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很早就进入了某些评论人士所称的“专家时代”。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丰富和日益复杂化，即使是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普通公民也开始需要专家的指导，例如申报纳税、卖房、申请大学等。在过去，一些常见的老年病只是被视为因年岁大了而不可避免的身体不便，现在却需要由专门训练的高级医护人员来进行治疗。
同时，专业人员们所从事的各类工作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要求也更为严格。医生要掌握更多知识，学会运用更为复杂的技术；律师要对内容不断变动、条款也越来越繁杂的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了如指掌；企业总裁则需要管理规模更大、机制更复杂的全球化公司。
因此，无论是对于准备进入职场的学生来说，还是对于所有依靠自己的专业技术谋生的社会人士来说，对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已变得至关重要。专业学院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大学中的规模与地位都在不断上升，以至于任何对高等教育的深入研究都无法将之排除在外。然而，任何试图将专业学院纳入范围的研究又往往都会遭遇一个两难困境。现在专业学院的种类之多，学生就业范围之广，使得将其进行全面涵盖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更别说得出完整的研究成果了。这便是为什么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对专业教育的介绍往往都是一笔带过的。
鉴于此，本书的讨论仅限于三类最为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专业学院，即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79)诚然，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一些重要的学院就被排除在了讨论之外，但由于以上三类学院所取得的成就与遭遇的问题在专业教育中普遍存在，因此尽管研究范围有限，并非理想状态，但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站得住脚的。
以上三类学院在过去几十年间迅速发展壮大。自1951至1952年以来，在美国商学院就读的学生人数增长了超过50倍。2010年，有17.7万人获得相关硕士学位。法学院的入学人数也不断翻倍，2009年秋季，约有5万人被录取。而医学院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则相对较为缓慢，由于建立医学院的成本极高，因此数量相对较少，许多怀揣从医梦的人在美国甚至无处入学。但是，医学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就读人数却显著增加，这是因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投入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医学研究的发展。医疗保险计划(80)和医疗补助计划(81)推出之后，兼职的临床医学教师数量增长更加迅猛，以至于在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工作的教授人数往往超过其他学院教授人数的总和。
同医学院一样，法学院和商学院也在研究上花了很大力气。为了提供质量更高、更为严谨的研究，这三类专业院校开始越来越多地招收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毕业生。医学院基础科学的教师中有不少是博士。顶尖商学院已不再直接从自己学院的博士中选拔教师，而主要挑选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任教。法学院则似乎是个例外，它们的教师几乎都受过法律方面的专业培训，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然而，越来越多的法学教授除拥有法学教育背景外，在担任教职前一般还会再修一个哲学或社会科学的高等学位。
如今，专业学院的教师比他们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同事更优秀。在美国的几大名校中，最出色的生物科学研究员往往都在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工作，而不在其他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工作。过去50年里，商学院的科研能力大大提升，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都是商学院教授，专业学院教师不再仅仅是被人看不起的普通从业者。
专业学院的学生素质也有明显改善，至少那些知名度较高的专业学院中的学生是如此。由于许多年轻人都已就读大学，而越来越多天资聪颖、雄心勃勃的应届毕业生倾向于再攻读一个医学、法律或商学学位。因此，很多这三类专业学院的新生考试成绩和平均学分绩点都普遍大幅提高。
过去几十年来，这三类专业学院的学生群体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顶尖专业学院的所有毕业生几乎都是男性白人。如今，医学院学生中近一半是女性，法学院女生人数至少占总数的40%，商学院中女生则超过1/3。而被忽视的少数族裔学生的人数也大大增加。1971—1972年，只有2.4%的医学院毕业生是非洲裔学生，2007—2008年，获得医学学位的非洲裔学生则占到总人数的6.9%。2008年，法学院学生中黑人占7.3%。在这一方面，商学院则落后于另外两类专业学院，黑人学生、拉美裔学生和印第安裔学生总数往往不到顶尖商学院录取学生总数的10%。
然而，专业学院学生家庭所属的收入群体却相对单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法学院和医学院中几乎没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所要付出的时间很长、成本很高，使得医学博士毕业时的平均负债已经超过15万美元，这就让很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甚至在大学毕业时背负一笔不小债务的大学毕业生望而却步。随着债务负担的增加，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医学院学生比例已有所下降，尽管这一比例甚至在最高的时候也未曾超过5.5%。与之相对，2005年，医学院学生中55%来自高收入家庭。在任何情况下，能够获得资金援助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医学院都很少，而且即便医学院有足够的资金，奖学金的发放依据也往往都是学生的成绩，而非经济状况。
法学院学生也面临着相似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专业学院中无论名校还是普通院校的学费都在飞涨。1987—2009年，公立法学院对本州学生收取的学费从平均每人每年2 398美元上涨到18 472美元。私立法学院学费的平均增长率也同样惊人：从平均每人每年8 911美元升至35 743美元。一些顶尖的以及一些坐落于大城市的专业学院的学费已高达每人每年5万美元，比学费最贵的常春藤盟校所需的费用高得多。
法学院学费飙升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原因也符合情理。刚从高等院校毕业的律师往往缺乏实际从业经验，为此，律师界的批评愈演愈烈。因此，法学院开始雇用更多教师来教授学生基本技能，并监督指导学生进行法律服务。由于老牌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起薪迅速提高，法学院就不得不通过提高教师工资才能吸引更多青年才俊。与其他州立高等院校一样，许多公立法学院为弥补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减少，也不得不提高学费。此外，学费飙升还存在着一些很难证实其合理性的其他原因。为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年度排名中争夺高名次，各法学院纷纷提高工资以吸引著名教授，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价战。它们还竞相提升所谓的“科研实力”，为了减轻教学上的负担，它们都雇用了更多教师。为提高新生入学考试平均分这一大学排名的重要标准之一，各院校又都增加了优秀学生奖学金名额。最后，由法学教授和美国律师协会联合管理的法学院认证程序，为法学院的开设设立了严格的标准，使提供低成本教育的学院难以得到认证。制度规定，学生必须修完三年课程，使得两年制的法律学位试点举步维艰。其他要求如法学院图书馆应当达到多大规模，或法学院中终身教授应当占多数，等等，都是造成高昂学费的原因。
为支付高额学费，约90%的法学院学生需要贷款。公立法学院毕业生的平均债务达到将近7万美元，私立法学院则超过10万美元。债务对于名校毕业生来说不算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毕业后都会直接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每年起薪就超过15万美元。然而，除最顶尖的25所法学院之外，只有约10%的应届毕业生能获得这样的职位，而且许多学生甚至无法找到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因此太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债台高筑，即使是那些找到法律相关工作的学生所要偿还的贷款也远远超过了财务顾问建议的额度。
在这种趋势下，那些能获得的资源有限且父母收入都不高的学生要进入法学院学习就将面临很大风险。在排名前10的法学院中，57%的学生都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即使是在排名最后100位的法学院中，也有27%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虽然这种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沉重的债务和不确定的就业前景也必然会让一些想申请法学院的学生望而却步。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陷入财务困境，别指望父母能帮上什么忙。
商学院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生欠债过多的问题。学生只需要两年就能获得学位，且许多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就能找到报酬丰厚的兼职工作，来偿清自己的助学贷款。那些就业前景相对不明朗的学生也往往可以找到学费较低的商学院就读。而且对于商学院来说，获得认证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它们就不必花费巨资来满足获得认证所必需的要求。这样一来，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学生获得商学院研究生教育就比法学院和医学院学生容易得多。
三类专业学院的课程设置自然也很不一样。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做好从业实践的准备。 专业学院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便是对学生进行特殊的心智训练，培养学生特殊的分析性思维，以解决他们从业时将会碰到的典型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在医学院被称为“临床思维”（clinical habit of mind），在法学院则是“像律师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而商学院把它称作“从管理角度看问题”（the administrative point of view）。
要养成这些特殊的思维习惯，不仅要求学生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与原则，还要求学生在面对该职业从业人员经常会遇到的实际问题之时，可以出于本能地对之进行详尽准确的分析。培养这种思维习惯显然会是个耗时费力的过程。也难怪专业学院校友的著作，如斯科特·图罗（Scott Turow）的《一年级生》（One L）(82)、查尔斯·勒巴伦（Charles LeBaron）的《温柔的复仇》（Gentle Vengeance）等，读起来都像作者经历了一次孤独的长征，他们历尽艰难险阻、磨难考验，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伊塔卡（Ithaka）(83)，却不知道所至到底是哪里，也不知道在路途中自己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专业学院的第二个重要责任就是帮助学生掌握从业所需的专业知识。 三类专业学院的教师必须掌握业界最新信息，而这些信息不断增加，日新月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获得美国政府和私人资金的鼎力支持，医学研究突飞猛进、成果斐然。此外，医学院教师还必须考虑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的影响。同样，新的法令、法规和判例也在源源不断地出现，法学家就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搞好研究与教学。商学院的教师则必须保证学生熟悉不断变化、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各类新产品与新的生产方法；国内外市场前沿以及影响商业经营的新规定和政治热点等。由于学生往往需要在指定期限内获得专业学位，专业学院的教师就常常需要筛选出学生最应该掌握的专业知识，并在教学期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专业学院的第三个重要责任就是帮助学生掌握从业技能，如为病人抽血，给当事人写案情摘要，或给新公司制定发展规划等。 为此，教师往往需要做出选择，即哪些技能学生必须在学校就要学会，哪些可以留到上岗以后再学。有时候并不能仅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就使学生完全掌握从业技能，这就像没有人仅靠阅读驾驶手册就学会开车，也没有人仅靠听几堂要点讲解的课就能成为顶级棒球手一样。相反，学生不仅需要听课与阅读教材，往往还要通过亲身实践才能掌握职业技能。为帮助学生掌握必要技能，三类专业学院采取了不同方式，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
最后一个重要责任是，所有专业学院都必须让学生理解专业职责和道德操守，正是这些专业承诺将真正的专业人员与业余人员区别开来，而这样有助于专业人员赢得公众信任，维护他们在外行心中的权威地位。因此，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医学会（AMA）等组织机构以及很多杰出的商界领袖都时常强调，在服务客户并赢得其信任时，专业职责和道德操守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向学生灌输专业价值往往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定义职责以及职业相关的道德标准和社会义务，并判断这些责任什么时候高于病人、当事人及股东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项费神劳心的任务，而要培养学生的坚韧意志，让他们即使在与客户和雇主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也仍然能严守职责，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此，三类专业学院为实现这些目标费尽心思，实在不足为奇。
在尽力完成这些重要责任的同时，三类专业学院的教师还必须在实际教学需要和所在学术界的标准与价值观之间寻找平衡点。好的专业学院并不愿意降低学院的学术标准来迎合眼前的教学需要。但如果过分超脱，只致力于学术研究，它们又无法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以及学院本身的专业性。因此，要在两者之间找寻平衡点确实不易，各专业学院很容易就会彻底地偏向一方，也就难怪，这三类院校随时随地都会遭到要么来自专业领域要么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说它们走偏了。
尽管刚才所讨论的各种挑战和责任是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三类专业学院的应对策略却有所不同。这一方面由于三种职业性质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类学院的组织建构与财力物力不同。但有时候一类院校的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其他院校学习借鉴的地方。有鉴于此，本章小结将会对比三类学院面临共同挑战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并分析它们成就不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