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向平民介绍贵族文化，说贵族阶层的终极理想是被推翻，不是后期想法，是一开始就这么想。
《礼记》在孔子之后。书中记载孔子言论。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理想社会，是公平、公益。公平首先是选举的公平，品德高、才干高的人能被选出，委以重任，这种人讲信用，能平等对待民众。公益是脱离了小家概念，将别人的父母也看作自己的父母，别人的儿女也看作自己的儿女。老年人养老、成年人找职业、儿童成长、孤寡人士的生活，皆由全社会共同负责。
个人有多余物品，放置在公共场所，提供给他人。个人有多余精力，不顾惜自己，为他人出力。公平的事久了，公益的事多了，就不会再有谋害他人的想法，更不会发生谋害他人的行为。等到人们的家门都不用上锁时，可称为“大同”社会。
“大同”，等于《易经》上的“群龙无首”一词。大雁南飞，头雁为首，其余大雁排序依次跟随。龙群在天上飞，没人见过，类比水里的鱼群，鱼群是一大团，不见头鱼，没有谁听谁的，而万众一心，行动不乱。
有《礼记》为证，贵族只能自我否定，承认现在的一切并不合理，是暂时现象，终会一切全变。
封建、帝制等级森严，有种种不平等现实，但汉朝“独尊儒术”后，孔子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帝王将相要将“大同”视为自己行政的最高理想，总得实践一两件，或起码在口头上要这么说，否则不好意思当帝王将相。
平民从孔子一门知道这事，绝不口软，既然统治者这么说，我们就这么编派你们。京戏里的《打龙袍》，皇帝犯错，交出件衣服让人打，等于自己挨打。《铡美案》里，皇帝的女婿犯罪，与民同罪，该杀就杀。《铁公鸡》里，将军与马夫平等相待。《锁麟囊》里，富人与穷人平等相待……
“仁”是《论语》里最好的词，是“群龙无首”“大同”之意，谥号被称为“仁宗”的皇帝，说明有平等举措，仁宗在位的时间段，是好时光，全天下都会松口气。
明朝的“仁宗”执政期只有八个月，看来明朝不太行。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利用科举制度，选拔平民子弟当官，被称为“寒门俊才”，以抵消战功家族后代、豪门子弟当官的份额。
让穷孩子读书，是宋、明、清的基本国策，制衡权贵、军阀，维护政权稳定。范仲淹便是一位寒门俊才，带兵打过仗、搞过改革，辞官后返回民间，开创了义学。
武训乞讨，为办义学。小时候妈妈告诉他：咱们家乡风气不好，没有义学，所以你读不成书。说明别的地方有义学。
武训办义学，是按范仲淹模式——先要有义田，不是盖几间房子、请几位老师，那样维持不了几年。买下田地，以田产收入养学校，便能世代延续，范仲淹自己办的义学维持八百余年，直至民国。这个工程大了，先要当个大地主，所以武训要乞讨三十余年。
武训有段台词：“他们不准我念书……他们说我不配念书，说咱们只配一辈子做牛做马，做到老，做到病死，做到饿死，世世代代地做下去。”说富人不让穷人读书，搞文化隔离……嗯，说明他们家乡风气确实不好。
孔子学生颜回，家徒四壁，但在孔门弟子排首位，在孔庙里，他的像紧挨孔子像，天下穷人都受鼓励。北宋重臣范仲淹、欧阳修都是穷孩子出身，一个吃不起饭，将一碗冷粥划块，分作几餐吃；一个买不起纸，划沙子练字。
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确实是贵族子弟才能读书，平民不能学得多了，音乐、接触史料、行礼等都不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级别的贵族犯了罪，不受刑、不蹲监狱，回家自杀，也还是要受惩罚，日本电影里的切腹，是此遗风，自杀是特权，低级官僚自杀，是违法行为，其家族要承担惩罚。
礼乐，是贵族之间的，平民不需要学。在孔子之后，就突破了。
孔子自称贵族，鲁国人认为他不是，贵族子弟的活动，拒绝他参加。孔子以非正式的方式，学得了各种贵族才艺后，办学教给平民。这是违法行为，只因在贵族普遍被家臣篡权的春秋时代，全社会乱象，违法的事太多，孔子没受到追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性弊病，是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用来形容孔子办学，太贴切——当老师危险，铁定是犯罪。
《论语·述而篇》，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注解为，给我十条以上的干肉当学费，我没有不教的——很伟大，打破了贵族身份的限定，以学费为唯一标准，将文化教给平民。
也有说法，是连学费都不要。明末清初，读书人以批朱熹为乐，认为将“束脩”二字解释为十条干肉，朱熹又错了。束脩，也可解释为自我修养——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甚至解释为整理衣服、洗了脸——好模好样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
哇——来了，就教。
影片后半，武训买下义田后，宣布办义学，得到乡绅阶层的普遍支持，跟着捐钱、捐田、捐校址、捐木捐瓦，因为孔子是读书人祖师、范仲淹是读书人偶像，武训延续他俩事业，读书人必须表态。
乡绅们办义学的商讨会上，武训的早年仇人张举人赶到，故意穿了身官服，嚣张大骂武训，还要没收武训办义学的钱，结果被一位穿着日常服的青年呵斥，张举人登时不敢再欺负武训，说了几句客气话，表示自己也是读书人，灰溜溜退去。
官服在读书人里没用，只要你也读过书，跟读书人就得平等交往，耍官威不灵，只能讲理。读书人以当官为耻，《论语·宪问篇》原宪提问，什么是“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是俸禄。一种解释为，政治清明，可以当官拿俸禄。政治混乱，当官拿俸禄，是耻辱。另一种解释是，“邦有道、邦无道”是并列句式，不管有道无道，只要当官，就是耻辱。
因为人太容易在官场迷失，孔子认为要先读书再实践，否则就是自取其辱。《论语·先进篇》，子羔还没学明白，子路介绍子羔当官，孔子说：“你是在害他。”子路辩解：“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孔子骂人了：“你个混蛋。”
读书重于实践、学问重于官位，是传统意识。所以《武训传》中会出现“读书人呵斥官员，官员认㞞”的事。
读书人讲的理，不读书的人也知道，就是“公平”二字，人不能欺负人。武训早年遭张举人手下殴打，保护自己的唯一的话是“你们不讲理呀”。但是他说这话，保护不了自己，读书人可以。
殴打读书人，是“有辱斯文”，为社会禁忌。
传统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读书人为首，给其他三个阶层做表率。为维护表率地位，一个读书人挨打，其他读书人会集体报复，非要找平这件事不可。
同样道理，好莱坞电影中，警匪间的默契是，抓捕时互有伤亡没关系，但匪徒不能在生活里暗杀警察，否则警察人人自危，必集体报复，非要灭了暗杀者不可，而且是株连，要打击所在帮派。
四书五经很奇怪，读了能改变气质，跟不读书的人拉开距离，即便破衣烂衫，一看也是读书人，太容易识别。片中义学中的尖子学生、商讨会上仗义执言的书生，气质如此，不单是文静，眉宇间有股锐利——感谢孙瑜导演，留下了读书人样貌。
读了书，就不会挨打了。武训办义学，至少给穷孩子提供了保护衣。
义学办起来后，武训听到学子念“学而优则仕”——学好了，去当官。武训大惊，从此装疯卖傻，觉得自己的理想被玷污。办义学，为让穷孩子学好后保护穷人，如果学习后成了官，一个个变成张举人，坑害百姓……小陶的仇就永远报不了啦。
可想武训的窝心。
片中支持武训办义学的乡绅、老师们，都是有风范的。可能武训觉得自己跟他们说不上话，未去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学而优则仕——不是孔子说的，是学生子夏说的。《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认为学生漆雕开已学成，安排他去当官，漆雕开抗拒：“吾斯之未能信。”——当官对我没有意义。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礼记》讲的“大道之行”，是公平公益。公平公益，在民间也可以做。说“学而优则仕”的子夏，自己就不当官，留在民间办学。
北宋范仲淹改革失败，朝廷里办不成的事，拿到民间做，除了义学，还创建了类似现代的信托基金机构，民间先受益。
南宋的陆象山办学，先表明：想跟我学，你先立志别当官，日后在民间办社团。明朝王阳明自己当大官，让学生留在民间办社团。这类读书人办的社团，为跟农工商的社团区别，称为“学派”。
清朝学派众多，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属于太谷学派，也是以“不当官”为宗旨，在民间搞创举。
一九八六年，张彻导演的《大上海1937》里，青帮老大管手下叫“学生”，称杜月笙这样的后起之秀为“一个好学生”，两个老大聊天，说的是“咱们教学生的，得……”；二〇一〇年，北野武《极恶非道》描写，日本黑帮管老大叫“校长”，管老二、老三叫“主任”（教务主任），小头目称为“干部”（班干部），低级成员称高级成员为“学长”。
听黑帮开会，像误入了所小学，是宋明清“学派”遗风，不读书的阶层对读书人的模仿。
武训可以欣慰，读书人大多不当官，愿意留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