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的历史要比法学院和医学院短得多。1881年，沃顿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人们通常认为，沃顿商学院是第一个开设商学研究生课程的学院。但是，在初始阶段，沃顿商学院的主要课程并不是商学或管理学，而是社会学。直到19世纪尾声，以商学或管理学为主要课程的商学院才相继出现。1898—1913年，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内的至少25所大学成立了商学院。
关于商学院的目标及这些目标能否实现的争议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大多数校领导在解释开设商学院的决定时，都谈到了崇高的目标。密歇根大学院长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哀叹人类文明对物质索取的愿望太过强烈，我们也许希望能产生一股与之相当的抗衡力量。也许在行业内部，我们可以激发出一些业界领袖的抱负……让他们来实现更新、更多的社会理想。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穆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则更加煽情：
未来会产生一种商业哲学，这种哲学与神学、法学、医学、教育学中所蕴含的哲学一样。穿过这扇哲学的大门，理解基本原理，具备更高标准，真正的大学会引导学生做好准备，让他们有能力来实现对商业这一智力活动、这一公共服务的追求。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管理应当成为大学里一门合适的研究课题。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师就强烈反对这种理念。梅尔文·科普兰（Melvin Copeland）教授于1909—1953年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他曾有过如下评论：“在许多教授和为数不少的哈佛校友看来，大学为商业管理这样不义的课程传授知识是一件掉档次的事。”著名高等教育评论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甚至曾经质疑过，哈佛大学在决定成立商学院后，是否还配被称作“大学”。回望过往，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提到了当时不同学术领域许多怀疑的声音：“把商业当作专业？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商业是人与人之间成王败寇的战争。这些人首先关注的是成为第一名。想让教授教他们准备好这场战争？简直是胡说八道！”
商学院的发展历程最初的几年里，教师自身很难认同这门课程。学校领导的关注重点是崇高的理想和学术课题，而公司老板们却催促他们提供技术层面的竞争力，教师们因此感到困扰。1928年，当时西北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曾说：“无论是谁去查阅美国商学院名录，如果期望从中获得商学院的明确定义，或是期望能找到商学院众多目标中的深刻一致性，那么他肯定要失望了。”大部分优秀商学院当时要求开设的课程仅仅是会计、法律、英文（即商务信函）以及基础经济学等。而这些实践性颇强的课程引发了一些商学院院长的抱怨，他们认为，商学院失去了成立之初的理想。用1934年时任沃顿商学院院长约瑟夫·威利斯（Joseph Willis）的话说：“我们是不是太重视培养商‘术’，而太不重视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国家责任感的商人呢？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公民呢？”
最初几十年，商学研究生课程对学生基本没有吸引力。即便是在1939—1940学年，全美国授予的MBA学位也只有1 139个，而且这已经是当时的数量之冠了。商学院教授出版的著作再怎么算也是寥寥无几。虽然有几所商学院成立了研究所，但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要么是收集信息和统计数据，要么就是与公司签订合同，为其进行研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产生像埃德蒙·勒尼德（Edmund Learned）教授那些严谨的学术成果，能有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和弗里茨·罗斯里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两位管理学家发现的广为人知、极具影响的“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实在是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商学院历史的转折点。大萧条中声名受损的大型企业因为在战争中有所贡献而重新获得了声誉。随着美国展开了与苏联的经济、军事和外交竞赛，商界领袖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在《退伍军人法》（GI Bill）的推动下，商学院的入学人数稳步攀升，增长势头持续了几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这段时期，商学教育也得到了来自全新领域的支持。这个时期的福特基金会与卡内基基金会十分重视加强管理学教育。为了能给资助项目提供指导，两家基金会都开展了由经济学家负责的研究项目，其研究对象就是美国的商学院。1959年，两份报告双双出炉。一份是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为福特基金会撰写的《商业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另一份则是弗兰克·皮尔森（Frank Pierson）为卡内基基金会撰写的《美国商人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对于美国商学院的教育质量和商学院所作的研究，两份报告极富批判性。报告认为，商学院现行的标准“低得让人尴尬”。而两份报告也提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一是要加大研究力度，二是要开设更严谨的课程。课程应以管理学为中心，以数量方法和严格的社会学为基础。为了能达成这些目标，报告呼吁商学院尽快建立起高质量的博士生课程项目，使教师具备进行一流科研工作及教学活动的知识和技能。福特基金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并向一些名列前茅的商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资助。
与半个世纪前发表的、针对医学院教育的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不同，基金会的这两份报告并没有导致实力不济的学院迅速消失。许多不值得信赖的商学院课程仍继续存在，有些甚至今天仍在。这些商学院，有的培训低级别管理职位的学生，有的则更糟糕，实质与“文凭作坊”不相上下。与法律教育和医学教育不同，商学教育一直没能建立起硬性入学标准。这也引来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管理学也许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专业。即便是商学院的代表组织——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对商学院进行了鉴定认证工作，最低标准还是未能成功建立。
两份报告的确对50～100所左右的商学院形成了巨大影响。其中不乏一些精英商学院，比如，设立在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商学院。同时，一些希望未来跻身精英商学院行列的地区性学院也受到了报告的影响。所有这些商学院几乎都获得了外界认可，而且每年诸如《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这样的出版物也会对这些学院进行排名。大部分评论家在撰写有关商学院的文章时，不仅总会提到这些学院，而且也会提到它们所提供的教育。
这些顶尖商学院迫不及待地采纳了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并立刻着手提高教师质量。由于从自己的博士生项目中很难选拔出符合资质的人才，这些学院则开始从顶尖社会学学院聘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商学院中，80%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很快，其中大部分的商学院还成功地设立更为严谨的研究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成果有很多都在顶尖学术期刊上成功发表。
此后20年，改革后的商学院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商学院学生的入学数量激增。1956—1980年，MBA学位年授予量从3 200个增长到了5.5万个。前几年为公司主管开设的职业中期教育还不温不火也不十分稳定，而这段时间的课程开设数量和招生人数均大幅增长。背后支撑其发展的，则是殷实校友的慷慨捐赠。越来越多的商学院通过为出手慷慨的行业巨头冠名来换取大量的资本捐赠，顶尖商学院的教学楼和教学设备，与校园中任何学院相比都不落下风。
商学院取得的成绩很快就吸引了国外观察者的注意。20世纪60年代，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ieber）所著的畅销书《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把美国商界的成功归功于美国顶尖商学院所培育的优质管理人才。很快，一些相似的学院开始在西欧出现。如果说，效仿是最真诚的恭维，那么看到许多国家效仿美国商学院课程的竞相出现，美国的商学院真的可以为此而得意一下了。
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暴风雨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还是来临了。当时，美国的企业在全球各个市场都面临着更为严酷的竞争，美国经济又深受滞涨之害。同时，在石油输出国组成的OPEC的操纵下，石油价格也在飞速增长。当时两位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斯（Robert Hayes）和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Abernathy）共同撰写的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广为人知，而这篇文章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变化。海斯和阿伯内西不仅直指美国丧失经济竞争力这一问题，同时也批评公司过于重视用商学院所学的超然的、分析式的方式进行决策，却忽略了从实际管理经验中获得的洞见。他们认为，公司不应该鼓励削减短期成本而不去投资支撑长期增长的技术。而其他的畅销书中也不乏此类批评，比如，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所著的《追求卓越——美国企业成功的秘诀》（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就是一例。
当时，美国公司为了在市场上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而努力恢复实力，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诸多问题加上一些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丑闻，动摇了人们对于公司领导能力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末期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以及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这些金融家的交易勾当一波未平，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出现因主管行为不端而引发的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破产事件，而随后投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又助推了2008年的经济衰退。
由于这些不幸的公司管理者相当一部分都是商学院的毕业生，外界对于这些公司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对于管理学教育的意见。记者、公司管理者，甚至连商学院教授都加入谴责者的行列。商学教育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批评。从课程教学题材，到教学方法，再到教学的重要基础——管理和商业行为理论都受到了外界的批评。
课程体系与教学中的问题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问世后，顶尖商学院对于学生应学习的基础课程就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其核心内容共包含8项课程：金融会计学、金融学、微观经济学、策略学、组织行为学、运筹学、市场营销学、决策学或统计学等。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这些课程都是必修课或是强烈建议学生学习的课程。以上这些课程主要都是第一学年的学习内容，到了第二学年，学习内容则完全不同。通常，第二学年商学院会允许学生选择大量的课程，这些课程绝大多数都是以学科为基础的选修课，而且往往与授课人的研究兴趣有很紧密的联系。另外，第二学年的条理不会像第一学年那样明晰，学生的课上作业也没有上一学年多。这是因为在第二学年中，如果学生还没找到工作的话，那么他们的主要精力都会放在找份好工作上。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参加招聘面试，也会飞往全国各地去拜访未来的雇主。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商学教育，都要承认商学院的教育是不落伍的。只要粗略地看一眼商学院的课程表，你就会发现，教师会很快地把公司中正在出现的问题囊括进来。国际商务课所能提供给学生的东西很多，而创业课上教师能教的东西也不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课程都是如此。毕竟，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席之地是一回事，成为课程中讨论的“重要”案例主题，从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则是另外一回事。
商学教育的内容现在饱受争议，而商界人士所表达的忧虑也引发了人们对商学教育内容的反思。其中的一些批评则涉及工商管理硕士进行正确决策的能力。公司的行政人员常抱怨商学院学生思路不够清晰。他们认为，这些学生缺乏适应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缺乏对政治力量和监管力量的把握能力，对公司所面临的道德事件的敏感性也不足。而公司管理者也会质疑商学院毕业生的决策执行力以及对工作环境实际情况的理解力。人们常批评商学院学生缺乏领袖品质，缺乏人际沟通技巧，有效协作能力不足，甚至有效沟通和说服他人的能力也是不够的。
以上所罗列出的林林总总的确让人不安。然而现在，商学院正面临更加棘手的挑战。尽管商学院发展迅速，拥有优质的教学设备，许多商学院的教师也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仍然有一些公司主管开始对他们产生质疑。这些公司主管在怀疑，现在这种形式的商学教育是不是在实用价值上与为期两年的商学教育名不副实。
乍看之下，这种质疑不免有些牵强。毕竟有超过95%的商学院应届毕业生表示，他们愿意“向其他人推荐商学院”。一项25年前的调查显示，81%的公司CEO认为，商学院“非常棒”或“很棒”。为职业中期经理人开设的管理培训课程颇有人气则更能说明问题：如果公司认为这些管理学教师教授的知识无用，为什么它们还要送管理者去上这么昂贵的课程呢？
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自有他们的道理：像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这样大公司的成功CEO大部分根本没去过商学院。而尽管过去几十年间商学院的入学人数飞速增长，学生对商学院的评价似乎也不错，但这些迹象与商学院的教学质量并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进入顶尖商学院以及能在商学院中所接触到的人都是学生们找到一份好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筹码。同样，公司招聘人员所重视的并不是商学院所传授的知识，而是这些商学院可以为公司带来更聪明、更有抱负的人才。毕竟，越来越多的公司为商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提供工作合同时并不关心他们的成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解释这一现象呢？
咨询公司的工作非常适合商学院所授内容，但即便是咨询公司，他们也会定期从法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甚至医学院这样的专业学院中大量雇用其他专业的聪明学生。投行、私募公司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也是如此。这些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因为未接受管理学培训而受到不利影响。麦肯锡咨询公司中的非MBA学生开始接触客户前只接受了简单的岗前培训，即便如此，那些最终留在公司的员工表现得并不比商学院学生要差。
针对商学院教育价值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种争论对于商学院招生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但其中肯定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原因。许多大公司提供的内部培训课程为这些公司的主管提供了一个除他们所青睐商学院外的另一选择。很明显，一些金融组织以及一些咨询公司并不鼓励本公司刚毕业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换取MBA学历。他们相信，对于那些刚毕业的、有能力的学生来说，在公司里工作给他们带来的发展不会比在商学院学习要差，甚至有可能会更好。至少在2007—2008年的经济衰退来临之前，顶尖商学院的学生有40%～60%就职于金融机构或咨询机构，因此，公司的这种选择的确威胁到了商学院。
商学院并不会为外界对于自己“产品”所具价值的不断批评而放弃“生产”，也不会因此关门。(99)它们也不是唯一遭受此类问题困扰的专业学院。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接受过医学院教育的人为你实施手术的样子，也很难想象不靠法学院学生去完成收购的情景。但是，中小学教师即便是没有接受过教育学院的教育，也会干得非常不错，政府高级官员中出身公共政策学院的人员比例也不高。商学院能有效地吸引对管理感兴趣的年轻人，并且能给他们较高的地位，这种实用功能无论对雇主还是申请入学的求学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但商学院所教授的内容并非是关键。而人们对于MBA毕业生价值所持的怀疑，公司管理者对MBA毕业生的抱怨都让商学院的院长们大为惊恐，他们也的确应该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学院教育目前出现的大部分问题是当时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中始料未及的，而这些基金会在帮助商学院进行改革时，也并不希望引发此类问题。商学院得到了两个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做出了提高研究水平的诸多努力，它所采取的措施是大量聘用社会学博士。而正是它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使其偏离了原来的预设轨道。这是由于商学院与法学院及医学院形成了鲜明对比，大部分管理学教授对于他们所教授的这门学问几乎没受过什么训练，也缺乏实际经验。
在医学院，基础科学研究者基本无须照顾病患，也很少有人要求他们去教授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内容。这些工作是由众多的临床教师完成的，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不仅以医院为中心，而且积极参与病患的治疗。法学院的教师虽然没有像医学院教师这样具有丰富的直接经验，但通常来说，法学院中一小部分教师是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不仅如此，法学院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法学院毕业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曾做过法官的书记员，许多人也有几年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验。
与此形成对此，在顶尖商学院中，除少数被聘为名誉讲师的顶级前高管外，大部分的教授并没有接受过如何管理公司的培训。他们对于管理学的研究是从备课教学时才开始的。他们的实际知识可能是通过为公司咨询的经验中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他们对于公司和公司管理者的实验性观察研究而获得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与日常的管理工作关联不大，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理论性问题或是总体数据分析，他们发表文章的目标读者也通常并不是公司主管，而是像他们一样的学者。所以，难怪许多管理者发现，那些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商学院教授具备的学术背景，以及缺乏实际管理经验的实际情况影响了他们在课堂教学中的重点。虽然课程涵盖范围颇广，但是顶尖商学院所要求学习的课程在多数情况下几乎都与严谨并带有定量分析的材料有关。对于像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学、谈判学这样的软技巧，只有不到1/3的顶尖商学院要求进行授课。而学生学习的重点在于理论、分析和决策，至于怎样执行决策，怎样使决策发挥作用则并不是重点。这样看来，许多顶尖商学院的毕业生在金融公司或咨询公司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些领域的核心是分析，执行则远没有分析重要。然而，这并不是说MBA毕业生绝对不会成为制造企业或零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成为高管通常并不归功于在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而要归功于他们的天赋以及毕业后获得的后天经验。
商学院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又一次与福特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有着深层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使用经济学，这使得经济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建立不受价值观影响的严谨“科学”方面，经济学成为人们眼中最为成功的学科之一。在福特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发布报告时，一些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仍然在对那些商学院进行描述性分析。但渐渐地，这种分析方式开始让位于高度抽象、复杂的理论研究以及建模。
后一种研究方式则产生了如关于有效市场假说和代理人理论这样的论文。这些理念对商学院的教授极具吸引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理论为影响公司行为的问题做出了清晰、合理的解答。根据这些理论，公司本质上是契约关系组成的网络。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股东与CEO之间的关系，即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CEO应该是理性、自私的个体，他们的利益不一定与委托人及股东的利益一致。由于CEO是自主的，他们对于外部利益、员工及周围环境需求的关注可能会超过对于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关注，从而无法满足股东需求。因此，投资人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有力的激励机制，使CEO的行为与投资者的盈利目标保持高度一致。(100)在研究代理人理论的理论家看来，如果要完美地达成这一目标，CEO应该获得大量的认购股，这样一来，他们所获的薪酬就会与股票价值的增长形成直接关联。
这种逻辑对公司受托人、CEO和商学院教授都极具吸引力。于是，董事会开始向CEO提供大量认购股，高管则因此获得了大量资金。同时，学生也开始把“股东利益最大化”看作管理者的首要目标，把认购股作为“激励”公司高管为股东尽力工作的最好方式。(101)
我们只要反思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忽略了很多非常容易发现的问题。通过提供大量激励来完成目标会引诱主管去做假账，操纵薪酬委员会。这是因为如果合法的商业决定没能取得他们希望的结果，他们就会采用不光彩的策略。多数情况下，认购股所建立的激励机制会鼓励主管注重短期回报或是草率地承担一些风险。而正是此类风险助推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
重视股东利益最大化也为商学院教育带来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影响。这种侧重否定了公司领导人考虑员工利益、地方社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除非公司领导人综合考虑上述利益会为股东带来长远利益，他们才会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人们通常认为，员工、社区、社会受到了市场力量的有力保护，而市场也有恰当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所以CEO不需要特地关注他们。
这种有关公司主管角色的理念为商学院带来了麻烦的问题。接纳这种理论的学院难道能把公司管理者教育成有极高道德准则、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人吗？道德和责任不正是商学院使命宣言的内容吗？根据代理人理论，高管与“企业政治家”大相径庭。他们是不可靠的股东利益的看管人。要想让他们守规矩，就要给他们提供大量的资金奖励。(102)
有些人认为，对代理人理论的强调影响了伦理学的效果，但商学和伦理学却并非不可调和。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可以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遵循严格的伦理标准会提升道德底线。但伦理学在研究代理人理论的学者的作品中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因为他们会很容易认为道德考量并不那么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伦理学、企业责任学这些课程的教师很难融入商学院的文化。商学院文化强调的理论和技能更为精准，性质似乎也更为严格，其所使用的模型和数量方法总能产生明确的结果。目前，顶尖的50所商学院中要求学生上伦理学课的还不足半数。根据还没有开设此类课程的商学院院长的说法，学生们抱怨伦理学课程太“务虚”，没有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这样的课程实际。(103)
直面批评现在，商学院仅仅增加了一些新的课程，是无法满足他们的批评者的。MBA们缺乏很多技能，如领导力、道德推理、批判性思维等。而商学院也都开设了这类技能的相关课程，至少是以选修课形式出现的。所以，不能只通过设置新的课程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改变已有课程的授课方式。
企业高管指出的某些问题很容易解决，至少在理论上不难。比如批判性思维的问题，多数商学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学时，让学生思考“案例”。在管理学中，“案例”指的是公司经历的真实问题的准确描述。如今，许多商学院的教授使用“案例”，只是为了说明如何用经济分析和其他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商业问题。但是，如果能引导严谨的课堂讨论，这些案例就能够成功地教给学生灵活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锻炼其沟通和说服的技巧。
还有一些问题是如何教学生清晰、有效地写作以及遇到道德问题时，该如何判断、如何谨慎推理。锻炼这些技巧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教学，而是要找到愿意付出这样努力且合适的教授来进行教学。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专业博士组成的教学队伍认为，雇用他们不是为了教学生写作、道德推理甚至批判性思维，而是为了教学生如何用该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理解商业问题。
解决此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雇用符合条件的教师来教授这些技能。有些商学院已经采用了这个办法来教学生写作和批判性思维。然而，雇用这些特殊的教师却让学生更加确定有的课程并不重要。另外，仅仅开设入门课程并不能提高学生演讲、写作、批判性思维或分析道德问题的能力。就像想要培养高尔夫球或网球高手，但却只是给他们开设初学者的高尔夫球或网球课程一样，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反复练习，得到充分的反馈和充足的锻炼机会，学生才能获得稳定的商业技能。
这个办法要求所有教师都能积极参与，通过在他们的课程中提供锻炼的机会以发展学生们所需的技能。然而，要想得到这些教授的配合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受过此类训练。如果他们不配合，商学院可以退而求其次，设置一些高级课程，雇用专家当教师。但这个办法带来的问题是，这些教师们可能会遭到冷落，因为选这些课程的学生很少。另外，如果其他教师不配合，学生就很难知道这些课程受到了学院的重视，一流的写作和伦理学教授也不愿意来这样的环境中工作。
企业高管还提出了其他问题。比如，现在还没有成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原则体系，能够指导企业经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做生意。商学院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教师们已经把许多国际案例加入课程材料中。一些商学院也已经在国外建立了研究中心，推动对其他市场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的开展。美国前50的商学院中，超过25%的教授都出生在国外。这些教师都有丰富的资源，了解其他文化的商业运营情况。在这些商学院中，平均有1/3甚至更多的学生来自国外。这样就有更加多样化的合作学习小组了，而组员们可以带着不同文化的观点讨论案例和问题。
同样，帮助商学院学生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锻炼他们的技能也似乎不是什么太大的难题。一些商学院认为，学生上几门独立的课程，然后就可以自己把它们结合起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但是这种想法并不现实。学生需要有人告诉他们独立学科的局限性，要学会依靠几个思考模式来分析商业问题。尽管还没有现成的思考模式，然而教授们可以独自或和其他领域的同事一起设计讨论案例，教授学生如何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常识来解决问题，最后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其实，一些商学院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他们补充的案例资料说明了只要能考虑到认知偏差、群众心理和政治分析等因素，经济模型是能够得以改善的。
最近的管理层薪资水平显示，CEO能够获得很好的经济奖励。这说明了其他学科和学术传统对经济分析技能有利，这些学科包括伦理学和行为学等。虽然这样的训练或许不能给学生一个万全之策，让他们能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课上的材料提供了跨学科思考的实践机会。这样至少可以传达一个理念——所有学科都有局限性，面对大多数的重要问题，卓有成效的领导者需要使用多种方法才能得到完善的解决办法。
管理培训在其他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果教师们能让学生解决问题时更具创新性，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运用更强的领导才能，显然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不论是管理学教授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这样丰富的知识来培养学生，使其具备以上能力。心理学家使用集体讨论等办法，在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方面取得一些进步，但是这一办法尚不成熟，也饱受争议。应用伦理学的教授非常了解道德问题以及该如何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然而他们并不清楚，当学生受到同事或上级施压需要做出道德妥协的时候，该如何帮助他们发展其人格去符合伦理规范。领导才能是很多热门书籍的关注内容，而那些涉及此内容的书中也包含了很多有益的见解，介绍了如何拥有特别的领导能力并得到群众拥护，但是否有人能够明白这些抽象的才能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当看到商学院的广告上介绍商学院能够培养“卓有成效、改变世界的领导人”或“拥有创新思维的高管”时，我们可能会对此心存疑虑。但是，谁都无法批评这些教师没有完成任务，因为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来说，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管理学教育的终极挑战目前，除了以上针对商学院的具体批评外，还有两个更根本的问题。它们都是老问题，却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管理学教育，至今也未能得到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管理的责任范围。企业高管应该只对投资商负责，还是对所有受公司业务影响的人群负责？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它的答案决定了商学院教育是否属于职业教育，也定义了教师想要培养的经理类型，同时还指明了高管该如何评价自己，以及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一派坚信，企业领导的唯一责任就是把利润最大化，增加股东利益。弗里德曼认为，将公司的资金和时间用来做其他事而非创造利润，如保护环境、支持有益事业或帮助员工克服特殊困难等，都等同于偷投资商的东西。他声称，从事这些事业应当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的责任，对公司主管来说并不合适。因为公司主管不应该也没有权利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使用公司资源。
另一派的观点采用更为广义的企业责任概念。公司及其主管应该对所有的相关人士负责，其中当然包括投资商，但也包括顾客、雇员、供应商和当地社区。近年来，一些评论家和很多企业CEO甚至在争论，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应有义务保护资本主义和很多企业威胁到自由市场体系长期发展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等。
仔细分析，两派观点的分歧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支持广义企业责任的一派承认，有必要设立某些限制条件，明确高管使用公司资源来为社会、道德及人道主义服务的范围。而对于支持狭义观点的一派来说，即便可能会花费一些费用，他们也可以允许道德方面的行动，或帮助受企业影响的人群满足合法需求。如果能做到这些，对企业来说意义重大。企业将吸引到更好的员工，保持顾客的信任，得到政府官员的优惠待遇。而弗里德曼明确赞同这样的举措。他认为，只要谨慎采取这些措施，就能推动公司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
这场辩论持续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定论。目前对于双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而非仅仅驳斥对方不同的观点。在寻求共同点的过程中，双方需要考虑对方的重要论点。如果公司责任的广义派赞同帮助所有受公司影响的群体，解决其不同的需求，他们就应该思考如何才能让高管们负起责任来。另外，他们可能还需要思考在现今竞争高度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如何在重视众多不同利益的同时，还能关注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提供高效的服务，以便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反之，公司责任的狭义派应该考虑，当主管过于看重利益底线时，该如何避免道德的缺失和其他不负责的行为出现，因为正是这些行为导致如安然公司破产、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原油泄漏等问题的出现。而狭义派还需要扪心自问，公司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潜在的问题，他们能否避免不可逆的环境破坏、金融危机和其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长期风险等问题？
关于公司责任的争论似乎不能很快得出统一的结论。同校的教师之间也经常会产生巨大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学院的明智之举应该是避免在这一问题上表明立场，然后试着多思考、多调查，减少两派之间的分歧。管理学的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一问题。在学生没有深入思考公司和高管的责任是什么之前，他们不得提前向学生灌输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个立场。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结论不够深入。他们认为，这场关于管理责任本质的讨论毕竟关乎着企业的灵魂。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明确管理学教育的目的，同时对社会也有着深远影响。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看法，有些人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的结论。但是在处理热议话题时，教育机构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去主张某种正统观点，并给学生灌输观点或抑制教师思考。准确来说，让学生接触社会的最好方式是让他们熟悉争论双方的观点，加入激烈的讨论中，鼓励他们认真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商学院现在面临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其难度甚至超过任何医学院或法学院所面临的教育挑战。它与所有专业教育的基本原理和目的有关。与其他专业学院一样，商学院的教师也必须为学生提供有持久价值的、从其他途径很难获得的教育。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培训对成功的事业是必需的，这就像是大部分法学院毕业生应该进入法律实践领域，未来的医生应该在医学院受教育一样，商学院的教育至少应为学生提供整套知识和技术体系。在具有一定规模和复杂性的商业企业中，他们会比那些没受过培训的人具有更多明显的优势。
在管理学教育的前50年，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解决。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商学院早期的教育模式有明显的缺陷。这就迫使商学院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采取的新模式很大一部分都在试图解决报告中提出的棘手问题，如未达到名校的严谨标准等。而商学院决定通过雇用以社会学博士为主的教师，来增强学校的科研水平以解决这个问题。
回想起来，这个新的教育模式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它的确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结果，改善了两个基金会所提出的问题，也赢得了社会学教师的尊重。同时，它还成功吸引了生源，获得了私人捐助者的经济支持。但是，这一新的模式仍然遇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使商学院无法成为培养未来企业领导的摇篮。
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文学科专业的新教师都缺少管理学的实践经验，甚至都没有上过商学院。他们擅长的通常是分析问题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却不擅长教学生在第一时间对问题进行鉴别以及使用相应的策略。甚至有时，他们的理论和解决方案在分析商业问题时，显得过于抽象或简单。
很多教师接受的教育培训强调讲课而非让学生主动学习，这是商学院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因此，教授虽然会安排学生阅读一些商业案例，但是在课堂上，教授会把这些案例作为例子，解释社会学理论和模式在商业情况中的应用。他们没有用案例激发学生的积极讨论，让学生自己学会分析问题，然后找到解决办法。
商学院教育模式的第三个问题是缺少培养管理学实践技能的教学方法。而管理学的实践经验就像医学院学生在医院病房中获得的临床经验，还有法学院学生在经验丰富的律师指导下，帮客户处理真实的案子而得到的实践经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个问题并不主要是商学院的错。与教学医院和法律诊所(104)不同，企业不给学生提供这类有指导的实践机会。而企业问题和做手术、办案不同，不像手术室或者法庭，只涉及有限区域内的少数几个人，它们通常出现在大型组织中，需要花比做手术和办案更长的时间解决。另外，解决的效果也不会立刻体现，更无法让学生从效果中了解到他们的决定是否有效。
正是因为缺少有企业经验的教师以及有指导的实践机会，商学院的现行教育模式才遇到了问题，无法给学生提供管理企业所需的明确、持久的知识与技能。而要想走出这个困境，就需要制订一个围绕着接受教育的学生的教学方案，让他们细致、系统地分析商业问题。这种方案就像法学院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教学生更加细致、有逻辑地论证法律问题。但是，它需要一个能适用于不同商业情况的统一的系统分析方法。这样，一旦步入职场，大多数学生就能找到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设计解决策略、制订可行的实施方案。而这个分析方法必须是跨学科的，它需要反复钻研教学方法，把它建立在主动学习和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讨论模式之上。但这对于一位接受其他学科教育、主要依靠课堂灌输的教师来说并不容易做到。而且就算解决了这些问题，还需要找到与教学医院和法律诊所有着类似功能的实践场所，帮助学生获得更为具体、能够亲自操作的管理学有效技能。
特别是对于重视研究而非教学的商学院来说，这些问题很重要。但面对这些挑战，只能要求教师坦诚接受问题，试着积极、创新地寻找解决方案。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几所知名商学院的申请人数在递减，而商学院也已经意识到外界的批评，管理学教师正在努力改善教育质量。另外，一些商学院还积极雇用有经验的商界高管，加入教师的队伍中来，他们希望高管们能运用实践知识，教学生怎样在企业中处理问题。还有少数商学院正在准备招聘新教师，因为这些新教师掌握着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特殊教学方法。
许多教师也在尝试创新的教学方法，以应对批评人士提出的问题。其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已集合教师们共同设计一门课程，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创新思考以及合作思考。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在尝试加入不同学科的观点。哈佛大学也已决定教授伦理学和职业责任的课程。很多学院都在引入现场调查，把课堂和真实世界连接起来。比如，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正在加大对出国经商的关注，他们派学生出国参加一些短期的特殊项目。有些学校还安排学生充当咨询顾问，研究真实的企业问题，让公司高管来评价他们提出的办法。一些教授也创新地利用电脑游戏开发领导才能。这样的尝试都得到了人们的欢迎。而如果能够持续采用这些办法并获得良好的效果，管理学教师也许能够解决批评者所提出的问题。
商学院改善教育方案最终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目前还有待观察。教师们很难建立统一的分析体系，来解决所有真实的商业问题。同样，让某一个领域的教师掌握不同的教学方法也是不容易的。至于教授实践技能的问题，即使管理学教授找到教学医院和法律诊所的类似场所，也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办法，因为教授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执行企业计划和政策所需要的领导技能和调动人才、资源的能力。
商学院持续存在的这些基本问题很容易让读者认为商学院落后于法学院和医学院等兄弟学院。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管理学教育相比医学院和法学院缺少经验，还未发展出一个教授学生在未来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健全体系。
尽管医学是一门十分复杂的学科，人类的疾病却都是发生在人体内的有限的区域。在人体内，基因、行为和环境的影响是有规律的，这其中都有因果关系。通过大量的研究，学生可以了解此类知识，而如果依靠在病房或模拟的环境中学到的技术，他们还可以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治疗疾病中。法律是人制定的一系列规定和判例，它可以通过逻辑和严谨的尝试被运用到新的状况中。通过在法学院诊所或其他不同的模拟情景及角色扮演的持续训练，学生能够掌握应用法律的实践技能。
商学院的教育包含了对不同公司在不同情况下的分析，这样很难建立可靠的因果关系。另外，前文也提到，人们很难找到类似于教学医院和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让学生在有力的监督指导下，锻炼其基本技能。这些问题也许在将来都能得到解决。但谁又能预见到人类最终会依靠智慧发现什么呢？然而，商学院的问题肯定比医学院和法学院的问题更难解决。因此，为大规模的毕业生建立一套拥有持久价值的管理学教育体制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令人鼓舞的是，改善商学院教育的举措已开始进行了。不管批评者的意见如何，商学院都拥有吸引生源和资源的能力，而他们也应该有充足的时间不断尝试和探索，以便最终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