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水火考验
纳撒尼尔·考托普被谋杀使库恩树立了一种似乎战无不胜的形象。在近4年的时间里，这个顽强的英国人一直是他的眼中钉，不断挫败他想统治整个香料群岛的野心。现在他死了，荷兰人没有遇到抵抗就控制了班达群岛。
在漫长的围困时期，库恩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印度群岛的其他地区。他从托马斯·戴尔爵士那儿逃走之后，就立刻重新集结兵力。他去了安汶岛，对手下人进行战斗训练，然后带他们回到雅加达，发誓要摧毁那里的每座建筑物。他抵达不到两天就带领上千兵力发起进攻。尽管当地人口是荷兰人的3倍多，但他们很快丧失了斗志，防线也崩溃了。库恩说话算话，他把塔楼和防御工事悉数摧毁，一把火把城里其他地方烧成了平地。那天结束之时，雅加达已不存在。当它从灰烬中再次崛起时，是按照库恩定下的，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首府”相符的规格重建的。它被取了新的名字巴达维亚，以纪念在荷兰定居的第一批部落。
库恩立刻把他的胜利告知了阿姆斯特丹。“这场胜利以及英国人的逃跑肯定会轰动整个印度群岛，”他写道，“这将加强荷兰的威望和名声。现在，人人都想做我们的朋友。”
库恩抵达爪哇一周内，就打破了势力均衡。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全部歼灭散布在广大的海域之内的英国船只。但他刚刚下达击沉阿拉伯半岛东面的所有舰船的命令，就有一个信使来到巴达维亚，带来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库恩得知，1619年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立即停止两家公司之间的交战，这让他非常吃惊。这份文件被称为《防御条约》，是第三次英荷协商的成果，这次会议是为讨论东方恶化的局势而召开的。多番争论之后，双方决定应“原谅并忘却”一切积怨，归还俘获的船只，释放俘虏，至于船主们，“无论其职位高低，从今往后都应像互相信任的朋友一样生活和交流”。此条约最重要的条款是，英国人应拥有香料群岛全部贸易的三分之一。作为回报，英国人同意采取积极行动，保卫该地区不受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侵袭。
扬·彼得松·库恩，约绘于1626年，这是他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时的样子。他打击对手时绝不留情，把大部分班达人都变为奴隶。“这些人十分懒惰，”他写道，“不可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好的作为。”
库恩得知这一条款后目瞪口呆。“英国人欠你们的情，”他写信给老板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逐出印度群岛，你们却又让他们回来……让英国人拥有三分之一的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连摩鹿加群岛、安汶岛和班达群岛的一粒沙都无权拥有。”公司大笔一挥，他所有的辛劳便化为乌有。
如果荷兰董事们知道东印度群岛的真实情况，他们是否会签署协议就不一定了。但他们的名字已正式签在上面，库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遵守条款，要么毁约。鉴于他对英国人的仇恨，他选择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使用了典型的灵活手腕。
该条约要求成立一支联合防御舰队，英方提供三分之一的人员、钱款和船只，荷方提供其余部分。这支舰队要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完全逐出东印度群岛，摧毁他们在马来半岛、中国和菲律宾的残余基地，并作为一支海军巡逻力量保卫对香料的垄断。库恩十分清楚，英国人手上能用的船只很少，考虑到这一点，他提议在广大海域进行漫长而耗时的探险。不出几个月，英国人就将感到他们难以满足条约的条件。
库恩此时发现了机会。他一直信誓旦旦要打垮班达群岛，但近几个月来一直犹豫不决，因为要进行任何军事远征，都得有英国舰船参与。库恩得知英国船只目前都在海上，因此此时提议进行一次大规模远征，英国人争辩说他们缺乏资源，库恩就谴责他们不按条约办事并傲慢地告诉英国人，没有他们参与他也要单独行动。1621年春，他的舰队抵达了内拉岛，在拿骚要塞的射程内下锚。他在这儿聚集兵力，组织了一支有13艘大船、36只驳船和3只送信船的舰队，以及一支有1600名士兵和80名日本雇佣军的军队，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打仗的专家。这是到过班达群岛最大的一支军队，还有一群被解放的奴隶、荷兰市民，以及拿骚要塞250名驻军作后盾。
尽管岚屿耻辱地投降了，但尚有少量英国人住在班达群岛。1个英国商人、2个助手和8个中国守卫定居在大班达岛。还有几个人在奈拉卡这座小珊瑚礁上继续象征性地抵抗荷兰人。库恩给这些艰难幸存下来的人送去信件，邀请他们参加将要开始的对大班达岛的入侵。他们全部谢绝了邀请，这个反应并不让库恩感到意外，因为已经有人告诉他，另有很多英国人正在秘密训练班达士兵。
即将进行的入侵使英国商人罗伯特·兰德尔有点儿为难。村庄的许多长老都坚持原来对英国国王的归顺，认为大班达岛从法律上说是英国领土，因此他们提醒兰德尔，任何对大班达岛的进攻实际上都是对国王陛下的进攻。兰德尔孤注一掷，想要拖延这场入侵，便给库恩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告诫他“不要使用暴力”。库恩接到这样一封信自然很不高兴，“他大发雷霆地把信扔掉，几乎都没读完一遍，并让人把信使赶出门去”。当这个可怜的人从灰土里爬起身来时，库恩警告他，趁能走的时候赶快逃，“因为他［在班达岛］无论看到谁，都会将其认作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的日子绝不会比当地居民更好过”。
进攻之前，库恩派他的快船“赫特”号（Hert）沿着大班达岛海岸线绕了一圈。结果该船遭到持续且非常精确的火枪射击，致两人丧命，10人受伤。据“赫特”号指挥官报告，他发现靠近海岸处有不下12座堡垒，而且该岛的所有山脊都修筑了强大工事，而且他亲眼看见了许多英国枪手。
大班达岛长期以来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的班达岛人，他们来到此地的荒野和难行的山岭间寻求庇护。据一个英国到访者说，这里是“班达群岛所有岛屿之中最大、也最富饶的一座岛，易守难攻，像一座城堡”。该岛北面海岸的伦霍尔村几乎是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它“位于一座尖尖的山头，用梯子爬上去都很难”。它共有3道防御工事，每道防御工事都配有大炮和火枪，可以有效摧毁过往船只。库恩的手下知道进攻这座岛会有什么风险，因此战斗还没打响就失去了信心。库恩为了鼓舞士气，进行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大谈光荣和命运，激励手下人为荣誉和勇气而战。接着，为了迷惑敌人，他让士兵在大班达岛的几个不同地点登陆。荷兰人打起仗来相当勇猛，他们爬上海边的悬崖，沿着山脊匍匐前进，想攻占关键阵地。这场战斗中的双方力量对比不均等，侵略者多次被击退，因为这里只要有一个人守卫就能挡住20人进攻。但到第一天结束时，荷兰人还是控制了大部分低地。他们得到了叛变的班达人的帮助。在战略要地拉科伊，一个土著为了得到250枚里亚尔的回报，带领入侵者穿过了一条后方暗道。而在奥兰塔塔，凡是愿意背叛同伴战士的班达人都可获得一小袋黄金的奖赏。通过贿赂、背叛和蛮勇的手段，大班达岛最终被荷兰人控制，伦霍尔的强大防御工事在第二天夜里一场艰苦战斗之后，也落入荷兰人之手。荷兰人在这次袭击中共损失6人，另有27人受伤。
领头的几个土著首领此时登船拜访库恩，献上黄金和铜币，要求讲和。库恩的条件很苛刻，要求他们必须摧毁所有防御工事，交出所有武器，发誓永不抵抗荷兰人，并把他们的儿子交出来作为人质，还要求他们只能把货物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承认荷兰的统治权。最后这一项条款意味着将来如有任何起义，将不会被视为战争行为，而是叛国行为，按荷兰法律，叛国罪可处以死刑。头领们正式签署了协议——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但库恩毫不怀疑他们会背信弃义。如果他们真这么干，他一定会予以坚决镇压。
罗伯特·兰德尔在整个入侵过程中明智地保持了低调。他与同事们把自己锁在英国仓库，“足不出户”，直到全岛失陷。但他的中立立场未能讨好荷兰士兵，他们“把我们的房子洗劫一空，抢走了我们所有的货物，杀了我们的3个中国仆人，把其余人的手脚都捆了起来（英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威胁说要割断我们的喉咙”。日本雇佣兵特别喜欢折磨俘虏：他们砍下中国人的头之后，就把砍下的头在英国俘虏脚边滚来滚去，对着惊慌的英国人哈哈大笑。接着，“他们拿出武器，把绳索套在总代理商的脖子上，拉着他的头让他的脖子伸长，准备处死他”。但他们并没有杀兰德尔。“他们手脚都被捆着（如前所述），像狗一样被人从岩石上推了下去，他们的脖子好像被摔断了，然后他们被捆着带到船上，用铁链锁了起来。”兰德尔坚信荷兰人已经下令处决他，但日本人没听懂这项命令。
库恩认为班达人无意信守条约，他这么想是对的。班达人缴上来的武器都生锈了，毫无用处，他们拆除的工事很快又修了新的城垛。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土著人都逃到大班达岛腹地的崇山峻岭中去了，在那儿对迷路的荷兰军队展开了游击战。有一次他们伏击了一大队士兵，杀了9个人，重伤25人。
库恩的船上还有45名土著头领，此时便将他们提来审讯。荷兰人动用了烙铁之后，他们才承认班达人从来都不打算接受投降条款，他们计划在几周内对荷兰人发起一场反攻。荷兰人听说后，决定把所有人质处死，行刑过程至少让一个荷兰目击者感到毛骨悚然且恶心厌恶：
44名俘虏［其中一个自杀］被带到城堡中，8个地位最高的头领被单独分开，据说他们就是要带头造反的人，其他人则像羊群一样被赶到一起。在城堡外用竹子围了一个围栏，把俘虏都赶了进去，他们被五花大绑，周围有守卫包围。然后宣读了对他们的判决，罪名是密谋暗算总督，破坏和平条款。宣读判决前，除他们的父母外禁止任何人进入围栏，违者处以死刑。被判死刑的这些人被带进了围栏，6名日本士兵也被命令进入围栏，他们用利剑把8位土著头领斩首并大卸八块，其余36人也遭到同样对待。这场行刑看起来很可怕。这些土著头领死去时一声不响，只有一个人用荷兰语说：“先生们，难道你们没有仁慈之心吗？”但这也于事无补。
发生的这一切如此恐怖，我们都惊呆了。这些被处死的人的头和尸块被人用竹尖挑起来示众。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上帝才知道谁对谁错。
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对此事的结束方式充满失望，没感到什么乐趣。库恩丝毫没有因为这么多班达人的死而良心不安。
“这些人十分懒惰，”他写道，“不可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好的作为。”但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会认为他的野蛮行径令人厌恶。他们写道：“我们曾希望能用更温和的方式处理此事。”库恩有理由对这种批评表示愤怒，因为正是这些董事们最初建议“应以强力制伏班达人，剿灭并驱逐其头领，重新迁入人口定居该地”。
长期以来，库恩一直在考虑重新迁入人口一事。现在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整个班达人群体集中起来，运到巴达维亚当奴隶卖掉。从班达群岛运走的人口总数至今仍不清楚，但其中一艘船的登记记录显示，这艘船运载了近900人，其中四分之一死于途中。
对班达群岛的征服几乎全部完成了。剩下的土著全都任由库恩摆布，他们的领袖已死，防御工事被拆除了。英国人也不再是威胁。岚屿被围困之后的幸存者不是被囚禁在艾岛，就是用铁链拴在这艘或那艘荷兰船上，再闹事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因此库恩此时起航回巴达维亚和荷兰去了。途中他特意在安汶岛停留，提醒总督赫尔曼·范斯皮尤特要当心任何可疑的活动。他坚信英国人肯定会报复荷兰人，不是在安汶岛，就是在班达群岛，他告诉范斯皮尤特要把任何阴谋消灭于萌芽状态。“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命令办事，”范斯皮尤特答道，“如果我们听说任何阴谋……我们将按你的指示毫不迟疑地公正处理他们。”
范斯皮尤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库恩的命令，他雇用了一个大型间谍网络，向他报告城里的任何可疑活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全欧闻名，被称为安汶岛大屠杀，它摧毁了英国人想收复香料群岛失地的任何希望，也使英荷走到了战争边缘。
安汶岛对荷兰人非常重要，它既是战略要地，又是香料产地。兼具战略和香料出产的重要性。它不但是驶往班达群岛的船舶停靠的主要港口，而且丁香产量丰富，其28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都用于种植丁香。汉弗雷·菲茨赫伯特船长在他的《班达群岛和摩鹿加主岛简述》（Pithy Description of the Chiefe Ilands of Banda and Moluccas）一书中写道：“安汶岛就像班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之间的一个女王，几家商馆的努力工作使这里变得很漂亮，荷兰人显然很喜欢这个地方。”库恩选择安汶岛的城镇作为他在香料群岛的总部并下令建造一座“极为坚固的城堡”，使他可以在城堡里监视驶向班达群岛的所有船只。
安汶城堡的一边紧贴海边，一条9米多宽的护城河把城堡的其余部分和城镇隔开，河里灌满海水。城堡的墙上都有坚固防御，各角都有塔楼，每座塔楼都安装了“6门大炮”。城堡驻军由200名荷兰士兵和一队自由民组成。除此之外还有400名“mardikers”，即自由土著。他们可以招之即来，保卫城堡。海港中有8艘荷兰战舰停泊，作为纵深的防线。
英国人不大可能持续对抗荷兰人。库恩起航去阿姆斯特丹时，居住在东印度群岛的一小帮英国人正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从伦敦得到的支持很少，他们守卫的商馆大多破败不堪，处于半废弃状态。所有商馆都濒临破产，实际上已放弃了香料贸易。1622年冬就曾讨论过关闭商馆的问题。只是因为大家认为需要听取伦敦的意见，才推迟了最后的决定。
安汶岛的英国小商馆地处其主要的城镇，该城镇也叫安汶。商馆里有十几个人。在同一座岛上的希图和拉利卡两个村庄，还住着少数几个代理商，因此英国人总数共有18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有商人、水手、一个裁缝，还有一个兼做外科大夫的理发师。这些人的所有武器集合在一起，不过三把剑、两杆枪。总代理商是加布里埃尔·托尔森，就是那位娶了威廉·霍金斯的遗孀、亚美尼亚王室小姐为妻的商人，他经商经验丰富，选择在东方定居。他是个了不起的幸存者，寿命超过了他所有的同时代人很多年。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能很快适应不熟悉的环境，精明地掌握了东方习俗。他比较懒惰，但很可靠，喜欢讲排场，却又特别讲求实际。他驻扎印度艾哈迈达巴德时，新任英国大使托马斯·罗爵士曾抱怨说，托尔森“来这儿时带了很多仆人、一把小号，比我还张扬”，这清楚表明，托尔森知道怎样引起莫卧儿宫廷的注意。他很不信任荷兰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对安汶的荷兰总督赫尔曼·范斯皮尤特并无恶意，因为后者曾帮助他为英国代理商安排住所。事实上，正当范斯皮尤特怀疑他在搞阴谋时，托尔森却给万丹的上司写信，要他们给这位荷兰总督写一封感谢信，“并赠送一些啤酒或一箱烈酒，他会接受的”。托尔森和他的手下是荷兰城堡的常客，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出入，来去自由。托尔森本人经常与荷兰总督共同宴饮，总是带着对荷兰总督“礼貌”和“关爱”的迷恋离开。
很快，托尔森就会知道这些彬彬有礼的行为多么空洞。1623年2月10日夜晚，一个在城堡墙根巡逻的荷兰哨兵撞上了一个日本雇佣兵，城堡的荷兰管理机构按期雇用日本人，约有30名日本人为城堡服役，但正规守备部队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被安排住在城里的一幢房子里。这个日本人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引起了哨兵的怀疑，在守夜结束时，这个哨兵便告诉他的同事，城堡里有暗探潜伏。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总督耳朵里，他逮捕了那个日本人并更加仔细地进行了讯问。那个日本人承认，他是问过有关城堡防御力量的问题，但他说，这只不过是出于好奇而已，“没有任何邪恶企图”。他说了解巡查情况是士兵们的通行做法，“这是为了知道他们自己要站多长时间岗”。
安汶岛维多利亚堡垒。该岛所有英国人受折磨和被处死的地方。据荷兰人称，英国人曾想攻占城堡，但这种说法不足为凭。
这个回答本可让大多数人满意，但范斯皮尤特完全不相信，他下令给这个人上刑。据一份荷兰官方报告记录，他“忍了相当长的时间”，但酷刑最终达到了预期效果，那个可怜的家伙终于“招认”说，日本人已经在密谋武力攻占城堡。这种密谋让人难以相信，简直可以说荒唐可笑，但荷兰人听说后十分惊恐，竟把其他的日本人全部抓了起来，也都施以类似的酷刑。在此期间，“往来城堡处理自己事情的英国人看见了这些囚徒，听说了他们受折磨的事以及他们被指控的罪行”。56个小时之后，荷兰审讯者得到了他们一直想要得到的回答。遍体鳞伤的日本人承认英国人是共谋，是托尔森和他的手下唆使他们阴谋攻占城堡的。
当时有位名叫埃布尔·普赖斯的英国外科大夫被单独关在城堡的地牢里。普赖斯是一个酒鬼，他因鬼混了一个晚上之后威胁说要放火把一个荷兰人的房子烧掉，给自己惹上了麻烦。现在荷兰人决定对普赖斯用刑，看他知不知道这场阴谋。黎明时分，他被带去见荷兰执法官员，当时他喝醉了，脑子还是晕乎乎的。荷兰审讯官跟普赖斯讲了日本人的供述并让他看了他们的伤势，几乎没有动刑，普赖斯就“无论问什么都招了”。事实上，他们都没问他什么问题，只要求他承认他们关于事件的说法就行。据荷兰人的记录，普赖斯很配合地招认了，他说：“在新年这天，托尔森船长把那些英国商人和其他官员叫到一起，先让他们手按《圣经》宣誓保密和忠诚。然后托尔森对他们说，荷兰人很讨厌我们，对我们既不公正也不尊重，因此，他想亲自报仇。如果他们愿意效忠他并帮助他，他知道怎样夺下城堡，但有些人反对说他们力量太小了。听到这种说法，托尔森船长回答说，他已经说服日本人和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愿给以协助。（据他说）他不会缺少人手，因为大家都愿意参与。”
普赖斯接着详细描述了进攻的计划。他说，首先由日本人进入城堡，杀死哨兵和总督。他们得手后，其他人就攻破大门，杀死所有不肯投降的荷兰人，得胜后分享钱财和货物。
“我听说这个阴谋之后非常震惊”，范斯皮尤特得知他的供认之后说。他当然应当感到震惊，因为英国人根本无法攻陷这样一座重兵把守的城堡。即使他们在整个安汶岛挑起叛乱，这项计划仅凭三把剑和两把枪也注定要失败，而发起这样的进攻却不在近海安排一艘船预备逃跑，简直可以说是自杀行为。但库恩告诫范斯皮尤特要提防的就是这种阴谋。因此，总督决定，他有义务更仔细地调查这件事。
他借口要讨论一些重要商务，传话到英国人的住所，要他们立即到城堡来。大家都响应了召唤，只留下一个人看守房子。他们刚被带到范斯皮尤特面前，就被指控阴谋造反，并被告知他们将被关押起来，等待“进一步通知”。托尔森被关在英国商馆内，由一队荷兰士兵把守，而埃马努埃尔·汤姆森则被扣押在城堡内。其他人如约翰·贝奥蒙特、爱德华·柯林斯、威廉·韦伯、埃弗莱姆·兰姆塞、提摩西·约翰逊、约翰·法多和罗伯特·布朗等都被拴上铁链，扔到一艘停泊着的荷兰船上。过后，住在希图的塞缪尔·柯尔逊、约翰·克拉克和乔治·夏洛克斯，以及住在拉利卡的威廉·格里格斯和约翰·塞德勒也都被带到了安汶。最后，卡姆贝罗的约翰·珀尔，约翰·威德罗和托马斯·拉德布鲁克也被逮捕并囚禁起来。然后荷兰人把英国人的房屋洗劫一空，没收了所有商品，包括箱柜、书籍和信件等。
这些英国人仍然不知道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因此很坦然地面对监禁。他们与范斯皮尤特一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信误会很快就会澄清，然后放他们出去。但他们错了，因为就在卡姆贝罗的最后一批囚犯到达之前，最初的酷刑已经开始了。
162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叙述了整个过程，标题是《关于安汶岛的英国人如何被不公正对待以及残酷和野蛮虐待的真相》（A True Relation of the Unjust, Cruel and Barbarous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nglish at Amboyna）。尽管为后人描述了所有酷刑的细节，这册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还是成了英格兰的畅销书，共出了十几版，该事件过去40年后还有再版。这本书对英国公众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人都争相要求对荷开战。这册报道甚至在荷兰也引起了轰动，荷兰国会承认其细节恐怖。
约翰·贝奥蒙特和提摩西·约翰逊是第一批被叫到荷兰执法官员面前的人。约翰逊被带进行刑室，浑身发抖的贝奥蒙特则被留在外面，由士兵看守。这种改进过的用刑方法使他能够在自己被扔进行刑室前听到他朋友受折磨的声音。他没等多久，那位官员就开始对约翰逊用刑。贝奥蒙特听见他“可怜地喊叫，然后静了一会儿，接着叫喊声又大了起来”。荷兰人让约翰逊“尝了一下受刑的滋味”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之后用车把埃布尔·普赖斯推了进来，逼着约翰逊指认他。“但约翰逊还是没有承认任何事情，”报告中写道，“很快又把普赖斯带了出去，再次给约翰逊上刑，贝奥蒙特听见他有时大声叫喊，然后安静下来，接着又大叫起来。第二次审讯持续一小时后，约翰逊终于被带了出来，他哭泣呻吟着，全身湿透，身体各处都有烧伤。”他被扔到一个角落，“由一个士兵看守，不让他跟任何人说话”。
接下来进入行刑室的是埃马努埃尔·汤姆森。他51岁，已经是个老人，但年老体弱并没有让他免于可怕的审讯。他忍受住了一个半小时的折磨，尽管人们听见他“多次凄惨地号叫”。
最后，执法官叫来一直在行刑室外不住发抖的贝奥蒙特，他被反复讯问，“但他对一切都死不承认”。然而他拒绝承认也无济于事，他被人用布条勒住脖子，吊在墙上，向他展示血淋淋的刑具。但还没来得及使用，总督就突然停止对贝奥蒙特用刑，宣布说“因为他年纪较大，可以宽限一两天”。
次日是星期日。范斯皮尤特用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参加城堡小教堂的礼拜仪式，跟着那些审讯员便继续用刑。第一个进入行刑室的是罗伯特·布朗，他是一个裁缝。执法官还没来得及对他用刑，他就吃不住招供了。接下来的柯林斯则给他们造成了更多麻烦。当被告知对他的数项指控时，他“发毒誓并破口大骂”，拒不承认一切指控。这让执法官很生气，他让手下人“把他手脚紧紧捆在岩石上并用布条捆住他脖子”。当柯林斯发现要受刑时，就乞求把他放下来，答应招认一切。但他刚被放下来，就再次否认知晓任何阴谋，他说既然他们非要用刑“屈打成招，哪怕说假话也无所谓，那就帮帮忙，干脆直接告诉他想让他招认什么，这样他照说了就能避免受刑”。
“执法官说：‘什么？你在戏弄我们吗？下令再给他用刑。’于是他们对他施以水刑，他忍受不住就再次乞求把他放下来，让他招供。这回他自己想出了一个花招，跟他们说，在大约两个半月前，汤姆森、约翰逊、布朗和法多当着他的面策划借助日本人偷袭城堡。这时，执法官打断他的话，问他托尔森是否参与了密谋。他回答说：‘没有。’”
“‘你撒谎，’检察官说，‘他难道没有把你叫到面前，跟你讲荷兰人每天的虐待逼他想出了这个计划，要你同意并帮助他吗？’”
“‘是呀，’坐在旁边一个名叫约翰·朱斯特的荷兰商人插嘴说，‘你难道没有手按《圣经》起誓，严守机密吗？’”
“柯林斯发誓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于是他们又把他捆起来。他马上说刚才他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执法官问他其他英国代理商是否同意这项密谋。他回答说：‘没有。’检察官又问他雅加达的英国总督或班达的威尔顿是否也曾密谋策划或知道其事。他又回答说：‘不知道。’”
此时，执法官问柯林斯日本人计划如何偷袭城堡，可怜的柯林斯“支支吾吾地想要虚构一些可信的故事”，但最后还是转向执法官，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执法官很愿意帮忙，给他提供了他想听到的故事：“日本人是不是要占领城堡的每个重要位置，然后再派几个人到总督门口去，等到外面乱成一片，总督出来看怎么回事时，日本人就把他杀掉，对吗？”
那些行刑者听见执法官引导柯林斯说这些话，都大吃一惊。站在近旁的一个人对执法官说：“别跟他讲应该说什么，要他自己说。”又拷打一番之后，柯林斯问什么就承认了什么，随后就被拴着铁链带走了，“他很高兴不用再受刑了，也肯定他会因认罪而被处死”。
接下来是塞缪尔·柯尔逊，希图的代理商。他见到柯林斯时悲痛欲绝，“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他选择承认一切，“所以就被放了出来，他一路哭着、哀号着，抗议说自己是无罪的”。
约翰·克拉克也来自希图，他是所有人中最能抗的，一项罪名都不承认。“他们用水与火折磨”了他长达两个小时，他依然坚持自己无罪。他跟其他人一样，也被施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刑”，受此刑后身体会发生古怪的变形。“他们先用绳子把他双手捆起来，吊在一扇大门上，然后用两根铁钉把他固定在两边柱子的顶端，尽量拉开两手距离，双脚也被用力拉开，离地两英尺。”之后，他们用一块厚帆布蒙住他的脸和脖颈，只在头顶留一个开口。接着，“他们慢慢从他头上灌水，直到帆布里装满水，淹到嘴和鼻子，比鼻孔稍高，这样他就透不过气来，必须把水吸干才行”。
水刑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他鼻子、耳朵和眼睛都冒出水来，经常被水呛得透不过气来，最后因一口气出不来而晕厥过去”。这时，行刑者就得迅速采取行动。他们把帆布从他的头和脖颈上取下，“让他把水吐出来”，等到他缓过气来，“他们又把他套住”。
克拉克连续忍受了4次这种可怕的折磨，“直到他的身体肿得有原来的两三个大，双颊鼓得像两个大气袋，眼珠瞪着像要爆出来一样”。但他仍然拒绝认罪。这时，执法官和用刑者担心起来，他们“说他是个魔鬼，不是人，或者肯定是个巫师，他至少会点儿魔法，要不就是被施了魔法，不然怎么这么能忍。于是他们把他头发剪短，以为他头发里面藏着什么巫术”。之后他们简短地讨论了一番，是否要继续拷问。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于是，“他们又像之前那样把他吊起来，然后用燃烧的蜡烛烫他的脚底，直到脚上滴下的油把烛焰浇灭了，然后他们又重新点燃蜡烛烫他的脚，还烫了他的肘部、掌心，以及腋窝，直到他皮开肉绽”。
最后，他被放了下来，“由于被折磨得疲倦不堪，无法忍受，问他什么他都承认”。他们把他的供述写在纸上，“把这个可怜的人狠狠折磨了一番之后，就让4个黑人把他抬进地牢里，他在那儿躺了五六天，没有医生为他包扎伤口（他的肌肤已经腐烂），直到恶心的蛆虫从他身上爬出来”。用刑者们在这场暴行之后精疲力竭，“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安息日的工作”。
接下去的一周里，其他的英国人被一个个带进行刑室，大家都忍受了不同程度的肉体摧残，然后身上带着烧伤、流着血，伤口处腐烂化脓被扔进城堡的地牢里。格里格斯一开始就认罪了，因此免于被烧。法多是忍受了水刑之后才崩溃的，然后贝奥蒙特这个老弱病残者被第二次抬了进去。他的几个已经受过折磨的同事被带进来指认他，但贝奥蒙特“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发誓”，不承认任何指控。执法官很快就厌烦了，不想再等他供认，就把这个执拗的俘虏“吊起来灌水，直灌得他的五脏六腑都要炸裂了”。忍受了一两小时后，“他承认了执法官的一切指控”，“他的腿被一个铁栓用两道铁链拴住，然后被人抬进了监狱”。
乔治·夏洛克斯急于躲过折磨，便编起了故事。他坐在水桶下，周围围满了蜡烛，被告知如果拒不承认，就会被残忍折磨，然后“头朝地脚朝天地在绞刑架上吊死”。这对这个可怜的人来说难以忍受，他开始漫无边际地讲起他们如何策划反对荷兰人的故事来。由于禁止俘虏互相交谈，他的故事跟其他人讲给执法官听的几无相似之处。夏洛克斯不断否认托尔森曾就此话题跟他谈过，并说他因为住在岛的北面，在所谓的阴谋策划之前，已经有4个月没见过他的同胞了。尽管他做了这些辩解，但他的供词已经拟好了，荷兰人向他宣读了一遍，问他是否属实。“不”，夏洛克斯回答。执法官说：“那你为什么承认呢？” 夏洛克斯回答说“因为害怕受刑”。听到他这样说，“执法官和其他人大发雷霆，骂他撒谎，既然他嘴里已经承认，那就是真的，因此就应该认罪”。
最后，加布里埃尔·托尔森被带进审讯室，他“坚称自己无罪”。执法官告诉他，所有的人都指控他要谋反，跟着就命令带3个人进房间，当着托尔森的面重申他们指控他的罪行。柯尔逊是第一个被带进来的：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一声不响地站着，羞愧地低垂着头。最后他被告知，如果他不开口，就会再折磨他。这时，柯尔逊“冷冰冰地确认了”他的供词。接下来被带进来的是格里格斯和法多，他们站在托尔森面前，然后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托尔森“严肃地训斥了他们，告诫他们将面临上帝的最后审判，所以他们只能讲真话，而不能有半句虚言。这两人立刻在他面前跪下来，请他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他们，并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说，他们以前的供认多不属实，只是为了避免折磨才那样说的”。听到这儿，执法官大发脾气，威胁说要再用刑。“他们因为无法忍受，便承认以前的供认属实。”
托尔森一声不响地低下了头，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指望了。格里格斯和法多都没法忍受再被用刑，已同意签署有罪声明。格里格斯签署认罪书时，问执法官：“惩罚会落在谁的头上，是落在被迫承认假话的他的头上，还是落在强迫者头上？”这时，执法官离开房间与范斯皮尤特商议，回来后命令托尔森签字。“好吧，”他说，“你让我指控自己和别人，那是假的，上帝知道：因为上帝是我的见证，我就像新生的孩子一样无辜。”
别的人在认罪书上签名之后，荷兰人对托尔森做了什么，至今仍不清楚。毫无疑问，他肯定受到了最野蛮的虐待，但他忍受住了折磨一直到最后一刻。据两名幸存者后来记录，范斯皮尤特的手下使用了更为残忍的手段，如“劈开脚指头，刺穿胸脯，在里面放进火药，然后点燃，把他的身体烧得残缺不全，根本不管他是否有罪”。据说被烧灼后的肌肉刺鼻难闻，在城堡的地牢里，“没人能够忍受那股气味”。
这场折磨之后荷兰人休息了两天，然后所有囚徒被召集到城堡大厅中听候发落。有几个人相信他们受的折磨可能会引来同情，他们肯定会被流放，而不会被杀害。但范斯皮尤特不是一个以宽恕著称的人。他坐在一张大桌子边，两边站着军官，严肃地“陈述了对他们的指控”。所有人都认了罪，除了托尔森，他不断抗议自己无罪，执法官勃然大怒。大家等着宣读判决书时，托尔森又一次“被带进审讯室，身后跟着两罐水”。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受了什么样的折磨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因为再看见面容憔悴惨白的他就是在绞刑架前。
执法官宣读判决之前，“他们向上帝祷告，祈愿上帝能够在这令人沮丧的时刻掌握他们［审判委员会］的心并用公正和正义唤醒他们”。祷告结束，执法官宣布了判决。托尔森被判处斩首分尸并在柱子上悬首示众。其余的人与日本同谋犯一起免于被分尸，被判砍头。正当这些人心惊胆战地听着，荷兰军官中发出了一阵低语声。他们意识到，处决所有的人，他们就得自己承担处理英国商馆后事的重任。为此，他们决定开释两人，令其料理公司事务。贝奥蒙特是被开释的其中一个。他很幸运地有一个荷兰商人朋友力主释放他。荷兰人选择第二个人时决定让柯尔逊、汤姆森和柯林斯三人抓阄。他们跪在冰冷的石板路上，双手合十，一同祷告。祷告完毕，他们把手伸进抽签盒里。柯林斯抓到了正确的阄，被正式释放了，其余两人则听天由命，只求一死了。
这些俘虏被领回到囚室中，度过行刑前的最后一夜。荷兰牧师来看他们，“告诉他们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告诫他们要真诚地忏悔，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伪装是危险且无望的”。英国人继续抗议说他们是无罪的并“对牧师说，大家都会领到圣餐，从而盖上罪行得到宽恕的印章，以此确认他们最后的清白”。这让牧师完全无法忍受，回答说绝对不可能。
柯尔逊此时向牧师乞求是否能问一个问题。“你说现在如果伪装是很危险的，”他说，“但请告诉我，如果我们清白无罪，而且又真正地信仰耶稣基督，我们将得到什么回报呢？”
对此，牧师早已准备好了回答：“你讲得有多清楚，你所得到的拯救程度就有多大。”这篇叙述继续写道：
听到这话，柯尔逊站起身来，抱住牧师，把塞满钱的钱包交给他说：“愿上帝赐福与你。请告诉总督，我完全原谅你。我求你劝他为给我们这些可怜无辜的人造成的惨剧忏悔。”
此时，所有的英国人都表示同意这番话。
接着，法多当着牧师的面对其他人说道：“我的同胞和兄弟们都在这儿跟我一起被判死刑。我要告诫你们，你们在上帝最后审判时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是否犯下了我们被指控的罪名，以便良心清白，说出真相，让世人满意。”这时，塞缪尔·柯尔逊大声说：“我是清白的，并未犯罪，上帝啊，请原谅我的一切罪行，如果我多少有罪，那就让我永远不能享受天堂的欢乐。”听到这话，其他的人都喊着：“阿门，阿门，大慈大悲的上帝！”讲完话后，由于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自己诬告的是谁，于是他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请求宽恕他们的诬告，这是折磨的痛苦和对折磨的恐惧所致。他们都宽宏大量地互相原谅，因为人人都被诬告，又都诬告了对方。
荷兰牧师们看到这些死刑犯表明清白的场面深受感动，其中一个人主动提出送他们一桶红葡萄酒，以便他们能够“借酒浇愁”。但他们不愿意以醉酒来打发临终的时刻，坚辞不受，而是向牧师要来墨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写下他们临终的无罪誓言。其中一篇有塞缪尔·柯尔逊的签名，写在他的一本《大卫王诗篇》（The Psalms of Daviol）上，最后被带回到了欧洲。誓言写于1623年3月5日，当时他“被铁链锁在‘鹿特丹’号上”，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塞缪尔·柯尔逊，是希图村的前代理商，因涉嫌谋反而被捕。不管怎样，我是死定了。我没有别的办法让人了解我的清白，只能写在此书中，但愿某位好心的英国人能够读到。我在此向上帝宣誓，我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谋反，也希望耶稣的受难能让我的罪孽得到救赎：我知道这里的所有英国人和这个世上的人都是无罪的。我讲的是真话，愿上帝保佑。——塞缪尔·柯尔逊
威廉·格里格斯也在临终之夜潦草地写下了几行字：“我们因为受刑而违心地说了假话，其实我们从来不打算这样，从来没这么想过。在我们临终并将得到拯救时，那样做只是因为我们受了水深火热的极刑，身体难以忍受……再见吧。写于黑暗中。”
安汶大屠杀深深地震撼了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忍受了水与火的酷刑，被炸药炸断肢体。在忍受了—个星期的野蛮虐待后，他们被荷兰指挥官处决。
托尔森如何度过了他最后一夜已经无从得知，因为他当时依然被单独关押，无法与他的同胞们交流。他所写的一切都被没收销毁，除了几行字以外，那是他写在公司欠账单上的。账单偷偷转手，直到落入班达群岛一个英国代理商手中：“我心坚定，加布里埃尔·托尔森，此时被赐一死，但绝未犯我被指控的任何罪行。愿上帝宽宥他们的罪行，显我以怜悯。阿门。”
托尔森受的苦至少与其他人一样多，这从被开释的贝奥蒙特的叙述中能清楚地体现。他在行刑的早上去看托尔森，“发现他孤单单地坐在一个房间，情况极为凄惨，他受刑后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他无力地抓住贝奥蒙特的手，向他祈求说，如果他回到英格兰，麻烦去找他弟弟比林斯利，向其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他说：“这你最清楚不过了。”
晨曦初露时分，响彻城镇的击鼓声和士兵的沉重脚步声提醒着犯人他们即将被处决。击鼓是为了召集想观看即将开始的屠杀的观众。处决犯人在安汶岛算是一种有趣的活动，到处张灯结彩、旗帜飘飘，有乐队在演奏，还有大批人群“拥上前来，想一睹荷兰人征服英国人的盛况”。与此同时，犯人在大礼堂最后一次集合，门口站着那两个“被赦免开释者”，这两个人已经依据总督命令被释放。死刑犯向他们最后一次告别并庄严地要他们“向英格兰的朋友们作证……他们不是作为叛国者被处死，而是惨遭荷兰人杀害的无辜的人。他们向上帝祈祷，愿上帝原谅他们的血腥罪恶，对他们的灵魂怜悯以待”。
他们在大厅度过最后的时刻时，日本犯人被带了进来，靠着对面的墙沿墙根排成一行。这一景象让英国人和日本人都很生气，因为各方都以为是对方造成了他们目前的这种惨剧。一个日本人绝望地说：“你们这些英国人，我们此生在什么地方和你们一同吃过饭，一起交谈过，［谁曾记得］看见过你们？”英国人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告我们呢？”直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他们被荷兰人欺骗到了何种程度。“这些可怜的犯人意识到他们为并未发生的事而错怪了对方，便把受刑的伤处给对方看，如果把石头像这样烧，也会烧变形呀。我们身上还剩下多少血肉哟。”
于是，这些犯人互相拥抱在一起，随后他们被带进院子里，在那儿一个站在走廊中的军官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他们在院子里与托尔森重逢，后者身上的伤口化脓溃烂，几乎连路都走不动。接着，他们在5队士兵的押解下，被排成一行带到了行刑场地，这是一列长长的阴郁的赴死行列，他们在欢呼的观众群里穿行而过，最后来到行刑场。
大家站好面对行刑官时，塞缪尔·柯尔逊从他兜里掏出一张简短的祷文，最后是一段不服判决的无罪誓词。念完后，他就把纸扔向空中，看着它在空中高高飞扬，直到被一个士兵抓在手里，立刻送到总督那儿。
犯人一个个来到断头台前。行刑官开始其血腥工作之前，每个人都以清楚的声音宣称，他们是清白无辜的，并未犯任何被指控的罪行。“就这样，他们一个个十分开心地接受了那致命的一刀。”
只有托尔森被单挑出来享受特别待遇。作为这一小队英国人的领导，他被赐以特别荣誉——他被砍头之前，荷兰人在断头台上铺了一小块天鹅绒。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收到一张费用清单，还把这块天鹅绒的账也算进去了，理由是它浸透了血，不能再用了。
如果范斯皮尤特对他的不公判决还有任何不安的话，那就是害怕遭到天谴。“就在行刑的那一瞬间，天突然暗了下来，刮起了一阵狂风，把港湾中的两艘荷兰船从泊位上吹走了。”更糟的还在后头。犯人处决后两周不到，“安汶岛大疾肆虐，前所未见，人们大叫说这是上帝因为英国人流了冤枉的血而降大灾了”。疫病过后，超过四分之一的岛民丧生。幸存下来的英国人被这一系列事件宽慰，因为他们回忆起埃马努埃尔·汤姆森临终前说的话：“他绝不怀疑上帝会证明他们是清白无辜的。”
巴达维亚那几个英国人对这些事件毫无所知，直到他们遇到刚从海港船上下来的两个面色苍白的英国人。当被要求解释一下他们可怜的遭遇时，他们讲述了安汶岛大屠杀的情况。英国人听到后大为震惊，立刻向新任荷兰总督彼得·德卡彭铁尔提出抗议，谴责范斯皮尤特“独断专行、监禁以及折磨并血腥处决英国国王的臣民”，他还“直接违反条约，没收他们的财物，使英国国王蒙受羞辱并激起英国人民的公愤”。
德卡彭铁尔以冷静超然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抗议，但他写给荷兰的信件表明，他已意识到，这是一次极为严肃的事件。尽管他相信，托尔森和其他人的确参与了谋反，他还是以极为强烈的措辞谴责了执法官采用的方法。他写道：“他自称是个律师，也作为律师而被公司录用，但他对待此事本应拿出更好的判断力来。我们认为，严酷的司法本可以荷兰式的仁慈来加以调剂［并考虑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邻国］，特别是执法时本可不伤及国家和司法的尊严，我们认为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
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后，群情激愤。詹姆士国王起先不敢相信，说这太邪恶了，可当幸存者亲口告诉他这个故事时，他被深深地震惊了，尽管他不习惯流露感情，但据说他当时因托尔森和同伴的遭遇而流泪了。枢密院的议员得知他们所受的折磨之后全都掉泪了，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英国公众的反应更强烈，他们沉浸于举国哀痛之中。到处都出现了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详细描述了用刑的情况。在各村镇，人们激烈地讨论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罗斯伯里的荷兰小教堂外聚集了一群暴民，他们在荷兰信众进入教堂时对他们发出嘲弄声。“伪君子！杀人犯！”他们叫道，“安汶岛的屠杀将使你们进不了天堂。”50多年后，诗人约翰·德莱登利用大屠杀这一素材激起了反荷情绪，发表了他的悲剧《安汶岛或荷兰人对英国商人所施酷刑》（Amboyna, or The Cruelties of the Dutch to the English Merchants）。
整个冬天，公众的愤怒不断增长。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并不畏避挑起公众的怒火。他们委托艺术家理查德·格林伯雷绘制了一幅大型油画，描绘托尔森及其同伴所受的痛苦，以及范斯皮尤特和执法官取得血腥胜利之后的得意之态。格林伯雷显然干得十分出色，他描绘了一幅令人不适的画面，“生动、大规模而艺术性地”表现了用刑场面。这件作品本来要在公司总部展出，“作为荷兰人残酷和欺诈的永久纪念”，并邀请公众来参观。但画作有效地激起了人们对荷兰人的憎恨，结果董事会接到政府命令，必须到忏悔日之后才能挂出这幅画，因为他们害怕公众会针对伦敦的大批荷兰人闹事。
格林伯雷本人对人们的反应很高兴，要求董事会给他100英镑的报酬，但他没有如愿以偿，因为他们告诉他：“有人愿索价30英镑制作一尊铜像，而制作铜像的费用和技艺要比在画布上作画高得多。”最后，格林伯雷只拿到40英镑。
随着伦敦反荷抗议之声扩大，人们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我认为，”一位知名人士给海牙的英国大使达德里·卡尔顿写信说，“我们应该拦截第一艘往我们方向开来的印度船，把参与此次事件的有罪者或肇事者全部在多佛海岸的悬崖上吊死，先斩后奏，之后再去和荷兰人理论：因为对这种既不考虑法律和正义，也不尊重公平和人性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只能让他们直接去见上帝。”
荷兰国会对安汶大屠杀之后的风波极为关注，而且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写的官方报告很不满意。该报告并不否认范斯皮尤特用了酷刑，却试图证明他使用的方法是合理的，报告认为“水刑比其他用刑方式更为文明，因为水刑造成的痛苦不过是气息和呼吸管道受压迫及引起焦虑而已”。这份报告漏洞百出，拿不出任何对英国人不利的证据来。荷兰国会对其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之后，把范斯皮尤特召回荷兰，要他承担野蛮行径的责任，但他还没到达阿姆斯特丹就死了。其他人回到了荷兰，为调查此案组成的特别法庭争论数月后宣布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本国的最大利益，因此没有理由惩罚他们。
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出抗议，他们告诉英国国王，荷兰人应该被驱逐出香料群岛，除非“荷兰人真正地赔偿损失，将那些如此粗暴而残忍地折磨残杀英国人的人绳之以法，并为将来提供安全保证”。英国国王按照他们的提议采取了行动，指定了一个由英国最杰出的官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对所有证据进行检审。该委员会认为，这次屠杀与谋反无关，而是因为荷兰人企图把英国人从香料群岛永久驱逐出去。他们建议海军事务大臣派一支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入口处巡逻，凡有荷兰东印度船只进出，一律扣押在英格兰，直到荷兰给以合适赔偿为止。赔偿的形式是毋庸置疑的，荷兰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为安汶岛大屠杀做出赔偿，那就是归还岚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