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乔治旗
“加仓”号驶离伦敦的4个月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托马斯·斯迈思爵士重新联系上了亨利·哈德逊。当时人们对香料贸易的信心空前高涨，而且随着威廉·基林成功返航，财富滚滚流进东印度公司的钱柜里，斯迈思显得兴致勃勃。
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考虑资助一次新的前往北极的远征，就在几个月前，他曾提醒他的公司委员会，“3年来，本公司每年拨款300英镑，用于探索西北通道”，这笔款项还未用光。这还不是他唯一可以支配的款项，托马斯爵士同时是莫斯科公司的总督，该公司的商人对寻找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的北方航线的热情正越发高涨。
另外还有两名重要人物出席了斯迈思和哈德逊的会面。达德利·迪格斯爵士是一位富有人士，那次会面后不久，他写了一本题为《地球周长论或西北通道论》（The Circum ference of the Earth, or a Treatise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的书。该书浮夸单调，一位评论家说：“他的许多好友说，他与其出版这么一本小册子，还不如把400英镑送人更好。”不过，迪格斯对探索发现很有热情，手里也握有足够多的财富来满足这种热情。参会的第三个人是约翰·沃斯滕霍姆，他长期致力于推动前往未知土地的航行。
这三人都仔细研究过哈德逊关于曼哈顿周围地区的报告，并且都认为报告中说的那条大河并不通向太平洋，但北美还有最后一片地区可能存在一条通往香料群岛的西北通道，即约翰·戴维斯描述的那条神秘的“猛烈的湍流”。这条危险的航道后来被称为哈德逊海峡，不少探险家都曾尝试寻找过（乔治·韦茅斯坚信可以通过这座海峡抵达中国，他随队带了一个牧师，准备向那些异教的香料贸易商们传道）。尽管无人成功找到过这条航道，但大多数人回来时都带着它肯定存在的传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任总督托马斯·斯迈思爵士，促成了詹姆斯·兰开斯特开创性的东方远征。
征求并取得詹姆士国王的同意之后，哈德逊于1610年4月起航，他的任务是“寻找美洲西北部一条通向苏尔海的通道，苏尔海一般通称南海，并促进与出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穿过那条“猛烈的湍流”是哈德逊航行中最困难的一段，因为当时春天还未到来，冰山封住了水面。许多经验不足的船员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在前一次航行中曾与哈德逊同行的心胸狭窄的罗伯特·朱特则对哈德逊希望在“圣烛节（2月2日）看到万丹”嗤之以鼻。哈德逊决心证明给朱特看，他把船驶入哈德逊湾时，“骄傲自信地宣称他已征服了这条航道”。但因为开始下起了初雪，船员们迫不得已要在荒凉的詹姆士湾过冬，他们的热情陡然下降，一小撮家伙开始密谋反叛。“天色已暗，”一个叫阿巴卡克·普里克特的船员写道，“他们准备实施这一阴暗的计划……此时，所有人都要休息了，但邪恶是不会睡觉的。”
哈德逊走出船舱时，两个人抓住了他，他们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后，连同他的7个亲信扔进了船载小舟里。随后哗变者砍断了缆绳，支起船帆，扔下了哈德逊与他的同伴，他们“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没有柴火，没有衣物，也没有其他必需品”。随着这条小舟漂入黑夜中，残存的任何发现通往香料群岛的西北通道的希望似乎都消失了，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哈德逊这位伟大的北极探险家。
哈德逊注定不会被人遗忘。他被弃小舟之后大约7年，一位名叫托马斯·德尔默的精力充沛的船长开始仔细研究与哈德逊早期航行有关的所有材料。德尔默自孩提时代就沉迷于发现一条通向“香料产地”的快速路线，他把哈德逊的海图、计划和日记彻底研究了一番之后自信地宣称，这条难以找到的通道的确就在曼哈顿周围地区。他为何如此确定，至今仍不清楚，但他显然有足够的证据说服他的赞助商，很快他就开始了前往哈德逊河的航行，这是他两次前往该地航行中的第一次。
穿过长岛海峡及其不断变窄的入口，德尔默进入了上湾，他在这儿划船上岸，与一群印第安人交谈起来。这些印第安人证实了德尔默早先提出的一切，这让他非常满意。他激动地写道：“在这个地方，我跟许多野蛮人交谈过，他们告诉我说有两条不同的通道，通向西边［美洲西海岸］的大海。他们主动提出为我当向导，其中一个人还用粉笔在箱子上画了一幅示意图。”但也有坏消息：“他们说，一条［通道］因激流和险滩几乎不能通行，另一条没有问题。”
德尔默不想被他们的警告浇灭自己的热情，并且对即将实现毕生的梦想感到十分激动，他“怀着最大的期待匆忙赶到那些印第安人说的地方，想试试看上帝是否对我们仁慈，并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发现真相”。但他刚到“通道”，就刮起了一场大风暴，逼得他不得不转头逃跑，“差点儿就丢了性命”。
尽管暂时受挫，德尔默仍然因为他的发现而激动万分，他立即写信给塞缪尔·珀切斯，告诉了他这个历史性的消息。他甚至还画了一张那条通道的地图，“但我因害怕危险而不敢拿出来。就让这［封信］来证明你的希望吧”。这封信给珀切斯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他将其收进了他编写的探险文集中，但德尔默在英格兰的赞助商对他们这位空想探险家的“发现”甚为怀疑，立刻召他返回英格兰。德尔默拒绝了，他要“坚决寻找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当德尔默第二次尝试向哈德逊河口驶去时，他吃惊地看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和霍恩的各类船只，他们每年都在那儿做着规模很大并且利润丰厚的生意”。令他更加不安的是，“有些荷兰人已经在我们称作哈德逊河的地方定居，跟土著做起生意来”。德尔默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这片土地属于英格兰，“不许他们在这里定居，因为这是国王陛下划归给我们的”。荷兰人道歉说他们弄错了并告诉他说，他们真诚地希望“他们没有得罪人”。不过，他们并没有搬走的意图，因为这儿的海狸皮贸易比沿海其他任何地方赚得都多。
已经有荷兰人在曼哈顿周围定居的消息在英格兰引起的轰动，大大超过了德尔默对西北通道的所谓发现。詹姆士国王对荷兰人在香料群岛的好战态度已经很气愤，他决心要阻止他们重复在香料群岛的成功。在他看来，美洲海岸是属于他的，因为美洲海岸是一个多世纪前由效忠亨利七世的约翰和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发现的。尽管这两位勇敢无畏的人都没有提出英格兰对这块土地的领土主张，但伊丽莎白一世后来指出，只要踏足美洲，就隐含着获得主权，《英国主要航海》（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的作者理查德·哈克卢特就支持这一观点。
尽管如此，英国商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香料竞赛上，对在美洲沿海地区定居没有多大的兴趣。直到1606年，一位名叫费迪南德·戈尔德斯爵士的野心勃勃的商人向詹姆士国王申请了两家公司的特许状，一家在伦敦，另一家在普利茅斯。这两家公司得到授权在“在美洲通称为弗吉尼亚的地区”拓展殖民地，但规定殖民地之间要保持100英里的距离，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荷兰人就是利用了这100英里的缝隙，巧妙地拿到了哈德逊河地区的领土权。
詹姆士国王得知荷兰人定居点的情况后，批准费迪南德爵士获得更大一片土地，使他成为从哈德逊河延伸至圣劳伦斯河这片广阔土地的主人。尽管他不能夺取已属于任何基督教贵族的土地，但特许状注明，詹姆士国王认为，任何贵族都不能“凭借来自他们的君王、领主或诸侯的授权”取得这片土地。
曼哈顿和哈德逊河此时安全地处在英国管辖之下——至少纸面上就是这样写的——詹姆士国王给他驻荷兰的大使达德利·卡尔顿爵士写了一封信，要他调查一下荷兰人是否真的已经在北美设立殖民地并正在派船给他们运送给养。多年来，达德利爵士一直在与荷兰人就香料群岛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他回信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的确与曼哈顿周围地区有定期贸易并“有代理商常驻该地”。但他又补充道，关于荷兰人殖民地的故事有点言过其实，并拒绝相信荷兰“已经或打算建立一片殖民地”的说法。不过，詹姆士国王还是坚持要达德利爵士正式提出抗议，大意是“国王政府最近知悉，荷兰人已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并以他们的习惯将港口和海港改名”。
事实上，詹姆士国王错误地把曼哈顿的商人与香料群岛的商人相提并论，联想到这些岛屿未来的命运，这个错误就很具有讽刺意味了。尽管的确有一小群荷兰人住在哈德逊河地区的木屋里——他们于1611年到达，即哈德逊关于有一片肥沃土地的报告传到他们耳朵里不久——他们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殖民者，因为他们待在这里只是为了用小物件换取供应十分充足的海狸皮。这些海狸皮就像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一样，在自由市场上可卖到天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北欧的抢手货，特别是在德意志和俄国，“海狸皮被用来做披风衬里，谁的衣物上若拥有最昂贵的皮毛装饰，谁就被尊为最了不起的人”。即使海狸皮被印第安人穿戴了多年，“满是汗臭和油渍”，也依然有价值。穿过的皮子实际上经常是所有毛皮中最值钱的，因为“除非海狸皮……油腻腻、脏兮兮的，否则不好制皮”。
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令人瞩目的成功，促使詹姆士国王越来越激烈地宣扬其对曼哈顿周围土地的领土权，但他的大使达德利爵士所做的艰苦工作没有起任何作用。1621年6月，即德尔默在哈德逊河碰到荷兰船只之后不到3年，荷兰国会颁发给按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建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一份特许状，批准其对美洲东西海岸的专有贸易权，并授予该公司与土著领主达成条约、建立城堡和在各地区定居的特权。
不久，第一批荷兰移居者就来到了今天被称为新尼德兰的地区。1623年春，一艘被相应命名为“新尼德兰”号（New Netherland）的船轻快地驶出泰瑟尔岛，船上载着几个“信奉新教的”家庭，踏上了横跨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他们的离去没有逃过“漂亮贝丝”号（Bonnie Bess）船员的眼睛，这艘英国船最近刚受“官方高层”委派驶向曼哈顿，探索该地区，并且“如果我们在那儿发现任何陌生人，如荷兰人或其他人，就将攻击劫掠他们，或把他们在海里击沉”。
结果“漂亮贝丝”号没能执行这一命令，“新尼德兰”号安全抵达目的地。只有一个移居者的名字为人所知，她名叫凯特琳娜·特里克，到达美洲60年后她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尽管她把日期和姓名都混淆了，但她记得，“4个女的和她同船……这4个女的在海上结了婚”。她也忘掉了这次航行的情形，我们从海事记录上才得知，“新尼德兰”号首先驶往了加那利群岛和“野蛮海岸”（即圭亚那），然后才驶向哈德逊河口。后来的移居者可不会像特里克女士那样这么容易就忘掉漫长海上航程的种种艰辛。正如驶向东印度群岛的那些船一样，只有少数付得起每天1个荷兰盾高额船费的人才可以住船舱，其他人则都挤在甲板之间臭烘烘、阴森森的狭窄空间里。许多乘客就在这里度过了两个月夏天和好几个月冬天，他们不能洗漱，浑身肮脏，地上满是猪、羊和鸡的污秽物。痢疾和热病大行其道，尽管大多数移居者都自带了药箱，但这些家常药丸和药膏对致命的疾病毫无作用。因此当他们终于看见美洲东海岸时，许多人都欣喜若狂。“空中飘来海岸的气息，”一位早期的乘客写道，“就像花园的气味。”他们仿佛来到了香料群岛。
在漫长的跨洋航程之后，曼哈顿的自然美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十分高兴抵达了这个地区，”一个人记录道，“这里有美丽的河流和流进山谷里的泉水，平原上有流水的盆地，森林中有讨人喜欢的水果。河里有大量的鱼，土地适合耕种。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儿可以来去自如，而不用害怕赤裸的土著人。”
移居者们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分散开来。据凯特琳娜·特里克说，有两家人和8个男子去了特拉华地区，6个人去了康涅狄格河，而剩下的总共18人乘船沿哈德逊河而上，到了离现在的奥尔巴尼很近的奥兰治堡。只有8个男人留在了曼哈顿“去占领”他们的新家。这些被送来哈德逊河的移居者为人诚实、干活卖力，与他们在万丹和班达的同胞不一样，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醉鬼，“完全不适合开拓殖民地”。他们靠自己的劳动换来食品和住所，他们的工作结下累累硕果。这些人“勇敢地开拓”，种下的谷物“差不多有一人高”。不过，他们还是有怨言：“如果我们能养猪、牛和其他牲口宰食（我们天天都盼着第一批船能运来），那我们就不会想回荷兰了，因为凡是我们在荷兰那个天堂里想要的东西这儿都有了。”事实上，猪、牛和其他牲口都已经在路上了。根据一项周密的安排，一支救济船队已经起航，这3艘船上载着100多匹马和牛羊，3艘船分别被形象地命名为“马”号（Horse）、“牛”号（Cow）、“羊”号（Sheep）。
对第一批移居者来说，他们很难描绘曼哈顿的景象。那时，这里地形起伏、崎岖不平，靠近现今世贸中心原址的岛南端是一系列低矮多树的丘陵，其中遍布淡水池塘。兴建急需的新阿姆斯特丹堡垒的工作就是在这儿展开的。工程师克莱恩·弗雷德里克斯以及一些建筑人员得到“特别指令”之后，被派去绘制尺寸精确的堡垒草图。这座堡垒以班达群岛的内拉岛上那座坚不可摧的荷兰棱堡为蓝本建造，呈五边形，周长超过1000英尺。为了增加安全性，整座建筑由一条宽阔的护城河环绕。今天仍然可以找到这座堡垒的大致轮廓。下曼哈顿的海狸街、宽街、珍珠街和白厅街全都遵循着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斯的原始平面图设计，百老汇、公园街和第四大道也是这样。
新尼德兰的第一任总督彼得·米纽伊特到达该岛时，堡垒正在修建中。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土著印第安人手中把曼哈顿买了下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为这笔交易已经催促了好一段时间了。“万一有任何印第安人住在前述岛屿，或宣称拥有其土地权，”他们写道，“……不得以暴力或威胁的方式将其驱逐，而要好言相劝［请他们允许我们在此定居］，或者以其他方式送点儿东西以安抚他们，或者让他们住在我们中间，同时应起草一项合约，让他们签署。”
米纽伊特遵从安排从土著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这座岛，付给了他们价值60荷兰盾的小玩意儿。一份寄往海牙的有关该交易的文件记录道：“‘阿姆斯特丹之臂’号（Arms of Amsterdam）昨天抵达这里……据他们报告，我们［在曼哈顿］的人情绪高昂，生活平安。他们的妻子都在那儿生了孩子。他们以60荷兰盾的价格从野蛮人那儿买下了‘曼哈特斯岛’。该岛面积为11 000摩根①。5月中旬时，他们就已播下所有的谷种，到了8月中旬就收割了。他们寄回了少量夏季作物的样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荞麦、葛缕子籽、豆类和亚麻。”
这份文件到达荷兰时，荷兰人在曼哈顿新建立的移民点已经度过了艰难的前几年。尽管移民点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但公司董事会从来就没有真正认为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殖民地。它就像班达群岛、万丹和东印度群岛其他地方的拓居点一样，不是为了自身的壮大而发展，而是为了增加公司的贸易利润。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永远也想象不到，他们从英国人手中把曼哈顿夺过来，其实是为他们自己拿到了一个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巨额筹码。
纳撒尼尔·考托普是亨利·米德尔顿爵士一败涂地的1610年东印度远征船队幸存下来的少数几个病人之一。当“加仓”号在万丹港搁浅时，他的合同还有5年才到期。他很快就会被派到接近腐烂的“爱人”号上，到不大为人所知的香料群岛去寻找潜在的贸易伙伴。在此之前，他和他幸存下来的同伴要在爪哇岛的港口万丹疗养身体。
万丹是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活动中心，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大多数船舶首先停靠的港口。尽管该地距离香料群岛尚有约1000英里的距离，但船都是从万丹起航，代理商都是从万丹派发，贸易也都是在万丹安排组织的。考托普的命运最终就要决定于居住在这个港口的那些人。万丹港有一个不会引起任何人嫉妒的名声——“那个臭烘烘的大杂烩”。它是东印度群岛卫生条件最差的地方，尼古拉斯·唐顿眼看着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都在城里死去时这样写道。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结论：“万丹不是病人恢复身体之地，而是让身体健康的人完蛋的地方”。
东印度公司的年鉴记满了有关在万丹发生的瘟疫、各种疾病和死亡的通告信息，但只有一份埃德蒙·斯科特写的日记描述了在这个腐臭不堪、多病多灾的港口生活的全部惨状。斯科特担任由10多个英国人组成的小团体的总代理商的职务达两年多；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其间他亲眼看见他的两位上司先后去世，他手下的人也相继死于伤寒和霍乱。疟疾也大行其道，因为万丹周围渗水的泥滩和潮汐冲刷的沼泽地是大批蚊虫的滋生地。
斯科特手下的人总是害怕受到袭击，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偷或被抢。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处在警戒状态，他们单薄脆弱的木头仓库周围围着一圈尖桩栅栏，“不断的警报声、男女和小孩儿的悲号声在我们耳中缠绕不休，”斯科特写道，“我们的人在梦中也在追赶爪哇人，有时会突然惊醒跳下床去拿武器。”
这些英国人无法指望从当地统治者获得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国王不过是一个孩子，真正的权力握在一个无耻的“保护人”手里，他总是对城里的外国贸易商高谈阔论。只有大笔贿赂当地官员，才能做成生意。然而，万丹繁华的商业生活不断吸引着互相竞争的贸易商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在万丹蝇屎斑斑的小巷居住着各色人等，他们互相敌视，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人、印度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住在咫尺之遥的地方，他们又都受到爱吵架的爪哇人的厌恶。爪哇人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外国人，是因为要依赖他们的贸易。更令英国人担心的威胁是城里那些肆无忌惮的猎取人头的土著蛮人，他们永远面临着人头不够的境况。“有些爪哇女人会在夜里把老公的脑袋割下来卖给这些人，”斯科特记录道，“她们在我们房屋周围徘徊。如果我们不注意警戒，她们肯定会试图割破我们的喉管，或者砍下我们的头。”城里非常缺乏人头，“他们好几次把刚埋在万丹的人挖出，把头割下来”。
凡是涉及商业事务，英国人与荷兰人之间就要无休止地互相争斗。炎热和无法忍受的潮湿更是火上加油，使得双方的争吵经常达到沸点，演变成暴力。只有在面临来自土著的严重威胁时，这两国的人才能结成统一战线。说实在的，在遭遇冲突的时候，多亏荷兰人的支持，那个英国小商馆才能幸免于难。“尽管我们在贸易上是死敌，”斯科特在两国人和平相处的某一时间如此写道，“在其他方面我们却是朋友，可以生死与共。”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就连这点儿偶然的友善也消失殆尽。“这些荷兰人在这个地区气焰嚣张，”10年之后一个英国代理商写道，“他们说的假话每天都被人揭露，他们野蛮的举止不受人尊重，而让人害怕。”
万丹的英国人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的仓库受到频繁失火的威胁。这是小偷最喜欢玩弄的伎俩，他们在英国仓库的上风向点一把火，接着趁火打劫，闯进仓库抢走香料。“‘火’这个字啊！”斯科特写道，“只要在我面前说这个字，无论是用英语，还是马来语、爪哇语或汉语，哪怕我睡着了，也会从床上一跃而起。有时候，我的人在警戒时只是小声说了‘火’字，我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以至于我不得不禁止他们夜里谈论火。”
某天夜里，真的失火了。10点左右，第二个守夜人从第一个人那儿接班时，两人都注意到仓库里冒出一股刺鼻的烟味。他们叫来斯科特，彻底搜查了一遍房屋，却找不到冒烟的地方。“这时，一个人想起箱子后面有一个耗子咬的洞，这个洞穿过天花板，通到布匹仓库里。”他们把箱子从墙边搬开，看见确实就是这个洞在冒烟，下层那个很少用的仓库已经起火了。时间紧迫，因为这个仓库放着两大罐火药，“我们很怕会爆炸”。
这些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扑灭火焰，但此时火已经烧起来了，浓烟熏得他们不断退向外面。情况危急，楼上房间放着1000多英镑黄金，很快就要损失殆尽。此时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只有寻求住在英国仓库旁边“可恶的中国人”的帮助，那些中国人同意帮忙搬走屋内的东西，但要大量黄金作为回报。
“大火扑灭之后，”斯科特写道，“我独自站在那里，认真考虑这场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心里感到非常痛苦。”令他不安的是火似乎是从地下开始烧起来的，由于烧到了地板下面的托梁，所以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他觉得肯定是有人在捣鬼，于是撬开一小段地板，发现下面有一个隧道通向对面房子，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斯科特发誓要报仇，他怒气冲冲地走到对面的房子，一把抓住两个人，把他们押回仓库，用铁链拴了起来。
斯科特一心想把所有参与阴谋的人都惩罚一番，凭着明智地使用了一把烙铁，他很快就得到一份所有罪犯的名单。其中一个被当地政府移交过来的人，拒绝承认参与其事，尽管他曾满城公开吹嘘他参与了。斯科特在日记中实事求是地写道：“因此我觉得应该让他尝尝被烧的滋味（因为这时我们正在盛怒之下）。”
日记接下来是关于严刑拷打的一篇医疗诊断似的叙述，这场折磨十分野蛮，读来令人痛苦，尽管根据当时英国的司法制度，用严刑拷打逼供是标准程序。
首先，我让人用烧得通红的尖利的烙铁烧他的手指和脚趾，然后把他的指甲和趾甲掀掉。他毫不在乎，我们想可能是他的手脚被绑麻木的缘故。于是我们就烙他的胳膊、肩膀和脖子。接着我们又烙他的双手，差不多快烧穿时，便用铁锉把他的筋肉掏出来。过后，我让人用热得能烫焦东西的烙铁敲他小腿骨的边缘，然后让人把铁螺丝旋进他胳膊的骨头里，再猛地往外一拽。之后又用铁钳敲碎了他所有的指骨和趾骨。然而，他竟然滴泪不流，甚至竟然连头都没转动一下，手和脚也没动弹一下。当我们问他问题时，他就把舌头咬在齿间，用下巴撞膝盖，想把舌头咬断。我们用的极刑徒劳无用，于是我就让人用镣铐把他紧紧拴住。蚂蚁（白蚁，此地很多）钻进了他的伤口，他受此的折磨比我们上的刑还要糟糕。这一点从他的姿势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当地国王派来的官员想让我用枪打死他……这些人纠缠不休，因此，晚上我们把他带到野地里，牢牢地拴在一根柱子上。第一枪打碎了他膀子上的一块骨头，接下来的一枪在靠近肩膀处穿过他的胸膛。他低下头看着枪伤。放第三枪时，我们的一个人把子弹切成三部分，在他胸上打了一个三角形。他倒下去时被桩子绊住了挨不着地。但荷兰人跟我们不同，他们走之前，用枪把他射成了碎片。
权力与野蛮在万丹结成一体，但尽管对纵火犯使用了恐怖至极的酷刑，那些英国人的生活也并未因此而更加轻松。生活的压力在拥挤的空间日积月累，再加上不分昼夜地警戒，让他们缺乏睡眠，这开始影响他们的健康。“由于要长时间值班警戒，并且常常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们经常为性命担忧），我们之中有些人精神失常了。特别是有一个人，他夜里时常会大发脾气，两三个人都没法把他按在床上。”他们不止打过一次打架，只有用脚镣手铐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
斯科特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之所以经常面临暴力威胁，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的爪哇人没把他们与荷兰人区别开来。有很多荷兰人住在万丹，他们对当地人敏感的问题几乎不加顾及，这些荷兰人在漫长的酒宴之后，踉踉跄跄地穿过这座虔诚的穆斯林城市的大街回家也毫不在乎。他们的行为导致“当地人和荷兰人之间发生过许多争吵，因为有些水手行为粗野。有很多荷兰人晚上遭人暗算”。有些荷兰人购买香料时如果觉得有利可图，就会假装自己是英国人，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斯科特的部下加布里埃尔·托尔森想出了一条区别两国人的妙计。他想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加冕纪念日就要到了—— “当时我们以为伊丽莎白女王还活着”——便建议以最铺张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日。当有人问起为何举行庆典时，就可以向当地人解释说，他们跟那伙荷兰暴民不一样，是在纪念他们的君王。
斯科特听取了托尔森的计划，但起初有些怀疑。“我多次迟疑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实行这个计划，”他写道，“我担心如果英格兰方面得知此事，会认为这很荒唐。”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他命令手下的英国人都穿上白色绸布衣服，围上红白两色的塔夫绸围巾，他们做了一面“中间有红十字架的旗子”，掸掉了战鼓上的灰尘。
“这一天到了，我们在房顶竖起了圣乔治十字旗，击鼓鸣枪，在我们驻地游行，因为只有14个人，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排成排，举枪射击。”这场演出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成百上千好奇的当地人，包括城里最重要的一些人物都拥到英国商馆，问他们在庆祝什么。“我们告诉他们，那一天是我们女王加冕46周年的日子。无论英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要庆祝这一天。他［当地一个要人］对我们大加赞赏，说我们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尊敬我们的君主。”
有些人则对英国人的行为表示不解，问为什么城里的其他英国人不庆祝女王加冕日。这正是斯科特希望人们问他的问题。于是，他明显带着骄傲的语气“告诉他们，那些人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他们没有国王，他们的国土是由总督治理的”。有些人听到这种解释时将信将疑，跟他说这些所谓的荷兰人一直都坚称他们是英国人。“但我又告诉他们，他们是靠近英格兰的另一个国家的人，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如果现在去跟他们谈谈，就会听出他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
这一天的演出大获全胜。随着英国商馆不断鸣放的庆祝枪声，一队孩子绕着大街小巷叫着“Oran Enggrees bayck, orak Hollanda jahad”，意思是“英国人好，荷兰人糟”。
斯科特很快就了解到，跟当地爪哇人打交道，形式与内容同样重要。此时距庆祝当地国王割礼的节日不过几周时间了，他准备送上一份大礼，这份礼物虽然比荷兰人的便宜，但保准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其他所有人中，”他写道，“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展示最好的。”当地酋长、领主和荷兰商人购买金银珠宝作为礼品的时候，这些英国人“买了一株漂亮的石榴树，上面结着累累果实……石榴树被放在一个用藤条和芦苇编成的框架里，有点像鸟笼子，但里面很宽敞。我们在树的根部培上土，土上又加了一层绿草皮，看上去这棵石榴树就像仍在生长一样。我们在绿草皮上放了3只银制脑袋的小兔子，那是海军中将送给我的。在树顶以及枝叶的周围，我们用线编织了一群不断啼鸣的小鸟。于是，看起来这株树……结满了鲜果，小鸟快乐地在树顶欢叫”。
斯科特的手下人花了几天时间制作这件手工艺品，他对最终的成品感到很满意。他本想带着一队英国少女把礼物送给国王，但是，“我们没有女人。因此我们借来30个最英俊的小伙子”。加布里埃尔·托尔森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能力。斯科特写道：“托尔森船长有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是个中国人。我们把他打扮得跟国王一样光鲜，让他把礼物送给国王并向国王致辞。”送礼物的队伍由一个号手带领，后面跟着10个火枪手，人人都身着英格兰的红白二色衣装，跟着的是长矛兵，都是中国人，最后才是那个“帅气的小伙子”，他头上还有一个遮阳的华盖。
这个礼物让国王非常高兴，当他得知英国随行人员带来了烟花要让他欣赏时，更是喜不自禁。这一天在马戏表演老虎游行中达到高潮，国王不情愿地接受了割礼。他最喜欢的礼物是“一张铺着漂亮被子的床，床上有12个长枕和丝织枕头”，但他是否马上用上了这张床就无案可查了。
斯科特最后离开万丹时，对他经历这场磨难而幸存下来感到惊讶：他在这个城市的全部岁月中，掩埋了不少他的同胞，也目睹（并参与）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行为。然而，他所受到的严酷待遇丝毫未伤他作为英国人的骄傲，而他捍卫国旗的不屈不挠的决心激励着后来的代理商——如纳撒尼尔·考托普，对他们来说，爱国主义和忠于职守甚至比做生意更重要。
“在此，有件事如果略去是不合适的，”斯科特在他日记的最后几页中写道，“但事情联系起来，有些人会认为我爱慕虚荣，是为自己和跟我一起的人的名誉才这么做……所有的陌生人和其他一些人都提到，我们如何敢于跟那些憎恨我们的人作对，［而］当［万丹］不再有英国人留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就会谈论我们的表现有多么不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预言将会实现，但英国在东方的存在还需要10多年的经营。尽管亨利·米德尔顿爵士的第二次远征以灾难告终，东印度公司董事们情绪依然高涨，他们正考虑扩展在东方的贸易。考托普1611年到达万丹时，他们的代理商已经遍布该地区，为英国货物寻找市场，公司档案里充满了报告不为人知的落后地区贸易可行性的信件。代理商的使命常常归于失败：在望加锡，英国代理商因为荷兰人制造的一场“可怜的惨剧”迫不得已逃走了，荷兰人“不像基督徒，倒像是食人族一样谋杀了国王最爱的侄子”。而在柔佛，轮到英国人留下坏印象了，以致柔佛国王写信给邻近的国王，告诫他远离这些“卑鄙的人、醉鬼和小偷”。甚至中国这个一向被视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从此也禁止他们进入了。科钦王袭击了一艘英国商船，将其掀翻，“用鱼叉叉鱼似的把英国人、荷兰人和日本人及其随从刺成肉块，杀死在水中”。
伦敦商人对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具有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他们下定决心不仅要在“其他地方”寻求贸易，还要委派比过去人数多得多的代理商。然而，尽管他们如此热情，大多数英国商馆不过是临时的基地，其维持的时间要视代理商的身体健康状况而定，通常不超过几个月。如果说万丹的生活总是艰苦难熬，那么考托普将要驻扎的边远离岛情况常常更加糟糕。公司代理商源源不断寄来的信件充满喋喋不休的抱怨和不忿，尽管经常受到疾病的威胁，对大多数人来说难熬的还是想家的心情和极度的孤独。有些人因孤独而神志不清，如平户岛一位代理商威廉·尼尔森写的一封奇怪的信中所显示的那样。这封信满是谜语、双关语和离奇的指涉，开头这样写道：“翌日，恶霸；翌日，翌日。为了恢复我的身体健康，我没有忘记，空腹喝一壶炙热的蓝色麦芽酒，外加一块燃烧的吐司，过后［为了娱乐］拿一根带尖头的棍子，和他们一起跳过连起来的凳子。”
其他的人疯倒是没疯，但对雇主给的待遇有很多怨言。“在国内，无所事事的人赢得声名，”一个不满的代理商写道，“在这儿，他们却因诚实的努力而声名狼藉；在国内能得到尊重和回报，在外则无人尊重，让人伤心；在国内薪资看涨，在外薪水仅有国内的三分之一；在国内生活安逸，在外只有难过、烦恼和不快；在国内安全，在外则很不安稳；在国内自由自在，在外少不了被奴役。一句话，在家一切都随心所愿，在这儿则没有一事顺心。”
经常可以听到对拖欠薪水的抱怨，这也是令代理商们很难过的事，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可以赚钱的前景才被吸引到东方来的。更令人恐惧的是始终存在的死神的幽灵，它索取着定居东方的这些人的性命。代理商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超过3年，这也就难怪许多人都效仿在印度的威廉·霍金斯，他厚脸皮地承认，要利用自己在外的时间中饱私囊。纳撒尼尔·考托普也不例外，根据1613年冬从万丹发给伦敦的一封信的记录，他和其他几个代理商被指控“偷窃公司货物，欺骗私营商人，表现蛮横，爱慕虚荣，扎着金扣腰带”。此外公司还注意到“这些代理商突然之间积累起巨额财富，每人达五六百英镑之多”，并且“他们对东家背信弃义，表现不公”。考托普受到“巨额财富”被下一次抵达东方的船只没收的威胁，而且他肯定也担心自己会身无分文、前途无望地留在这些偏远岛屿。于是考托普忏悔了自己的不轨行为，并且为自己的错误写了一份“自愿检讨书”。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他很快又受重用了，他于1614年春受命前往婆罗洲西南海岸的一个港口苏卡达纳，据传在那儿“能买到世界上最好的钻石”。
苏卡达纳此时已经成为公司一个作风比较浮夸的代理商索封尼·科祖克的根据地，他是一名职业水手，绰号“俄国人索封尼”（Sophony the Russe），但更有可能被称作“哈萨克人索封尼亚斯”（Sophonias the Kazak）。他已经在东方唯一拥有丰富钻石矿产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基地。在考托普的帮助下，两人着力发展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并调查哪些货物的价值最大。
他们在苏卡达纳面临的困难与这类遥远地区的所有代理商面临的困难相似。由于他们完全要依靠英国船只送来食物和钱，因此只要有一艘供应船被吹离航线，商馆就会从繁荣跌入饥荒边缘。当“爱人”号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进入苏卡达纳的海港时，船长万分惊讶地发现，商馆“已向荷兰人举债，代理商处于贫穷乞丐的状态，因为从万丹发出的帆船先到了望加锡”。尽管考托普和索封尼身体很好，但他们“完全没钱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拒绝了1000克拉的钻石交易”。
考托普把苏卡达纳变成了一个兴旺发达的生意场所，他廉价买进钻石，再运到万丹转手卖出，他很想扩展这个贸易。当他得知，婆罗洲富产黄金、钻石和毛粪石——这是一种取自动物胃中的凝结物，据信可用作解毒剂——他就派索封尼去那里考察。他（把指令副本抄送了一份到万丹）要求“俄国人索封尼前去兰达克与这些地方的总督洽谈，讨论英国人在该地建立商馆的安全问题”。除此之外，他还要“私下查访他们是否害怕苏卡达纳人，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人不可能与他们平安相处”。考托普以典型的玩世不恭的语调——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班达群岛的漫长时光中显得更突出——结束了他的指令：“总之，不要为没有结果的希望感到高兴，但如有可能，他们凡是说了什么或答应了什么，都要带回相应文件［书面确认］。”
索封尼这次使命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地人太野蛮……他们故意躺在河里，想把所有能袭击的人的头砍下来”。索封尼和他的两个同伴遭到1000多个暴民的袭击，“奇迹般地逃脱了”，他们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们发现土著“不习惯弹药和枪炮，不得不跑上岸去”。第二次远征武装精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人的火枪。索封尼写道：“整个国家的力量，都挡不住9个人。”
1616年夏，考托普辞去了他作为苏卡达纳总代理商的寂寞职位，回到了万丹。他花在工作中的精力并未被忽视，公司很遗憾地让他走了。他离开后不过几个月，钻石贸易就“乱成一片”，出现了大量“偷窃和霸占现象”，苏卡达纳成了“一批迟钝而无用的阿谀奉承者的避风港，他们喝酒吃肉花钱，专干坏事”。一些负责任的人都呼吁考托普回来，“因为得有个对这个地方有经验的人来才合适”。
这个要求无人理睬，因为考托普需要参与一项更重要的使命。新任总代理商已抵达万丹，名叫约翰·乔丹，他对东印度群岛的生活有着丰富的经验，对前面的任务有着无限的热情。他决心为他的国家争得班达群岛的领土权，而纳撒尼尔·考托普正好适合这个工作。
①荷兰等国旧时面积单位，1摩根约合80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