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拉森的原作几乎就是冲着电影改编去的，他的小说就是一部纸上电影。以电影的方式撰写小说，其画面感、节奏感都在提示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在脑中自行组织一部电影，而过去的影像经验都会纷纷跳出来帮忙。
通常是“珠玉在前，瓦石难当"，但大卫·芬奇导演的《龙文身的女孩》很可能创造一个“珠玉在后”的范例，影片由丹尼尔·克雷格和鲁妮·玛拉主演，前者与角色贴合度极高，后者这位女演员可谓一匹黑马，她所出演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社交网络》。
之所以对大卫・芬奇版产生期待，是因为由两位瑞典导演执导的“千禧年”三部曲（《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直捣蜂窝的女孩》，2009年上映）太老实了，和斯蒂格・拉森的小说原作几乎是亦步亦趋，这种影像化少了余味，也少了意外。当然这不能怪那些影人，因为斯蒂格·拉森的原作几乎就是冲着电影改编去的，他的小说就是一部纸上电影。
“千禧年”系列的作者斯蒂格·拉森是个标准的传媒人，他曾任职于瑞典中央新闻通讯社，并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1995年他创办了Expo基金会，于1999年开始担任基金会同名杂志的主编。
斯蒂格·拉森生于1954年，母亲是当地议员，这种家庭气氛下成长起来的拉森是个标准的“公众人”，他反越战、当记者、创办极左杂志，不过他在小说领域的志向显然是做一个通俗小说家，而通俗小说家的成功之作往往出现在四十岁以后——此时的人生积累才经得起紧张情节的消耗。
2001年，他开始创作“千禧年”系列小说，三年完成了三部曲，他却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甚至没能看见首部曲的出版。这个系列一出版就风靡欧洲和美国，截至2010年3月已经卖了两千七百万册，拉森成为2010年度全球第二畅销的作家，仅次于《追风筝的人》的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他原本想凭借这套书赚上四十万欧元，但结果完全超出他预期，只是他没能花到这笔钱，而且还让自己的同居女友、父亲和兄弟反目，开始了遗产争夺战。
斯蒂格·拉森非常精明。虽然他的履历上有“新闻记者”“反法西斯主义”“遭受死亡恐吓和威胁”等关键词，“硬汉”二字几乎呼之欲出，但一旦进入畅销书作家的角色，斯蒂格·拉森却毫无刚愎自用之心，他精心分析了文艺消费品市场，认清了一件多数文艺创作者始终没弄清楚的事——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大部分是女性。所以，“千禧年”小说三部曲立场坚定地将女性读者确定为争取对象。
《龙文身的女孩》虽然是作者的处女作，却熟极而流，它披挂着犯罪小说外衣，融汇了多种通俗小说的情节取向，几乎每个情节设定都让人想起那些经典的通俗小说。
主人公布隆维斯特是《千禧年》杂志（基本就是以Expo杂志为原型）的撰稿人，他经过长期调查后撰写了长篇报道，意图揭发超级富豪温纳斯壮的不法行为，却没想到其中的某个消息来源是个陷阱，他由此惹上官司，杂志的销量也一落千丈。
正在此时，大企业家亨利·范耶尔却找上门来，重金聘请他去调查四十年前的一桩悬案：四十年前的某天，在范耶尔家族居住的赫德比岛上，亨利・范耶尔最喜欢的侄女海莉，在整个岛处于封闭状态的情况下神秘失踪了。布隆维斯特与顶级骇客丽莎贝丝・莎兰德合作，终于将这个家族最深最黑的秘密挖掘出来。
这部小说里有冒险/侦探小说的常见套路，失落的调查人（前警探或者记者），神秘的委托人（他们总是在主人公最潦倒的时候出现），年代久远的案件（为小说蒙上一种悠远的色彩），以及与死亡和性有关的最后谜底（让犯罪动机涂上魅艳的色彩），另夕卜主角和合作者的初次见面往往都不愉快，这种不和却在后面的共同工作中慢慢化解。
这些套路在古典侦探小说中就已屡见不鲜，但斯蒂格・拉森打碎并重新组织这些套路，使之有了新意；为了让小说更具当下生活的气息，斯蒂格·拉森又加入摇滚乐、朋克装扮、女同性恋、黑客群体等元素，使之更显锐利。
当然，作为一名男性记者，斯蒂格·拉森始终对社会问题有着高度的关注，第一部的故事始终有政治的暗影，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的创伤一直藏在故事的缝隙里，而第二部、第三部甚至越来越像政治惊悚小说，但小说的主线却始终围绕丽莎贝丝·莎兰德，她的命运、她所遭受的侵害、她的大获全胜。
三部小说里的受害者也多半是女性，不论是富豪之女，抑或来自东欧的偷渡者，在男性的世界里她们总是处在下风。于是，“千禧年”三部曲更像是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量身定做，小说每一章前都有这样的引语：“瑞典有46%的女性曾遭男人暴力对待”“瑞典有13%的女性曾遭性伴侣之外的人严重性侵害”等。
小说还恰如其分地设置了意淫成分，比如丽莎贝丝·莎兰德的顶级黑客身份可以让她轻易获得财富，而且她的身世黑暗、经历坎坷，性格、相貌都很有争议，尤其是她的相貌，她不美、平胸、装扮怪异，像一个朋克版的金三顺，因此她的破茧而出也更显扬眉吐气。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原著的读者会顺利地过渡成为电影观众。而小说的框架、场景也都适合电影的节奏，主题、形象、阴郁气氛一应俱全，甚至选好了植入广告（小说里提到大量品牌，从电脑软件、汽车到手机），只等一个导演抡起炒勺。
以电影的方式（而非剧本的方式）撰写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是个礼物，它的画面感、节奏感都在提示读者可以在阅读的同时自行在脑中组织一部电影，而过去的影像经验也都纷纷跳出来帮忙。但对电影人来说，这种小说是个陷阱——已经有一部纸上电影摆在那里了，影像化的结果会很难跳出小说的五指山。当然，这种陷阱也让电影人跳得心安理得——要贴近原著是最适当的借口。
瑞典版的“千禧年”三部曲电影就跳进了这个陷阱。这个系列的导演之一是丹麦导演涅尔斯·阿登·欧普勒夫，他生于1961年，此前的主要作品是一部极为精彩的反恐题材电视连续剧，而且是少见的欧洲反恐题材；随后他拍摄了电影《我们必胜》，描述一个生活在1969年的少年，在马丁·路德·金演讲的感召下和学校暴行作对抗，这部电影获得2006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2008年，他拍摄了另一部重要作品《两个世界》，讲述宗教差异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正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电影经历，他成为万众瞩目的“千禧年”三部曲改编电影第一部的导演，但现在看来，电影只是照搬了小说的情节、框架和细节，电影中的所有元素都和原著没什么两样，很少有导演的个人发挥。
这固然是因为原作已经为电影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也是因为这类电影的最重要观众是原著的书迷，他们更希望原封不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的改动是冒险之举。想想《达·芬奇密码》拍摄和上映阶段原著读者的愤怒声讨，任何导演恐怕都会望而却步。由导演丹尼尔·阿福瑞德森接棒执导的第二部《玩火的女孩》和第三部《直捣蜂窝的女孩》，在这点上也没有大的改观，电影基本是老实地跟在小说后面。迈克尔・恩奎斯特和劳米・拉佩斯扮演的男女主角，造型和原著中完全吻合，表演不过不失，个性不过分强烈，角色魅力也没到让人不安的程度。
大卫·芬奇的改编让人期待的原因就在这里，非得是这种大腕导演才能压住过分强大的原作，并有适当的溢出——那条雪后林荫道很可能就是这种尝试——而瑞典版最让人感觉失落之处，是它没能恰当地呈现出一种北欧气氛，像《神秘失踪》《失眠症》《生人勿进》中所呈现出的那样，可能北欧人对自己生活的环境熟视无睹，甚至有一种想要挣脱的愿望，而这种环境的气质在一个异乡人的眼中反而特别明显。
阅读衰微的年代，类似于“千禧年”三部曲这种预先就考虑到了影像化，甚至专为电影写作的小说可能会越来越多。在阅读这类小说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一部声色俱全的电影因我们的观影经验而出现，文字和那部虚拟电影搅拌着，一刻也不会让我们的脑子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