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怀旧
怀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一部分悲观主义的问题出在怀旧上。
怀旧这件事看似很浪漫，让很多人神往，歌曲中常常有“那过去的美好时光”之类的歌词。即便是我，也会在悠闲的冬曰下午，点燃壁炉里的木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暖阳，享受着现磨的蓝山咖啡，回想着过去的好时光，•或者在盛夏的黄昏，在宁静的橡树大道上，在微风中，享受着对过去好时光的回味。但是我知道，那只是抒发感情而已，过去远不如现在好，更何况过去的岁月永远地过去了。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像我这么认为，很多人真心觉得过去的世界更好，他们会一边读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边流泪。
怀旧这件事的历史很久远，而且在中西方都有丰富的记载。在中国，无论是儒家的孔子还是法家的商鞅，都认为尧、舜、禹的上古三代是黄金时代，成汤、文、武时期算得上是白银时代,春秋战国则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古希腊情况也差不多。现在我们公认公元前8世纪一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的黄金时代，然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却在怀念另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他认为上一个黄金时代的人们惬意而和平地栖居在大地上，拥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其实他怀念的不过是人人吃不饱的石器时代。到了柏拉图时，雅典正值伯里克利当政的巅峰时期，而这位大思想家依然梦想着过去的理想国。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的原型，很有可能是希腊文明的起源地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当时的文明程度比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的雅典差远了。
有人觉得，过去的人没有经历工业化带来的麻烦，那种怀旧只是无病呻吟，而我们现在是真的有问题。我并不否认工业化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污染、拥堵、食品安全，以及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但这些并不能说明过去比现在好。
很多没有亲历过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岁月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认为那个时代更公平。他们觉得当时社会不分层，底层人群上升的空间更多，这种想法其实是臆想。那时的社会同样分层，底层的机会比今天要少得多。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讲过，他小时候读的是村办小学，40多个同学里只有2个升初中的名额。还有人觉得过去吃的都是有机食品，现在的食品里富含农药化肥。现在的食品可能不如过去安全，但是至少大家能吃饱。“文革”时，我在四川农村生活了很多年，深知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们面临的不是食品是否安全，而是能否填饱肚子的问题，甚至是能否不饿死的问题，哪里谈得上有没有阶层上升的机会。我家当时有4口人，父母在清华大学当老师，在当时的中国生活水平应该算是很好的，但也不过是勉强度日。到了发工资的前几天，常常不得不借债度日。“文革”结束后，我们回到北京，日子比在四川时好了很多，但是依然无法和今天相比。
过去燕京八景中有一景叫“蓟门烟树”，这个名字看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就是冬天的时候各家要烧煤炉取暖，煤烟绕着光秃秃的树干久久不散。远远望去，枯树干在似烟似雾中颇有意境。这个现象现在有一个大家不太喜欢但更科学的名称，叫作雾霾。
不仅中国人怀旧，各国人大抵都是如此。英国人有时会谈论维多利亚女王的荣光时代，俄罗斯人会回忆帝国曾经的辉煌，美国人会回忆二战后他们独霸世界的时期。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然环境并不比现在更好，一方面工业化开始造成污染，另一方面农业社会的龌龊还没有洗尽，空气中弥漫着焦炭燃烧的硫黄味和粪便的气味。2018年夏天，我去离伦敦不远的巴斯，专门在简•奥斯汀笔下富人云集的伦敦后花园了解了一下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发现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远不如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而俄罗斯过去最辉煌的年代，商店里几乎空空如也。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半个世纪前，各类癌症、心血管疾病、中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现在高很多，交通事故率是现在的两倍。
一些人不仅对当下的社会不满意，对新一代的年轻人也看不惯。很多60后和70后的家长谈起90后的“月光族”时，想到的是肤浅、自私、娇生惯养、好吃懒做、疯狂自恋，以及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在古代，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也是这样看待八旗子弟的，司马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感叹世风日下。在任何时代，都有一批无所作为的青年人，同时也有一批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社会中坚。总体来讲，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素质要高于他们的父辈。
怀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对当下的进步视而不见，就容易产生抱怨。有时候，好事情也会成为人们抱怨的原因。比如，各种短消息和社交网络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降低了很多人的工作效率，手机和平板电脑让孩子近视的比例剧增。其实，没有手机时，这类抱怨也存在。柏拉图时代没有任何高科技产品，但他还是抱怨书写和记录摧毁了人们的记忆力。
目前，悲观主义者对工业化和科技进步最大的焦虑有两个:全球变暖和智能化。全球变暖暂且不论，单看智能化，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智能化意味着更加劳累，充满更多焦虑，以及很少和朋友见面的孤独生活。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劳累、焦虑和孤独生活就被很多人关注了，一直持续到今天。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人上班比古人累，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明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德皇帝朱瞻基有一年去给父亲上坟（谒陵），回来时路过昌平，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很辛苦地干活，便询问他们为何如此勤劳耕作。这几个农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就如实回答，说自己一年到头播种、耕耘，才能收获稻子；如果偷一点儿懒，这一年的生活就没着落了。要养活家人，只能每天不停地干活。朱瞻基继续问：“等到冬天，是否能歇一歇？”农民们回答：“冬天也不能歇，还要服官府的徭役。”朱瞻基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好皇帝，他统治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当时老百姓的日子尚且如此艰辛，其他时候更是可想而知了。再往前，在新石器或狩猎采集的时代，人们每天的工作量比农耕时代只多不少。在那时，虽然人们常常在一起工作（其实是不得不在一起），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见到的人远没有现在多，更没办法认识远方的朋友。
在智能化到来之后，人们整体的工作时间必然会缩短，更重要的是，人类比过去有更多选择做事的自由。在农耕时代，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种田；在工业化早期，大部分工人都在生产线上。就业多样化，不过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才有的事情。
无论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喜欢谈“转折”这个词，因为谈永恒和不变无法引起媒体关注。但是前者说的是机会，后者说的是厄运将至。其实，转折通常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事物发展是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永远有掉队的、被牺牲掉的，以及不愿意参与的人。但是只要积极参与，并且做得比其他人好，就容易成为受益者。更重要的是，转折到来的时候，船小才好调头。既得利益者因为负担比较重，反而容易瞻前顾后。因此，变化其实是给底层群体机会。
每次怀旧之后，从壁炉前起身时，我都会告诉自己，我们不仅无法回到过去，也不会习惯过去的生活，除了往前走，没有第二个选择。当然，想直接回到过去的人并不多，但是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从本质上看等同于生活在昨天，比如所有试图阻止或者放缓世界改变的人。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很多人提出限制技术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向机器人征税，等等。在这些呼吁的人中，甚至包括已故的霍金等科学家。但是，任何试图回到过去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已经失去的就随它们去吧，不需要弥补，因为通常是补不回来的。我举一个自然界的例子。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改变自然，比如，我们的先人把一片森林烧掉变成了稻田，随后，生物界会在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未必是我们想要的，比如老鼠数量的剧增。如果我们试图把稻田填平，再种上树木，虽然会有一片新的森林出现，但是它的生态和原先的完全不同。过去的森林中有鹿有虎，恢复后的森林可能是野兔和狼的天下。所以，人类除了接受新的生态，别无他法。
社会的变革也是如此。中国经历了公有化以及后来渐渐产生的私有化之后，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所有者并非以前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代，甚至不是过去那些私有产业的经营者，而是新产业的所有者。现在，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国家和地区，试图通过扶持过去曾经辉煌的产业振兴当地的经济，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只能让它们背上更重的包袱。实际上，世界上实现第二次经济腾飞的地区的主要产业和第一次经济腾飞时的都不相同，这就如同新的生态和旧的生态不同一样。
了解历史，我们就知道悲观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它几乎贯穿人类历史。但是，历史总在证明今天比昨天好，我们就不必太怀旧，更不必太恋旧。有些人问我，如果当初留在清华，现在会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人要往前走，每一章结束了就翻过去了。对于未来会比今天更好这件事，我是有信心的。既然相信这一点，就要耐心地、按部就班地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以正合，以奇胜
乐观主义者往往不会杞人忧天，安下心来把事情做好，自然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未来，做事的时候把握常态是关键。到底什么是常态，什么是非常态呢？
我认为，正是常态，奇是非常态。
孙子在《孙子兵法•兵势篇》中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在这里和“奇数”中的“奇”字读音相同，含义相同，是指因不成对而多出来的部分（比如7个人或9个人排两排，总会多出1个人 ） 。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作战，要先把正面的兵排好，排得不偏斜，合乎法则，这叫作“正”，如果这时还有多余的兵力，你就赢了。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出奇制胜”，那是以现代汉语的字义理解当时的语言。
历史上真正出奇制胜的战役很少，那些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会战，常常是因为一方善于调动兵力，还能掌握多余的机动兵力，最后才能获胜。拿破仑在他最辉煌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就是靠巧妙调动兵力取胜的。当作战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时，拿破仑手下还有贝尔纳多特一支完整的军队，而俄（俄罗斯）奥（奥地利）联军已经没有一支预备队可以投入战斗了，于是拿破仑大获全胜。这场战役的第一功臣是谁呢？并不是带领奇兵的贝尔纳多特，而是在正面以一军对抗俄奥联军的苏尔特元帅。事后苏尔特希望拿破仑封自己为奥斯特里茨元帅，说明他在这场战役中的功劳之大。
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些彪炳青史的事业中，正也是常态，奇是非常态。为人处世，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走正道，不要总想着出奇制胜，特别是在未来非常光明的时候。很多人总想抄近道，占别人一点儿便宜，觉得这样才能走得更快。其实这种想法只会导致不断兜圈子、走弯路。
我很反对弯道超车的说法。看过F1方程式赛车比赛的人会知道，能超车的弯道其实很少，但是只要车的性能好，车手的技术好，总能找到超车的地方。至于在马路上，到处是汽车，超车靠的是技术，技术不好，有再多弯道都没用。大到一个国家，中到一个企业，小到一个人，都是如此。
中国经济在10年内连续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什么弯道的便宜可以占，而是靠中国人夜以继曰地工作，各项工业指标稳步上升。而同时期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大多在享福，在想着少做事情多拿钱，仅此而已。这就好比两台马力不同的车子在赛跑，一辆100多马力的捷达，不管领先多少，都会被500马力的保时捷超过。
类似地，华为超越朗讯、思科等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靠的是产品性能越来越好，价格便宜，没有其他手段。在过去的20年里，通信设备的发展处于一个平稳时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完全是直道。朗讯和思科被超越，是它们自己不思进取的结果。
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常常谈论弯道超车的公司，再对比一下它们的目标公司，就会发现前者不仅没有实现超越，甚至常常连利润都挣不出来。同样，那些指望新的科技成就让学习变得更轻松，让工作、发展机会变得更多的人，也会被那些踏踏实实努力向前跑的人拉开更大的距离。
“以正合，以奇胜”这个原则应该是每一个人做事情的原则。
2018年高考前夕 ，一 些高中生问我如何考好数学。其实考好数学的关键就是“以正合，以奇胜”6个字。
所谓“以正合”，就是把自己会做的题、该得的分，一分不少地得到。少得一分，就说明没有复习好、没有考好。所谓“以奇胜”，就是指自己平时做不出来的题，考试的时候做出来了，或者别人做不出来的题，自己经过思考做出来了。如果没有“正合”，只想靠出奇制胜，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得了2分额外的分数，而该得分的题被扣了20分，坏的结果则是两边都丢分。
如果我们认定未来是光明的，就该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那样成功就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年轻的时候好好读书，毕业后努力工作，有了钱理性投资，是所有人立足的根本。当然，如果知道未来要遇到大灾难，比如发生了地震 ，一 定要及时逃脱。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或者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越南的华裔以及大量有产者，走正道就行不通了，他们就要出奇制胜，想尽办法逃离那些连命都不保的国家。很多人觉得走正道没有出路，是因为看不到走正道的前途，对未来没有信心。
我在前文介绍过幸福国度，无论是在哥斯达黎加、丹麦还是在新加坡，当地人都知道走符合当地价值观的正道，能保证个人成功，因此人们容易获得幸福感。未来的中国，也会是这种情形。
走正道很重要，但我们也得了解出奇制胜，这样才好理解它们的区别。有一个词叫“差异化”，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成功的秘诀和保障。其实差异化本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
很多人对差异化的理解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不同就行了，就如同某些教授写论文时只想标新立异。其实，差异化有好坏之分，而大部分时候是坏的。人类在解决问题时，总是不断找更好的方法和路径。但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间点上，现有的主流方法即便不是最好的，也是比较好的，自有它存在的道理。比如，从北京到上海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最近的只有一条，就是京沪高铁。当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绕道武汉，再顺江而下，甚至可以选择飞到日本，再乘船到上海。这样做的人固然可以宣称自己的做法有差异化，但是，这种差异化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事时，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选择京沪高铁，不要怕别人说我们走的是正路，没有差异化。很多人在做产品时非要搞差异化，把按钮从圆的改成方的，方的改成三角的，毫无意义，甚至用户体验更糟糕。如果我们心中想的是把产品做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好，做出来的自然和以前的不一样，而不用刻意强调差异化。
理解了正和奇的关系，就容易理解接下来的三个原则了。
第一个原则，在无限长的时间里，变是常态，不变是非常态。但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变和渐变是常态，巨变是非常态。
变化在长时间里是一定会发生的。现在的人不要指望能靠一种技巧吃一辈子，因为变化是常态。承认这一点，变化到来的时候，才不至于慌张。一些人之所以是悲观主义者，就是惧怕变化。
但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常常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有变化也是渐变，这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基础。语音波形，持续时间大约是两秒钟。两秒钟的语音大约有几万个样本点，几百帧信号。你可以看到，它是剧烈变化的。但是，如果把这张图横向放大100倍，你就会看出它是渐变的，而且颇为平滑。
搞语音识别和语音编码的人懂得，由于我们的声带有惯性，所以发音只能是连续的，而不是突变的。整个语音处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建立在这个条件之上。类似地，我们的世界也有惯性，它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理解了这一点，做事的时候就会懂得积累的效应，就不会采用狗熊掰玉米的做法。很多人一件事没有做好，就想着改变，好像一变就有机会了。且不说变化是否能给有这样想法的人带来机会，就算有，没有积累的人也把握不住机会。当变化真的来了，那些等待弯道超车的人还是没有机会。希望落空，他们可能从此就成了悲观主义者。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人，看到革命，看到变化，就以为自己有了机会，岂不知革命恰恰要了他的命。智能时代到来了，这会是一个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阶段。从人类历史的跨度来看，几十年不过是一瞬间，因此它带来的是突变。但是在这几十年里，每一天的变化都是渐变，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适应这种变化。第二个原则，往前走是常态，回头看是非常态。
反思和回顾历史是需要的，但不要太多，更不要指望照搬历史的经验，或者吸取历史的教训就能直接生成当下的行动指南。
中国人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但简单的以史为镜是不可靠的。中国人的一个弱点是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因为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了。美国人没有很长的历史，就没有包袱。相比历史，未来更重要。中国企业这些年发展很快，原因恰恰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很短，没有传统的包袱，什么好就学什么，因此容易做到不断探索新路。而欧美国家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工业化的历史正好和中国反过来，百年老店太多，历史的包褓就特别重。西方国家发展最快的硅谷地区和特拉维夫，恰恰是没有工业化传统的地区。
网上一些人爱炒作自己祖上被点过翰林，当过贝勒，出过学者名流，这其实半点儿意义都没有。活到今天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十代贫农的后代，祖上都是王侯将相。两个人能够坐在一起聊天，不管祖上是干什么的，他们现在已经平等了。接下来，就看两个人未来的路怎么走，而不是谁祖上官大。
第三个原则，实力派获胜是常态，机会主义者获胜是非常态。
任何体育比赛，通常是实力更强的一方获胜，很少有爆冷门的情况。如果我们和柯洁下围棋，是无法靠下出一两步好棋爆冷门获胜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与其想如何爆冷门，不如想想自己怎样成为实力派 。一 些学生问我是否该退学创业，我告诉他们，以他们现在的水平还远不到退学的时候。虽然盖茨和扎克伯格退学后创业成功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挣钱，而不是退了学才去想挣钱的方法。更何况他们二人在同学中是一等一的编程高手，算是实力派的人物，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实力，肯定会尝试一次、失败一次。这就如同一个业余选手和费德勒或德约科维奇比赛打网球，最多只能靠对方发球失误捡一两分，但肯定赢不了任何一局比赛。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了解我们的社会，了解我们的未来，相信未来有的是机会，然后静下心来，成为一个乐观派、实力派，这样，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8.文明的对撞
一个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降生在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时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很多，曾经出现过的文明也很多。但是，现在对世界依然有重大影响的只有三种文明：欧洲近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
一个有历史的民族，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甚至宗教信仰都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其最根本的文明特征是稳固的。了解一个民族的文明特征，是理解他们当下行为方式的钥匙。因此，只有 了解欧洲近代的文明特征，我们才能了解西方世界；只有了解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我们才能了解自己，坚信我常说的“中国最有希望”这个观点。
欧洲文明的起点
欧洲文明始于希腊。因此，要了解欧洲的文化，当从古希腊这个欧洲文明的原点开始。
2018年5月，我随凤凰卫视的摄制组在希腊做了一系列关于欧洲文化起源的节目《锵锵行天下》。凤凰卫视在2000年人类迈人第三个千年纪的时候，在欧洲和美索不达米亚拍摄了一系列的文化节目。那时的嘉宾是余秋雨先生，主持人是许戈辉女士。这次凤凰卫视的节目由著名主持人窦文涛先生担任主持，我有幸成为嘉宾，得以随摄制组和当地学者一起深入了解欧洲文明的起源。节目组之所以选择希腊，是因为那里是欧洲文明的原点。
了解欧洲文明要从古希腊开始，了解古希腊则要从爱琴海的海岛文明开始，因此《锵锵行天下》的希腊之旅也是从爱琴海诸岛开始，再到希腊本土，而了解海岛文明就要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有5个，按照时间顺序，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在最前面，希腊、中国和印度要稍晚一些。这些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但是相互影响。从文明的特点来看，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或者叫作大陆文明；而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更多地体现出商业文明的特点。由于后者的贸易依托于海洋，也被看成是海洋文明。两种文明形态各有优缺点，并不存在哪一种比另一种高一等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已经进人商业社会，因此了解商业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优势和劣势，它对欧美国家和世界的深远影响，能够帮我们理解当下很多冲突的根源。
商业文明始于美索不达米亚，至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时间甚至早于古埃及文明的出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名称来源于希腊语“两河之间的土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地理专有名词，特指西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那里的气候比埃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文明地区都干燥，河两岸以外的地区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农耕和定居。因此，那里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王朝，而是由建造在两河沿岸彼此独立的城邦构成的。每个城邦的规模都不大，物产也不丰富，因此沿河的贸易以及后来跨海的贸易就变得特别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个民族的人，很早就将贸易做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和印度西海岸。在地中海地区，从高加索山下来的古希腊人很快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腓尼基人学会了做生意，并且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希腊字母。古希腊人占据了爱琴海上的各个岛屿，由于地处商业要道，便于做生意，古希腊文明发展得很快。后来在地中海地区，古希腊人超过了师傅腓尼基人，并且把贸易殖民地建到了整个地中海和黑海沿岸。
以古埃及和古代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与古希腊的商业文明有很大区别。前者因为有大片可以耕种的肥沃土地，能够集聚很多人口，容易形成统一的国家。这些国家能够调动很多人力资源建造大工程，比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只有在农耕文明的国家才能完成。在经济上，这些国家可以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统一的政权让它们不需要倚重商业就能维持生存，发展文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收成，聚集在一起的大量人口就有饿死的危险，就可能因此产生民变。因此，在农耕文明的国度里，农业的收成要远比商业繁荣重要。
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由于每一个城邦人口的密度不低，但人口总量不多，加上地域有限，物产也不丰富，它们只能各自生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生活必需品。今天，只要到希腊文明的起点克里特岛去看看，就能知道古希腊人当时的困境 一- 那里只出产橄揽和山羊。如果没有商品交换，岛上的居民不要说建立高度的文明，连生存都成问题。分散在各个岛屿和海岸的各个殖民地的居民难以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各个城邦都是自治的。在这种情况下，城邦不可能把各地的物产收上来再统一调配，也难以长期通过掠夺获取生活必需品，因此，自由贸易是城邦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唯一选择。
要进行长期贸易，就必须保证贸易的公平性，否则，一方在贸易中损失殆尽后，大家赖以生存的贸易就进行不下去了。为此，贸易的各方就需要制定游戏规则，也要恪守信用，这是海洋文明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最值得称道的特点。这一点，在农耕文明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因为对于庄园经济来讲，生意做不成，人不至于饿死、冻死。但是，对于那些连生存都离不幵贸易的人来说，没有了商业，要么衣着光鲜地饿死，要么饱食后裸奔，然后冻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发展出来的文明，就把公平交易、严守商业信用、遵守游戏规则看得特别重要。希腊城邦的法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商业利益。
古希腊的商业游戏规则被古罗马人继承了一部分，虽然后者不能算是完全的海洋帝国 —— 它是早期海洋一大陆的二元帝国。古罗马的法律对物权非常看重，并且有大量和商业规范相关的法律。现在有关私有财产保护、专利保护的各种法律，都源于罗马法中的物权法。之后，中世纪的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继承了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奸商夏洛克向威尼斯公爵说了一句话.•“你要是敢纵容他人不恪守合
同，威尼斯的商业信誉就破产了。”对此，威尼斯公爵虽然从感情和道义上同情还不上钱的安东尼奥，但也不敢否决夏洛克要割去对方一磅肉的残忍要求。
在大航海之后，商业文明传给了荷兰人和英国人。地处欧洲边缘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物产不丰富的荷兰，能够一跃成为全球性帝国，主要靠的是商业信誉。从荷兰人建立东印度公司，到航海家巴伦支等人宁可饿死，也不愿违背信托责任动委托者的货物，无不体现了商业文明中恪守信用的特点。不仅如此，荷兰为了独立，和西班牙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在这期间，荷兰的银行并没有冻结对方存在自己银行中的钱，因为对荷兰这种以商业立国的国家而言，商业信誉比政治更重要。
当英国人取代荷兰人成为世界贸易霸主后，他们同样恪守商业信用。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军队的军装使用的布料都源于英国。在长达10多年的战争中，英国人并没有中断贸易。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也是以各方能够恪守合同、公平交易为基础的。希腊的学者很自豪地对我讲，英国是希腊下的蛋，而美国则是希腊蛋的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中国在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在宋元时期一度成为大陆与海洋的二元帝国，但随后又恢复到它文明的原点 —— 东亚大陆。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明基因并不强。现在中国已经进人商业文明时期，并且商业规模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因此它是一个大陆一海洋的二元大国。但是我们进人商业文明的时间毕竟较晚，很多想法不会一下子改变。我的很多读者讲，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荷兰人的很多行为，特别是他们在战争中不冻结敌方资产的做法。其实，只有了解欧洲文明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当今西方人做事的很多原则，以及他们和我们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海洋文明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一个经济单元，从城邦到家庭，都不需要生产所有的生活品，而是力争把一两样东西做好，尽可能地把一种商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即便是那些语言和文化都不相同的地方。这种做法要求对自己制造的商品以及商业活动本身有足够的自信，相信通过贸易能够换回自己所需的任何东西，也相信通过谈判和仲裁可以解决贸易问题。当然，强大的海上力量对保证商业贸易的顺畅而言必不可少。在历史上，希腊、迦太基、威尼斯共和国、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不同时期海洋文明的代表，都有强大的海军。相比之下，他们的陆军则要弱小得多。
海洋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其第二个特点的自然结果，那就是它们喜欢建立殖民地、港口，控制贸易要道。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和黑海沿海先后建立起殖民地。腓尼基的殖民地遍布西亚、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和萨丁岛；而希腊人的殖民地更多，密布在黑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沿海，并且延伸到北非、西班牙和法国的东部，有大大小小近百个。希腊人建立如此多的殖民地，是为了促进贸易而不是经营土地，因此他们从不占领内陆领土。此后的海洋文明国家通常也不喜欢大片占领对方领土或者灭国，这一点和我们熟知的在欧亚大陆上时不时以灭国为目的的征伐有很大不同。海洋文明的国家有很多政治、军事行为是要算经济账的，对于那些在经济上不合算的事情，对它们的贸易没有帮助的事情，它们通常不会画蛇添足 —— 这一点和俄罗斯这样的内陆帝国很不相同。这种做法的源头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在多次打败波斯之后，完全没有要占领波斯、扩大疆域的想法。而后来崛起于希腊北部的内陆国家马其顿，在做法上则和希腊完全不同。
我们在希腊期间能深深感受到当地人对中国人的热情。按当地人的话讲，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是现在仅有的两个得以延续下来的文明，因此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在希腊，我们和当地学者探讨了两种文明共同的地方，大家都认可这两种远隔万里的文明具有下面这样一些相似的特点。
第一，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我们现在讲的中华文明，其实不仅仅是指中原王朝的文明，还包含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到东亚、东南亚以及中亚的一个很大的文明圈。因此，今天的中华文明早已超越了2000多年前汉文化的范畴。希腊文明也是如此，它的范畴并不局限在希腊这个国家，它的辐射范围包括东到土耳其、西到意大利、南到北非的一个很大的区域 一 这是从地域来看。从时间上看，希腊文明可以分为岛屿文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岛屿文明时期是以克里特和迈锡尼为代表的局部文明，它有点儿像中国的商周文明。希腊的岛屿文明诞生的时候，就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商业文明的影响。希腊的古典时期是从伯里克利统治前后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崛起，它对应的是中国从春秋到战国前期，长达两三百年。这段时期，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希腊半岛上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城邦文明，在科学、文化、艺术和民主政治诸方面达到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顶峰。此后，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和南征，希腊文明传到了周边地区，由此进人了希腊化时期。事实上，古希腊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并不生活在希腊本土，而是希腊周边的地区。希腊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和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古波斯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才使得它为整个西方世界所接受。
第二，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人文色彩反映在它们的神话和宗教中。按照黑格尔对不同宗教特点的论述，带有自然色彩的中国宗教和带有艺术色彩的古希腊宗教 ® 对人的精神的控制，远不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一神教强（它们属于哲学和精神层面的宗教）。中国和古希腊的神都是拟人化的，具有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没有一神教中神的庄严和荣耀。因此，在那些宗教看来，古希腊和中国的神只能算是“超人”，而非造物主和宇宙的主宰者。也正是因为没有了神对人的控制，古希腊和中国才能发展起以人为本的文化。中国的神话和宗教从来都是温情脉脉的。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等文艺巨匠，是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才把基督教从以神为中心的艺术变成了歌颂人的艺术，欧洲才重新进人人文主义的时代。
第三，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现在，希腊文化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基石，而中华文明经历了明清的停滞也开始复兴，这证明了两种文明的生命力。
当然，海洋文明有它的弱点，这个弱点，美国和英国同样继承了下来，这一点在后文会讲到。无论怎样，希腊是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一把钥匙。
在希腊的最后一天，摄制组来到了希腊半岛最南端的海神波塞东神殿遗址，拍下了那里美丽的日落。由于希腊位于欧洲东部，在它的日落时分，欧洲大部分地区依然是白天。这似乎带有一种象征意义：当希腊文明在夕阳下走进暮色时，欧洲大陆各地的文明才刚刚开始。
人如何变成文明人
早期海洋文明的诸岛是从什么时候起由海盗行为变成了规规矩矩的商业行为，现在已经找不到记载了。所幸的是，北欧海盗在英国和法国海岸活动的年代并不那么久远，他们的行为是有文字记载的。后来当那些北欧海盗发现规规矩矩做生意带来的利润要比抢劫来得多、来得持久时，他们就变成了文明人。因此，那些希腊早期的文明人可能是海盗的后代。
无独有偶，易中天老师在一次报告里讲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和欧洲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让我对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感悟。
按照易老师的说法，故事发生在清朝灭亡后民国初年四川的广汉地区。广汉在成都平原的北部，从陕西进入成都平原的川陕大道要经过那里，因此在清末，那里的商旅往来不断。经济虽说不上繁荣，但当地人的生活维持得不错。
但是，在清政府垮台后，当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盗匪四起，杀人越货。商旅们都吓得绕道而行，于是，土匪就没得抢了。当然，土匪可以抢当地农民，可是被抢的农民也开始逃跑了，土匪眼见自己的生活要维持不下去了。
这时，土匪们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广汉地区土匪经济工作会议”（这是易先生的原话）来商讨生计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土匪们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大家分片包干收保护费。川陕大道在广汉地区有100千米，每一帮土匪根据人员数量各自负责一段，比如，张麻子负责10千米，王麻子负责15千米，李麻子负责15千米，等等。每一帮土匪在自己的地界收费，但是要遵守三个规矩。
第一，统一收费标准。比如，扛一袋盐的商客收五角，推一辆小车的收一元，大马车论斤收费。所有的土匪不得违反收费标准。
第二，收费后要开具发票。张麻子收了费后，李麻子、王麻子就不得再收费了，还要为过路客提供保护。这样商旅凭借发票就可以在广汉地界畅通无阻地活动。
第三，哪家土匪要是违反规定乱收费、多收费，商旅可以向土匪经济工作会议投诉，其他土匪一起打倒那家破坏规矩的土匪。
广汉地区的土匪们对这些规矩都认同了，结果实现了商旅和土匪的双赢。对于过路的商旅，他们交五角 、一 元的过路费，就能保得一路平安，自然愿意；对于土匪来讲，他们不用再过那种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自然也乐意。于是皆大欢喜，广汉地区很快恢复了往日商来客往的景象。
易老师总结说，土匪的这种过渡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过渡的缩影。人类早期都是野蛮人，文明是从野蛮过渡来的，但是它摆脱了野蛮的行径。从野蛮到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一同守规矩的过程。
易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刚开始让我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虽然他总结的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不假，但是1〇〇多年前广汉地区的土匪能有这个觉悟，实在让我难以置信。这个故事中土匪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实际上和古希腊时期地中海商业文明各个城邦之间的规则，以及19世纪英国主导的海洋贸易的规则都非常相像，以至我有点怀疑易老师是为了讲述后来的商业规则编出来的。为了考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专门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他讲的是真事。另外，我还看到了几个细节，值得补充一下。
第一点，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1913年。 第二点，虽然土匪们达成了协议，但是依然发生过违背规定乱收费的情况，于是商人向土匪头子投诉，土匪们枪毙了那个乱收费的土匪。 第三点，土匪们的政策让当地的商旅很快增加了，于是他们把经验推广到当地农民身上。由于军阀混战和土匪抢劫，农民扔下土地跑了，很多田地因此荒芜。土匪们推出一个政策，请农民回来种地，保证一亩地只收一斗谷——按照当时的产量，大约相当于收成的5%。当然，土匪们保证把外来的土匪打跑，这样农民就可以安心种地。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明白强盗和文明人的区别了。两者的区别在于文明人懂得守规则，强盗不明白守规则可以带来长期的利益。当我们想要破坏规则的时候，想想我们是否会在广汉土匪面前感到汗颜，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土匪的故事中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深思。
首先，土匪们制定的大原则没有问题，但是，它对每一帮土匪来说未必绝对公平。
比如，当时王麻子手下有100条枪，占据了20千米的地盘;张麻子起步晚一点，有60条枪，只占了10千米的地盘。张麻子可能会说：“王麻子、李麻子，你们已经发展壮大了，我还在扩充人马，能否给我点儿政策倾斜？要么多给我点儿地盘，要么让我提高一点儿收费标准。”
如果其他人同意了张麻子的要求，就很难制定一个可行的规则了，因为永远有例外。李麻子、王麻子以后也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破坏规则，这样一来，大家就无规则可以遵循了。因此,很多时候看似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的硬性规定，是混乱条件下能够维持秩序唯一可行的办法。
文明的进化过程通常是这样的。秩序消失之后，巨大的动荡会让各方都难以生存，然后会产生最为简便的规则让各方遵守，这样可以保证人们首先能生存下去。比如秦末刘邦进入咸阳之后，为了维持民心稳定，只制定了10个字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出自《央记•高祖本纪》 ） 。这其实和广汉土匪的规矩差不多。
接下来，社会系统进入稳定状态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过于简便的规则会因为棱角太分明而不适用了，大家就会协商、博弈，慢慢制定越来越符合各方利益的规则，并且形成新的稳定，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处在哪个时代，大家都要守规则。否则，经过很长时间确立的规则一旦被破坏，就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恢复，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从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不怕速度慢，就怕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重来。这就是保守主义渐进的变革常常比法国式的革命更有效的原因。
其次，广汉土匪的故事还有一些后续。土匪收5%的保护费，或税收，对当地农民来讲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比之后的国民政府收的税低很多。据吴思老师的研究，后来，国民政府在四川不断加税，居然把2011年的税都提前收了。因此，那样的政府还不如土匪。
为什么土匪懂得养鸡生蛋、降低收费的道理呢？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了广汉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只能把当地治理好。而国民政府的官老爷并没有觉得那个地方是自己的，因此就将短期的利益最大化。
现在谈到IT行业时，很多人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是一个痛处。为什么中国发展了40年软件产业，还做不出操作系统，甚至不如微软公司几十年前做的呢？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软件生态环境的问题 。一 种操作系统上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软件供用户使用，它就毫无意义。而开发足够多的软件，需要有非常好的版权保护环境，以及用户都愿意付费的生态环境。如果每个人都不付费，都觉得那些软件是别人的，能偷就偷，就和四川的国民政府竭泽而渔没什么区别。在这种环境下的软件公司，就如同广汉地区的农民，只好放弃农业生产，要么离开去逃荒，要么也去抢。这就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软件业遇到的困境。所幸，我们看到现在愿意为知识产品，包括软件付费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件事看起来可能不大，但文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缺乏危机感的恶果
前文介绍了从古希腊发源的商业文明有许多优点，但是凡事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现在的人提到希腊，心里想的是两个不同的希腊：一个是繁荣的古希腊，另一个是陷入危机的当今希腊。为什么曾经繁荣的文明中心现在衰落了，而且看不到能够在短时间里走出困境的希望？相比之下，作为曾经同样衰落过的文明古国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呢？这就要从文明的根源找原因了。
虽然媒体经常报道希腊正面临债务危机，让我们感觉这个国家要完了，一些欧洲人也觉得希腊拖了他们的后腿，但是希腊当地人的想法可不是这样。我近两年去过两次希腊，真的体会不到衰退，其他游客也有同样的看法。虽然在那里时不时地能够看到罢工和抗议，但是规模并不大，很快就结束了。作为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2万美元的国家，希腊人远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虽然他们的实际收入比金融危机之前少了近1/3。
希腊人的自我感觉比外人想象的好得多，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希腊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藏富于民。虽然它比不上美国和西欧等国富裕，但是50%以上的公民有房产，甚至有不止一处的房产，而当地的房产税很低，平均每年只有0.1% 〜 0.2%(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每年高达1% 〜 2%)，因此保有房产的成本并不高。更有趣的是，大部分家庭会把房子传给女儿做嫁妆，因此女性到了中年即使不工作，通常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正是因为有稳定的房租收入，才让一些女性很早就不工作了。除此之外，希腊福利足够好，工作时只要交了退休金和失业保险，失业后就可以拿到两年的失业保险金，这笔钱足够为生。如果两年之后再工作半年，又可以继续拿两年。也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希腊人每两年半只要工作半年就可以吃福利了。当然，这样的生活不会富裕，但是希腊人对富裕并没有太多的奢望。
第二，希腊人的生活态度和我们东亚人颇为不同。自古以来，他们的物质欲望就不是很强烈。在古代，古希腊人虽然文明程度很高，但是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房屋简陋，房间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多少家具，这和他们的邻居罗马人完全不同。古希腊人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每餐就是一点儿面包 ，一 点儿橄揽油，一杯葡萄酒而已。他们喝水不多，认为太多的水对身体不好，因此常喝很淡的葡萄酒。在古代，希腊的自由民或多或少地有些奴隶替他们做事情，于是自由民一有空就去参加辩论，到广场上讨论政治和哲学问题。这是古希腊盛产学者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古希腊人对文化、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超过对物质的欲望。他们除了讨论哲学问题和演习科学，还经常看戏。在伯里克利时代，看戏不仅不要钱，国家还要倒给钱，因为人们为了看戏耽误了工作。大部分希腊人沿袭了这种生活习惯，他们现在依然好谈天论地，只是地点从过去的广场换到了咖啡厅。他们的饮食依然简单，很多人中午就吃一个两欧元的大饼卷烤肉（gyros)。大部分人有房有车，但是并不追求豪宅豪车。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不可能有奴隶替他们干活了，但是希腊人依然不愿意做那些最辛苦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在做。不过，外来的劳工毕竟不是奴隶，既不能为希腊人做所有的事，还要希腊人付钱，因此希腊人的生活多少有点儿没着没落。不过，他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心态都很平和。虽然希腊人不断抗议要求增加福利，但是并不仇富，社会非常安定。这也是游客看不出希腊衰退的原因之一。
看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知道希腊现在搞不好经济的原因了 —— 他们生活得太随意，缺乏一种努力工作多挣钱的习惯，这一点和东亚人截然相反。在古代，这种轻松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有时间思考，创造出灿烂的科学和艺术，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想法让他们无所事事。当地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们，希腊人的午休通常是从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6点，在这段时间里，即使医生、律师这样的职业人士，也会关机。
当然，希腊人并不认同经济危机是由整个国民过于怠惰造成的，而更愿意将它归罪于西方的大银行。不仅穷人如此认为，有钱的富人也是同样的想法。我们在希腊做节目时采访了当地最有钱的人，他拥有两支欧洲甲级足球队，有一支还得过欧冠。这位先生也认为，希腊的金融危机是假象，是外国资本为了便宜地购买希腊资产，先推高希腊的债务，造成危机，然后再让当地各种资产贬值。他所描述的其实只是一个结果，并非原因。事实上,早期借给希腊钱的投资人的大部分投资都打了水漂，因为被蛇咬过，投资人根本不敢再碰希腊的资产。现在，希腊的房价出奇地便宜，但是在那里买房的外国人大多是想移民的中国人，这些人和造成希腊金融危机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不过，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人在希腊大量购房移民，给当地带去了资本，所以希腊人对中国人心存感激，也非常友好。和希腊人接触多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友善、懂得感恩的民族。在希腊，人们想到它曾经的辉煌，再看到它现在的处境，不禁要为它感到悲伤。世界上最可悲的事并非遇到暂时的厄运，而是身在厄运之中不知道原因，更不知道如何走出来。希腊便是如此。
那么，希腊是如何从欧洲文明的中心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虽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其影响较大，但是希腊在文化上的特点让它在长期的渐变过程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先来看看影响希腊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先是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东西罗马帝国的分家。在罗马时代，虽然罗马取代雅典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但是希腊地区依然经济文化繁荣，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过意大利本土。当时西方科技最发达的地区都在希腊的周边，属于希腊化的地区，比如北非的亚历山大、东边的土耳其等。不过，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衰落，整个南部欧洲跟着衰落，希腊也难以幸免。
希腊地区比罗马的中心地区要幸运，因为那里不像罗马地区被不断的战乱摧毁，因此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希腊地区吃了几个世纪的老本。再加上它地处东西方贸易的要道，希腊的经济和文化在西欧陷入中世纪的停滞之时，依然维持了繁荣。因此，希腊人并没有危机感。
但是，后来的一件事让它跌入了深渊，那就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希腊成了新帝国的边疆，从此它就被边缘化，并走向衰落。当时，欧洲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科技和文化逐渐走向繁荣，而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部分的希腊，根本无法从中受益。随后，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这其实是从意大利往西的欧洲为了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向西探索新航道的商业举动。大航海时代和随后的地理大发现，让欧洲走向繁荣，而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则可以向东进行贸易。这时，希腊的地位就尴尬了。它处于欧洲的东部、土耳其的西边，在两边的贸易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彻底被东西方文明边缘化了。
当然，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是契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希腊自身的问题。在古代，希腊能成为欧洲的中心，是由它在欧、亚、非三个大陆之间重要的贸易地位决定的。本章开篇部分介绍了商业文明的好处，但是它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明的中心会随着地理位置的便利性发生变化。在变化之后，原本的中心地区很容易被边缘化。希腊作为曾经的文明和贸易中心地区，即使被边缘化，也很难放下身段从低端做起。这是海洋文明国家的通病，希腊自然也不例外。
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正好是欧洲贸易的中心，而四周向外扩展的是众多殖民地。地理上得天独厚的便利，使得希腊即使本身没有多少农业收成，也能够通过贸易变得很富足，并且换来各种生活用品。到了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段，世界贸易的中心转移到阿拉伯半岛，因为它是连接欧、亚、非大陆的枢纽，希腊的地位开始衰落。在随后的大航海时代，西欧成了全球贸易中心，意大利以东直到印度西部的广大地区都被全球贸易边缘化，发展陷入停滞。直到苏伊士运河开通，中东地区在贸易上的重要性才重新显现。进人20世纪后，连接两个大洋的美国成了贸易中心。
上述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享受过作为贸易中心的红利，但也正是因为过去的红利太丰厚，慢慢就变得不善于生产消费品。在丧失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不免衰落变成二流国家和地区，而且鲜有第二次焕发荣光的。古希腊如此，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大航海时代后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甚至进入20世纪的英国，都难免进入这个 怪圈 。
美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洋文明国家，广袤的土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让它具有海洋一大陆文明的二元属性。因此从建国之初开始，美国就在这两端不断摇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关于国本之争，其实就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之争。曾几何时，美国制造了全世界一半的工业品和1/6的农产品。随着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它只需要把商品和服务搬个家就能挣钱，但是它逐渐习惯让其他国家为自己制造产品，而自己不再需要努力，久而久之导致了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派和希望无条件全球化的一派争论的焦点，其实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到底是贸易重要还是制造重要。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就是由谁来制造之争。
当一个人太聪明，赚得太多又太容易时，他就逐渐失去了立足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如此。海洋帝国在不断重塑世界秩序，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上千年不衰败。以大陆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虽然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经历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衰落时期，但是，最终在隋唐时期回到了世界文明的顶峰。再往后，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多次衰落，甚至在“文革”之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80 美元左右）一度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3左右 ' 但是经过40多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发展，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的顶峰。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有东亚其他国家 ） 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根本文化没有丧失，这才使中国和希腊在今天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大陆文明国家，已经具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二元属性。不过，由于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很短，很多人行事的方式和思想观念依然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特点。现在大家需要的是理解和接受商业文明中恪守信用、分工合作的精神，同时切忌被贸易红利冲昏头脑，像现在很多希腊人那样不事生产，甚至寅吃卯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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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看中国商业文明
2016年底，我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讲了一堂大课，帮助美国学生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商业之道。在课堂上，我向学生们介绍了《红楼梦》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要了解中国，要和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就该好好读读这本书，因为贾府就是中国各级组织的一个缩影。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世界的文明从古代开始有两条主线，即以农耕为主的大陆文明和以商业为特征的海洋文明。进入近代后，前者体现在重实体经济，后者体现在重贸易。当然，很多国家兼有农耕和商业文明的两重性，比如过去的古罗马和今天的中国、美国。
古代的农耕文明有以下特点：
第一，容易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有能力调动全国的力量搞大工程，这是它的优势。
从古埃及修金字塔，到中国修大型宫殿和长城，再到路易十四建造各种大型建筑，一直到20世纪苏联搞的各种为了世界第一而世界第一的项目，没有强大的集权政府，这些是建不起来的。相比之下，商业文明的国家虽然富有，但不可能有力量进行大规模建设。古希腊虽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建造了雅典卫城，但是规模更大的神殿 —— 宙斯神庙，直到国家被罗马人占领还没有建成，因为国力不够强。直到600多年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德良动用整个帝国的力量才得以完成这项旷世工程。在《红楼梦》中，贾府修大观园和法老修金字塔、路易十四修凡尔赛宫没什么两样。
第二，由于具有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农耕文明喜欢顶层设计。
贾母、王夫人、王熙凤就是贾府的权力中枢，贾府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她们安排好的，这些人并没有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情的灵活性。当然，有了权力中枢，还需要有层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一级级地管理贾府那样庞大的家族。在这样的组织里，人是不能讲究平等的，否则就没有凝聚力；如果讲究平等，像贾府这样几百人的大家族早就散架了。中国过去的大家族一旦分家，基本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现在中国效率比较高的企业也没有赋予员工太多的权限，这才保证了执行力。
第三，经济上自给自足。
贾府和它下面的庄园能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生活品。《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讲道，宁国府下属的一个庄园年底来向宁国府的贾珍进贡，各式物品倶全。这些物品生产出来不是为了卖，而是自己用。总的来讲，贾府不缺吃穿，所需物品大部分能够自己生产。对于多出来的东西，它会分给下人，而不会去卖。贾府采办的都是自己实在生产不了的，比如西洋参、东南亚的珍宝、数量不多的西洋玩意儿等。这样一个大庄园，要想过得踏实，就需要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
这是贾府，皇家更是一个大地主。皇家使用的东西甚至不是到市场上购买，而是自己制造的 —— 当然，制造不是在紫禁城进行的，而是在能工巧匠集中的江南。曹雪芹爷爷曹寅的官职是江宁织造，实际上就是组织生产皇家使用的物品，那些生产出的丝绸等物品是不会拿到市场上流通的。《红楼梦》中的薛家是皇商，实际上折射出曹家和他们的姻亲苏州织造李煦家的影子。
第四，由于生产的东西是为了自己消费，所以品牌意识不足。
在《红楼梦》中，匠人做出来的东西再好也都是没有品牌的。往大了讲，《红楼梦》中的薛家给皇室采办的物品很多是特供的，品质很高，但也没有品牌。在现实生活中，历代官窑的瓷器制作精良，但是没有品牌，而制作这些精品的技术也无法让老百姓受益，因此民间使用的瓷器粗陋不堪。
第五，自给自足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深深体会到来自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这方面的差异。在美国，借钱找银行，该付多少利息就付多少;有问题问专业人士，该付多少咨询费就付多少，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解决难题的方法。但是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能不求人就不求人，即使求人，也是先考虑向亲朋好友、同学同乡求助。这种不求外人、不想受别人控制的思维方式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在农耕社会里，一切需要自给自足，缺了什么东西需要依赖他人时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因为没有人能保证对方恪守商业上的公平原则。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时，就要靠维系一个非常紧密的小圈子来解决问题。在贾府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便是这样一个小圈子。
即便到了今天，东亚各国也还有很多内部自成一体的超级集团，诸如日本的三菱、韩国的三星，以及中国很多大型集团，它们的业务触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现象在欧美国家很少见。即便是在20世纪反垄断之前，美国也不曾有过三菱、三星这样业务广泛的企业。当然，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大部分企业不是三星和三菱，但是它们通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 个单位，不仅有核心的业务部门，还有一大堆配套服务的部门，这些部门加起来常常比业务部门还大。一个企业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做，而且喜欢向和自己业务无关的行业渗透，以便让自己有进一步的安全感。
第六，非常强调土地的大小和人口的绝对数量。
在农业文明中，文明的绝对水平和人口数量息息相关。在《红楼梦》中，哪个分支如果人丁不旺，很快就会没有影响力，而养活大量的人丁就需要大量的土地。《红楼梦》中描写史家是“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这反映出对土地的看重。现在，东亚国家除了对土地依然看重之外，对不动产等看得见的有形资产也十分看重。
农耕文明的这些特点，虽然在今天看来颇为过时，但是能在当时长期存在下来是有合理性的。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其实很难理解。
不过，中国、印度和东亚各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一直缺乏商业文明的基因，比如，对规则和商业道德的重视程度远比不上商业文明国家。除此之外，大家很难理解商业文明中的一些特点。
首先，在经济上，每一个实体（企业 ） 会专注于做一种产品，甚至产品中的一部分，将它做到极致，力争卖到全世界，而不是做很多种产品，但只满足于卖到周边地区。当今世界上市值最高的5家公司基本都是美国企业（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 ） ，它们的产值大多在千亿美元之上，但是产品（和服务）种类却少得可怜。相比之下，东亚排名靠前的公司的经营范围宽得不得了，虽然总体量不小，但是很多企业在每一个经营领域中都进不了前三名。
其次，由于在商业中讲究平等，商业文明国家难以产生中央集权的政府，地方自治就成为它们的政治特色。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的城邦，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省和英国由贵族管理的庄园，再到美国的州，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商业的力量显得格外强大，它可以左右一切。在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可比地方政权大多了。在美国，范德比尔特曾经一个人掀翻整个华尔街，J.P.摩根曾经一个人拯救了1907年的金融恐慌，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能发生。现在，硅谷地区的行政官员基本上形同虚设，在那里最有影响力的是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公司。
再次，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并且和竞争对手在同一种产品上有所区分，他们都很重视品牌，并且善于销售之道 3 虽然现在美国的制造业相比中国可谓是江河日下，但是销售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它让全世界为它的糖水（可乐 ） 和垃圾食品买单。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餐饮大国中，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位的反而是美国的百胜集团，我们经常吃的必胜客和肯德基都在它旗下;此外，它还拥有小肥羊绝大部分股份。
最后，商业文明笃信通过合作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以及在政治上，商业文明希望通过妥协达成一致。由于合作双方的利益未必一致，所以凡事喜欢通过谈判达到平衡。很多美国人都是谈判高手，而且不齿于谈利益。遇到纠纷谈判不成时，他们喜欢诉诸法律，于是律师多如牛毛。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建立起来的。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人喜欢讲人情、讲情面，有事私下里商量；也相信所谓的丛林法则，喜欢把本可以通过妥协达成一致的事情，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中国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不仅脱离了农耕时代，而且只用4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花了200年才走过的工业化、信息化道路。但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时间可以压缩，观念的转变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中国虽然在宋元时期曾经有过发达的商业活动，但是并不像欧洲有着上千年的商业文明传统，对于商业文明的做事方式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理解和适应。西方和中国的很多矛盾并不是在经济上达不成利益妥协，而是难以理解对方的做事方式。因此，在沃顿商学院里，我向学生们对比了两种文明的区别之后，告诉美国的MBA学生如何通过《红楼梦》这把钥匙，理解今天中国以及日、韩等国企业的行为，以便他们将来在中国及东亚做生意时有思想准备。
东亚国家至今在很多地方保留了家国一体的特征。在农耕文明社会，家庭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经济体，它能生产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很少需要对外求人。家庭经营好了，就上升为小地主。小地主虽然日子过得好一些，但是需要自给自足，平时要有足够多的积蓄，以便灾年时应急。从小地主上升到贾府这样的大地主，便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在经济上，它依然讲究自给自足。贾府自己生产了很多东西，但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自己消费。这样的经济和文化特点决定了家庭内的关系远比外人之间的关系重要得多，因为这样一个小社会是不放心交给他人管理的。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企业不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而是为了赚钱，它也依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亲情关系、裙带关系、师徒关系都非常重要。中国一家最为成功的私营企业的创始人在步入老龄后，毫不犹豫地把企业交给了自己女儿掌管，这就是农耕文明的特点。在《红楼梦》中，贾政对于贾宝玉的期许是继承家业，而不是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当下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并不比贾政高明。事实上，东亚的企业绝大部分走不出家族企业的模式，这和农耕的思维不无关系。
在100多年前，中国有“体”“用”之争。所谓体，其实就是文明的特征、哲学和文化；所谓用，不仅包含了技术和经济结构，甚至还包括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后者学起来很快，而前者的改变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但是，时代改变了，经济结构改变了，最终一定会带来思维方式和做事原则的改变。
如果对比中国当下三代企业和三代企业家，就能看出这种变化。
第一代企业除了原有的国有企业，还有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国企和民企，它们的创始人和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出生的企业家。这些企业至今依然保留了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很多人脑子里依然有着打造基业长青的“航空母舰”的梦想。如果运气好，企业发展得比较成功，它们通常会漫无目的地扩张，很难像苹果那样做到少而精。也就是说，它们的规模常常是靠庞杂的业务凑出来的。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数走不出国门，它们用的都是自己人，在管理上很多是家长式的。
第二代企业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成立的，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和网易就属于这一代企业，它们的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都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们接触到了国外的商业文明，因此这些企业在制度上已经和商业需要接轨了。但是，成长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在做事时还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特征。这些企业常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2/3,在海外却近乎零。
第三代企业是最近10年诞生的，这些企业从诞生开始就和国际接轨了。虽然它们的创始人在年龄上很多和第二代企业家相仿，但是由于企业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做事的方法已经超越了农耕文明的约束。小米、vivo、OPPO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它们在国内发展的同时，已经在海外获得了成功。当然，同一家企业的做事方法也在不断进化。比如，早期的腾讯什么都做，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和别人竞争•，近年来，它更多的是通过投资扶持行业里的其他企业。这就是一种进步。
当然，中国人的很多想法、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很多做法，与建立在契约制度基础上的商业文明的标准之间，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无论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还是从业的个人，都不应该寄希望于一个有着这么长历史的国家迅速改变。面对很多农耕文明的行为方式和商业现象，大家恐怕只能接受，耐心等待它的变化，这也是我给沃顿商学院的MBA学生的建议。我建议美国人读《红楼梦》，其实中国人也该好好读一读，这样才能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
为什么中国最有希望
了解我投资原则的人都知道我是那种“死牛”派，就是永远看好世界的发展。而在世界各国中，从长远来看，依然是中国最有希望。虽然任何时候我们都会遇到短期的困难，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地方和企业的债务问题、房价过高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这些困难算不上什么，世界不断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如果具体到一个国家，哪怕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要它的发展总是比其他地方好那么一点点，时间一长，它就在竞争中胜出了。我对中国的信心，来源于对中华文明的信心。要讲中国的希望，要先介绍一下西方的问题。
古希腊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原点，现在希腊问题是西方诸多问题的缩影。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每年至少去一次欧洲，多的时候一年会去五六次。在欧洲，我并不是像一些游客那样只去巴黎、伦敦、威尼斯等地的旅游景点，而是要跑遍大城市、小乡镇，和当地人深入交流。因此，我对那里的情况有切身的体会。再加上在进行真金白银的投资时所做的系统性研究，我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讲，现在的欧洲、日本甚至美国，都是放大了的、问题不那么严重的希腊。
西方世界的迅速衰退有很多原因，经济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商业文明指导下的全球化。这原本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直接兴起的原因，但是它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用中国的古话讲，就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地位最终将决定一切，包括政治上的话语权和文化上的优越感。
因此，要说西方的衰落，就要从欧洲的兴起讲起。
在罗马众神的雕像被外来野蛮人推倒的同时，和它相对应的汉王朝也走到了尽头。接下来，东西方都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在公元6世纪末，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隋文帝统一了中华大地,从此中国开始了第二次全面繁荣。在此之前，东罗马帝国的一代雄主查士丁尼一世基本上恢复了罗马帝国全盛时的疆域，但是好景不长，他死后帝国再次土崩瓦解。在接下来的600年里，东西方默默的竞争结果似乎没有悬念，东亚的唐宋王朝和西亚阿拉伯帝国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欧洲。在欧洲地区，和东方最接近的拜占庭、威尼斯相对繁荣，西欧则是一片黑暗。
但是，12世纪之后，欧洲再次崛起，并且，西方引领世界至今。西方靠什么后来居上的呢？有人认为靠科技，有人认为靠制度，这些都没有错。公平地讲，源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后来在基督教会保护下孕育出来的大学，对欧洲的科技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自《大宪章》签署以来，有利于工商业的民主制度开始形成。然而，有了这些条件，还需要有人的因素，欧洲才能完成崛起，那就是底层人通过自身努力逐渐掌握经济权后翻身了。这些人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城市其他自由民，甚至是高利贷者和囚犯，他们有着主动改变自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动力。这就开启了欧洲崛起的进程。
欧洲在封建时代并没有一个强力的国王，连教皇的权威都经常受到挑战，欧洲实际上是由一群封建领主控制的，公爵、伯爵和骑士在他们的领地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城堡与领地，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颁布法律并征税。
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城堡附近居住，这样既可以应付领主的需要，也可以在危险的时刻有一个庇护所一一乡村的城堡。城市在中世纪的地位并不重要。
十字军东征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欧洲，人们从欧洲西部、北部的农村迁移到地中海沿岸。人们由此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狭小的城堡和修道院之内，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阿拉伯世界的繁荣让他们感受到现世的生活并非像教会所说的那样 —— 只是通向天堂的驿站，需要苦行。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现世生活。在地中海沿岸，佛罗伦萨等城市重新发展起来，出现了制造商和商人，他们通过手工业和商业慢慢积蓄起少量的钱财，并最终改变了自己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地位。
站在这些城市平民对面的是中世纪的领主。他们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同时也是作战的骑士。十字军东征把古老农业社会的陈规旧则打了个天翻地覆。这些骑士在教皇的号召下，跋涉几千公里的路程前往中东作战。他们不得不支付自己的装备费用和路上的交通费、伙食费。这些城堡的主人，有财产但是没有现钱。因此，伯爵、男爵等人不得不从商人那里借钱。
像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夏洛克那样的放贷人，端坐在兑换柜台（banco,它就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后面，很乐意伯爵或者男爵大人有求于他们。有些伯爵和男爵大人张口就要几百个金币——那可是放贷人一辈子的积蓄，放贷人为了保险起见，要求伯爵用庄园作抵押。这样，万一领主大人在征讨土耳其人时有个三长两短，放贷人的钱财不至于打了水漂。
借贷双方最早都没有意识到这对借钱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终，总是“夏洛克”们占有了庄园，而伯爵、男爵们却破产了。
当然，贵族的财产和权利并不是一次就失去的，商人们刚开始只是要求获得一些对领主来讲无关痛痒的权利，比如在领主的土地上打猎。领主急需现钱，想到只要答应商人们打猎就能获得几百个金币便答应了。
从贵族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签署了自己权利的死亡证书。贵族领主的书记员拟好协议书，大人们盖上自己的印章——中世纪的愚民政策已经让他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至此 ，一 切万事大吉，领主兼骑士们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东方作战了。
两年后，某位伯爵大人回到城堡，却发现自己已是一贫如洗，而城里人正在他的领地打猎，搅得他不得安宁。大为光火的伯爵大人吩咐管家把众人赶走，商人们很听话地走掉了。
可当天晚上，商人代表 一个面包商来到了城堡。他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然后提醒伯爵大人是他亲自恩允他们打猎的。接着，面包商出示了那份有伯爵或者男爵徽章的契约。这位伯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冲天怒火，从此默许了商人们在自己领地的狩猎权。
半年后，某位伯爵可能想翻新他破旧的城堡，于是又想到了商人。这一次，商人们提出的条件是允许他们在伯爵大人领地的城镇成立自己的行会，管理商业而不受这位领主的干涉。这一回，伯爵大人很不情愿，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只好再次答应。半年后，伯爵的城堡修缮完毕，可是他却不愿意履行诺言，因为他有自己的士兵，商人们对他无可奈何。市民除了谴责伯爵背信弃义，便无能为力了。可当伯爵再一次急需用钱，比如为女儿办嫁妆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儿也借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认定为“信用不佳”。伯爵大人不得不忍气呑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伯爵大人拿到借款之前，市民获得了他们梦想的权利。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国经常发生，而且越来越普遍。城市的自由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死囚犯冒着生命危险到东方去做贸易，投资人和高利贷者冒着一辈子积蓄打水漂的风险支持商业，而高高在上的封建主却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只需坐享其成，借钱度日。最初只是小封建主借债，后来连国王都债台高筑了。因为为了维持排场，大小封建主，上至国王，下至乡绅，开销一直很大。到了路易十五时期，法国国王的债务已经达到根本无法还清的地步。
封建主们总是通过赋予公民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吸引着附近乡村地区的劳动力，从而在经济上取代了城堡的中心位置。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当然，这种权利由封建城堡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并不时发生一些流血冲突——市民和手工业者被封建主逮捕和杀害，商人和银行家的钱永远追不回来。但是，历史的趋势是城市变得越来越富有和重要，封建领主却越来越穷并且要被历史抛弃。
这种冲突的高潮就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国王的债主——第三阶层（市民）——向国王路易十六要求国家的管理权，国王尽管答应了，但依然被送上了断头台。
温和一些的乡绅也许可以避免路易十六的厄运，但是当年伯爵大人的后裔坐在自己年久失修的城堡里，看着外面城市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叹着从祖先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用封建特权交换财富的契约时起，自己的厄运就已经注定了。
城里人对乡绅已是不屑一顾，他们在尽情享受得之不易的权利，这些可是他们的祖先经过几十代人的持续斗争才辛苦得来的。
欧洲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座古堡，都会讲述类似上面故事的一段历史。在这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平民和贵族暗地里的竞争，在大多数时候体现出双赢的平衡结果。一方获得了所需的金钱，另一方获得了想要的地位。但是，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而决定胜负的是经济的力量。欧洲的崛起从本质上讲，是平民的创造性被释放出来，平民取代了老贵族，成为新时代主人的过程。
为什么欧洲贵族和平民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因为前者在坐享其成，而后者在创造财富。当一个阶层可以通过坐享其成维持体面生活的时候，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世界上已经创造出的财富总是有限的，能积累起来的、能供一部分人坐享其成的更是有限，而未来能创造的财富则近乎无限。掌握了后一种能力的人，最终会从社会的底层走出来，当然，这需要花时间。
我们如果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就不难发现它和欧洲过去两个阶层的地位有相似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物质财富和大量的知识资产。当西方在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好处，享受没有污染的青山绿水时，其实就像过去的老贵族一样失去了活力。虽然在短时间内，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借贷维持体面的生活，可以在中国等东亚国家和一些局部地区实现共赢，但是最终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有很多人常常叹息，中国现在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是缺乏软实力，国际地位不够高，我们应该输出软实力。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太多必要，因为最终经济状况可以改变世界地位和软实力，但这需要时间。当今西方都市人的穿着打扮、生活节奏，在18世纪法国宫廷看来简直是粗陋不堪，但是，现在谁要是还穿着18世纪的服饰，过着宫廷式的生活，是会被人耻笑的。世界是往前发展的，新的格局会渐渐取代现有格局，这些改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相反，光有软实力，没有硬实力，就如同光有光环而囊中羞涩的贵族，最终是要被淘汰的。
那么，西方过去富有创造力的平民阶层何以成为现在的悠闲阶层呢？这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工业革命后，英国靠着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全球性帝国。英国的工人曾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他们到世界各地建工厂、修铁路，和现在中国到非洲和南美洲建设基础设施的工人一样。但是，快速富裕起来的英国人发现，让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从事制造，自己通过商业获利，特别是使用金融工具获利，要比从事生产更容易、来钱更快。因此，它从强调制造和保护工业的重商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这件事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一直被赞扬，但是英国从此便摆脱不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了。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打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生产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英国，但是对英国的贸易依然有逆差，因为它生产的商品太低端、太便宜。在运送货物到英国时，还要带上从美洲开采出来的黄金白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前，美国欠了英国金融家的钱，后来因为战争，英国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货物，这笔债才算抵消。
欧洲很多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奢侈品行业可以说是欧洲大陆产业中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了，但是，当今大部分高端奢侈品虽然还贴着“法国制造”“意大利制造”的牌子，却是中国制造的。这不完全是为了节省成本，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就是现在在欧洲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工匠了。上一代工匠的孩子上了大学，成了医生、工程师、律师，不再愿意从事手工工作。至于普通的制造业，也在往成本较低的东欧、东亚迁移。2017年，我去德国徕卡公司培训，有机会参观它的工厂车间。虽然徕卡相机和镜头是在德国生产的，但是制造镜头所用的光学玻璃来自中国台湾，相机中最重要的部件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来自日本。徕卡相机最高端的一个镜头，价格抵得上一辆低端汽车，其利润可想而知，至于它最高端的相机更是贵得出奇。这些企业从全球化的分工或者商业文明中受益良多，但是从整个地区的发展来看，它们并没有因为企业利润的提升而受益。德国在欧洲国家中发展算好的，其他地方问题更多。总的来说，随着产业一-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工作机会——不断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欧洲国家慢慢地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于亚洲。
美国当下的情况要比欧洲好一些，但是也在走下坡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之争，杰斐逊和门罗等人是前者的代表，汉密尔顿是后者的代表。美国在建国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是向内发展的，直到它在美西战争中夺取了西班牙所剩不多的全球利益，然后又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后，重心才向海洋倾斜。倡导全球化的华尔街和硅谷的一些公司，代表了海洋文明的趋势，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对他来讲，雇用哪国的员工、产品在哪里生产、销售到哪里完全不重要，只要挣钱就好。苹果公司近几年（2015—2018年）的营业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利润高达800亿美元，但是它对总部所在地库柏蒂诺市一年只贡献不到2000万美元的税收。苹果接近3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2018年数据）一多半在海外，这些钱对美国的经济也没有什么贡献。库克等人从来不在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税收和发展，只要企业挣到钱就好。在当今的美国，这样的企业很多，支持这种想法的人也很多。既然海外的劳动力既便宜又好用，何必在美国生产呢？美国标普500指数的公司每年的利润涨幅在7%左右，远远高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因为它们一多半的生意甚至雇员都不在美国。和这些工商业精英相对立的是特朗普这样偏草根的企业家，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民众其实并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多。他们试图扭转这种产业空心化的局面，但是这种努力最后恐怕是徒劳的。实际上，从二战之后开始，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虽然钱增加得很快，也在世界上保持着极强的竞争力，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产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是在不断下降的。虽然美国多次试图扭转这个趋势，但都没有成功，因为它从精英到劳工，和大航海时代的贵族一样，失去了通过自身努力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习惯了坐享其成。虽然现在我们都承认世界各国的关系是彼此依存、互惠互利的，但是最终会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而最具有竞争力的是中国。
相比重贸易、轻产业的海洋文明国家，中国上千年来一直立足于产业本身的发展，只不过过去主要的产业是农业，而现在是工业和服务业。这种文明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它巨大的优势，就是根基稳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商业和贸易不断发展，正在完成从单一的大陆文明向大陆一海洋文明的转型。虽然中国起步于制造最底端、最便宜的商品，但是它不会永远停留在产业链的下游，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它已经逐渐走到很多产业链的上游。当初，西方国家把那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交给中国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它们自己也会走上那些贵族几百年前走过的不归路。
中国的崛起有外在的因素，比如全球化的机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中国自身解放了生产力，中国人从上到下能够通过劳动改变自身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这是中国得以成功的原动力。在未来，只要中国人的这种原动力还在，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