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所描述的专业学院有许多值得夸赞的地方。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医学院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学院，并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声誉，因为这其中有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由于教学质量得到认可，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来到美国医学科学研究中心（AMC）接受高级培训，进而从事研究或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医师。美国商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管理专业教育大潮中也堪称典范。世界排名前20的商学院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在美国。许多国外的管理学院中都有在美国高等院校接受过培训的教授，而在美国顶尖的商学院中超过1/3的学生是留学生。如果将美国的法学院与其他国家的法学院相比较则相对困难，因为各国法律体系大为不同。但即便如此，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工作过的教授们仍然认为美国法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并无可与其匹敌的竞争对手。
尽管三类专业学院有明显的不同，但它们都需要同样应对四个基本挑战。首要的挑战就是，平衡学术价值与专业实际需要。其次的挑战是，如何应对从业者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并提高其竞争力。虽然这些技能都是医生、律师和公司高管为提升工作效率所需要掌握的，但其中的一些技能非常难以教授。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是，规范并培养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并使从业者保持应有的敏感度从而更好地维护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满足学术追求与职业需求要使学术追求与职业需求完全平衡根本不可能，但是相比其他学院，某些学院的教师已经实现了某种较为稳定且令人满意的平衡。医学院可能是这其中最为成功的，因为其规模庞大、资源丰富。它拥有众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也有在教学医院的大批从医人员，因而可以进行一流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同时也可以教授学生运用科学知识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并掌握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尽管基础科学家和他们的从医同事不能十分和谐地相处，甚至没有太多交流，但是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并且都要求获得学生的尊重和追求专业性。
与大学中其他学院的教师相比，法学院的教授受主流学术研究标准的限制最小，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在法学院接受职业训练，而非在文科院系或理科院系进行学习。同时，他们长期受到律师界称法学院毕业生缺乏职业技能的抱怨。近几十年来，为回应这些批评的声音，法学院建立了自己的诊所式项目即临床法学教育，由经验丰富的律师担任项目导师，教授各种各样的技巧，以弥补传统教学中教条式分析的不足。在第一学年过后，法学院通过教学以及给学生提供在真实案件中锻炼的机会，他们创造了教学的新模式和新挑战，从而使得学生保持学习的兴趣。另外，他们在教学环境中，努力发展一种适宜的教学方法，这既给法学教学提供了新想法，也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丰富了最近的教学实验。尽管这些做法非常有前景，但是诊所式教学在法学院得到的地位和尊重仍不及医学院。它既没有达到课堂式教学的容量以惠及每一个学生，也没有得到传统教师的足够重视。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一项目是否会继续发展，并最终在法学院占有一席之地，使其发展潜力得到充分展现。
顶尖的商学院在研究的质量方面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认可。但是，商学院在实用训练方面的发展最为薄弱。它既没有诊所式训练项目，也没有创造类似教学医院或是法律诊所的实习场所。
商学院跟医学院及法学院不同，商学院的教授很少有在企业界工作的经验，甚至连在商学院学习的经历也没有。他们缺乏实际经验，导致公司高管的诸多抱怨，甚至一些著名的教授也会质问商学院是否会教授管理者直线责任（line responsibility）(105)的相关知识。
为更深入地理解学术标准与职业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还需考察这三类专业学院所从事的研究。医学院再次夺魁，因为其庞大的教师规模及丰富的资源最容易实现二者的平衡。医学院的基础科学院系拥有众多研究人员，这些人员的工作质量最高，并享有与学校里的生物学家相等或更高的声誉。同时，医学院也招收大批临床教授，他们大多数都负责问诊，将很多有巨大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行医的实践当中。
法学院的研究历史却颇为不同。法学院教授与医学院基础科学家及临床研究人员不同，他们最近才开始在学术课程中正式训练质询方法。纵观法学院的历史，他们创立了一个学术体系，主要包括分析法律意见、评论法律推理、评价法律后果、提议如何解决内在冲突和其他用以建设一个更加一致、恰当的法律原则体系的方法等。这个学术体系促成了一系列著作的面世，其中包括早期的经典，如《威格莫尔论证据》（Wigmore on Evidence）、《普罗瑟论侵权》（Prosser on Torts）以及最近的著作，如劳伦斯·特赖布（Lawrence Tribe）关于宪法的论著和菲利普·阿瑞达（Philip Areeda）的反垄断法书籍。这些著作长期以来都被看作是法学专业的宝典。其中既有关于律师向法官提出论据的建议，也有解决冲突和法律前后矛盾的方法供法官参考，并且更全面地阐述了法律规则的基本原理。然而，除了一小部分杰出的教授之外，这些研究很难得到学校里其他领域教授们的关注。
近些年，尤其是在顶尖的学校里，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是取得了博士学位，就是在学术课程中积累过大量的经验。因此，主要出现在法律期刊上的很多论文从本质上都变得理论化了，其他学科的模式和概念被运用到不同的法律体系当中。大部分由此而来的学术成果也都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尽管其中一些成果对法律有所影响，但是法官和与法律相关的从业者对此反应冷淡。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法学评论被法官引用的频率减少很多，但也有其他研究人员对此持不同观点。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法律学术成就与职业无关，这一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法律期刊中的大部分文章仍然充分地体现着传统教条的色彩。
许多热衷于理论且受到多样化训练的年轻法律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些经济学家发现，法学教授对他们的学科了如指掌，从而能帮助他们搭建起经济学理论与有趣的现实问题之间的桥梁。但是，这些学科仍然缺乏鼓励严格的实证研究，从而探索出各项法律及法律程序的实际影响，并检验基于司法意见的假设。这项不足之处不仅使法律缺乏坚实的事实基础，也使法学院的研究难以激起学校其他领域教授的兴趣。
商学院的学术发展阐释了另一种来自公司高管和学校其他院系同事的不同需求。大部分教师，尤其是顶尖学校的教师，不仅根据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排名招聘，而且之后的升迁与工资也基本依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定。因此，商学院的学者似乎总是以得到学科同行的认可为动力，却并不在乎为管理者提供有直接价值的知识。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安排，才使得商学院赢得了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同事的尊重。但是，这些成就是有代价的。渐渐地，公司高管甚至一些商学院的教授认为，顶尖学校的大部分研究都与管理领域的实践无关。其中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批评家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指出，《商业周刊》评选的“最佳”图书当中，作者很少有来自商学院的教授，对于管理者来说最为重要的新想法只有不到1/3来自商学院的教师。其他批评家还说，商学院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很少，尽管管理者们面对的大部分问题都不是只靠单一学科的方法就能完全理解并恰当解决的。当然，把所有商学院的研究认定为与管理实践无关也是错误的。在特定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经济模式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而学术理论，例如资本资产定价（capital asset pricing）也体现出了广泛的专业价值。但是，很多产业的管理者都认为大部分顶尖学校的学术成果缺乏实用价值。
一些批评家认为，商学院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脱离实践的问题。已故教授苏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说，社会科学模型在商学院非常流行，这种模型主要依靠简化对人类本性的假设来搭建，这样一来，由此得出的结论在道德层面值得怀疑，在社会责任方面也具有破坏性。前文谈到的代理人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常常被引作例证。尽管大部分顶尖商学院会让伦理学家加入，但是这些伦理学家对同校经济学家们的著作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
信息过载这三类专业学院的教师不仅要平衡学术要求和实际需要，而且要应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不断增长。因此要求他们教会学生所有需要掌握的知识已然不切实际。19世纪晚期，法学院曾迎来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时，各州法律开始趋于不同，因此仅仅教授“规则”给学生已经不太现实，因为学生最终将会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工作。19世纪70年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主张教师不再教授法律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主要教授学生法律基本的实质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并通过苏格拉底式谈话训练他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不同的真实案例当中。尽管这样学生掌握起来比较慢，但是这种方法最终传遍了全美几乎所有法学院，至今仍然是法律教学的主要方法。
接下来，商学院也意识到教给学生“所有的重要事实”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很有用，因为商业领域非常广阔并且易变。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很多教师决定改变教学方法，也就是强调运用案例作决策，而案例中详细叙述了公司面对的实际问题。就像他们法学院的同事那样，商学院的教授不再着重灌输给学生大量信息，而是开始运用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教会学生如何分析相关事实，权衡可行性方案，从而决定如何行动。但是，1960年以后，随着商学院招收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博士，许多新进教师选择花更多的课堂时间按同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一样的授课方式授课。虽然他们仍然讲授案例，却很少通过课堂讨论来解决案例中的问题，更多的是用其作为示例阐述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商业环境里的运用。
医学院是“填鸭式”教学模式持续得最久的。数十年来，学生们抱怨前两年必修课冗长的课程安排，也抱怨在课程中他们要记忆大量的病例。最后，DNA的发现以及医学知识爆炸式的增长使得学院领导意识到课程中的信息量过大，知识在不断积累并迅速改变，老旧的教学方法难以为继。因此，许多医学院跟随商学院及法学院的脚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限制讲课的数量。取而代之的是，让他们教授学生如何寻找自己所需的知识。这样一来，教学可以在小组讨论中展开，并利用过去的实例去训练学生独立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以及如何分析信息以用于诊断病情、开处方和进行适当治疗的能力。
这三类学院的教授在教学生运用信息去解决典型问题时，都把教学更多地融入积极讨论与解决问题当中。这样一来，他们比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大多数同事都更大程度地改变了教学方法。然而，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接受这种积极的学习方式。一些医学院教授认为，这种基于解决问题的新型课程并没有教授学生足够的基础科学，学生应该在诊断病情之前掌握更多知识。就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很多商学院教师仍然大量采用讲课的授课形式，这无疑是受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广泛影响，毕竟他们是那些院系的毕业生。甚至法学院教授也开始频繁讲课，这是因为二三年级的学生整天运用苏格拉底式方法，于是教师和学生都对这种方法越来越没有兴趣。
为保持学生兴趣、改善学习状况而采用的其他教学方法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均衡。这三类学院中只有一部分教师体验了更快更好的反馈、合作学习、激励教育、实地考察以及其他富有前景的进步。所有这些创新都显示着目前学生学习的特点。尽管如此，仍没有一所学院完全利用这些方法，更不用说积极努力地让教授熟悉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其对高效教学的影响了。另外，这三类学院的评估体系也不完善，其中医学院最为落后，它没有系统地衡量新课程的效用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而且，现在也没有一所学院拥有一种包括制定学习目标、评价学生在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步，从而能指出缺点，并采取新方法以弥补这些缺点的可持续的模式。
获得所有必需技能近些年，这三类学院都要求教师培养学生更多的能力。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医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要多亏它们长期以来的传统是教导学生在医院病房里照看病人。法学院现在也通过诊所式项目提供相似的学习体验，尽管与医学院临床教育相比，这类项目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商学院面临的问题最大，因为没有合适的场所让学生获取实习经验，尤其是在经验丰富的从业者的监督下。
三类学院目前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教学挑战就是，如何帮助学生培养重要技能和价值观。而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专业学院的教授仍很惘然。尽管三个领域的从业者都需要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并尽可能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但如何教会学生这种能力还不清楚。领导力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方面的书籍和课程也很多。即使如此，很少有人能肯定地道出为什么一些人能成为高效的领导人以及他们成功的原因。创造力与判断力也是极其重要的特质，但是我们对这两种特质了解甚少，因此难以教授给学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专业学院未能把所有必需的能力教给学生是不公平的。人们只能问教师，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挑战并着手应对，是否努力发现必要的知识和教学方法以培养出期望学生具有的素质。三类学院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要想完全成功，教师不能拘泥于教学方法的实验，而要对实验结果进行仔细评估。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这样的评估已在医学院广泛应用，但是在商学院与法学院中应用范围则相对较小。
讲授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对于这三类学院一直都有一个抱怨，那就是教师没有教会学生要坚守道德原则并肩负社会责任。三类学院都越来越需要更高的道德标准，因为公众对于专业人士的信任度在下降，另外，社会环境已经开始给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施压。 医生受利益诱惑，实行“创收”（creative billing）以增加他们的医保收费，或是参与利益斗争，从推销新型药品的医药公司处收受贿赂。律师事务所的人员迫于压 力而不择手段地赢取官司，以获得公司收入的最大化，却很少花时间从事有价值的无偿事业。在商业领域，大量报偿与公司表现挂钩也使得管理人员经不住诱惑，为赚取大量薪水而从事可疑的工作。
为应对这些状况，三类学院都指派教授让学生了解行业中常见的道德两难问题以及道德责任。但是，这些课程常常是边缘课程，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并赢得他们重视。毫无疑问，学院本可以招收更加有才华的教师。如果它们更加努力，也许能找到一个方法来夯实这一学科，例如，通过鼓励其他课程的教授讨论他们所教授的学科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并强调其重要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三类学院都没有在这方面取得任何突出成果。事实上，三类学院的观察者发现了道德行为背后的内在情绪——对他人需求的同情与关心会随着课程的进行变得越来越弱，而非越来越强。
在最近几十年，培养职业责任感的任务也同样变得越发紧迫和复杂。在医学领域，医疗保障体系要求的不单单是高超的医术，还有对病人专注的照顾，而正是后者的这项开销使得社会的支付能力被相对削弱。医生是否应该走精品化行医道路，专门为富人服务？在病人要求药方，而医生知道这个药方并不需要的情况下，责任意味着什么？医生是否应该在病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给他的胸腔装上起搏器？为避免被指控渎职而遭到起诉，医生是否应该安排一组几乎没有诊断价值的昂贵检查？
在寻找专业责任的现代定义的过程中，法律自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当一个主要客户希望雇用一家专业公司，而这家公司是专门从事通过稍加掩饰的威胁或是公然开除运动中关键的雇员代表以破坏工会组织运动的，那么负责任的律师这时该何去何从？律师是否应该帮助客户提起诉讼或是做大量的证据开示，从而迫使另一方同意庭外和解或是放弃合法的诉讼过程？当竞争对手们都在给各自的员工施压，最大限度地增加收费时间，从而实现每一位合伙人的利益最大化时，律师事务所应该如何给贫穷的客户或是非营利性组织提供法律服务？
在商学院，教师对于责任的定义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是公司经理人唯一合理的目标。这个观点遭到批评家越来越猛的火力进攻，因为在过去25年里，公司丑闻和过火行为频发。尽管如此，“经理责任”仍然很难定义。一方面，既然考虑底线而引发的风险如此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一定义应该包括哪些职责？另一方面，如果增长的股份价值不足以衡量经理表现，而“平衡所有股东利益”的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太过模糊，那么该用什么标准引导经理人并衡量他们的表现？
如果学生们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他们首先需要对其专业所面对的原则性问题十分熟悉。 医学院学生应该了解，控制医药花费与给所有人提供恰当医疗之间的争论。法学院学生需要了解，法律体系没有给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提供充分且价格合理的法律服务，大型律师事务所因规模与运行模式的变化带来花费高和诉讼慢所引发的困难，等等。而未来的经理人不仅需要了解长期以来关于公司领导人责任的争论，也需要知道竞争市场的痼疾以及它所带来的不幸，比如最近金融系统爆发的危机。
各个学院的教授很可能难以就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尽管如此，学生至少应该积极加入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并在承受职业压力之前，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了解自身专业的主要缺陷以及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就很难期待雄心勃勃的从业者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尽管上述内容很重要，但是只教学生认识到并仔细思考这些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并不能让批评家满意。公众从专业学院寻找的是一种培养学生能力的教育：就算面对真实世界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学生也能本着原则来行事。这样的期待是高尚且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批评家要求教授去完成一个还没有完全得到理解的任务，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否可行了。(106)
如果专业学院想要提升学生的品格，光靠课堂是不可能的。古谚有云：“想要了解美德，就去观察有道德的人。”学生要想拥有高尚的道德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需要向业界的道德楷模请教，这样他们就能知道什么是道德，并知道如何效法这些楷模了。
这样的榜样大都存在于教学医院，那里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医生，从中可以挑选出特别敬业和可以效仿的良师益友。这就是“协作实习”的特别承诺，在这种实习中，一组特别挑选的医生与一群学生一起工作一年，学生在各个科室学习如何照顾病人。法学院也有类似的例子，他们要求学生在法律诊所服务，并接受一位敬业且资历较老的律师的监督。商学院则因无法提供合适的榜样，再次面临难题。由于商学院的教师大多是博士，他们没有在公司工作过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却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针对商学院这一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是，让院长去邀请已退出管理一线的杰出校友加入学院，并花足够的时间在学生身上，以告诉学生如何把成功的管理生涯与商业中的承诺、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目前一些商学院已往这个方向发展。
追求富有成果的职业生活近期的分析认为，培养高尚的道德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并非仅仅是学会考虑其涉及的问题，还要弄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样在他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才能感到既骄傲又满足。这比教授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相关课程挑战更大，也很少有专业学院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反省非常重要，是不能予以忽略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专业学院遇到的终极挑战。
在最近几十年，包括在这些章节所提的三个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不断发展变化，使得无论追求哪种职业都变得复杂。而这三种职业则变得更有竞争性，其结果是一部分学生被吸引投身其中，另一部分学生却对此没有兴趣。医学实践改变极大，大型健康维护组织相继出现，它们彼此竞争以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律师事务所与大公司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减少，因此必须与其他事务所竞争个人案件及诉讼。各个公司则面临与国际对手展开的激烈竞争，承受满足股东短期利益的更高要求，承担因新技术或恶意收购而引起的被吞并风险。竞争趋向于减少这三种职业的专业人员的自主性，使其屈服于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有可能来自市场，也有可能来自政府，还有可能来自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性组织。
新的职业环境使他们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压力越来越大。时间压力限制了他们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机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压力下，他们从事慈善活动和公共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而随着丑闻广为传播，所有职业的公信力日渐丧失，人们渐渐认为，专业人士和他们工作的机构只关心利润，不注重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同时，职业环境的改变给很多从业者带来了额外收益。公司高管、顶尖医学专家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报酬。他们中的成功人士也都是美国收入最高的1%那部分人的代表。同时，在这三个领域中还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医学领域，精品医疗使得从业医生能花更多时间在每个病人身上，也减少了他们的文书工作，而新的非营利性组织也开始提供医疗服务给本地或境外有需要的社区；在法律领域，各大公司都扩招了内部的法律工作人员，大型非营利性组织在招募自己的律师，公益事务所开始受理移民、环境、人权和其他有价值的诉讼；在商业领域，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领域的新型初创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组建，而社会企业试图将盈利与满足公众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相结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日益复杂的职业环境下，学生需要学习除挣钱以外的更多知识，才能决定哪种职业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他们可能希望知道，每种工作需要的平均工作时间；从业者在不同职业环境和工作环境下的满足度；儿童看护以及其他家庭友好型活动的便利性；跳槽和改行概率；公共服务或慈善活动的机会，等等。
几乎所有专业学院都设有就业办公室以帮助学生寻找工作，而大部分办公室都收集了很多学生所需的信息。但是，光有信息还不够，当学生权衡各项职业选择时，他们需要思考如何追求富有成效的生活，哪些目标和价值对于个人发展和幸福来说最为重要等。这是专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但很少有专业学院严肃对待此事。这个挑战与教师平常的教学并不一样，没有既成事实和既定原则可以讲授。这三类专业学院都没有单一的理想从业愿景，即便有，那么告诉学生只有一种生活典范也是错误的。与此相反，教师的任务必须是创造一种氛围，鼓励学生思考从业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那些认真对待从业问题的学生来说，可以从很多地方得到启发——不仅是从更多信息或观察恰当的榜样中得到，还包括从学习哲学家的著作，或是读人物传记、回忆录，甚至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以及与同学讨论中而得到。
尽管教师们可以寻求各种机会给学生提供启发其思考从业问题的课程，但是这种课程仍然罕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教师甚至不情愿思考这项任务。考虑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们不能认为接受挑战的专业学院就能够成功；而如果它们失败了，我们也不该批评它们。但是，要求这些学院去尝试提供这种课程是合理的。毕竟，在学生寻找自己满意的职业的过程中，促使他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专业学院能做的最大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