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在本书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夹在本科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独立存在，并没有被纳入这两章。然而，这样的安排方式并非偶然。这是因为研究生项目与大学和专业学院关系都非常紧密，所以把它放在这两者的哪一个部分进行讨论都不合适。指导博士生的教授同样也给本科生讲课，而研究生们也常在一些大型讲座课程中给教授做助教。同时，研究生项目与专业学院课程非常类似，因为两者的目的都是帮助学生更好地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准备，比如，培养他们成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向还是培养各大高等院校以及一些专业学院的教师。尽管一些研究生项目与博士生项目有相似之处，但迄今为止，博士生项目仍是目前高等院校教师队伍的主要来源。博士生项目的质量对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在所有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未来需求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对博士生项目进行深入细致地考察。
美国有数百所院校可以授予博士学位，不过这其中60所左右的院校所颁发的学位数量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各个高等院校和各专业中博士生项目的基本结构差别不大。一般来说，学生在前一两年要修数门课程，其中多数为高级研讨课程，然后参加一些综合性考试，检验自己在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能力。之后，根据各学科领域的不同要求，学生将撰写一篇论文，要么是长篇论文，要么是一系列短篇论文。而学生修完学位平均所需的时间也是不一定的，不同学科领域差距很大。自然科学的学科要花5～7年，社会科学需要6～9年，而人文学科则需要7～10年甚至更长。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多数研究生选择做兼职工作，他们有的是做教授的研究助理，有的是每周带领选修大型讲座课程的本科生做一两次课堂讨论的助教。
日益增多的申报者美国研究生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受到追捧，而这么多年来，尽管有些科研领域的职业前景变得越来越糟，人们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着实令人费解。在过去的1970—2013年的40余年里，与其他要求有高级研究经历的职业相比，学术研究人员的工资低了30%左右。终身教职也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选择攻读博士，拿学位证书，同时，大学教师岗位的增加却是有限的。1981—201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从31 355人增长到49 010人。而在这段时间内，有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在毕业时还没有落实工作。许多有志于获取终身教职的博士生最后不得不担任兼职教师，或者与学校签订定期合同，但他们也不知道未来是否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同时，很多其他学生则不得不选择在其他行业求职。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攻读博士学位呢？一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高的预期，她们想在学术界、法律界、商界或者医学界有所作为。20世纪50年代，在持有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女性仅占10%，而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博士毕业生都是女性。至于其他的原因则包括外国留学生的涌入，1980—2009年，外国留学生占博士生总数的比重翻了一倍还多，从12.2%上升到28.3%。另一个原因，是少数族裔学生的增加。在过去的1990—2013年里，攻读博士学位的亚裔美国学生数量增长了162%。西班牙裔美国学生的数量则增长得更快，达到了189%。同期，非洲裔美国学生数量也增长了69.2%。(71)
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博士生项目并没有随着博士生市场需求的减少而自动合理地减少。尽管博士生未来待遇可能会变差，但申报者和毕业生的数量却丝毫没有下降。在研究生院削减招生名额时，那些研究能力薄弱的专业也并没有减少招生。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那些比较有声誉的大型博士点会缩减招生名额。
进一步分析显示，针对博士生过多这一问题，研究生院对该现象的关心程度还不甚明了。仅有的一些针对没从事教师工作的博士生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毕业生基本都就职于其他领域，而且工资还比他们当大学教师的同学高。虽然他们没能拥有教师职位，难免遗憾，但是，总体来讲，他们还是对自己的现状比较满意的，他们认为自己和拥有终身教职的同学差不多，也很少有人后悔攻读了博士学位。而让人感到苦恼的是，一些被迫从事兼职教师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工资很低，也没有全职教师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与学生见面、讨论问题，甚至学校连电话和电脑都不给配备。虽然他们仍乐于从事教学工作，但是相比其他获得终身教职的同学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那么满意，要是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们也不那么确定还会选择攻读博士学位。
对于研究生院持续招收过多博士生这种现象，很难说它是不对的。但是，各个院系确实应该跟所有的申请者都讲清楚，未来就业的前景具体如何，另外提供一份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总体介绍，这样申请者就能掌握全面的信息，做出更为明智的决定。尽管如此，现在仍然只有少数学校提供了这些信息资料。
我们探讨博士生招生趋势这一问题重点应该放在所招收的博士生的质量上，而不是单纯考虑招生数量的增减。在一项有关美国教师的综合研究报告中，杰克·舒斯特和马丁·芬克尔斯坦就此问题搜集了大量证明材料。他们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Honor Society）(72)会员中选择学术生涯的人数比例作为指标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证明，博士研究生招生趋势是不稳定的，1945—1970年，选择学术生涯的人数比例超过了20%，到20世纪70年代又下跌到7.9%，到80年代再次升至17.7%，而到90年代又跌回13%。总体来说，调查显示出博士研究生招生在总体上有下降趋势，但是这些比例的波动性太大，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为了找到更为确切的答案，舒斯特和芬克尔斯坦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而其研究对象是重点学术院系的系主任。这是因为这些院系毕业生的质量对于未来的研究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2000年时，所有这些学科领域的系主任对学生素质的评分基本都高于1983—1987年的分数。令人惊讶的是，学生素质提升最大的领域是人文学科，但这一领域往往就业前景最不被看好。而物理学领域的学生质量却不如过去，不过，多数调查对象还是表示，学生质量总体提高了。整体来看，虽然未来学术研究者的就业前景堪忧，但这些研究者的能力水平却没有明显下滑。
尽管通过这些评估，我们看到了希望，但在这希望的背后却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教师的素质最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但正是这一领域如今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自1966年开始，在大学一年级时就想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数量大概减少了一半，虽然自1980年开始，这一数字就在2%左右徘徊。另外，这些本来想专心从事科学领域研究的新生中，也有40%左右的学生最后转而选择了其他专业，而同时，原本选择其他专业的学生中，却基本没有人有会转系就读这些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到2010年，在欧洲和亚洲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至少有26个国家的学校中，攻读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些趋势让美国很多的高级委员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美国现在培养的科研工作者太少了，有可能会满足不了未来的需要。美国许多公司高管人员、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都表示，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会影响经济发展。鉴于此，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公立学校中，数学和自然科学背景的师资力量往往不足，教科书大多都过时了，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同时，高等院校里的自然科学相关院系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导致许多本来志愿读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转去读其他专业了。而教学质量问题则是导致本科生转读其他专业的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
通过对这些主张进行更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说美国需要更多的科学专业毕业生，但是要说科研人员方面即将出现巨大缺口，就有点夸张了。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基本没有出现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的短缺。而事实还正好相反，每年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的数量是市场上现有空缺职位的3倍。自然科学专业博士毕业生刚入职时的工资并未增加，而如果是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工资肯定会上涨的。实际情况是，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薪酬水平越来越比不上年轻的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另外，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之前的几年中，大多数领域的理工科博士生的失业率都在上升，而同期劳动力市场中的总体失业率却在下降。因此，如果当真出现了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短缺的话，也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现在科研事业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短缺，而是刚毕业的博士生所面临的就业市场情况不佳。现在，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要继续在学术界从事研究，他们往往需要到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而在这期间拿到手的工资很低。尽管如此，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希望用越来越长的时间来做博士后，累积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以期能通过等待，得到初级教师的职位。(73)但最后，只有1/4的人能如愿。同时，在做博士后期间，他们的薪水是非常低的，一般在每年2.5万～5万美元之间。而一项涉及30所大学的研究证明，对于做博士后的学生，只有52%的学校提供带薪假期，可以提供带薪病假的学校则只占45%。
拥有充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员对美国某些利益集团还是有直接好处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公司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就可以招到有专业背景的人才，知名大学的科研人员也可以花费很少的资金招来有能力的研究助理，建立研究小组。但是，从长远看，这样的现状肯定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未来发展的。而即便有少数幸运的人在学术界找到了相关职位，对于他们来说，起步也是很难的。1980—2001年，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74)提供补助金的人中，35岁以下的人员比例从23%下降到4%。虽然美国多方都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但令人不安的是，能够获得补助金独立开展研究的科学家平均年龄却始终在40岁以上。然而，当今许多杰出的科研人员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完成的。正如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在就任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长时发表的演讲中所言：“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都是在不到30岁时就收到了支持我们独立研究的第一笔补助金。现在想在35岁以下独立开展科学研究项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自然科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看到这般未来发展前景，即便他有资格进入一流的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可能也会望而却步。所以，只有大概30%理工科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在相关领域读研，而这一数字与25年前相比降低了许多。1970—2005年，在美国学生中，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人数降低了23%；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人数降低了44%；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则降低了50%。而这一现象甚至也出现在最有发展的理工科专业中，有些毕业生选择在企业中谋职，有些则完全离开了科学领域，转而就读于一些专业院校，或是根据自己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选择一些更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就职。所以，如果选择就读理工科博士的优秀学生数量过少，这不是教育体系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能吸引他们关注的长期稳定职业。(75)
优秀的美国年轻学生中，选择继续攻读理工科类博士学位的人数逐渐降低，但迄今为止，这一缺口一直由来自外国的留学生填补着，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是他们的梦想。1977—2008年，理工科的博士新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由19.3%上升到46.7%。而外国留学生毕业后，他们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继续留在美国工作，至少在工作几年之后，他们才会再决定去留。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移民人口的比例由1960年的7%增加到2013年的25%以上。虽然这一趋势使美国暂时不会面临科研人员短缺的情况，但是未来还是可能会出现人员短缺的危机，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将会不断提升其研究生项目，优化科学领域职业生涯的前景，尤其是那些正在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赴美求学的学生会越来越少，而很多现在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可能会选择回国发展。不过现在这种趋势还不甚明显。并且与此相反的是，希望留在美国继续发展的外国博士生比例似乎还在上升。
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研究生院的现状究竟如何，这主要看从什么角度来探讨。一方面，研究生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界这个皇冠上的明珠，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才华横溢的学生。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数以万计的学生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继续追求事业上的成功。1997—2009年，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确实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美国接受的研究生教育。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考察研究生项目的实际运作，我们会发现，研究生院的课程在大学的高级学位课程中，其实是最缺乏监管而且设计得最差的项目之一。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粗略的概括。因为有些院系确实提供了一些高质量的教学项目。但即使在最好的大学里，这样的一个总体概括也还是比较中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如何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我们下面要讲述的内容。
研究生教育中多数问题都由来已久，这其中有三个问题格外严重。第一个是许多研究生取得学位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第二个是有很多研究生没拿到学位就中途退学了；第三个是博士生项目在设计上无法完全满足学生将来工作的需要，不管他们以后要做教师还是研究人员。
获得学位耗时过长攻读博士学位向来不是一件易事，也颇费时间。在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中，多数学生都要花费至少4～5年来获取学位，而所需要的学习时间往往比这更长，尤其在一些艰深的专业领域更是如此，比如近东文明这一专业，研习该专业的学生要学一些非常晦涩难懂的语言，如阿卡德语（Akkadian）和赫梯语（Hittite）。然而，在近几十年，许多专业领域获取学位所需的时间都逐渐延长了，尤其是一些非自然科学专业。在社会科学院系中，目前要花7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的博士生占到了将近30%。在人文学科领域，这一比例则达到了接近40%。学习年限如此之长，使得学习费用非常高昂。首先，对学生来讲，机会成本很高。其次，对大学来讲，需要为学生提供服务上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在大多数院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是可以提前毕业的。但是，教师对这件事是否关心，能否让学生真的提前毕业就说不定了。可能院系里面会觉得有大量在读博士生很好，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担任助教，减轻教授在本科教学和批改试卷方面的工作压力。而出于类似的考虑，学院还可能会给研究生布置过多的教学任务，导致他们学习年限拉长。当然，也有一些博士生学习年限长，单纯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论文题目，或者说论文写得不够到位，没能得出满意的结论。
有的教授认为，当前就业市场形势严峻，研究生可以多读几年再毕业，把论文打磨得更好，多发表一些文章，这样简历写出来也更容易吸引招聘者的眼球。然而，最近的一些实例则质疑了这种观点。即使考虑到学生能力上的差距，所在大学和院系教育水平上的不同，那些花7年以上完成学业的博士生要想在毕业后3年内找到终身教职的工作，其成功的概率也越来越低。另外，相比7年内毕业或提前毕业的学生，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往往也并没有更多。考虑到所有的因素，院系是不应该让学生太轻易就选择延期毕业，使得其读取学位的时间超过7年的。相反，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在7年内完成博士学业，并同时尽量多发表文章。
问题在于如何有效贯彻执行这一策略。各个院系可以设定明确的时间预期，告诉学生应该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完成学业。而如果资金充足，大学还可以为学生提供资助，让学生能够有一年不需兼职工作的自由时间用以专心完成论文。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会有助于缓解现在的问题，但是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许多学生在写论文时都会遇到很多麻烦。有的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选题失去信心，不得不换选题；有的是因为写作时遇到困难，从而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学院是可以严格处理论文拖延的情况的，除非有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它们不会放宽提交论文的时间。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学院会真正落实这些原则，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学生花了6～8年的时间读博士，他们最后确实需要多点时间来完成论文，基本上，学院也是很难拒绝这样一个要求的。所以，虽然通过一些合理的措施，鼓励按时毕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于一些院系来说，尤其是人文学科专业和社会科学专业，让所有甚至是大多数的研究生保证按时完成论文其实都是不太可能的。
研究生院还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措施，其长远效果应该不错，那就是检查其论文要求，看论文长度以及内容方面的相关要求是否变得更加严苛。“论文难”可能是导致许多院系的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的部分原因。然而，其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更复杂，而且解决起来也要难得多。坦白讲，至少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专业方面，博士生项目的传统设计安排已经与毕业生未来的职业生涯严重脱轨。这些课程的要求首先是为了培养学生未来从事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工作，但问题是只有少数毕业生最终能够在这类学校找到终身教职的岗位。而对于其他学生来讲，读博士时花那么多时间所进行的研究往往与他们未来的工作没什么关系。
对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博士生来讲，即使没能担任教授，去了企业实验室或者政府机构工作后，大多也可以用到读博士时所学到的研究技能。然而，对于社会科学专业，特别是人文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来讲，他们最后从事的工作可能与学术研究几乎不沾边。有的毕业生在一些学校担任教师，但是这些学校并不鼓励研究。有的毕业生则成为兼职教师或是定期合同制的教师，其所在学校对于这类教师并没有发表文章的要求。当然，也有一些毕业生在其他各种领域就职，但是不管在哪就职，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写长篇论文，这个过程本身带来的帮助都是非常有限的，在某些领域，甚至可能全然没有任何用处。
遗憾的是，找出问题相对容易，想真正解决问题就比较困难。如果研究生院能少招收一些学生，就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无法获得终身教职的学生也就少了，其实大多数人来读博士学位，都是为了去大学做终身教授的。然而，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目前各个大学还是自主决定要招收多少博士生的。另外，如果大学可以关闭一些教学质量一般的研究生院，也就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样的措施太极端，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
还有一种方法可行，就是研究生院设立一个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它主要强调对教学方法的研习，但不要求必须提交一份长篇的论文。这样一个学位对于那些将来要在一些学校担任教师的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些学校不要求做研究，或者说起码他们工作的重点不是研究。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多数研究生都不知道他们最后究竟会不会从事教学工作，所以即使有机会选择这个学位，他们可能也不会去选。实际上，过去在基金会的支持下，研究生院就尝试推行过这样的学位，但是最终没能开展下去，其原因主要是大家都看不起“教学博士学位”，认为它是二流的，因此这样的学位也就没能得到广泛的认可。
综上所述，现在的情况是，许多领域的博士学位课程仍无法非常到位地满足学生日后职业发展的需要。而最现实的解决方案似乎应该是缩短取得学位的时间，在过去几年，一些院系的论文要求逐渐提高了，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其论文要求来缩短学习年限。一些教授甚至可能会反对这种温和的改革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改革会影响未来学者的素质和学术标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严格的标准来评估学生的研究水平，而不一定非要学生写出一篇和书一样厚的论文来。更何况，对于那些进入终身教职轨道的学生，在他们取得终身教职之前，我们还有充分的机会要求他们遵照更严格的标准。
除研究生院外的其他院系也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缩短学生的学习年限。如今，比如斯坦福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正在尝试推行一种五年制的博士学位，我们期待这样的项目能够办得起来，带动其他研究生院校。这样的举措虽然无法解决课程要求与就业需求不对称的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学生节省几年时间，避免太多毕业生最后发现，花费那么多年学习的内容对自己的工作却完全没有帮助。
学生流失率居高不下初任哈佛校长之时，我偶然看到过一篇研究文章，讲的是一所一流公立大学的博士生教育情况。看完后我大吃一惊，因为这所大学的文理科博士生毕业率非但不高而且二者竟然有着天差地别，理科专业不过是70%多一点，勉强说得过去，而语言和文学专业则不到20%。看到这样的数据，我感到很担心，随即向哈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系主任们咨询他们各自的毕业率。一开始，让我比较欣慰的是，我校同类院系的毕业率似乎远高于上述文章中所提的那所学校。但是，仔细分析了官方数据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系主任对毕业率都有严重的高估。更有甚者，绝大多数教师意识不到当前教育中存在着严峻的问题。
近些年，虽然全美各地高等院校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但并没有足够迹象表明问题已得到解决。2009年，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Graduate School Council）对大量的博士生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显示，1998—1999年入学的博士生中，只有57%在10年内完成了学业。其中，人文学科专业这一数据的平均值是49%；物理学和数学专业是55%；社会科学专业是56%；生命科学专业是63%；工程学专业是64%（工程学专业的学生中，几乎2/3都是留学生）。而即便是在一些顶尖的大学里，除理科专业以外，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大多都未能完成学业。
在不同的高等院校之间或是同一所高等院校的不同院系之间，学生流失的情况也有天壤之别。一份对两所大学的10个院系的调查研究显示，各院系的辍学率从19%到82%不等，另外，其中一所大学总体辍学率（68%）是另一所大学的两倍还多（32%），而这一悬殊差异还并不是特例：威廉·鲍恩与尼尔·陆登廷（Neil Rudenstine）两位校长对10所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学校的辍学率是其他学校的两倍之多。
而他们所研究的这些一流大学的辍学率远远超过了一流大学中主要专业学院的辍学率，在这些专业学院中，入校学生中90%以上一般都能毕业，但当辍学率达到50%时，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年复一年，这些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已坦然接受这一严重的学生流失现象，尽管他们因此浪费了成千上万的奖学金，而许多学生也浪费了几年的宝贵时光。(76)
研究生院的教师仍然能容忍高辍学率，是因为他们认识不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我之前从各院系主任那里得到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并非偶然现象。一些研究表明，教师通常对所在院系辍学率的估计往往只是实际数字的一半。其部分原因在于，40%的辍学生在读研的第一或第二年选择辍学，而在这两年中他们主要是上课，与系内教师的接触比较少。
一些院系的学生流失率居高不下的另一原因则在于教授方面。许多教授都认为，他们很难事先知道哪些学生能有突出的天赋，因此，最明智的策略就是多招学生以确保足够的优异生源。然而，这一政策的影响却有待商榷。学生由此耗费了几年的时光，而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往往在放弃学业之前还会先申请延期一段时间。另外，由于研究生入学之时往往得到了可观的奖学金，那么大学或者政府这部分的资金投入也白白浪费了。如果各院系能在入学后的前一两年认真对学生进行评估，判断出哪些学生有潜力继续攻读，而哪些学生不适合继续攻读，那么这可能是更有说服力，也更适合的办法。当前，多数学生是在完成两年学业之后选择辍学的，由此可见，学校现有的相关工作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在许多院系中，很少有迹象表明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早期的、严格的评估，或者大多数学生是由于院系的催促而选择辍学的。
即使教师能注意到辍学现象，他们给出的解释也往往站不住脚。在一项研究中，受调查的教师把这一问题归咎于学生。据一些教授声称，辍学的学生要么学术能力不足，要么不够刻苦努力，要么没有完全投入到学术工作中，当初就进错了地方。然而，这一说法难以服人，因为辍学的研究生的学业表现与其他学生一样优秀，甚至有的还超越了其他学生。
对研究生院中辍学学生的访谈则给出了与教授们大相径庭的说法。当然，有些的确是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缺乏对学术的追求精神。(77)但是，很多人都谈到，在决定是否申请读研之时缺乏指导或信息不充分。还有人强调，入学后与教授缺少沟通，没有存在感，或者感觉被抛弃了。可见，在辍学的学生看来，缺乏指导是导致辍学的两大原因之一。至于另一大原因，正如一篇研究报告的作者所说：“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可能是决定学生孰去孰留最关键的因素。”
博士学位读下来需要很多年，有人可能因此认为经济原因是辍学的普遍原因。然而事实证明，经济问题与博士生放弃学业几乎毫无关系。尽管美国基金会支持开展了一些实验项目，想通过持续几年地给学生提供充裕的奖学金来研究是否可以减少学生流失率，但是，结果证明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提高毕业率。
根据学生给出的辍学原因，美国可以实行其他举措来进一步降低辍学率。许多辍学生表示，在申请时对该项目并不十分了解。鉴于该原因，我们可以改进各院系的文字宣传材料，再分发给感兴趣的学生。宣传手册是否做出了完整准确的描述，比如该项目的性质及要求；平均需要几年能毕业；该项目的辍学率是多少；近几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真实全面地作答，以帮助学生做出选择来避免他们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读博，而不清楚这一决定会意味着什么。(78)
刚入学的学生如果对学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他们会进步得更快，比如通常攻读学位所需的时间以及每年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在所有的主要专业院校中，学生对这些情况都十分熟悉。然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针对27所研究生院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需要学习几年以及毕业时所要满足的要求，因而十分迷茫”。在这些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45.4%的研究生声称了解毕业的要求，30.9%的研究生承认了解完成学业所需的时间。
另外，回顾当前的激励措施，确保这些措施会鼓励各院系减少辍学率，也不失为一个有效举措。前文提及的那所公立大学，它的毕业率糟糕透了，从而使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问题，在这所学校里，各院系的教师编制数量取决于其所招收的研究生的数量。然而，这一做法并不合理，它导致了各院系争相招生而不考虑学生能否毕业。鉴于此，我们最好把学院招收的学生名额与毕业率挂钩，这样的话，各院系才有动力关注当前学生的流失情况，并做出相应改变。
除了制定适当的激励措施，高等院校还可以和各院系一道，使用更好的方法为新入学研究生提供辅导。迈克尔·内特尔斯（Michael Nettles）与凯瑟琳·米利特（Catherine Millett）对研究生教育做了一项研究，其中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导师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之间关系的好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研究生院的领导也可以鼓励各院系主任想出各种办法，帮助研究生更早融入院系里的生活。有关学生流失现象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学生有机会参与到所在院系的活动中，他们在入学前两年里辍学的可能性较小。另外，导师和研究生定期会面也至关重要，这样他们可以就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话题进行探讨。
显然，减轻学生流失现象的理想方法应该是改善选拔学生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生入学考试及大学成绩跟学生未来能否取得成功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样，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院时的成绩排名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研究生院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发展情况。鉴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需要使用更能说明问题的方式来对申请者进行评估。然而，事实表明，几乎还没有哪所大学在这方面有所进展。
之前的讨论表明，造成高辍学率的原因多种多样，而在这方面的进展却十分缓慢。不过，最近似乎有迹象显示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越发关注了，有些地方的辍学率甚至开始下降。若真如此，我们终于能够有效降低辍学率。不过，在所有研究生院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他们尽力了之前，我们仍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把博士生培养成合格教师大多数博士毕业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都要学习大量本专业的研究方法。如果遇到脾气好又认真的导师，他们就很有可能树立起坚定追求学术的信念以及更高的学术工作标准。与此同时，他们也能掌握大量其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对其所学专业范围内其他研究领域的知识有较好的把握。如果这些学生是近10年内读的博士的话，他们还很有可能去其他院系修读课程，从而扩展知识面，为将来的学术工作作更充分的准备。现在，高等院校教师越来越有志于把跨学科方法应用于专业研究中，并对许多博士生专业做了一些调整，学生因此也就更方便到其他院系选读课程。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到的知识，能很好地帮助学生成为一名有追求的科研人员，而在知识传播方面，全世界几乎很少有大学能够超越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过，在把博士生培养成为优秀教师这一方面，美国大学做得并不是很理想。对大多数的项目来说，并没有硬性规定要求这些将来要成为教师的博士生需要懂得如何有效地教学、激发学生积极性以及掌握出题技巧等。而这一方面的欠缺是十分可惜的，因为研究成果不断表明，对教师来说，教学工作在每周的工作中占时最长，这一点不论是在研究型大学，还是综合性院校，或是文理学院，情况无不如此。而且，许多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决定读博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他们对教学的兴趣。一项针对4 000多名博士生的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学生认为，“教学的乐趣”是他们投入到学术工作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长期以来，博士生一直都能担任大型讲座课程的助教。而这些助教主要是负责每周与多组本科生进行讨论，并且经常出试卷、改试卷等。显然，这些活动能够提高博士生的教学技能。然而，据一项大范围的调查显示，在实际工作中，只有40%的助教认为，教授对他们进行了认真的指导。更甚者，据许多博士生表示，教授并不建议他们在教学工作上花费太多时间，以避免他们耽误了写论文这件大事。并且有人也确实怀疑过，安排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做助教这件事，更多的是教授们想甩掉教学和改试卷的包袱，而不是真正想锻炼博士生的教学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已建立起教学中心，有志于教学工作的博士生可以在那里得到指导、了解如何给学生上课以及在讲座课程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等。教学中心提供一些入门指导课程，为首次担任助教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而且地经常会有一些研究教师所关心的话题的讨论活动。另外，教学中心还常常为博士生的课堂录像，这样一来，博士生就可以观察自己的教学活动，并能从经验丰富的教师那里得到善意的评价。据约2/3的博士生称，他们可以接触到教学中心的资源。另有超过半数的博士生称，他们能够参加本学科的教学研讨会，或者参加助教培训活动。
教学中心的建立代表着把博士生培养成为教师这项工作取得的巨大进步，它能使众多博士生从中受益。然而，大多数教学中心提供的培训并不完善，只涵盖未来教师所需知识的一小部分。博士生们几乎都不了解认知研究对教学活动的意义，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以及使用不同教学方法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甚至他们更不了解教师的道德义务，或者本科生教育的历史以及不同大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体系。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只有29.1%的博士生知道有关“研究领域的道德”这样的研讨会，而且仅有6.4%的博士生曾经参加过有关高等教育历史或高等教育使命的研讨会。
因而，从多方面来看，大多数高等院校现在为博士生提供的机会无法使他们为将来能成为教师进行充足的准备。现在，这一不足产生的后果愈加严重。当现在的博士生参加工作之时，大学课程将不再以教师为导向，而是以学生为主。在那样的一个“新世界”里，教师们很有可能减少讲课时间，而腾出更多时间设计课程材料，鞭策学生自主学习，给学生布置很有意思的问题，并且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给出指导意见。而要想在这个新环境下做好工作，新入职的教师如果仅仅依赖做助教时的经验，或者仅仅模仿自己以前的教授，那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认知科学家在关于学生如何学习方面有了许多发现，这其中的很多发现都可以被应用到教学活动中。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如何调动学生积极性；如何帮助学生克服一些阻碍学习的偏见；如何教导学生学以致用以及如何使学生对教学材料有更深刻的认识等。而教育研究者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评估学生在大学期间的进步，并衡量不同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实际上，已经有许多研究分别对协作学习和自主学习、课程式教学方法和问题式教学方法进行了对比。与此同时，电脑技术能够帮助教师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尽管许多研究生能够熟练使用电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设计网络课堂；如何组织实时或者非实时互动讨论；如何把技术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联系起来，以最大幅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等。
关于优秀博士生是否相信自己的教学能力，答案可谓喜忧参半。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博士生中仅有36.1%的人认为自己能胜任讲课工作；26.6%认为自己能有一套教学思想并能明确地表达出来；另外，14.1%认为自己能够使用技术手段辅助讲课。最近卡内基基金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相信自己能够设计并教好一门课的学生，在一些院系比例较高，而在其他院系较低。当然，这类调查只能够反映出，博士生是否有信心使用传统教学方法，而非他们能否使用新方法来更加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
考虑到目前博士生更有可能奔赴的就业岗位，要求他们进行更加细致的准备就成为一项尤为紧迫的任务。因为即使是来自最著名的项目的博士生，他们也无望在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精英。从事学术工作的应届博士毕业生中，只有1/4能够在研究型大学任职。而其余3/4要么进了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要么是签了有固定期限的教学职位，都不需要做什么研究。通常，他们要教的学生与名牌院校中的学生大相径庭，与他们以前博士生项目中的学生也有很大差别，因此这就要求他们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但即使在最顶尖的高等院校，正如我们在第9章所谈到的，与几十年前的本科生上学时相比，现在本科生每周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也远不如以前多，课堂氛围也不够活跃。如果要带动这些学生，现在的教师就必须要比上一代更加博学，并且能运用广泛的教学策略。但如果博士生项目无法培养学生做好这样充分的教学准备，那么许多应届博士毕业生将无法应对学术工作之初的种种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些迹象表明，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已经进行试验，它们尝试引入新的培养方法以弥补不足。在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的大力鼓舞和蒂格尔基金会（Teagle Foundation）的资金支持之下，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一流大学建立了试点项目，研究教学中的科技应用、认知科学及其对教学的影响，等等。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在努力向研究生传授评估学生的方法。这些活动虽然都很鼓舞人心，但还在试点阶段，分布零散，只能影响有限的学生。另外，这一做法能否牢牢扎根并成为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个标准和前提，尚待时间证明。
要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各院系并不能成为改革现有博士生培养状况的主要推动者。一般情况下，各院系负责的是制定博士生项目。在教导博士生如何教学方面，许多院系的教授也缺乏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我们无法要求化学教授、社会学家或者文学家熟知认知科学的最新发展或者熟悉科技的使用。而研究生院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提供各方面的指导。这也就是为什么仅有寥寥不多的研究生院系在项目中纳入了这样内容的原因。如果让将来的大学教师学习所需知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校长和教务长带领教师们掌握新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博士生的教学能力，而非仅仅依靠个别院系。
然而，应由哪所大学担负起这一责任，这一问题现在还不是十分明确。应该是这些博士生就读时的大学还是他们毕业后就职的大学呢？选其中任何一个似乎都有道理。而也许本应就是这些博士生就读时的大学承担这一责任，因为这方面的培训是为博士生成为教师所做准备的一部分。然而，只有一半的博士生会去高等院校任职，另一半选择进企业的实验室或者其他单位，因此博士生自然不会愿意学习认知科学的应用，或者讨论教师可能会遇到的职业道德问题。
虽然许多博士生毕业后并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是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是会担任助教的工作。因此，即使所有与教师相关的知识他们并不用全部都学，但大学也应该坚持要求他们学习一些教学方法，之后他们才能开始为本科生做助教。而且，由于许多外界的用人单位抱怨博士生缺乏沟通技巧，这方面的培养对完全不参与教学的博士生来说也是有益的。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每所大学由教学中心设计一个项目，帮助学生做好准备，使他们能够在大课中组织讨论、出试卷、改试卷，并要求所有即将成为助教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一项目。而当这些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准备踏上学术岗位时，所任教的大学就要求他们接受专门培训，教给他们更多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内容，其中包括使用技术辅导、作为教师和研究员所必需的职业道德、本科教育的历史以及大学的组织架构与职能，等等。另外，这一培训不仅应包括助教所需的基本技能，还加入了许多其他知识，对即将踏入学术工作的教师也会大有裨益。
这一培训主要针对新教师，为期一年，涵盖上述所有内容。授课教师可以来自本校内能力较强的教师。另外，也可以要求新聘任的兼职教师参加部分培训课程的学习，尤其是与那些他们工作相关的课程。鉴于所涵盖内容之广泛，在培训课程的课堂上不得已只提供粗略的讲解。不过，许多助理教授已十分成熟，在收到相关的材料后，能够自己对阅读材料进行深度探索，并运用教学机会把新技巧应用于实践。如果新任教师在第一年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处理，学校则可以适当减轻他们的教学任务。尽管第一年教学任务的减少会造成短期的成本，不过教师们通过更精心的准备，更好地履行教学职责，从长远来看，不仅能弥补短期成本，还会有更多的益处。
上述做法可谓与传统大相径庭。但是，教师们对此应该不会提出强烈反对。因为学校校长和各院系院长有权坚持要求教师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为本科生授课。各高等院校要求新任助理教授参加入门培训课程学习的要求虽然比较新颖，但是也与高等院校的利益相一致。新教师必须准备充分，履行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并且知识渊博，才能在学术自由的高等院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然，从现实角度看，如果资深教授认为这一做法纯属浪费时间，改革的前景就十分渺茫了。然而，如果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课程的设计过程，或者至少咨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这一改革。虽然我们不应在各院系非自愿的情况下强迫其承担额外责任，但我们也不应阻止各院系为所有教师提供指导，尤其是对其学科有特殊意义的指导。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说服现有教师，使他们意识到，行动乃是当务之急，不容迟疑。当前，关于教学方面的知识持续增长，有关教师道德义务的深度文章、学生学习情况的实证研究成果、科技的应用等也不断涌现。过去人们认为，年轻的教授应该自觉掌握所有这些知识，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化，这一想法已经落伍了。
当下，关键问题在于，学校能否为新教师提供能真正令人获益、不失趣味且具有实际意义的培训方案。如果其培训内容只做表面文章、指导方法不专业，博士生和新任助理教授将很快失去兴趣并怨声载道。到时，这一方案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如果设计这一培训方案的人足够细心，上述悲剧即可避免。刚毕业的博士生即将去教本科生，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的教学经历，只要能够改善他们的课堂表现，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他们愿意学习任何有益知识。而对刚评为助理教授的教师来说，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门槛上，自然也会关注这些知识，因为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新职责。目前的培训材料兼顾挑战性和实用性，介绍了教学中科技应用的方式和不同教学方法的作用。因此，只要细致准备指导课程并巧妙地向博士生和助理教授们讲解，应该能成功激起他们的兴趣。
总之，尽管在过去我们经历重重失败，道路现在依然曲折，但是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相信我们付出的努力能够提高整体教学水平，把博士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教师。而这样的改革不仅是有依据的，改革的目标也与教师深层次的价值观相一致。当前实行的许多试点项目的前景都很光明。在众多的研究生院中，一定会有一些学院对这一改革持认真的态度，而他们的带头作用将会鼓舞更多大学采用类似的做法。
研究生教育改革步伐缓慢本节对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继续进行探讨，尝试解释为什么美国博士培养在令世人羡慕的同时，又被众人指责无法将学生培养成为能够出色地履行教学职责的教师。一方面，尽管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有其缺点，但是在培养研究人员方面，美国确实优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美国的许多教授对待研究生教育工作十分认真，对真正有望成为学者或科学家的学生，他们尤为关注。而许多教授也对自己的导师怀有深深的敬意，为他们制作纪念文集以作为回报来表达自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另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欧洲模式。在欧洲，想要成为研究员的学生自始至终师从一位教授，而美国的教育长期以来以学院为单位制定，博士生能够在其领域内上多门课，参加各种研讨会，从而打下更全面的学习基础以支撑未来的研究工作。这些优势再加上美国先进的教学设施和卓越的教师队伍，使得长期以来美国的大学都是国外优质生源的理想选择，并使得众多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以培养科学家和学者，也就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美国在把博士生培养成为教师方面也存在一些十分显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虽已持续多年，但却没有什么结果。正如上文所述，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各院系已没有能力做出所需改变。目前来看，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能够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人们不禁疑问，为什么各校校长、学院院长和其他学科带头人不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实行必需的变革呢？尽管实行改革的理由已经十分充分，但是学校无法培养学生充分地履行教师的职责，这无疑也导致美国本科生教育的改革进程十分缓慢。除非这些不足得以弥补，否则，美国的教育质量就算能有所提高，进程也会十分缓慢。
为什么学科带头人不愿在教学方面指导博士生？也许是因为长期以来研究生教育就是归各院系专门负责的。在研究型大学里，校长和各院长可能不愿背离这一传统，因为正是在这些学校中，教授才是最有权威的。若采取干预措施，可能会激怒许多教授，激发争议和公开反对，还会因此影响学校声誉，最后难以收场。
学科带头人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冒这么大的风险。雇用博士生的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可能会因此有所不满，也确实曾经抱怨过。虽然这些学校认为，它们所招聘的博士生并没有做足教学方面的准备，但是它们又无法从别处招聘到新教师。而博士生倒是很少有怨言，因为现行的博士培养方案已根深蒂固，沿用这一办法显得理所当然。在研究型大学里，负责研究生培养的资深教师最不可能认识到当前的博士生项目需要改变的紧迫性。如果让他们就研究生教育挑毛病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认为学生毕业所花时间过长，既然已经耗时过长，他们就更不会愿意对博士生增加新的要求。
当然，教授们基本都希望其学生经过良好的培训。但是，许多资深教授并不认为教学能力是能够通过课程学来的。他们一直认为，这一能力需要在实践中获得，并在练习中不断提高，直到发挥个人的全部天赋。毕竟，他们就是靠这一方法学会了教学的。鉴于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超过90%的教师认为自己教学水平比较出色，他们自然不会认为博士生需要不一样的指导和准备。
尽管如此，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停滞状况再一次号召我们，应该关注美国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它影响了当前研究型大学作用的发挥。至少在研究型大学里，许多学科带头人似乎接受了他们在影响教育政策方面微乎其微的地位。他们的行政工作、筹资任务繁重，因此愿意将学术事务交由各院系处理。当然，教师们对此喜闻乐见。因此，正如第3章所提及的，这种共同管理的形式使得教师具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尤其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方面。
没有人能否认，应由教师们最终做出有关教学和课程设置的决策。负责实际教学工作的人必须同意相关教育政策和要求，因为正是这些一线教师需要执行这些规定。然而，事实尽管如此，除非学科带头人熟悉这些教学上的问题，并能与教师自由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打破当前体制内存在的惯性。这个问题在研究型大学尤为显著，研究型大学里的教授工作最繁忙，也最不愿意花时间认真思考最基本的改变熟悉的教学方法等改革问题。然而，正是在这些研究型大学里，进步和变革是最为重要的，其原因是研究型大学的各院系最有望引起其他学校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竞相模仿，从而加快改革的进程。
目前有一些人倡议，美国政府、基金会、高等教育联合会和教育研究者应该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主体，而不是大学。虽然这些来自大学以外的声音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仍然不够。各基金会、联合会和教育研究者尽管能够帮助提供资金、分享信息以及建言献策，但还不足以为当前大学教育带来重大变革。同时，政府尽管拥有巨大权力，却缺乏信息，而政府干预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抵触情绪，进而并不能说服各大学同意改变。因此，校长、教务长和各院系院长才是最好的变革者。他们知识渊博且愿意发挥主动性来解决教育问题，愿意将博士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教师，并依靠确凿的证据，说服所有教师都必须倾尽全力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