，行政部门往往只考虑这样做的好处，而不会顾及教师们因此必须付出的额外时间和可能遇到的麻烦。单独来看，这些负担可能微不足道。但总的来看，这些额外的要求明显会使本意专注于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们分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1990—2013年中，“烦琐的制度性程序”仅次于“个人时间太少”，是教师们压力的第二大来源。因此，许多人建议定期审查现存程序和行政要求，以确保对很多程序的精简能有序进行。
本章内容不同于传统观点，它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矛盾做了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问题并不是说，强调学术研究就会使得高等院校聘用的教师忽视教学，一心只扑在学术研究上。著作等身的科学家和学者和那些不问学术研究、一心教学的同事在教学上不相上下。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对学术研究的明显偏重是如何影响课程设计以及教师可支配时间的，如若教师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他们可以用来改善课堂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法。
许多院校对为教师免去一系列不必要的杂事不够重视，它们没能为教师们节约宝贵的时间以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也就导致了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结果，最近的调查发现，将近1/3的教师对其工作量不满意。而有将近一半的教师认为，“工作就是个人压力的一大来源”，只有1/3的教师认为，他们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平衡”。因此，工作压力很大的教师们通常不愿意投入大量时间以掌握新的教学方法或者支持教育改革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会要求他们拿出比现在更多的精力来投入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