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汶岛大屠杀过去15年后，一个叛逃的荷兰人抵达伦敦，带来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告诉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他最近造访了岚屿，吃惊地发现岛上所有的肉豆蔻树都被砍倒了。从前岚屿起伏的山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而今只剩光秃秃的土壤。
这个消息对英国想收复失地，在该地区重新站稳脚跟的渺茫希望又是一次打击。伦敦的商人们只消随便看一眼地图，就能了解悲惨的局面。班达群岛现在已完全处于荷兰人的控制之下：岛上城堡星罗棋布，有常驻部队把守，英国也许永远失去了这片群岛。安汶岛也牢牢控制在荷兰人手里。他们把这里选作在该地区的活动中心，其陡峭的海岸线建有一连串宏伟的要塞。北面的特尔纳特和蒂多雷这两座岛的情况也是一样，它们已经一步步落入荷兰人的势力范围。
对在库恩的“新都城”巴达维亚苟延残喘的少数几个英国人来说，悲观的情绪有更实在的理由。每个月他们都能看见越来越多的代理商从被抛弃的贸易点而来，这些人形容憔悴、穷困潦倒，一直挣扎着把生意做下去，直到破产或荷兰人的阴谋诡计逼使他们逃离为止。就连在遥远的暹罗、马来半岛上的北大年和日本的费兰多的定居点——对该地曾抱有很高期望——也都一事无成。这些地方的贸易商一个个被迫抛弃驻地，把毁弃的仓库和玷污的名声丢在身后。只有分散在印度沿海的商馆还在努力维持各种贸易，但就连这些地方也在一次毁灭性的并且完全出乎意料的饥荒中陷于崩溃。
安汶事件的恐怖消息在仍居住在巴达维亚的英国人小团体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他们遭到荷兰人和当地人的鄙视，只能仰仗着新总督皮埃特·德卡彭铁尔的宽容在城中生活，新总督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与否毫不关心，也无兴趣。他对他们关于安汶大屠杀的抗议不屑一顾，使得这些英国人人心涣散，觉得自己处在极易受到伤害的境地，他们被敌人包围，明显没有脱逃之路。就算德卡彭铁尔选择模仿安汶岛的屠夫，他们也无法抵抗。
代理商们开会后做出了决定：立刻派侦察员出海，寻找合适的岛屿，建立新的英国大本营。公司总代理商准备写信给伦敦，央求董事会“把我们从荷兰不堪忍受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尽管他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侦察员们很快就带回了好消息。他们在苏门答腊南海岸线一带航行之后，偶然发现了拉滚迪这座低矮的小岛，他们很有信心地宣称，这座岛非常适合他们的需要。
他们为什么对这个荒凉的地方感到兴奋，至今依然不清楚，因为那里气候极为恶劣，也没有淡水水源。但在1624年10月，巴达维亚剩下的几个英国人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逃离了“那些背信弃义的人”，直接驾船去了拉滚迪。他们在那里竖起了旗帜，运来了给养，把拉滚迪改名为查尔斯王子岛。
他们刚刚在岛上安家，运气就再一次抛弃了他们。许多人死于热带的发热疾病和痢疾，剩下的几个可怜人花在掘墓上的时间与花在建造仓库上的时间一样多。几个月后这些人又开了一次会，幸存者们都选择重返巴达维亚，尽管做出这个决定十分困难。他们人少得不足以驾驶一条船，只好乞求一个荷兰船长带他们回港。迎接他们的是粗鲁的起哄声和“在公共市场被无情地鞭打作为惩罚”。
在这段麻烦不断的时期，来自伦敦的消息几乎难以使人感到乐观。尽管詹姆士国王一心想为安汶岛的滔天罪行报仇，但3年多之后他们才在英吉利海峡抓获了一支开往印度的荷兰舰队并把该舰队拖进了朴次茅斯港。这时，詹姆士国王已经去世，索赔一事就留给了他的继任查理一世国王。董事会终于看到了一个获得赔偿的机会，但他们刚刚拟定了一份冤情报告，就得知查理一世莫名其妙地放走了那支舰队。国王解释说他这种奇怪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荷兰人答应派一个谈判代表团到英格兰来，但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解释，有关查理一世收受贿赂的流言更让人们相信，国王已经和他们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据一份报告称，荷兰船长亲手交给查理一世30 000英镑；另有人说，有人送了他3吨黄金。荷兰人更是火上浇油地吹嘘说，他们从当铺那儿赎回了查理一世的珠宝首饰。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要进入最黑暗的时期了。驶往东方的船只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股价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年景好时，股东们每年可慷慨地认购20万英镑，而现在，公司差役能筹措到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就算运气好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司债务螺旋上升，失去了控制：审计员1629年春检查他们的账目时惊恐地发现，赤字已经超过了30万英镑。
公司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财务的危险状况，很不情愿地决定削减日常管理费和杂费。18名伦敦雇员是第一批感受到这次削减的人。他们的工资和经费被列在一张清单上，同时提出了节约用钱的建议。有几位会被解雇、工作效率低的人要相应扣工资，其他人则减薪留职。清单上的第一位是管账的泰恩先生，他的工资从100英镑降到“从前的比率”，即80英镑。董事会成员对此很抱歉，但解释说，从印度群岛回来的船太少，他没有太多的账要管。审计员汉森先生是第二个牺牲品，但当他听说裁减的斧头就要劈下来时，他选择了有尊严的辞职，风度翩翩地从他的岗位上离开了，为公司每年节约了100英镑。木材测量员杜希先生运气同样不佳：他每年50英镑的薪资被取消，从今往后只能按日付酬了。其他人发现，他们已经成了多余的人：理查德·芒特尼被告知，由于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他的工资已被“收回”。
这类小动作不过是装装样子，对挽救公司的颓势毫无作用。放弃了造船业务之后，是又一轮削减工资，到了1643年，公司迫不得已卖掉了德特福德的船坞。董事会写信给那些长期忍受磨难的代理商们说：“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些地区［指东方］维护我国的声誉，把事办好……［但是］我们必须勇敢承担重担，耐心静待，到时我们可能会发现，现在这难熬的日子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事业有益。”
在整个“难熬的日子”期间，董事们都紧抱一个希望不放，他们希望岚屿终有一天会重新回到他们手中。1632年和1633年，他们寄信给万丹的商人，命令他们重新占领岚屿，在接下去的一年中又派遣了一艘船去班达群岛，但因季风来得不是时候，那艘船被迫返回了万丹。1636年，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商人单枪匹马驾船去了内拉岛，要求归还岚屿。幸灾乐祸的荷兰指挥官欢迎了他，并告诉他，如果他划船去看看岚屿，就不会这么急吼吼地要求归还了。荷兰人越来越重视英国人对岚屿的持续兴趣，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降低甚至彻底消灭该岛的价值”。一个旁观者惊讶地看着荷兰人“摧毁岛上的建筑物，移走肉豆蔻树，把它们连根拔起，移栽到他们自己的内拉岛和普罗威［艾岛］上……最后他们还想方设法减少岚屿的人口，从而使英国人无法利用该岛”。
把消息带到英国的这个荷兰人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解职，因此一心只想报仇。他提出追索英国国王损失的赔偿，只要一点儿费用作为报酬即可，为此他被派往荷兰，配合英国大使的工作。他们两人提供了有关荷兰人酷刑的大量证据，其中包括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揭露了“班达总督的野蛮行径，包括烧杀折磨当地居民、抢劫他们的金银财宝和货物并摧毁肉豆蔻树和其他香料”。他们还有许多文件列举了过去20年中惨遭杀害的150名英国人，以及一份800人被卖为奴隶的清单。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完整记下了随后的谈判——冗长的控诉、抱怨和激烈的讨价还价。英国谈判团队在讨论索赔事宜上被赋予很大灵活性，但底线是岚屿应该重新栽种肉豆蔻树并归还给英国。除此之外，董事会要求一次性赔偿人财两方面的损失20万英镑。接下去几个月，这个数目逐渐下降，但荷方拒绝赔偿哪怕一个荷兰盾。
由于很不幸的巧合，在漫长的谈判期间，班达群岛进入了产量最高的时期，产出的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达到了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程度。我们现在仍能看到1633年到1638年的5年间的记录，出口到荷兰的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总量超过了400万磅。当然，这只是官方的数量。班达群岛的许多荷兰定居者通过暗地把肉豆蔻卖给土著商人和贸易商聚集起了个人财富。尽管荷兰当局严禁这种行为，但班达群岛险峻的海岸线使其很难受到监管，因此定居者要为香料找到买主是毫不费力的。
肉豆蔻种植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库恩赶走了群岛土著居民，代之以荷兰人的策略。他离开东印度群岛之前就宣布，荷兰东印度公司邀请人们申请班达群岛的土地。作为申请人免受外人进犯，雇用奴隶在种植园工作的条件，他们必须同意永久定居该地，并且只为公司生产香料。许多生活在巴达维亚的“自由民”——即合同结束后仍然留在东方的人——非常愿意接受库恩的提议，因此申请很快就潮水般地涌来。班达群岛被划分成数个小的区域，由68人负责耕种，幸存下来的班达岛民则被迫教他们如何种植肉豆蔻树。
成功和财富冲昏了大多数定居者的头脑，他们获得耕植土地必要的奴隶之后，就堕入放荡的酗酒生活之中。库恩本人曾抱怨说，大多数定居者“完全不适合开垦殖民地，有些比动物还糟”。在这一点上他没说错：这些人一般来说都很懒惰，不守规矩，需要采取严厉措施才能管住他们。一位公司雇员的日记写道，在一段为期5年的时间内，他目睹了下列惩罚：2人被活活烧死，1人被车压死，9人被吊死，9人被斩首，3人被处勒死，1人被枪打成碎片，这是荷兰人惯用的一种惩罚。
荷兰人此时已经完全掌控了班达群岛，英国董事们对收复岚屿开始感到绝望，特别是英国内战的爆发终结了立刻派遣一支舰队去东方的任何希望。“值此多事之秋，我们担心能够做到何种地步，”他们写道，“本王国的所有贸易和商业由于国内不幸的分裂而降至最低点。”断断续续的战斗、联络的中断、苛捐杂税以及海上不断增大的风险造成贸易尽失，董事们哀叹道：“正如这里贸易不佳，收入很少一样，整个欧洲的情况也很不妙，处于混乱之中。”
到了1656年冬，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难以维持了。40多年来，该公司的商人一直在努力与荷兰人竞争，派遣越来越不中用的船只前去香料群岛，紧紧抓住贸易的最后一丝机会不放。现在就连这也化为泡影：一度在泰晤士河上浩浩荡荡驶过的大型船队如今已成遥远的记忆。德特福德船坞已经被卖掉，仓库里空无一物，雇员加入了领救济食品的队伍，只有偶尔有某艘船艰难地从印度群岛驶回时才能拿到一点儿钱。
公司在海外的残余资产所值很少。仍然生活在万丹的代理商们几乎停止了贸易活动，在这个阴暗的时期，他们唯一的成功——获得了一船不错的胡椒——立刻就被荷兰人缴获并被他们得意扬扬地拖往了巴达维亚。在印度的西北海岸线，苏拉特的贸易站一度曾为公司获得丰厚利润。但它受到海盗的严重侵袭，当1630年的大饥荒扫荡了该城人口时，这个贸易站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打击。“这片土地几乎一人不存，”当时还生活在苏拉特的一个代理商写道，“大多数人跑掉了，其余的则死掉了。”他关于这场危机的生动描述使伦敦的董事们毫不怀疑，他们在苏拉特的贸易得花很多年才能重振雄风。“同样凄惨的是看到那些可怜人在粪堆里找食吃，哎呀，那真是野兽拉的屎呀……我们的鼻子时刻能嗅到尸体的臭味，因为他们把赤裸的尸体拖出来，什么年龄都有，男女都有，一直拖到城门外面，然后尸体就被扔在那儿，几乎把路都堵住了。”苏拉特从此成了一个鬼城，当代理商终于走出他们住地时，“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而从前这儿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看见女人把自己的孩子烤着吃，而行路的男人被抓住吃掉。”印度的商馆也因饥荒难以为继。公司在马德拉斯新开辟的殖民地曾一度带来了一线希望：圣乔治堡垒的城垛刚刚在海岸线上升起，当地手艺人受到编织印花布和擦光印花布印制的吸引，就成百上千地拥来。经过14年的相对繁荣之后，饥荒几乎消灭了当地人口，而且造成那一小支英国要塞卫戍部队大量减员。只有10名士兵和两位代理商活了下来，但就连他们公司也养不起了。董事们公开宣布，不久将派3艘船去东方，以结束公司的业务。
摊牌的时刻终于在1657年的1月14日这一天到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威廉·科凯恩召集所有仍在公司有投资的冒险商人开会。他当着面色阴沉的听众解释说，公司金库已空，没有复兴的希望。已经试过了所有方法，但所有希望均已破灭。虽已向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寻求帮助，但他多次借口“公务繁多”拒绝为公司提供帮助。随着科凯恩详述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商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项事业真的要完了。公司已入不敷出，无法生存下去了。在那个冬日黄昏太阳落山之际，冒险商人们决定放弃，公司终于宣布破产清算。
“兹决定卖掉该岛［岚屿］、印度群岛的海关、房屋及其他权利。”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写道。建议售价仅为14 000英镑，售价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上述大部分都是纸面资产。买主一旦购买，就有权拥有岚屿，以及万丹、苏拉特和马德拉斯的数家商馆，以及波斯的一个遥远的海关站点。既然业务已告结束，商人们便命令一个差役到股票交易市场张贴告示，为即将的出售做广告。
随着大门在那个阴沉的黄昏关上，冒险商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动。这就是一家曾开辟了一条通向东方的辉煌之路的公司的最终结局。东印度公司早期曾被寄予厚望。远征的先驱詹姆士·兰开斯特爵士、百折不挠的米德尔顿三兄弟、勇猛顽强的威廉·霍金斯……他们都曾冒着生命危险，驶往东印度群岛，有些人带回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量香料。泰晤士河边的码头曾一度飘溢着肉豆蔻的芬芳，泰晤士河口挤满了从印度群岛返回的船只。英国国王本人曾亲自派遣远征船队上路，而欢呼的人群则欢迎他们回家。
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到了该计算失败代价的时候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香料竞赛中，无数船舶沉入海底，有成百上千，也许是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安汶岛的受害者白白落得悲惨的下场。纳撒尼尔·考托普英勇地保卫岚屿，结果却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这座岛，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斗争之后被夺走了，现在的售价比一艘小船还低。对这种结局谁都不会感到骄傲。
这应该就是故事的结局了，一个公司和一场美梦最终灭亡前的挣扎。但伦敦的冒险商人并不知道，谁都不可能有机会出价收购东方剩余的资产，因为出售的消息刚刚发布，克伦威尔的上院便召集他们开会，这是一次讨论英国东印度公司未来的会议。
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他的国务委员会听到来自股票交易所的消息后着实吃了一惊。他们有太长的时间没有听取公司提出的主张了——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注定失败，除非组织一家可有效管理的股份合作公司，只有这种制度的公司才能防止私掠船破坏贸易。国务委员会听说公司的困境之后，就邀请商人们谈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宣布散会以考虑其裁决。
翌晨，国务委员会重新开会，很快宣布他们同意公司的主张，12天后这个决定得到了克伦威尔批准，公司从而得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国会拟了一份新的章程，并于1657年10月1日盖上了大印。英国东印度公司变为一家现代的永久性股份合作公司。当天，喜气洋洋的董事会成员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股票交易所登出了新的认股通知。伦敦的商人报之以无限的热情，不出几个月，就筹措到了786 000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可以与东方开展贸易了。
但商人们派遣的船只并没有驶往香料群岛。在艰难又绝望的岁月里，公司能够维持下去，全靠印度次大陆，公司仰赖的是苏拉特和波斯之间中等规模的生意，以及印度和伦敦之间更小规模的生意。尽管公司继续进口“长胡椒、白胡椒、白糖粉、腌肉豆蔻和‘myrabolum’（一种像梅子的水果）、毛粪石和各种各样的药物”，但香料已经不再是主要贸易品了。取而代之的是丝绸和硝石，后者是火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印度不用花钱就可以弄到。
随着香料群岛商馆的衰落，新的商馆在印度沿海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苏拉特正式取代万丹，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大本营时，大家都十分清楚，公司的未来已经永远地发生了改变。托马斯·曼爵士1667年写道：“看看外贸真实的样子和真正价值吧，它是国王的一大笔收入；是王国的荣耀；是商人的崇高职业；是艺术的学校；是穷人就业的机会，土地得到改善，海员生活有了保障；它是王国的壁垒；是巨大财富的源泉；是让我们的敌人闻风丧胆的战争资源。”
他的这番豪情壮志与之前的悲叹哀号形成强烈反差，而且随着公司财运旺盛，这份豪情也越来越高涨了。在查理二世国王的仁政下，董事会获批了更广泛的权利：包括获得领土、宣战、统领军队、行使民事和刑事司法权。董事会于1689年通过一项有关印度地方政府的决议，公司显然已在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董事会认为，好的政府可以促进利润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在印度建立我们的国家”。凭这句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故事实际上已成为英属印度的故事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时来运转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然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为奇特的曲折之处。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发黄的档案中，有少量文件不为人注意，也无人阅读。这批文件表明，纳撒尼尔·考托普曾英勇保卫的岚屿，将要带来大大超出任何人想象的红利。
伦敦商人从未放弃过收复岚屿的梦想，那是他们“古老且正当的遗产”，他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但到了公司进入破产结算时，他们才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一线希望。
1654年4月，英荷战争以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而告终，即《威斯敏斯特条约》，该条约规定，所有对损失的赔偿——一直延伸到几十年前的赔偿——必须最终加以解决。双方有3个月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自然是要求立刻归还岚屿，但也相应大幅提高了价码，他们还要求得到大班达岛。除此之外，他们提出高达2 695 990英镑的天价赔偿，要求偿还损失的收益和几十年来的累计利息。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他们处于谈判的强势地位，那他们会大吃一惊。因为荷兰人说，他们的贸易也受到英国人的严重破坏，因此同样索要300万英镑的赔偿。
负责处理索赔事宜的代表十分明智地选择不理睬他们，而是把时间花在了筛选证据上。调查的结果简单明确，而且对英方有利：荷兰必须立即将岚屿归还英国，赔偿英国损失85 000英镑，并再向安汶岛惨案受害者支付4000英镑。令大家吃惊的是，双方都同意了这个交易，于是他们正式签署了《威斯敏斯特条约》。近50年的仇恨、流血和互相敌视至少在纸面上“被一笔勾销，沉入遗忘之中了”。
在伦敦，英国东印度公司囊中羞涩的董事们勉强对条约的消息表示了热情。公司财务危险的状况，以及与荷方持续不断的法律纠纷使得立刻采取行动的希望不得不暂时搁置一边，直到克伦威尔出乎意料地为公司解围，也就是条约签署之后的3年多以后，伦敦的商人们才能考虑派遣一支远征队去岚屿。
公司的一位雇员杰瑞米·山姆布鲁克的一封信把大家的情绪调动了起来。山姆布鲁克最近去过岚屿，他向上司保证说，只要英国人“在普罗林［岚屿］定居下来，就会发现［和］附近群岛的居民很愿意到这里定居，耕种土地并与他们做生意”。他补充说：当地土著“对本国感情很好，肯定会做布匹等方面的生意并恢复肉豆蔻种植，直到岚屿像从前一样安宁”。山姆布鲁克还报告说，岚屿的肉豆蔻林重又茂盛起来，公司可望每年收获30多万磅香料。董事会听说后，立刻成立了一个岚屿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派出各种职业的60人去该岛定居，可以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其中要有“7个造房的木匠、7个泥瓦匠和石匠、6个园丁、4个铁匠和武器制造师、4个制桶工和2个管道工”，以及“20个14岁以上的年轻人和10个年轻农民”。岚屿将成为英格兰在东方的一个辉煌的殖民地。1658年冬，约翰·达顿船长被推选为岚屿首任总督，这个职位每年为他带来200英镑进项，外加费用补助100英镑，并有权带爱妻同行。他收到的命令是用“敲锣打鼓”的方式宣布英国占领岚屿。他在途中受邀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停留，顺带宣布了公司对该岛的占领。不幸的是，岚屿定居者的遴选时间过长，等到达顿出海时，英荷又滑向了战争边缘。他因担忧船只的安危，决定留在圣赫勒拿岛，听候进一步的命令。因此，1659年5月，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才接收了第一批居民，一个名叫詹姆士敦的小小定居点在岛的北海岸建了起来。
过了一整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才认为可以安全地派遣另一支船队去岚屿了。这一次，他们准备了4艘供应船，由约翰·亨特带队并为该岛又遴选了13名殖民者，他们每年薪水都是12英镑，除了人如其名的乔治·斯摩尔伍德（有“小木头”之意），“由于他个子很矮”，薪水只有10英镑。
这次航行目的明确：“国王以英格兰的名义授权船长和公司，以及他们指定之人，接收、占领、垦殖并保卫岚屿。”该岛要永久有人定居，殖民者有义务“守住这座岛屿”。
这批船只首先驶往圣赫勒拿岛去接等得很不耐烦的船长和达顿夫人，随后便直接驶去巴达维亚。达顿夫妇在此求见荷兰总督。总督开始很欢迎他们，主动告诉达顿，阿姆斯特丹的上司“命令并告诫”他，要他按照《威斯敏斯特条约》交还岚屿。但在批准他们航行之前，有一件很小的公务需要解决。他要求出示一封“出自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信，证明达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真实雇员。船长对这一要求没有提防：他手里没有这种信，他向总督解释后，总督回之以冷冰冰的目光并开始痛骂达顿，说英国又给荷兰人制造麻烦，这让他非常生气，“你们又揭开老疮疤，又提那些早已埋在地下的旧议题”。简言之，他不打算批准英国人前往岚屿。
达顿为他态度的变化感到吃惊，誓要立刻出发去班达群岛。他希望能说服当地总督让他们在岚屿定居，如果不行，就考虑用武力占领。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荷兰总督对他到达内拉岛非常愤怒，“顽固地拒绝交出岚屿”，并补充说，任何人若敢于试图登上岚屿，将以枪炮予以还击。
达顿并不惊讶，他早就怀疑英国可能被骗了，荷兰公司扣留“该岛多年之后，也许从来就无意把它交出来”，因为这座小岛是他们贸易血管中获利最多的一滴血。他有两个选择方案，要么回到巴达维亚，与荷方交涉，要么突袭岚屿。尽管有关他这次使命的记录已经丢失，但他似乎采取了第二种方式，但他发现，他的下属约翰·亨特坚决反对参与这项计划。既然已经失信于他的属下，达顿别无他法，只好写信给伦敦的董事会，告诉他们自己目前的窘态。这封信引来董事会对亨特的痛斥，他们认为他的懦夫行为难以与考托普40多年前英勇地保卫岚屿相比。“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写道，“如果我们的代理［亨特］有男子汉的脑袋和心脏，他……就会做出符合英国人英名的行为，而不是如此羞耻地临阵逃脱，让我们蒙受惨重损失，给全国人丢脸。”董事会对收复他们钟爱的小岛感到绝望，于是再次提高上次谈判未果时的要价，按他们现在的计算，赔偿已经“超过400万”。
在经历了所有这些烦扰和恐吓之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岚屿终于回到英国人手中时，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1665年3月23日，两艘英国船开进了岚屿的小海港，与一小帮荷兰贸易商接触，要求岚屿投降。接着他们签订了一项协定，荷兰人卷起了铺盖，两天后就驶往了内拉岛，留下英国人在那儿卸下他们的给养。“有关这一切，”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公司一无所知，因为他们的信件全在内战中丢失了。”
岚屿的解放是短暂的。英荷之间开战的消息刚刚抵达东印度群岛，荷方立即派了一艘船重新占领了岚屿。为了阻止英国人重新夺回该岛，他们在“岛上大肆破坏”，再次砍掉肉豆蔻树并把植被烧到只剩根部。岚屿成了一块光秃秃的、不能住人的岩体。
尽管荷兰人的高压手段没有激怒脾气温和的查理二世国王，却激怒了他的弟弟，脾气火暴的约克公爵詹姆士。得知东印度群岛传回的消息后，他立刻采取行动，作为强大的皇家非洲公司负责人，他决心复仇，雪洗前冤。“世界的贸易太小，容不得我们两家，”他傲气十足地宣布，“因此，我们必须见个你死我活。”1663年，詹姆士已经派出4艘船沿非洲海岸线航行并夺取了位于黄金海岸科索角的荷兰贸易站。大获成功之后，他命令船队越过大西洋，占领荷兰人霸占的新荷兰领土。这次悍然入侵是对40年前荷兰人在安汶岛犯下的“非人暴行”的回应。皇家委员会宣称“现在是灭一灭他们气焰，令其不敢再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詹姆士选择攻击曼哈顿的地点时，挑了一个比较容易下手的目标。曼哈顿的主要防御点阿姆斯特丹堡垒是一座破败的堡垒，四壁崩塌严重。岛上的军营和教堂属易燃的木质结构，外墙周围均是木房。曼哈顿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还缺乏武器。阿姆斯特丹堡垒的24门大炮都生锈了，毫无用处，能用的火药已经太过陈旧，而且是潮湿的。“如果我中午［发射炮弹］，”主炮手说，“到下午就会全部用完。”
英国人还有一个优势，他们的舰队要比从前威武得多。施托伊弗桑特从阿姆斯特丹堡垒眺望哈德逊河时，可以看见4艘船，共有上百门大炮。但只有一艘船“几内亚”号（Guinea）是战舰。其他几艘不过是船身腐烂的商船，是从朴次茅斯起航前匆匆忙忙改装出来的。船上的人数也被夸大了。施托伊弗桑特被告知，这几艘船的船员总数为800名。事实上，人数还不足一半。
不过，这位荷兰总督不顾一切，誓要战斗到底。但他的手下人听说了好战的英国士兵的故事后军心涣散，而新阿姆斯特丹已经没人能战斗了。当英国人提出让他们体面投降时，施托伊弗桑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1664年9月8日星期一，他把荷兰对曼哈顿岛的控制权交了出来，两小时后，他的一小队士兵“手持武器，击鼓扬旗”，离开了他们的堡垒。
查理二世国王听说英国占领了曼哈顿的消息非常高兴。“你可能已经听说我们占领了新阿姆斯特丹，”他写信给他在法国的妹妹说，“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我们已经占了上风，那里现已改名为纽约。”荷兰人并不欣赏查理二世的热情，他们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认为英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任何权利”占领曼哈顿。查理国王耸耸肩，对其抗议不予理会。毕竟荷兰人占领岚屿时也采取了同样的侵略方式，而他们对岚屿的正当权利比对曼哈顿岛更少。
和平解决问题无望，英荷两国再度卷入战争之中，他们在公海上一决雌雄，一打就是两年多，谁也占不了上风。英国人小有收获，他们俘获了两艘满载肉豆蔻、肉豆蔻干皮以及其他宝贵物品的东印度船只。船上载的货物价值巨大，塞缪尔·珀切斯为了一睹战利品，亲自到泰晤士河口去了一趟。“旷世难见的财富堆积如麻，”他写道，“每道缝隙都散落着胡椒，一踩就是。我在丁香和肉豆蔻上膝行。所有的舱房都满满当当，一卷卷的丝绸，一箱箱的铜板，我看见其中一个箱子被打开……那景象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
战争没有结果地拖延下去，最后双方于1667年3月同意在荷兰布雷达举行会议，讨论双方的诉求。英方的要求果不出意料，那就是要荷方对当年的暴行做出赔偿并立即归还岚屿。荷方也提出了相应要求，他们要英方为海盗行为做出赔偿并归还新阿姆斯特丹。尽管英国谈判小组在处理谈判时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在岚屿问题上一点儿余地也没留，国王要求他们“向大使表明，扣押岚屿是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牟取暴利，获得优势的最坚固的基石之一，但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对此，荷兰人的回应是熟悉的咆哮：“必须交还新尼德兰！”随着谈判陷入僵局并最终破裂，和平委员会介入进来，提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荷兰人保留岚屿，英国人保留曼哈顿。
英国人犹豫不决，害怕一签字就把最宝贵的财富给了别人。他们讨论了数日，却决定不下来，因此写信给伦敦询问意见。1667年4月18日晨，从伦敦来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简短的指令：“我们予以默认。”于是协议最终达成了。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布雷达条约》，这是一个灵活的解决方案，它巧妙地对导致血流成河的两座岛屿避而不谈，但大家都知道交换内容包含整个新荷兰，就写在第三条中。“从此，双方将以绝对的主权、财产权和拥有权保管并拥有他们以武力或任何其他方式从对方夺得并扣留的所有土地、岛屿、城市、堡垒、地区和殖民地……”
条约上的墨水逐渐凝固，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签署的是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文件之一。英荷双方以东印度群岛一座小岛与美国东海岸上一座大得多的岛互相交换，决定了纽约的命运。直到1667年，曼哈顿还是一个很小的贸易中心，人口不超过1000人，而现在，这里已准备进入其历史上一个崭新而又繁荣的时期，并且将一直繁荣下去，直到纽约市的名字传奇般地传遍全球。到了独立战争时期，纽约已经成为北美第一大都市，成了美国新都的自然首选。
英荷之间居然做成了一笔交易，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纳撒尼尔·考托普这个朴素的贸易商。47年前，他的英勇不屈像火星一样点燃了一连串不可阻挡的事件。他保卫岚屿的强悍，敢于顶住百倍于自己兵力的勇气，以及他对国旗的忠诚，都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战斗口号。然而，考托普的动机十分简单：爱国主义、责任感和对自己做的事正确性的决不动摇的信念。他始终知道，他会为他的理想而献身。事实上，他“每天每小时”都盼望着最后的终结。当他面对交出岚屿主权的最后机会时，他坚决拒绝。“不行，”他回答道，“除非我背叛国王和国家。”对考托普这个贸易商来说，有些东西极为宝贵，是不能交换的。
距考托普去世已过去近4个世纪，他被扔到了历史的边缘，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遗忘。曼哈顿的大街上没有展示他英姿的雕像，威斯敏斯特宫没有纪念他业绩的碑文。然而，他在岚屿的坚守却重新塑造了世界另一端的历史。尽管他的死令英国失去了肉豆蔻，却让英国得到了最大的苹果（“大苹果”是纽约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