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福德·康纳尔（Bradford Cornell）
韦恩R.兰德曼（Wayne R.Landsman）
关于何种估值方法是评估业务权益最好方法的激烈争论已持续了几十年。在实践中，企业往往更喜欢使用会计和监管部门所制定措施提出备考措施的价值，而不是结果。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如果它们被准确并持续地贯彻应用，实际上各种估值方法之间的区别几近于无。但如果使用持续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于传统会计盈余数字的结果就是可能的。本质上来说，最好的盈利方法是一个分析师在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这可以被认为是在评估业务权益中应用谨慎判断而不是用盲目的方法评估商业利益。
两股力量融合在一起，在增加企业收益质量报告的问题上集中注意力。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财报中公布形式上的收益以及净收益数字。有一种解释是，相比净收益，形式上的数字更能反映公司的真实盈利能力。 [2] 一些分析师们回应公司，支持这种“街”的收益估计方法。
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担心潜在的误导质量非一般公认会计准则（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收益的措施。例如，美国一位前首席会计师，林恩·特纳（2000）挑战了形式收益的理论，认为其经常似乎想导致投资者远离现实和净值。
为回应这些担忧形式收益的看法，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在2001年8月一个称为“报告信息的企业财务绩效”的新议程项目。FASB引用了三个问题：①没有共同定义的元素的财务业绩。例如，没有一个形式上的收益由公司公布的措施是专门定义的。事实上，国家投资者关系协会宣布在2002年1月17日（新闻发布见NIRI2002），以133家公司为样本公布形式收益数字。②不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形式上的性能，在财报公布和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流，但分析师和其他财务报表使用者越来越接受这些措施在评估公司绩效时的作用。③没有达成哪些性能措施应在财务报表使用的共识。
这里已经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基于估值信息，利用回归分析方法估计“质量”竞争的收益措施结果喜忧参半，这取决于样本公司的选择和指标的使用。然而，总的结果是信息传达的差异竞争的定义的收益——包括公认会计准则收入，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营业收入和形式上的收入并不大。然而，非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问题不明确定义和收益，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形式的收入计算方法。
我们的观点是，从估值角度看，整个辩论有关收益质量在理论上无法解析。因此，试图通过使用经验技术解决它将会被误导。简单地说，没有意义的方式一直凝结了所有历史财务数据预测未来业绩的相关成为一种测量（或一种时间序列的衡量）。此外，尝试通过监管机构或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如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来确定一个适当的定义，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形式上的收入等关键问题转移到涉及遗漏和模棱两可的组成项目收益的任何措施上去。
争论的盈利质量是基于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监管机构和标准制定者是在资本市场正常运转有效分配资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市场有效配置值，而资本配置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反映真实经济值的基础上。这个前提要求投资者估值尽可能精确。菲尔特姆·奥尔森和奥尔森（1995）的研究表明，估值模型可以基于自由现金流、营业收入或会计收益等。只要一个方法清除会计盈余，不同的措施之间的差异的收入抵消在现值（PV）的关系，所有这些措施的收入相等的“质量”就在前进，只要他们满足清除顺差条件和光伏模型的使用。
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两个论点。第一，没有任何的收益指标，包括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能够完全地凝结财务报表信息用以预测。预测未来的现金流（或收入或营业收入）需要对一个公司的各个部件基础都很了解。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有：收入是如何随时间增长的，以及为什么？产生这些收入的边际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是什么？过去的支出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程度的发展机会？历史财务信息需要回答这些一般不能被凝结为任何收益衡量指标的一个时间序列的问题。
第二，没有标准确定是否存在一个收益指标比另一个更好，即使对一个特定的公司也是如此。然而，因为一旦预测已被开发，选择最好的历史收益衡量是无关紧要的。此外，最好的措施将两公司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化，我们将发现不同的历史收益将有不同的措施关系到未来的预测。因此，称之为“最好”而用以衡量能否确定为所有企业和在所有时间上的方法是具有误导性的。
[1] 本文转载自《金融分析师》（2003年11、12月）：20~28，最初发表时，康奈尔是美国银行金融学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毕业；韦恩是毕马威会计教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工作。
[2] 参见“企业不同的利润报告制造混乱”（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