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术研究并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时，美国高等院校还没什么重大的研究活动。虽然在美国内战前，各高等院校就开始聘用一些学者和科学家，但在那时，想要在大学当教师并不一定非得发表过论文，并且理科在高等院校还属于比较边缘的学科，通常只存在于单独授予学位的附属学院中。直到1880年，美国高等院校才开始设置硕士点，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但即便到了那时，反对的声浪依然强烈，很多人认为，教师一旦从事学术研究，便无法再专心教学。
美国政府也更是不鼓励学术研究。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扶持依然少得可怜，想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只能依靠一些企业和基金会微薄的资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美国政府每年对高等院校研发项目的拨款额还不足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支持改善农业和公共卫生的研发项目。
学术研究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学术研究日益成为美国政策制定的侧重点，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雷达、青霉素特别是原子弹的发明彰显了探索发现的无穷威力，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107)应运而生。在随后的40年间，冷战爆发和美国安全形势的日益紧迫，促进了美国政府迅速加大对基金会的拨款，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第一大动力。然而冷战过后，拨款的增长幅度便开始缩小。但总的看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还是从1952年的区区350万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约70亿美元。
学术研究得到大力支持的第二大动力源于对抗疾病的需要。在发现了抗生素及小儿麻痹症疫苗之后，生物医学研究在治疗疾病和缓解痛苦方面的地位空前提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47年成立之初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机构，1954年它投入科研的经费不过7 400万美元，但在2010年，其预算已达到300多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总结了学术研究长足发展的第三大动力。几百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讨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根源在哪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投资资本是否充沛也很关键，然而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或者从更广义的层面上说，知识产物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一些主要的科技产品，如电脑、传感器、手机、机器人等，强有力地推动了波士顿及硅谷附近的新产业发展，显示了科学发现对于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作用。
今天，美国高等院校科研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政府，这一部分约占60%，而经费的拨付相对较为集中，其中80%的政府科研基金都拨给了100所高等院校。过去60年间，科研经费的增加已经改变了这些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大笔拨款增加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预算，并提高了教师的薪金。各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中的自然科学系也因为获益于科研经费的增加，新建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增强了师资力量，新聘了一些教授、技术人员并招收了一些博士后，因而迅速发展起来。
学术研究对于高等院校不同院系的影响并不相同，那些关系到美国国家发展的院系发展势头良好，比如，公共卫生学院就蓬勃发展。由于美国在全球军事、外交、商业等领域成为超级大国，研究世界各个地区的研究中心受益匪浅。经济学院的发展也相当出色，因为它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商业、金融以及世界贸易。而教育学院获得的科研经费支持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大大增加了，因为当时美国上下急需改善全国各学校的办学条件。
不过，另一些专业和院系并未从日益增多的研究经费中获益多少。在其他院系盆满钵盈的同时，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神学以及古典文学等专业却只能靠着微薄的经费度日。人文学者及其相关专业的同事们希望将人文课程与国家的福祉挂钩，可惜收效甚微。在其他院系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多的同时，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薪水缩水，学生数量缩小。在这个只专注于金钱和物质的社会中，他们觉得自己被遗忘了。
教学也一般被看作是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下的牺牲品。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这一评论是否有根据，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知名的研究人员通常可以享受暑期高薪，从事专业咨询，并获得很高的知名度，而这一切都会让那些在默默无闻教书的教师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到重视。总之，对于研究的需求可能确实给很多高等院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它未能兼顾整体平衡，做到对所有院系一视同仁。
美国能否保持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几十年以来，在国内几所重点高等院校的带领下，美国的科学研究一直在全球保持着领先地位，可能在其他大部分的学术领域也是如此。2005年，各学术期刊中由美国科研工作者撰写的科技论文数量远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的理工科博士数量为全球之最，研发基金占了全球最大的份额，高科技产品出口也位列全球之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在美国工作。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顶级数学家、物理学家、微生物学家也都供职于美国高校。在那些时常被引用的论文中，由美国科学家发表的比其他国家科学家发表的总数还多。
然而，近几年，美国在理工科方面的学术领先地位有所动摇。1981—2009年，在所有的自然科学期刊和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至少有一名美国作者的文章所占的比例从40%下降到了29%。在经常被引用的理工科文章中，由美国研究人员撰写的文章比例从1992年的64.6%下降到了2003年的56.6%。
另两个发展趋势进一步表明，美国在科研方面的领先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这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美国的领先地位到底能保持多久？一个趋势是20多个欧洲国家联合在了一起，成立了欧盟；而另一个趋势则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科学研究快速发展。
如果将欧盟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美国的领先地位确实已经被撼动。截至2005年，虽然美国投入研发的资金占GDP的百分比、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获得的专利数、经常被引用的论文数和专利数等都高于欧盟，但欧洲的理工科博士数量、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最显著的新发展是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崛起。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计划，将加倍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并计划在2020年前达到2.5%。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经常超过10%，因此，它对于科研投资的绝对数目是很可观的。而中国其他一些科研指标的增长速度也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尽管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数量不及美国和欧盟，但近几年中国正以高于15%的速度不断赶超。中国每年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正以17%的速度增加，而美国和欧盟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1.5%和1.3%。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虽然仍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但是它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1999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值不过3%，但是仅6年后便增长到了15%。相比之下，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正以3%的速度减少，欧盟的份额虽没有减少，但也没有增加。
据学术研究人员在2013年的保守估计，到2020年时，中国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赶超美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博士数量；研发投入占全球资金的份额；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占比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例等。除中国外，韩国、印度及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在高速发展。总之，现今世界的总体趋势是科技发展重心由美国和欧洲移向亚洲。只要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速继续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美国在科研方面研究地位动摇的趋势便会一直持续下去。
高等院校研究的领先地位从美国移向其他的发达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很难预测。虽然亚洲各国不断提高科研经费确实会改善其研究的质量，但是相比于扩大研发投资、增加博士招生和论文的发表，提高创新能力和想象力是更难预测的情况，它并非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这不仅因为有的亚洲国家的政治条件可能会束缚高等院校及科研的发展，还因为要改善学术机构的质量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经济增速可能会减缓甚至骤降，日本在20世纪后半期所经历的变化便是前车之鉴。
在美国工作的中国、韩国、印度的科学家中，有多少会选择在自己祖国的科研条件改善之后回国，这也很难预测。但自1960年以来，在美国活跃的科学家中，移民占的比例从7.2%上升到了近30%。学习理工科的外国研究生中，有意愿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至少有那么几年，情况是这样的。因此至少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不用担心外国科学家大批外流。
科技发展重心的转移会推动亚洲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这势必将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挑战。然而，从学术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亚洲科研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并不那么糟糕，而且就算真是情况紧急，美国各高等院校也没办法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这一情况。对于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家来说，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科研能力的提升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但可以缩短科研探索的周期，增加已有知识的储备，以供后人继续完善，而且还能增加共事的同事。最终，虽然愿意留在美国工作的亚裔科学家将会越来越少，愿意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亚洲尖子生也会越来越少，但总体看来，这绝不是一项零和博弈，一国的科研进展终会惠及他国。
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讨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现状时，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入手。在这其中，人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话题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就这一话题我们可以思考，若美国政府继续加大对生物医药研究的支持，而不加大对物理学及工程学研究的扶持力度，将会有什么利与弊？另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提供机构更愿意投资给那些资历老、名气大的研究者，而事实是大部分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发现的，但那些更需要研究经费的年轻研究人员能获得的经费却很有限。因此，有些观察者不免担心，因为年轻研究员得到的资助少，而且很难谋得教职，所以优秀的毕业生便不愿从事科研，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错失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是，现今申请研究经费的手续非常烦琐，有时研究者不得不向那些负责安全以及保护人体试验的相关部门申请批准。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者超过40%的研究时间都被用在申请经费、等待审批、聘请人手和上报经费使用情况等杂事上。
以上所述的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会给美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然而，本书主要关注点在于美国高等院校本身的发展，并非科研经费提供机构如何提供经费以及规范经费使用等相关话题。因为即使不讨论这些额外的话题，在一本书里讨论高等院校研究本身已经相当复杂。
讨论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式便是将各学科、各领域所出现的学术问题和争议纳入研究。比如，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可以讨论新古典主义建模、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制度研究等各自的优缺点；在法律领域，我们可以探讨法律经济学、批判性法律研究以及传统定义分析等的相对优势；而在文学方面，我们则可以评判比较文学理论及文本分析方面的几大学派。
虽然这些讨论都很有趣，但是要在一本书中涵盖这么多内容却很难实行。这是因为需要研究的领域太多，研究所有这些领域所需要的阅读量和思考就会超出任何一个作者的承受范围，因此更明智的办法是具体研究几个在不同领域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选了以下三个问题加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便是人们时常抱怨的那个问题，太多高等院校都在不停地向教师施压，让他们“要么发表，要么走人”（publish or perish）。人们总说，教授们写了大量没人会去看的书和论文，而用于研究的时间过长则会导致教师们普遍忽略教学。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与政府鼓励产学研结合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为有关，政府为有潜在价值的重要发现提供专利，为高等院校颁发企业运营执照，甚至资助教授基于其发现建立新公司。1980年之后，各高等院校应政策制定者的要求开始与产业密切合作，对此，批评者警告称，一旦高等院校开始推行技术转让，学术型科学家就可能会分心，无法专注于其最擅长的领域，这可能会损害那些兢兢业业从事非营利性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声。如今距1980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们可以查看这一政策的效应，看看这一政策是不是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最后一个问题是，科学家们和学者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校园环境。如何争取学术自由的话题一直都是校园环境的典型问题，这其中包括是否要保持终身聘任制这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这个话题绝非仅限于此。在评判学术研究质量的时候是否存在偏见？评审程序是否有不完美之处，从而导致教师因担心前途而不敢毫无顾忌地表达其学术观点？研究者是否受了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无法探索种族、阶级、性别等敏感的话题？院系领导是否会因为政治观念过于激进而影响了学术观点的多样性，进而影响学术研究的质量？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各异。因此我们需要仔细研讨一下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