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血色旗招展
1616年10月，纳撒尼尔·考托普被约翰·乔丹任命为“天鹅”号和“防御”号（Defence）的指挥官。乔丹早就赏识考托普的才能，现在要派他的这位朋友去完成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他要求考托普驶往马卡萨购买大米和补给品，然后直接前往岚屿，希望当地土著“期待他的到来，并准备好欢迎他”。他必须成功控制岚屿，这至关重要，因为在班达群岛的6座主岛中，只有岚屿还在荷兰人的控制之外。如果荷兰人像夺取艾岛一样夺取这座岛，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所有肉豆蔻供应，也会彻底控制香料群岛，英国人将没有一座能够用来发动进攻的基地。
乔丹非常清楚失败的后果，他向考托普提供了这次使命的详细说明，乔丹要求考托普召集岚屿和艾岛的头领，确认他们是否依然承认从前曾向艾岛代理商理查德·亨特臣服，当时他们宣布效忠詹姆士一世国王。如果他们还承认，考托普必须以书面方式予以确认；如果他们不承认了，那就要逼使他们妥协。乔丹补充道，如果荷兰人“想来硬的，他就必须拼尽全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和财物守住岚屿”。他根本想不到考托普会多么彻底地执行他最后这条命令。
“天鹅”号和“防御”号在10月的最后一天起航，乘着清新的和风，于1616年12月23日到达岚屿。一向谨慎的乔丹曾提醒考托普要当心部分土著的背叛。“你到岚屿时，”他说，“要表现得礼貌和气，因为这些人脾气暴躁、反复无常、缺乏自信，经常背信弃义，喜欢为一点儿小事动气，激动起来比黄蜂还要麻烦。”考托普担心受到不友善的对待，就把船停泊在海湾，“派我的小艇上岸，去打探一下岛民的情况”。情况很快就搞清楚了，当地土著根本没有要背叛的意思，他们看见英国船来了喜出望外，因为跟荷兰人的不断斗争使他们疲倦不堪，许多从艾岛逃到岚屿的人都处于很可怜的状态。自那时以来，岚屿实际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许多岛民几乎到了饿死的边缘。
考托普极为认真地记录了岚屿的正式臣服，这很有先见之明，后来正是他的这一文件被用作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英格兰对岚屿拥有主权。他邀请头领们来到“天鹅”号，问他们“是否与荷兰人签订了任何合同，并向他们投降了。头领们都回答说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这样做，他们把荷兰人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岚屿的头领的确全都极力表白自己对英格兰的忠诚，反复向考托普保证，他们从前的臣服依然有效。
当被要求以书面方式记录他们的臣服时，头领们都很配合，他们拟定了一份协议，把岚屿“永远”献给英国国王。“詹姆士国王蒙上帝恩慈，既是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现在得上帝恩赐，也成为普罗威［艾岛］和普罗林［岚屿］的国王。”詹姆士国王后来将会有充分的理由珍视这个头衔。读到这几行字时，考托普手下一个人讽刺说，从这两座岛获得的利润肯定会大大超过苏格兰。
这份文件接下来写道：“而且，我们全都同意，前述两岛之商品，即肉豆蔻干皮和肉豆蔻，我们不能，也不会卖给其他任何国家，只卖给英格兰国王之臣民……鉴于前述岛上的所有头领都签署了这项协议，可以确信，这份协议并非在疯狂或草率的情况下起草的，而是产生自他们心中的决定，他们不可能再推翻或背弃此协议。”
这项协议附有一个条件：“我们请国王陛下不要做一些有违我们宗教的事情，如侮辱我们的妇女、在我国养猪、凭借武力抢夺男人财物、虐待我们的男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事不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件由岛上11个头领正式签署，双方互相握了手。还有最后一项仪式需要举行，以证明头领们说话算话。一株用该地区独特土壤包裹的肉豆蔻幼苗作为忠诚的表示，被亲手交给考托普，这一举动不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它表明头领们完全信任考托普的领导。接下来头领们和考托普怀着极大的诚意共同举行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小型典礼，给整个活动带来了狂欢节的气氛。英国人鸣响所有大炮，庆祝岚屿被“俘获”，村里的长老也还之以礼，升起了圣乔治十字旗，接下去的两天在友好的庆祝活动中度过。
很遗憾，关于当地头领如何看待考托普这个衣着怪异的英国人没有留下记载，也没留下考托普任何肖像画，但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信件证明了他令人钦佩的地位，他似乎立刻得到了手下人和土著班达人的尊敬。他诚实、说话直率、严守公正，他的正义感和严格的道德感与岚屿岛民鄙视的荷兰指挥官形成鲜明对照。
在伊丽莎白时代，肉豆蔻树仅生长在班达群岛。据信其果实可以治疗“盗汗病”（黑死病），此病在“传染病流行的瘟疫时代一直存在”。
“船长”主持的庆祝活动在圣诞节这一天突然中止，因为有人发现一艘荷兰船正从西边而来。在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应火速加固岚屿的防御。为此他们把３门大炮搬上岸，抬到岚屿最高的悬崖顶上一座临时平台上。结果证明此举十分明智，因为３天后，那艘荷兰船就派舢舨驶入海湾，“进入了我们堡垒的射程”。接下来是紧张的对峙，直到荷兰船升起血色旗帜宣战，而后匆忙驶去内拉岛才结束。这一行为结束了考托普逐渐变得渺茫的希望，他觉得不可能在岚屿上久留了。荷兰人显然根本不打算让英国人待在岛上，并准备使用武力驱逐他们。
然而，考托普对荷兰人侵略的威胁并不过分担忧，他知道岚屿的天然防御令任何人都极难攻占。岚屿南面海岸线是一长串陡峭的悬崖，没有绳索根本不可能爬上去。这儿的海面波涛汹涌，湍急的海流卷起波浪，向黑色的岩壁猛力砸去。任何想要在此登陆的船只，几乎肯定会被岩石撞得稀烂或被水面以下的暗礁粉碎。“天鹅”号和“防御”号停泊的北面海岸对考托普来说却比较麻烦。从东、西两个方向而来的船只都可进入北面海岸的小港。荷兰人的船只要停泊在海湾，就几乎可以毫无困难地瞄准岚屿唯一的居民区。但这里的地势也对考托普有利。有一道高高的悬崖俯瞰港口西端，从这里观察海湾的视野极佳，英国人只要在这道岩壁设防，就可有效地阻止爪哇来的敌船进入威胁村庄的射程。
港口东边入口是岚屿最难防守的地方——一道长长的珊瑚礁把岚屿与小岛奈拉卡连在一起，奈拉卡岛是由粉末状沙滩和棕榈树组成的低矮环礁。这座小岛对岛民极为重要，因为它周围的浅水为捕鱼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奈拉卡岛必须控制在手里。考托普研究这座小岛时意识到，如果他把大炮指向东面，就可以在内拉岛来船还未进入威胁岚屿海港的射程之前，就对其发起进攻。他只要设置第二组指向西面的炮群，实际上就可以控制万丹驶来的所有船只。
圣诞节一过，考托普的手下就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了。一座堡垒被命名为防御堡，另一座则被命名为天鹅堡。两座堡垒都分别配有三门重炮。大炮刚刚到位，一支小型荷兰舰队就乘着一阵强劲的东风，趁英国人不备，从内拉岛驶来。考托普还没来得及装填大炮，这支舰队就驶入了岚屿港，停泊在“天鹅”号和“防御”号旁边，切断了从岸上援救两艘船的可能。
考托普的当务之急是通知荷兰人，岚屿已臣服英格兰。因此他派信使到荷兰旗舰，警告他们的指挥官科内利斯·德代尔，岚屿现在已属英国，他应在“6只沙漏流干前离开，否则岛民……会从岸上向他们开火”。德代尔对这一消息很感兴趣，为拖延时间，他要求在“天鹅”号上与考托普见面。考托普同意了，并“让他看了岚屿的投降书，向他宣示了英格兰国王陛下对此地的占有权，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维护这一权利”。德代尔似乎对这份文件印象深刻，据英方对这次事件的描述，他把文件拿在手里，“仔细阅读之后说：‘这是一份真正的降书’”。
但德代尔拒绝离开港口。尽管“大船舱中的沙漏仍在流”，他还想更多地了解这位英国指挥官并打探他手上掌握的兵力情况。考托普反复提醒德代尔，他已经用暗藏的大炮瞄准了荷兰的船，一旦第六只沙漏流完，土著居民就要开火了。德代尔掂量了自己的人手，最后相信了考托普的威胁，在兵力不足、炮火不足的情况下，憋着气撤回了内拉岛。英国人后来得知，德代尔是带着攻击岚屿的指令来的，但他没料到考托普已在岸边排列了炮阵。
不到一周之后，有人发现有一艘荷兰舢板在奈拉卡岛一带探测水的深度。这引起了考托普的密切关注，他命令手下人鸣枪示警，逼使那艘舢板匆忙驶入海中。这一事件后来被荷兰人作为英国人首先开火的证据。
尽管岚屿的防御工事至少在短期内阻止了荷兰人发起进攻，但考托普意识到，岚屿极易遭到海上封锁，更糟糕的是，他登陆岚屿时几乎未带给养。他的两艘船只装了几只鸡和少量大米及棕榈酒，其中大部分都在来岚屿的途中消耗掉了。这些英国人在路上无法补充给养，到达后才发现，岚屿能提供的食物极少。尽管岛上生长有大量肉豆蔻，但土著岛民没有足够的鲜果和蔬菜可供食用，除肉豆蔻外，唯一茂盛生长的植物是西米棕榈，其多树脂的树干可以煮出一种黏稠的粥样淀粉。岚屿的居民一向都依赖周围临近岛屿提供给养，但现在这些岛屿都已处在荷兰人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要补充给养只能指望那些偶然进入群岛天然港口的帆船或商船。
一条狭窄的海峡把班达群岛居中的一组岛屿分开，为英国和荷兰船提供了安全的锚泊地。尽管英国人被禁止在此锚泊，但大多数船长都对荷兰人的这一威胁嗤之以鼻。
更为严重的是缺水问题。岚屿没有淡水资源，岛民传统上是用“水罐和蓄水池”收集雨季的雨水，然后在旱季节约用水生存的。但考托普的人来了以后对水的需求大增，淡水很快就开始枯竭了。他们中的一伙人提出要乘船到内拉岛或大班达岛去补充给养，但考托普认为这样做过于危险，便命令他们要靠减少配给生存。考托普对这伙反叛精神从来不强的人的权威，此时却因为同行各船之间的意见不合削弱了。许多职业海员对要在这个偏远荒岛上度过数月的前景十分恐惧，他们在“天鹅”号船长约翰·戴维斯的带领下，宣布他们打算去塞兰岛装满水桶。戴维斯与那个更有名的同名人并无亲戚关系，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参与过不下5次往返东印度的航行，可他的领导才能不那么明显。他爱吵架的性格惹恼了他手下的很多船员，而且经常因为酗酒而影响判断力。
考托普“很不高兴”，恳求他重新考虑，但戴维斯已经厌倦了岚屿，拒绝待在岛上，“执拗地对抗我的命令”。戴维斯正要起航时，从大班达岛来的一条当地小船，带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大班达岛一座村庄的长老们听说岚屿的情况后，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向“国王陛下”臣服。他们东面4英里的罗斯根岛也要求获得英国保护。
既然戴维斯坚持出海，考托普便命他先去大班达岛，然后再去罗斯根岛，以便正式接受岛民的归顺。他还建议让索封尼·科祖克及其他3位代理商人在罗斯根岛上升起圣乔治十字旗，并在那儿建立一座商馆。戴维斯执行了这些指令，但没能说服科祖克登上罗斯根岛。村里的长老们向英国国王献出该岛之后，他们就起航前去塞兰岛海岸边一处水源地了。
他们很快装满了水桶，于是戴维斯计划返回岚屿，但他刚出海，“天鹅”号就遇到了麻烦。狡猾的荷兰指挥官科内利斯·德代尔一直在他的 “晨星”号（Morgensterre）上暗中监视着这些英国人，此时他决定发起进攻。“天鹅”号大小与荷兰人的船相似，曾经是一艘“战斗力很强”的船，但它的船员身体很差，又在忍饥挨饿，而且船上的大部分枪炮都搬到岚屿上去了。戴维斯感到自己处于弱势，就想驾船甩开“晨星”号，“但我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他们就朝我开了两枪，尽管他们追赶我时，我已在海上走了8里格了”。在劲风的协助下，德代尔设法把他的船与“天鹅”号摆成平行，他手下的人得以把铁钩抛到英国船的甲板上。接着荷兰人上了船，双方拔刀相见，开始了血淋淋的肉搏战。“我们贴身战斗了近一个半小时，”戴维斯回忆道，“结果他们杀死了5个人，另有3人残废，8人受伤。战斗开始时，我们有30个人什么也做不了，风向也不利。”那些躲在船里的人被火枪的射击赶了出来。甲板上的人则被刀剑砍倒。死者之一是大胆的索封尼·科祖克。他被“一发炮弹打得血肉横飞”。那些“残废者”也不大可能幸存，“他们缺胳膊断腿，就算还没死，也已经失去了任何生的希望”。
“天鹅”号被抢劫一空，船舱被砸得稀烂，所有箱子都被扔进了海里，然后“天鹅”号被荷兰人得意扬扬地拖回到内拉岛。荷兰人“对他们的胜利非常骄傲，向班达人炫耀着战果，他们使英国人遭受了奇耻大辱……还说英格兰国王不可能与伟大的荷兰国王相比，1艘荷兰船可抵10艘英国船，圣乔治（指英格兰）现在已经成了小孩子”。直到3周之后，考托普才得知“天鹅”号被俘获的确切消息——当地一个商人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他，这位商人描述了“天鹅”号是如何被内拉岛城堡的炮火打瘫痪的。考托普最信任的人之一，罗伯特·海斯受命打着停战旗前往内拉岛，要求归还“天鹅”号和全体船员。不出意外，荷兰人拒绝了，还吹嘘说要不了几周他们也会俘获“防御”号。他们还警告考托普，除非他在开战前投降，否则“就要大开杀戒”。
对于留在岚屿的英国人来说，“天鹅”号的被俘是一次重大打击，因为无论补充给养还是紧急情况下逃生，他们都要完全依赖他们的船。尽管“防御”号还能在海上航行，但考托普迫切需要用它的大炮来强化岛上堡垒的防御。可拆除船上的武装，船就没用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船拖到海滩上，“防御”号在那里可以得到岸上火枪阵地的保护。但这样考托普就会被困在岚屿，无法补充给养了，形势将岌岌可危。
没过多久，考托普又遭遇了一次不幸：他还来不及把“防御”号上的武器搬上岸，这艘船就神秘地漂离锚泊地，漂到了大海上。考托普最初以为这可能是不小心造成的，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原来这是“一帮无赖的诡计”，他们受不了在岚屿漫长的时间，故意砍断了缆绳。“防御”号船员驾船航行到了内拉岛，在那儿投降了荷兰人，并且把岚屿和奈拉卡岛防御工事的详细设计图交给了荷兰人。对考托普更忠诚的一个同伴说，他们是“一伙背信弃义的恶棍，不应该领工资，而应该被绞死”。
这次不幸事件之后不久，荷兰总督劳伦斯·雷尔来到了班达群岛，接手处理这次危机。他了解了考托普绝望的处境后，决定采取谈判而非武力的方式，让英国人离开岚屿，于是他邀请考托普到内拉岛会谈。尽管雷尔占优势地位，但他的处境依然很尴尬，因为他几乎难以忽视考托普的条约，也无法宣称对岚屿拥有任何权利。他采取了另外的说法：岚屿岛民在1609年谋杀范霍夫之后，已保证把香料卖给荷兰人，这种说法不是真的，但雷尔主张这项承诺依然有效。
考托普同意会见雷尔，只要对方把合适的人质送回岚屿以示诚意就行。这些人质如期抵达，并且带来了约翰·戴维斯的一封信，他此时正在内拉岛的一座监狱里苦苦煎熬。“如果我因你的傲慢而损失更多的手下，”他警告考托普，“我在这儿已因疾病损失了很多人，他们的生命和鲜血都要算在你头上……我将用垂死的手记录下来。”考托普没有理睬这封信，划船去了内拉岛的荷兰城堡，讨论班达群岛的未来。雷尔率先提出条件，他提出归还扣押的船只和人员，赔偿抢走的一切并奉送满舱肉豆蔻，协助英国人离开岚屿。作为回报，他要求英国人签署文件，永远放弃对岚屿的所有权利。考托普断然拒绝了这些条件，他回答说：“除非背叛我的国王和国家，否则我不能放弃这个我有能力守住的权利。我也不能背叛这个地区的人民，因为他们把土地献给了我们的国王陛下。”
雷尔估计到考托普会做出这种回答，但他天真地断定，他的提议肯定会被接受，因此考托普的蔑视态度使他大为光火，他“把帽子扔在地上，气得直拉胡须”。此时，考托普给出了他的筹码，他告诉雷尔，如果荷兰人同意在万丹或欧洲解决主权问题，他就立刻离开岚屿。这一回轮到雷尔拒绝了。两人分手时岚屿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显然这一问题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荷兰总督毫不客气地告诉考托普，3天内他“要用全部兵力拿下我们”。
雷尔的兵力不可小觑。除了他在内拉岛、大班达岛和艾岛上的基地之外，雷尔还有12艘船可供调遣，以及1000名士兵。他完全控制了海面，这使考托普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耐心观望，他知道雷尔可以阻挡任何补给船只抵达岚屿。
考托普拒绝接受雷尔的条件冒了极大风险，但他始终相信荷兰人不可能对岚屿发起正面进攻，哪怕他们兵力占压倒性优势。奈拉卡岛上的炮群几乎坚不可摧，考托普还拥有一张由当地人组成的勇敢且能干的情报网，他们划船往返于岚屿和其他岛屿之间，使他得以掌握所有最新情况。
1617年春，考托普赌了一把，他派了6个人租了一条土著人的小舟前去万丹，紧急请求救援。负责这次危险行程的是托马斯·斯帕威，他是考托普最信任的副手之一。经历重重险阻之后，他抵达了万丹，请求援助考托普，但他沮丧地发现，约翰·乔丹几个月前就已去了英格兰，跟自己打交道的是乔治·鲍尔，他去年曾到访过岚屿，应该是了解考托普朝不保夕的处境的。但鲍尔被擢升冲昏了头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规模庞大且获利颇丰的私人冒险生意上。此人非常自傲虚荣，有一支由50名黑奴组成的私人卫队，成天忙着跟其他代理商没完没了地吵架，基本不管公司的事情。事实上，整整一年没有一艘船运货返回英格兰，尽管万丹港有6艘船，钱库里钱也很多。无论斯帕威怎样恳求，鲍尔就是不肯派船前去搭救考托普。
雷尔也回到了万丹，他决心把班达群岛令人厌烦的事情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写信给鲍尔，命令英国人立即撤出岚屿，并宣布将击沉在班达群岛或摩鹿加群岛任何地方发现的一切船只。“如果你拒绝，”他严词警告说，“我们就要采取时间和机会给予我们的一切手段，相信我们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是问心无愧的。”鲍尔对这一威胁不屑一顾，这让扬·库恩暴跳如雷，他在荷兰驻地大门上贴出了宣战书，“威胁说要把刀剑架在英国人的脖子上”。英荷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就连当地的统治者也恐慌起来。当他要求看一看荷兰人的宣战书时，英国人跑回到荷兰人的驻地，“却没法把那张纸扯下来，于是干脆卸下大门，（连门带宣战书）一起抬到了他那儿”。
鲍尔决定是时候行动了。他在给雷尔的信中写道：“我对你的种种威胁毫不在意。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上帝和正义的理由在我这边，而你干的则是龌龊、恐怖、耻辱的事……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愿意流血，但如果必须流血，那错就不在我，因为我是合理地自卫。”
荷兰人对鲍尔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说法提出了强烈质疑。15个荷兰人最近在马卡萨被杀，他们认为这一暴行是英国代理商阴谋策划的。更糟糕的是，有一些西班牙和葡萄牙俘虏从万丹港的一艘荷兰船上逃了出来，英国人立刻收留了他们。这件事成了使天平倾斜的最后一个砝码，憎恨演变为战争，万丹的大街上每天都有小规模冲突发生，对立双方的水手用刀和短剑互相袭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里充满了对荷兰人暴行的谴责。例如，据一个名叫威廉·克拉克的服务员称，他在市场闲逛时，突遭一伙荷兰水手袭击，他们扒光了他的衣服，用鞭子抽打他赤裸的脊背。他们“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肉，然后把盐和醋浇到他身上，又用铁链把他拴了起来”。
万丹一带的海面也变得危险起来。1617年11月，英国舢舨“急速”号遇到3艘从万丹前往雅加达的荷兰船，船上载有一名荷兰高官。英国舢板被命令降下旗帜，接受荷兰军队的搜查，但（据英方报告）“急速”号还没来得及服从，就“被炮火打穿，最后荷兰人登船洗劫，造成1人受伤，1人身亡”。船员被戴上手铐，“急速”号则被得意扬扬地拖往万丹。“当时还真以为他们［英国人与荷兰人］会在航路上打起来呢，因为荷兰指挥官已经召集14艘大船准备一战，而英国人有9艘船，已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没有打起来，因为万丹统治者禁止他们在这条航路上打仗，并威胁说如果哪一方违反他的命令开战，他就要割断他领土上所有那方人的脖子。”
英国人本来就为“天鹅”号和“防御”号被俘怒气冲冲，现在又发生了“急速”号的事情，怨气更深了。他们尽一切办法想把被俘的几条船夺回来，正如库恩在致阿姆斯特丹的一封幸灾乐祸的信中所说。“此事使他们受了很大刺激，”他写道，“他们今天威胁说要强行驶往班达报仇，明天又说他们要在海上袭击我们的船只。他们期望在英吉利海峡报复我们，想砸碎我们的脑袋。他们天天都提出新的威胁，这明显说明他们已经乱了方寸。”
双方在万丹吵得不可开交时，考托普一直顽强地坚守岚屿。尽管他和手下人一直饱受缺乏给养之苦，但偶尔会有舢板突破荷兰人的封锁，给岛上运来大米和棕榈酒，这会让大家都大大地松一口气。许多人都因为饮食平淡乏味以及饮用腐败和被污染的水患了营养不良和痢疾。但挨过了15个月的艰辛之后，考托普从一艘过路的商船上得知，救援就在路上。1618年春，3艘英国船受命前往岚屿搭救考托普，并发展与其他岛屿的贸易。船员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战，自信他们有足够的兵力把前来拦截他们的荷兰船只赶走。
其中一艘船“所罗门”号（Solomon）接近班达群岛时，岚屿上被围困的那一小群英国人欢呼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他们为了更清楚地瞧见来船，纷纷爬上了岚屿的悬崖。“那艘船离普罗林［岚屿］约有5里格，”考托普在日记中写道，“在最后一阵西风的吹送下从西边而来。”这是一条大船，装载着沉甸甸的数百吨大米和鱼，以及“600罐棕榈酒”。他们信心十足地预测，在强劲的西风吹拂下，不出1个小时，“所罗门”号就能进港。
在此之前，荷兰人从内拉岛派遣了4艘船来监视“所罗门”号的动向，但由于风向原因，它们没法抵达岚屿，这让考托普手下的人非常开心。但他们的嘲弄戛然而止，因为风向突然改变，荷兰船的船帆“被东风鼓满”。他们此时可以追击了，岛上的英国人惊恐地看着兵力不对等的双方准备开战。
“这场战斗就在普罗林［岚屿］看得见的地方展开，”紧张的考托普记录道，“离岚屿只有大约3里格远。”他身陷这座监狱式的岛屿，只能希望“所罗门”号能尽快取胜，把荷兰船打回到内拉岛去。但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因为“所罗门”号装有重重的给养，无法使用下层的大炮，这大大降低了它的战斗力。全体船员英勇应战，“整个下午一炮接一炮地还击，但我们的弹药不行，打不准”。与此同时，荷兰人“对着我们的船开炮，打死3人，打伤了十三四人”。
战斗打了差不多7个小时，双方像撒胡椒一样互相射击，直到他们“几乎船靠着船”，双方士兵进行了肉搏战。英国船长卡萨利安·戴维很快就发现他与荷兰指挥官的距离已经非常之近，后者命令他收起旗帜、降下船帆，到船上来谈判。卡萨利安见情况对自己不利，就同意了，随后他前往荷兰指挥官的船舱里谈判。几小时过去，卡萨利安还没回来，他的船员估计他可能已经被俘了。
图为从临近的奈拉卡岛远眺岚屿。纳撒尼尔·考托普在这座低矮的珊瑚礁上修筑了一座工事，后来成了岚屿防御的关键所在。当荷兰指挥官命令他放弃固守阵地投降时，他誓言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他们夺下了岚屿，”他写道，“上帝保佑，我定要狠狠地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在战斗这段平静的间歇，一队好战的班达人划船来到“所罗门”号船边。对他们来说，投降是羞耻而且不可想象的事。英国人害怕如果让这些斗士知道他们的船长正在就停战问题谈判，他们可能会大开杀戒，不管对方是哪国人。于是这些英国人支支吾吾地说着停火的事，同时解除了班达人的武装，特别小心地拿掉了他们致命的克利斯匕首。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当荷兰人最后来占领该船时，8个把匕首藏起来的班达人朝荷兰入侵者猛扑过去。“他们打得好极了，”一个船员写道，“他们很快就强行把那些荷兰人赶下了船；这些班达人有的跑到侧支索边，有的往这边跑，有的往那边跑，把甲板上的对手一网打尽。我想，要是班达人在地面上作战，他们会把荷兰人全部用剑砍死的。”这些班达人在重创荷兰人之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制伏，除7人外全部丧生。
考托普在岚屿的悬崖上气愤地目睹了这一切。他在给伦敦董事会的一封信中告诉他们，他绝不会像“所罗门”号船长那样可耻地投降，而“宁肯投海而死”。这是他典型的不屈服的态度，毫无疑问，考托普说话算话。他对自己接连遭受的厄运感到极为失望，在信中谈到了“今年来我们驶往岚屿的船只所遭受的厄运”，他很责怪万丹的英国机构不该在离季风季如此近的时候派船过来，结果没有一艘能走到岚屿的视野范围内。
我十分惊讶你们今年竟只派遣了如此薄弱的兵力。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尽一切力量阻止我们在这一地区开展贸易……因此，如果你们想让公司在这些岛屿或摩鹿加群岛开展贸易，就不能再拖了，要趁下一个西风季派强大的兵力过来，否则将尽失一切，以后也别想在这里开展任何贸易了。
今年，我在没有任何救援的情况下，非常艰难地保住了岚屿没被他们占领，……你们甚至都没写一封信来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只有38个人与他们的军队和暴行对抗，要与这样暴虐的军队对抗，我们的力量非常薄弱。我们物资匮乏，既无食品，也无饮水，只有大米和海水。要不是上帝派来了四五条舢板，送来大米救急，我肯定早就放弃维护国王和公司的利益了，而这也是杯水车薪。因此，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些事情，不要让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屈服于暴君之手……我有决心在下一个西风季之前守住这里，大家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一切，拼死防卫本岛。目前，他们在这儿有8艘船和2艘单层甲板大帆船，并且据我所知，这些船都已做好准备要来袭击我们。因此我每天每小时都在警戒，如果他们夺下了岚屿，上帝保佑，我定要狠狠地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考托普的境况从未如此危急。他的这支小小的军队受疾病困扰，给养几近枯竭。仓库里只剩下几袋大米，他们此时在被包围的堡垒里，迫不得已靠着令人作呕的西米粥度日，偶尔用在奈拉卡岛周围海水里捕到的鱼充饥。“要不是有四五艘爪哇的帆船进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会因没有粮食而放弃的。我们仍然只能依靠大米和一点鱼过活，但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捉不到鱼了。”更糟糕的是，他们“每天都预感会遭到荷兰人的袭击”，因此不得不一直在堡垒上的城垛警戒。虽然实际上几乎没有受到过袭击，但对袭击的担忧使已经遭受长期艰苦和饥饿折磨的士兵们疲倦不堪，然而考托普依然对他的手下人和当地岛民施加着巨大影响。“所罗门”号被俘获之后几周，当荷兰人试图在岚屿登陆时，一群班达武士粉碎了入侵的军队。
考托普好不容易才与来自“天鹅”号、“防御”号，以及“所罗门”号幸存的英国俘虏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夜幕的掩护下，他的班达人部队屡次出海，给在艾岛和内拉岛关押的英国人偷偷传递信件。他收到的第一封回信来自卡萨利安·戴维，此人因决定投降，受到了荷兰人的优待。他不顾考托普对他投降的愤怒，写信给考托普，得意忘形地说：“我自己和一个照顾我的英国男仆待在普罗威［艾岛］，荷兰指挥官和他的委员会也住在那里。我在他们那儿很受重视，每天都受到款待。”
同样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其他英国俘虏身上。他们大部分人都被关押在艾岛的复仇堡，不可能从那里的地牢逃脱。他们的脖子被铁链拴在一起，丝毫不能动弹，情况很快就变得难以忍受。荷兰人侮辱俘虏是家常便饭，生活因此更难忍受。“他们往我们头上撒尿，”巴塞洛缪·丘奇曼写道，“我们就那样躺着，到最后，我们从头到脚都溃烂了，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没什么吃的，只有脏兮兮的米饭和臭烘烘的雨水。”他写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一个荷兰妇人，“她名叫凯恩小姐，还有几个可怜的黑人，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点儿水果”。
其他人也有着类似的抱怨。“他们对我们冷酷无情、惨无人道，”一个人写道，“他们白天用脚镣手铐把我们拴起来，夜里把我们紧紧地关在一起。”另一个人记录说：“他们用铁链把我们很多人牢牢地拴在一起，关押在令人作呕、又黑又臭的地牢里，不给我们食物，只给一点儿脏米饭吃……很多人都死了，然后就被从地牢里抬了出去，像狗一样草草掩埋，而不像基督徒。”那些胆敢抱怨的人则受到更残酷的虐待。丘奇曼被“铁链拴起来，［放］在夜里的大雨和寒冷的风中，白天让毒日头晒他烤他，一点儿遮蔽都没有”。丘奇曼之所以吃这些苦头，是因为他斥责一个荷兰人不该侮辱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妻子。其他人也都被罚站在太阳地里，暴晒到皮肤起泡，然后被用铁链拴起来，关在下水道下面，“整夜闻着下水道的臭气，屎尿都落在身上”。
考托普更加惊恐地得悉，这些英国俘虏在荷兰总督玩弄的令人作呕的宣传游戏中成了人质。“劳伦斯·雷尔……让人在船上装了格栅和囚笼，把我们戴上镣铐关在里面，从东印度群岛的一个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并以鄙视和嘲弄的口气对东印度人说：‘看呀，这就是那个国家的人，你们不是那么喜欢他们的国王吗？’”
这样被虐待了很长时间后，英国俘虏无法忍受下去了，便写了一封信给荷兰总督，请求宽恕。但令他们沮丧的是，一个更无情的人接替了雷尔的位置。他们只知道此人名叫约翰·彼得·萨空，但他的真名是扬·彼得松·库恩。他们乞求他“考虑我们生存必需品的极度匮乏和遭受的苦难，让我们过得好一点儿”。不幸的是，没有比库恩更糟糕的恳求对象了。库恩“恶语相向，叫我们滚蛋，再也不要找他的麻烦。如果再找他的话，他就要立刻把我们全部吊死”。考托普频繁地给俘虏们写信，激励他们坚韧地忍受这场磨炼。“毫无疑问，今年大家就会被全部释放……荷兰人对大家的极端行为，”他告诉他们，“都会以相应的方式遭报应。他们到目前为止采用火与剑的方式折磨你们，到时候火与剑会落到他们自己胸膛上。”英国俘虏始终没有忘记他们遭受的种种苦难，尤其仇恨库恩，岚屿的长篇传奇结束之后很久，幸存者们还一直不断地在抱怨他们吃的苦头，要求荷兰政府给以赔偿。
考托普此时已不再掰着指头算过去了多少时间了。他每天就只感到厌倦和恐惧，中间穿插着在城垛上长时间地值班警戒，以及无休无止地与饥饿作战。考托普设法从一条路过的帆船那儿弄来的小船几乎没什么用。这条船只到塞兰岛去了一次，回来时载着更多的西米，“但到处都在漏水……我们不得不把这条船拖上岸，发现它的船板腐烂不堪，只好把能用的留下来，其他的一把火烧掉了”。1618年秋天，雨季并未出现，岛上淡水储备接近枯竭，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水里面很快滋生了热带寄生虫和昆虫，大家不得不咬着牙齿喝水，用牙缝来过滤这些虫子。有一次，他们中有一伙人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苦难，威胁考托普说要哗变。局势一度十分危急，但考托普“温和的态度和诚恳的话语”赢回了他们的心，这些人最后还是幡然悔悟。
直到1619年1月，即他们抵达岚屿的两年多之后，这些英国人才隐约收到了一点儿好消息。一条当地的帆船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驶入海港，带来一封来自万丹的信，这封信出自托马斯·戴尔爵士之手，他已从英格兰带来一支强大的舰队。“考托普船长，”托马斯勋爵在信的开头写道，“作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向你致以爱的问候，感谢你为我国荣誉和我们尊敬的雇主的利益所做的令人钦佩的贡献。”他的任务是把荷兰人逐出爪哇。任务完成之后，他打算全速东航，解救考托普及其手下那批勇敢的人。这封信还附有约翰·乔丹的一张便条，他已经随戴尔的舰队重返东印度群岛，担任“英国主管”的新职，留在东方。乔丹允诺说，一打败荷兰人，“我们就去班达……相信上帝，我们会灭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的”。
考托普听说英国舰队由托马斯·戴尔爵士率领非常高兴。戴尔很有经验，是一头“勇敢的雄狮”，他在几个不同的职位上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他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之前，曾被伦敦弗吉尼亚公司选任为该公司在美国新开拓的殖民地的总督，这是“他承担过得最艰难的一项工作”，但他沉着冷静地完成了任务，离开时，那片殖民地“一片繁荣祥和”。他于1616年回到英格兰，同时带回了著名的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回来不久，戴尔就被东印度公司召见，并被委以总指挥的职务，负责一次关键的东航远征。他接受了该职，统领5艘舰船，年薪为480英镑。
他的这次航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好望角，戴尔和乔丹乘的小船翻了，他们差点儿淹死。几周后，年长且肥胖的舰队副指挥帕克船长突然身亡。在爪哇发生的一次事件更严重，戴尔宏伟的旗舰“太阳”号（Sun）在恩加诺岛遇难。财务损失比人员的惨重损失更让戴尔难过。他在给伦敦的一封信中哀叹：“‘太阳’号遭难，我损失了在那条船上的一切，一件衬衣都没剩下。”他后来又回到失事地点，尝试找回他的物品，但失望地发现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尽管遇难船上有数人游到了岸上，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是海滩上堆成一堆的18个颅骨。为了报复这种赤裸裸的吃人行为，戴尔射杀了两个土著，烧掉了他们的房子，砍光了他们所有的树。这种反应是这位好斗的指挥官特有性格的表现，他报仇时决不留情。戴尔在公务上一丝不苟，一般不肯表扬他人，因此手下人怕他多于爱他。一位部下写道：“他总是说‘我要求这事儿一定要这样做、那件事必须那样做’，结果是我们都必须按照他说的办。”他经常让情绪影响了他的判断力，结果证明，在与冷静的扬·库恩交手时，这一缺点十分危险。
损失了“太阳”号更坚定了戴尔向荷兰人报复的决心。在驶往爪哇海岸途中，他发现一艘满载货物，名叫“黑狮”号（Black Lion）的荷兰船正穿过海峡。他立刻向它扑了过去，很快俘虏了这艘船。继续向万丹驶去时，他高兴地发现了一大批停泊着的英国船，这使他的舰队船只总数超过了15艘——“海湾都不够装下所有这些船了。”
荷兰人着实很惊慌，库恩立刻给戴尔写了一封抗议信，要求释放“黑狮”号。这封信交到戴尔手里时，他“只是咒骂着用脚把信跺在地上，骂骂咧咧地问，为什么用荷兰语写信，而不用法语、西班牙语或任何其他语言”。他打发那个信使回去，“咒骂着要夺回一切”。
戴尔一心想要复仇，正如他在写给考托普的信中承认的：“我［在万丹］逗留，就是要报复他们［荷兰人］对我的侮辱，现在机会来了，他们和雅加达国王之间发生了争执。”雅加达是万丹东部50英里开外的一座小港，这里对荷兰人来说越来越重要，因为库恩发现万丹的生活越来越难熬，就请求雅加达国王允许他在雅加达修建一座堡垒，打算把这里作为荷兰未来的活动中心。几周后，他得知英国人也许是为了防止荷兰人占了上风，也正在建造一个有防御工事的商馆。在接下来猫捉老鼠的游戏中，荷兰人为报复英国俘获“黑狮”号，烧毁了这家商馆。戴尔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要摧毁万丹的荷兰商馆，但很快他就想出了一个更具毁灭性的计划。他手上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而荷兰人正要迁往雅加达，因此他与土著统治者达成协议，发誓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库恩惊慌失措，他写道：“我在此如坐笼中，周围环绕着各种堡垒和炮阵。河道被木桩封锁，英国人驻地还有一个很强大的炮阵。”他意识到英国人很快就会进攻，到时肯定要输，于是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长时间讨论之后，他决定把大部分人撤回到船上，在海上一决雌雄。
扬·库恩在爪哇巴达维亚（现今的雅加达）修筑了他的新首府。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之后”，英国人差点儿于1619年攻下这座城市，但最后功败垂成。
1618年12月30日上午，英国舰船在雅加达视线范围内集结。戴尔手上有11艘船，另有4艘留下来保护万丹。库恩只有7艘船，其中许多状况堪忧。他在舰船数量和炮火力量上都不如对手，而且全部战斗兵力仅70人。但戴尔似乎并不急于开战，而是花了一天时间来回巡航，希望他这支庞大舰队的声势会瓦解荷兰人的决心。下午，他派了一个信使去见库恩，要求他的舰队全部投降。库恩当场拒绝，然后信使告诉他，英国指挥官打算把他们的每艘船都击沉。面对这一威胁，库恩只是耸了耸肩，这场仗已经非打不可了。当晚，即新年前夜，双方都处于紧张激动的状态，又经过一天的对峙，战斗在1月2日才正式打响。两支舰队打了一整天。那是“一场血腥的战斗”，据托马斯爵士说，“两支舰队互射了3000多发炮弹，造成了许多伤亡，但他们（据我们所知）死伤人数是我们的4倍”。英国人本来可以打败荷兰人，但他们显得犹豫不决，采取防御姿态，这个不幸的结果是因为戴尔的舰队由3艘独立的船组成，每艘船都有自己的领导，他们都不愿为了共同的利益拿自己的船来冒险。夜幕降临时，战斗依然未分胜负。
库恩召开了一次战时会议决定该怎么办。荷兰人此时形势危急，因为他们弹药即将用尽，伤者不计其数，船只几乎不能再航行了。有些人主张撤退，另一些人则想继续战斗，“但大家都沮丧地面面相觑，拿不出一个答案”。
最后是英国人下定了决心。晨曦初露时分，又有3艘从万丹来的船加入戴尔的舰队，他准备重新开战。库恩立刻命令手下人升起风帆驶向班达群岛。战无不胜的荷兰人现在撤退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戴尔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本应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追击库恩，彻底赢得战斗的胜利，却选择在原地待了下来，他认为库恩的逃跑有助于他攻陷荷兰人的总部。但一封致伦敦的信反映出，他对这个策略心怀疑虑并认为自己可能做出了错误决定。“他们的舰队向东［航行］去了班达，”他写道，“……因此我们就这样让他们溜了，这很让我不安。”
库恩也写了一封信，谴责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不给他支持，也不听他的警告。“看看现在发生什么了”，他告诉他们，公司现在面临“千难万险……哪怕有全能的上帝保佑。”他在信的最后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诸位大人不想每年给我送来大量舰船、人员和其他必需品，那我再一次恳求尽快让我辞去此职，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我无法满足你们的愿望。”
结果，戴尔的犹豫不决救了荷兰人。如果他当时在海上打败库恩，他本可驶往雅加达，攻占他们的总部，然后前往班达群岛，解救考托普及其手下人。但他眼看着荷兰舰队全部逃走了，甚至把突袭荷兰堡垒的事搞砸了，结果功败垂成。戴尔此时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本可以大获全胜的，到头来却失败了，这让他悔恨不已，他命令舰队驶往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这是一次无聊的航程，手下军官几乎要哗变，80多船员死在了海上。抵达默苏利珀德姆之后不久，戴尔就身患重病，在接下去的20天里，他一直与疾病搏斗，云淡风轻地谈论死亡，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619年7月19日，他“安详地结束了此生”，他的遗体被“安放在几近完工的墓冢中”。
库恩听说戴尔之死非常高兴，很快他又得知了更好的消息。他的老对手约翰·乔丹现在掌管着两艘船，并且因为担心他的朋友纳撒尼尔·考托普，起航前往东方了。乔丹刚抵达马来半岛的一个避风港，就发现有3艘荷兰船尾随而来。它们堵住了港口入口，趁乔丹的船停泊在那里时发起了攻击。乔丹勇猛还击，但在约50名士兵战死后，他打出了停战旗，准备和谈。“乔丹出现在‘桑普逊’号（Sampson）主桅杆前……荷兰人在那儿窥视着他，非常阴险地朝他开了枪，有一枪击中了靠近心脏的地方，之后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死于这处枪伤。”乔丹的死亡引起了众怒，特别是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能证实，他当时正在谈判投降的事情。“我们高贵的船长在与亨利·约翰逊［荷兰指挥官］谈判时被杀。”一个船员写道。“主管提出和谈，并且正与亨利·约翰逊谈话时，却遭致命枪击。”另一个船员记录道。据其他人称，是库恩本人命令杀死乔丹的。“约翰·彼得·萨空［库恩］把一根价值1400荷兰盾的金项链送给亨利克·扬森，亲自戴在他脖子上，还送了100里亚尔给亲手开枪杀死了船长的那个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被这件事搞得很狼狈，他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程序，发布了一个正式文告陈述这一事件：
你们的船长和我们的指挥官来到舱口上面，开始协商［当时两船并排相靠］。因为时间来不及，我们的其他船只无法得知上述谈判。“晨星”号不知道双方舰队指挥官之间发生了什么，所以开了火。一枪击中了你们船长的腹部，但这一枪不是专门瞄准他的，这个不幸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指挥官身上，因为一发子弹［来自“晨星”号］打中了他自己的船。
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库恩的地位因戴尔和乔丹之死变得稳固了。他现在只有一个眼中钉，那就是纳撒尼尔·考托普，考托普守住岚屿堡垒的决心一如从前一样坚定。
有关托马斯·戴尔爵士舰队失败的消息很久才传到岚屿。1619年2月13日，那次海战后的一个多月，考托普发现有3艘荷兰船驶向内拉岛，“其中一艘的船头撞角被炸掉了，船身被射了40个洞”。他的情报员告诉他，库恩正在安汶岛忙着组织一支庞大的舰队，准备对雅加达发起全面进攻。不久，考托普沮丧地得知，戴尔的舰队已经驶往印度。“这令我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他们既不知道方向，又无储备。”很快，更糟的消息来了。考托普的老朋友乔治·马斯卡姆来信告知了乔丹的死讯，乔治本人也处在死亡边缘。“我失去了右腿（被炮弹炸断），又没有药物可敷，正忍受痛苦的折磨……我也不太看重我的生命了，支持我活下去的安慰和勇气一天天减少。”他在信的结尾说，考托普反抗的事迹远近皆知：“毫无疑问，我们那些尊敬的东家都会重视你的贡献。”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随着颂扬考托普坚持抵抗的报告传到伦敦，董事会投票决定，每年奖励他100英镑，以表彰他对国王和公司的贡献。
当考托普得知他和手下人已经被抛弃的命运时，他最识时务的做法就是向荷兰人投降。他英雄般的抵抗早已超过了职责范围，即使现在放弃，他的荣誉也丝毫不会受损。但经历了3年多苦难，现在却要屈服，这不是考托普的个性。他要选择一条更光荣的道路，发誓要为守卫岚屿的堡垒战斗到底。他已身无分文，到了要用手下人剩下的随身物品换取基本需求品的地步，但大家的食物总是不够吃，开始有病人死去，这些病人很多是死于喝污水染上的痢疾。考托普记录了他们的惨状：“我们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考托普每天都把营养不良的部下召集在一起，激励他们面对野蛮的荷兰人要立场坚定。每天，大家都发誓要支持“船长”（考托普），对他的话报以大声的欢呼。他们加强防守，把大炮装满火药，等待荷兰人即将开始的进攻。
1620年10月18日，考托普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班达岛土著居民举行起义，反抗荷兰人，那里陷入了混乱。据传，他们现在想加入考托普的队伍，对讨厌的荷兰人发起一次全面进攻。对于考托普来说，这条消息来得正是时候。他立刻决定造访大班达岛，向土著灌输他曾向手下的英国人灌输的那种坚决抵抗的思想。但他手下的人习惯了长期依赖考托普，很不愿意让他去大班达岛，哪怕在夜幕掩护下也不行，大家都求他三思而后行。“我求他别走，”他的副手罗伯特·海斯说，“但他拒绝了。”
“于是，那天夜里，考托普和他的侍从威廉带着步枪和武器一起出发了，他们答应5天内回来。”但大家都不知道，岚屿潜伏着一个伪装成落单逃兵的荷兰人，他把考托普的动向报告给了内拉岛的荷兰总督。总督几乎不敢相信他有这样的好运，立刻采取了行动，配备好一条武装精良的小船，并令其出海执行一项简单的命令：杀死这个麻烦的英国人。袭击者要做到万无一失，他们精心考虑袭击考托普的地方，最后选择了海峡一段变化莫测的水域，那儿的海流和潮水会让考托普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些荷兰士兵在夜幕降临时出海，在离艾岛海岸线约两海里处埋伏下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除了艾岛模糊的剪影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但“凌晨两三点时”，一盏灯进入了视线——是考托普的船。他们在一片漆黑中等待着，直到考托普的船几乎撞上他们，进入了陷阱和包围圈中，他们才突然开枪。考托普立刻还击，他带着的武器就是为这样的袭击准备的。但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尽管考托普短暂地压制住了荷兰人的火力，但他注意到还有一艘船在接近，带着“40多条短枪”。他毫不畏惧，一枪枪地还击，直到他的“枪管堵塞”，无法继续开火。他把枪扔进水里，成了瓮中之鳖——一个没有武器、没有防卫的活靶子，面对的是50多名荷兰士兵。他很快等来了自己命运的结局。“他胸部中了一枪，坐了下来……接着就跳进了海里，身上还穿着衣服。”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幕。
考托普已经“被荷兰人所杀”的消息慢慢传遍班达群岛，直到他死后一周的1620年10月27日，留在岚屿上的英国人才得知这个导致他们船长丧生的阴谋。噩耗传来，他们痛不欲生。整整4年，他们在能力卓越的考托普的领导下，忍受着极大的苦难，抵抗着比他们强大几百倍的兵力。现在考托普死了，他们前途一片暗淡。大家从最初的震撼中清醒过来之后，考托普的副手罗伯特·海斯召开了一次会议，问大家愿不愿意接受他当领导。大家没有丝毫犹豫，发出一声巨大的怒吼，“大家都说，从前船长领导他们，而现在他们都愿意让海斯领导他们”。
大家表现得十分勇敢，但考托普死后，他们已不再有那种坚持抵抗的精神，他们在岚屿上的英勇表现已近悲壮惨烈的尾声。由于很多人死于疾病，漫长的通宵守夜使这些吃不饱的幸存者情绪低落，尤其现在已经没有“船长”来激励他们了。他们的结局很快到来了。荷兰总督派了25艘船和一支大军来到岚屿，打算大规模正面进攻。“这时，土著来找海斯，问他是否愿意保卫他们，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他们就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海斯回答说，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保卫他们。”
于是，荷兰人“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登陆”，向“岛上那些可怜巴巴的人”高谈阔论了一通。荷兰人知道这一小批英国人完蛋了，就把愤怒转移到土著身上。“他们强迫这些人拆毁大岛上两座英国堡垒的大炮，扔到下面的岩石上去。有4门大炮已经坏了，其他的都陷在沙里，完全不能用了。”接着，他们命令土著“亲手拆除岛上的防御工事……还没到晚上，就拆得一块石头都不剩了。然后他们走遍全岛，拆掉大大小小的墙壁，甚至包括土墙，连死人的墓碑也不放过”。完工后，荷兰人把所有的头领都监禁起来，逼着他们每人向荷兰人投降一次，以此当众羞辱他们，“按照本地习俗，荷兰人要求他们敬献一株盆栽的肉豆蔻树”。他们起航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仍旧在村庄上空飘扬的圣乔治十字旗扯下来，换成荷兰旗，这标志着岚屿持续了1540天的围困正式结束。
英国人同样受到羞辱。他们被逼着观看拆除岛上的堡垒，然后被召集到荷兰指挥官面前，后者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保留连接岚屿的沙质环礁奈拉卡岛。这个岛上没有肉豆蔻树，因此对荷兰人毫无用处。岚屿上的大炮就瞄准着这座岛，所以对英国人来说也毫无用处。海斯和手下人只在奈拉卡岛上待到看见一条过路的船，就逃到安汶岛去了。
“普罗林（岚屿）就这样丢了，”新抵达的英国舰队船长汉弗莱·菲茨赫伯特爵士写道，“在考托普的时代，由于他的决心，只用那么一点儿人就守住了这座小岛不被他们（荷兰人）占领。后来却因海斯的胆怯和犹疑不定丢了。”这段话对海斯不公平，与菲茨赫伯特船长自己的行动也不尽相符。当他带领全副武装的船只来到这里时，他仅有的几次开火是一阵短促的礼炮，庆祝了荷兰人的胜利。
考托普的抵抗最终将带来可观的回报，他的惨死却悄悄湮灭在了英国的历史中。我们徒劳地寻找着这位真正的英国英雄的坟墓或纪念碑，就连他最终的长眠地也始终是一个谜。“我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海斯当时这样写道，“但那些黑皮肤的人说，他受了伤还穿着一身衣服，肯定淹死了。”
然而，据他后来从一个荷兰人那儿得到的信息表明，当时荷兰人曾为这位英国船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建立了一座与他英雄事迹相符的墓碑。“纳撒尼尔·考托普战死于船首，”这个荷兰人说，“上帝知道，我对此非常遗憾。我们以配得上他这样一个人的方式，尽可能庄严和真诚地为他举行了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