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食人族的领地
1609年秋，威廉·基林刚驶离班达群岛，大卫·米德尔顿就第二次驶向了东方。“他与我们在黑夜擦肩而过，”基林恨恨地说，“不然我们肯定能够碰见他。”距离基林上次与他这位机智的同事交谈，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他当时一定很严肃地在想，也许再也听不到米德尔顿的音信了。
米德尔顿在万丹短暂停留期间，从英国代理商那儿听说，班达群岛的情况不妙。荷兰人对强加于岛民的条约执行得极为严苛，并阴森森地威胁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们的垄断权。他们派了一位总督留在内拉岛上，以监控往来的船只，又在拿骚要塞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卫荷兰人的利益。凡有船抵达班达群岛，都要听从命令停泊在荷兰城堡附近接受检查，没有荷兰人的许可，任何外国人都不得在班达群岛定居。甚至几个离岛赖以生存的岛间贸易也被禁止，除非得到荷兰人的授权。
这些规定听起来很严格，但最后很难执行，很快班达人就公然无视这些规定了，他们意识到，荷兰人的处境比最初看起来要虚弱得多。西蒙·赫恩取代了彼得·范霍夫成为舰队首领，在强行和岛上土著缔结条约后不久，他指挥的舰队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船员的士气前所未有地低落。很少有人对他们的新船长表示尊重，当赫恩疑似因为中毒而一命呜呼后，他的船落到了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手中。陆地上的生活也平静不了多少，班达群岛守卫队一直处于被围攻的状态。有大量类似的记录，“黑皮肤的人在林中杀死了数名荷兰人；荷兰人的堡垒被围攻；血淋淋的战斗；城堡里几乎要饿死人了，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和平条约签订的同一年”。
荷兰人遭殃的消息在大卫·米德尔顿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他从不缺乏信心，此时加速东行，越过爪哇海，前往内拉岛，一路上他的船飘扬着“国旗和商船旗，并且在每个帆桁端都挂着一面我们能设计出的最美观的长三角旗”。为了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存在，他鸣响了“远征”号（Expedition）上所有的枪炮，还挑衅似的把船停在离荷兰船泊位很近的地方。
荷兰总督亨德里克·范贝格尔被米德尔顿的放肆激怒了，他派了一名使者要求对方讲明来意。米德尔顿被命令交出伦敦的委任状，但他拒绝了，仅同意宣读第一段，以证明他是作为授权贸易商，而不是作为海盗来到此地的。荷兰使者要米德尔顿说明他手下的是商船还是战舰，这位英国船长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我会为我拿走的东西给出回报”，而且如果受到攻击，“我会自卫”。
荷兰人回到城堡谋划对策，但米德尔顿已经赢了这场唇枪舌剑，土著人隔岸观望了这场诡辩之后，就划着船来迎接“远征”号的英国指挥官。这是米德尔顿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太清楚如何浑水摸鱼了”，于是不失时机地跟土著商人拉近关系。没过几天，他就跟一个来自艾岛的肉豆蔻商人做了一笔利润丰厚的交易，这位商人同意把他能够搜集到的所有香料都卖给米德尔顿。
米德尔顿要是起航前往艾岛这座群岛中的外围离岛，本来是可以避免与荷兰人发生更进一步争执的，但他更愿意享受自己刚获得的这种能激怒荷兰人并可以跟他们对抗的地位。尽管荷兰总督警告他不要把船停在离他们的船如此之近的地方，他还是回答说：“我就要停在那儿，直到我忍受不了你们的打扰为止，然后我才会进入港口的最佳泊位。”
米德尔顿接着发了第二封信，告诉范贝格尔，他已与艾岛的商人达成交易，并解释说，他写此信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因为他很想知道，荷兰人敢不敢向他挑战。他提醒这位荷兰总督，艾岛和岚屿完全独立于荷兰人（这两个岛的土著头领坚决拒签1609年的协定），然后侮辱性地向总督提出他愿意提供总督可能需要的任何帮助。“如果阁下需要我做什么事，”他写道，“请大胆提出，我将尽力而为。”
最后这句话激怒了范贝格尔，他开始计划复仇。荷兰人想把“大太阳”号（Great Sunne）这艘已经不能出海而被废弃的荷兰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拖到“远征”号附近，用铁链拴在这艘英国船上，“然后将它们一起付之一炬”。“大太阳”号上载有30桶火药，因此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让火烧到英国船上。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范贝格尔提出让其余船只用枪射击“远征”号甲板。
米德尔顿的密探带回了这一阴谋的消息，米德尔顿绝不是那种回避冲突的人，他觉得“应该亲自去跟荷兰总督面谈，在开战之前看他会和我说些什么”。互相间一番恐吓威胁之后，两人在拿骚要塞见了面，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竟然都很尊重对方。“我们开始说起话来，有时语气很尖锐，有时又很亲近。但最后他们变得更加温和，［总督］叫人拿来一杯葡萄酒，大家都站起身来，干了这杯酒，然后我们便出去散步，游览了城堡。”米德尔顿本来以为会大吵一架，然后被驱逐出去，结果这一天是在与范贝格尔检查各种盔甲和讨论不同类型火枪的各种优点中结束的。
随着双方暂时放下了敌意，米德尔顿向荷兰总督保证，他不想惹任何麻烦，只要能够获得购买香料的权利，他答应出一大笔钱，“因为钱经常会蒙蔽聪明人的眼睛”。总督似乎很同情米德尔顿的要求，但“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不敢授予我买卖任何香料的权利，因为这会让他掉脑袋”。米德尔顿听荷兰总督这么说，知道谈判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尽管他很友好地离开了城堡，“总督鸣放了所有礼炮”，但他意识到，只要购买香料，几乎肯定要与荷兰人发生冲突。对此他一点儿也不担心，他担忧的是手下的人可能不愿开战。因此，“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问他们怎么想，并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支持我，我打算休整好以后就驶向那两座岛屿［艾岛和岚屿］，任由荷兰人去做他们能做的事吧。我向船员们保证，如果有人受伤致残，一生都会有保障”。米德尔顿手下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任他，大家齐声喊着同意。
他们正准备向艾岛进发时，风向突然转变，笨重的“远征”号因此无法向西行进。于是，米德尔顿派他的助手奥古斯塔斯·斯波尔丁坐船上的舢板到艾岛上建造一座商馆，他和船上其他人则在其北面100多英里的崎岖的塞兰岛上安营扎寨。他们可以乘坐舢板往来穿梭于塞兰岛和艾岛之间，米德尔顿可以用这种方式装船运货，而无须担心荷兰人袭击。
这个策略大获成功。斯波尔丁在艾岛成功立身之后，小小的“霍普维尔”号（Hopewell）就载着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在塞兰岛和艾岛之间危险的航路上来回穿梭。此项工作十分乏味，米德尔顿大骂公司董事，尽管他们知道买香料的任务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他花钱买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挑剔。“选择肉豆蔻时要选大而圆的，”他离开伦敦之前，董事们就告诉他，“装船时不要用过多的石灰，这样会把香料灼坏的。”他们对米德尔顿处理肉豆蔻干皮的关心也不亚于此。“要把它们单独放在罐子里，放在合适的地方，这样就不会被其他香料的热量破坏。一定要小心，只买鲜艳的，而不要买干缩的、发红的或暗棕色的。”
乘坐“霍普维尔”号走了不下9趟之后，米德尔顿就精疲力竭需要休息了。他选派了一组新的船员来驾驶该船——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他十分缺乏人手——他乞求上帝保佑该船第十次航程一路顺风，满心期望它7天后就可回来，但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还是没有“霍普维尔”号的消息。米德尔顿每天扫视着地平线，期待看到那艘小船，直到第三周又过去了，他决定带领一支搜索队出海，希望在班达群岛周围变幻莫测的激流中找到漂浮的“霍普维尔”号。“我手下人的身体状况都差到站不起来，我只好雇了3个黑皮肤人做向导，然后就出海了。在航行到看不到陆地时，起了一场大风暴，我很想尽快离开大海，救我们大家一命。”米德尔顿很幸运地被风吹回了塞兰岛方向，但风力每小时都在增强，他发现越来越难以阻止船被抛向岩石。“黑夜临近，我们尽力让船留在海上等待天明，但这时风暴增大，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孤注一掷把船驶过一排岩石的缺口。我们真就这么干了，没有一个人因为害怕被撞在岩石上粉身碎骨而弃船。”
整个晚上，米德尔顿和他的“黑人船员”努力保持着不让小船陷入险境。黎明时分，他们被水冲到了沿岸更远的一个浅水湾，可以安全上岸了。“我们把手搁在船板上，把它从水里抬了出来，感谢上帝救我们于危难。当时天气极为糟糕，下着大雨，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好。”
米德尔顿派他的人到海湾去侦查，他们回来时带回了恐怖的消息：
黑人向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活命，就得马上出海。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人告诉我，这里是食人族的领地。如果他们看见了我们，就会把我们杀死然后吃掉。他们只要抓了谁，那就再也赎不回来了。他们抓住基督徒后，会把他们活活烤熟，以惩罚葡萄牙人对他们犯下的罪行。如果我们不出海，他们就会隐藏起来。这些食人族会在水边四处观察，寻找在夜里悄悄走过的渔人或路人。
这个消息让米德尔顿非常吃惊，他二话不说就出海了。虽然逃离了食人族，但他的灾难没有结束。一只划来的小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远征”号的锚断裂了，现在有被冲到礁岩上的危险。米德尔顿此时必须立即回到船上，以便组织救援，但大风正起，回程只能走12英里的陆路。这位英国船长和几个向导走到差不多一半时，发现路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向导悲伤地发现，河中满是鳄鱼，但米德尔顿对危险满不在乎，尽管向导告诉他“如果我看见［鳄鱼］，我就得跟它搏斗，否则就会被鳄鱼杀死”，他也无所谓。向导警告的话音刚落，他就涉水下河了。
我已经有两个晚上没睡觉了，有些疲倦，但我在向导们前面下了水，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超过我。这条河很宽，水流很急，因为大雨后涨了水。向导们本来想叫我回去，但我已经走了一大半路，不愿回头了。
过河时，一个向导拿着我的水手大衣，手持一根很长的棍子（我当时并不知道），往我边上打了一下，我以为是鳄鱼划了这一下，就一个猛子扎进水中，结果被搅进激流，我还没有浮出水面，就被冲到了海里。海水把我抛向海滩，擦伤了我的肩背，直到向导过来把棍子一端递给我，让我抓着，把我从水里拽了起来，我在海里被抛上抛下，差点淹死，每个浪头都把我打得离岸边更远。
虽然险象环生，但结局皆大欢喜。不仅“远征”号得以避免撞向岩石，一个月不见的“霍普维尔”号也突然出现在视野中。原来它被一次可怕的大风暴吹到了班达群岛东边30里格的地方，花了两周时间才回到塞兰岛。
米德尔顿成功买到香料的事没有逃过荷兰人的眼睛。按米德尔顿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从他抵达班达群岛起就“疯掉了”，因为当地所有的贸易商把能找到的肉豆蔻都运到了艾岛。更让他们恼火的是，他们自己的两艘船只装满了一半，回荷兰前还需要更多香料。班达人因米德尔顿的出现而鼓起勇气，起而反抗荷兰人，他们把在拿骚要塞外抓到的所有倒霉的荷兰人都斩尽杀绝了。“他们把那些掉队的荷兰人杀光之后兴奋难抑，就带上所有能作战的人去袭击荷兰人的城堡并决心放火烧光他们的船只。”
英国水手特别害怕猎取人头的蛮人。“他们专门躺在河里，猎取凡是他们能够征服的人的头颅。”一位英国代理商如此描写达雅族武士。
伴随着海港四处响起的枪声，米德尔顿起航前往万丹，准备回家了。他的这次航行是一次胜利，在各种不利条件下，他不仅购买了大批肉豆蔻，还使荷兰人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公司董事们非常高兴，他们致信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伯爵，特别提到了米德尔顿的谋略和勇气：“他在班达群岛……寻找生意机会时，因遭受很多非难和侮辱的言辞，而被禁止在该地区从事任何贸易。他冒着很大风险，使用强势手段，从附近其他的离散小岛上得到了货物，这都是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荷兰人经常密谋试图趁我们不备，用火攻、切断联系等间接方式，毁掉我们的船只、人员和货物）。”
随着班达群岛暂时出现了权力真空，董事会又一次仔细阅读起地图来，最后他们把眼光落到了大班达岛西边十余英里的岚屿。
尽管米德尔顿船队的归来大快人心，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担心他们的特许状会被詹姆士一世国王收回。一些大臣和其他有竞争关系的商人当时经常到国王那儿请愿，要求取得他们自己的特许状，他们和爱德华·米歇尔本一样，认为不能只让一家公司全面垄断这一贸易。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发给他们的特许状已经使用了15年，很快就要到期。托马斯·斯迈思爵士意识到某些廷臣对国王施加的压力，他知道不可能再把贵族排除在这项事业之外。于是他拉拢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宠臣支持他的事业，并且向国王解释了保留东印度群岛贸易垄断权的绝对必要性，请求他续签公司的特许状。国王终于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而且他这次没有给特许状限期15年，而是授予公司“东印度群岛永远通行、永远贸易之唯一全权”。只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这项贸易“不能为本王国获利”，就将撤回特许状，但即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国王也要提前3年通知公司的商人们。
内拉岛上荷兰人建造的拿骚要塞。该要塞的建造违背了土著岛民的意愿，导致所有荷兰高级指挥官被杀。荷兰人反过来开始“尽其所能，实施一切报复”。
斯迈思及公司其他董事对特许权延期大喜过望，因为这给香料贸易注入了新的信心，并吸引了更多的资金。但曾为说服国王批准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贵族，这时却不愿把钱投入到未来航行中。他们有所保留，不愿让贸易玷污他们的手，而是更愿意和这个非常时髦的公司联系在一起。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者是当时流行的时尚，这个头衔要求加入者宣读一段荒唐而庄严的誓言，包括禁止加入者泄露“本公司的秘密和默契，这些秘密和默契将由总督或其副手告诉你”。这正是公司董事的精明之处，很快贵族们就排起长队，都想成为这个被他们兴奋地视为半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们其中有些人因为被公司接受而喜出望外：南安普敦伯爵听说他成了特许经营者非常高兴，给董事们送了一对雄鹿，“以感谢他们好意接受他为特许者”。思维敏捷的董事们立刻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其唯一的职能就是为托马斯·斯迈思的家宴提供最佳的野味。
公司特许状上有了詹姆士国王的签字担保，进行新的一次远征的时机成熟了。公司的差役跑遍伦敦，收集认股费。最终集资总额至少有82 000英镑。董事会有了这样一笔巨款供其支配，于是决定建造自己的船舶，而不再依靠以前历次航程所用的那种质量低劣的船舶了。新船吨位为1100吨，是一艘货真价实的巨船，比东印度公司标准的商船大一倍还多，其吨位直到蒸汽时代才被超过。这么大的一艘船能由詹姆士国王亲自监督下水。于是，1609年12月30日，詹姆士一世在王后和亨利王子的陪同下，来到德特福德参加盛大的王室庆祝活动。这艘船被起了一个很相配的名字——“加仓”号（Trades Increase），同时下水的还有“干胡椒”号（Peppercorn）和“爱人”号（Darling）两艘小船。这几艘船下水后，紧接着举行了一场庆功宴会，饭菜都盛在价值不菲的中国瓷器里。上甜点时，詹姆士国王把托马斯·斯迈思爵士叫到身边，“亲手把一根金项链和一枚奖章挂到了他的脖子上”。
这标志着英国国王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源源不断地交换礼物的开始，第六支船队起航时接到指示，“要为国王陛下和全体议员小心保护和储存你或公司任何人从该地区带回来的珍禽异兽，以及其他东西”。也许是担心出现之前那位郁闷的克里引起的那些问题，3位船长均有意忽略了这些指令。
船队计划于1610年春离开伦敦，所有参与者都要严格遵守时间表，以保证船能按时离岸。11月份，公司已开始面试有潜力的代理商和船员。纳撒尼尔·考托普的名字正是在这些新聘人员的清单中首次出现的。考托普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生平不为人所知。他很可能在伦敦当过贸易商，就像很多代理商同行一样，他也受到了东航的诱惑，期望能大发一笔横财。他倒的确给头脑清醒的董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609年11月13日，求职不过5天之后，他就被告知申请已经成功通过。他的几个代理商同行也在那一天被雇用：“有会说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本杰明·格林，还有会说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罗兰德·韦布。”关于考托普，我们仅知道公司“与纳撒尼尔·考托普签署了一项7年协议”，比其他受雇者多两年。这额外的两年未来将会体现其重大意义，并因考托普的勇敢而成为香料群岛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船队于1610年4月在经验丰富的亨利·米德尔顿爵士的指挥下起航，技术同样精湛的尼古拉斯·唐顿负责“爱人”号。公司主管们决定让这两人驶向班达群岛，巩固与土著贸易商的友谊。米德尔顿还接到指令，要通过“在你觉得合适的情况下，以向班达岛统治者赠送礼物的方式鼓动反荷情绪，并弄到300吨最好的肉豆蔻，不得掺有灰土和渣滓……外加20吨肉豆蔻干皮，要颗粒最大最鲜亮的那种，不要暗红色的，那是雌树干皮，价值很小”。公司还指示他，货物到手之后要在班达群岛留下一大批代理商，为以后抵达的船队做准备，这其中就包括纳撒尼尔·考托普。
米德尔顿还被要求在路上的众多港口停留，这不是为了购买香料，而是要继续为英格兰的羊毛产品寻找市场，以便“我们不用运钱，就可开展贸易，这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亨利爵士正是在这种期望的驱使下，才在绕过好望角的无聊航程之后，带领船队前往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炎热的亚丁港。
尼古拉斯·唐顿在日记中写道：“星期三的日落时分，我们突然看见了亚丁港，它坐落在一个不产果物的山脚下，我几乎不可能在这儿找到一座城镇，但停靠这个地方也有好处，这里易守难攻，不大容易被敌人攻陷。”这座城堡使他想起“伦敦塔，敌人想匆忙上塔是不可能的”。
米德尔顿也对亚丁港的防御工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更关心的是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阿拉伯半岛的这一角落名义上处于奥斯曼苏丹的统辖之下，但大多数市镇都由当地那些肆无忌惮的总督控制，而群山起伏的内地则已被相互征伐的阿拉伯部落瓜分成私人领地。米德尔顿拦住一艘当地的小船，问船上的阿拉伯人，管理当地的帕夏是不是个好人。他们的回答的确让人有不祥的感觉：先前那个帕夏“非常坏”，目前这个只是“稍好一点儿”，土耳其人一般来说“全都一无是处”。米德尔顿打定了主意，他指示唐顿把“爱人”号停泊在亚丁近海，他则前往红海的穆哈港去碰碰运气。
很快米德尔顿就要后悔做出这个决定了。他驾驶“加仓”号驶入穆哈港时，这艘巨船深深地陷进了沙岸，动弹不得。米德尔顿陷入了窘境。唯一可能让船再浮起来的办法是把船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来，但在岸上没有商馆的情况下把货卸在陆地上违反公司的政策。幸好当地总督，一个名叫瑞吉布·阿迦的希腊叛逃者很热心。当米德尔顿传信给他，解释说他是一个英国商人，需要协助时，他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是英国人，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要什么给什么。”
接下来还有更好的消息：远征船队腰缠万贯的总代理商劳伦斯·费梅尔已经艰难地划船登岸，设法与那位总督谈成了一笔有利可图的商品交易。为了庆祝这次交易，瑞吉布·阿迦邀请米德尔顿参加了一个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对这位英国指挥官极尽溢美之词，使得米德尔顿越发局促不安，但又不得不接受。在得到总督“可从事合规且和平的贸易”的保证之后，亨利爵士本来以为这种夸张的东方礼仪该告一段落了。但事实上瑞吉布·阿迦才刚开始。他主动提出把水边的一幢房屋让给英国人做基地，然后“就让我站起来，让他手下一个小官员给我穿上了一件银红双色的丝绸背心，并告诉我说不用怀疑这有任何的恶意，这就是大统领对你的庇佑。说了几句恭维话后，我就告辞了，我坐在一匹装饰华丽的高头大马上，一个大汉牵着马。就这样，我穿着我的新衣服，在镇上音乐的伴奏下，被送到了英国人的住所”。
接下来的几天过得很开心。阿迦每天都捎信给米德尔顿，“祝我快乐”，并许诺说斋月一结束，就会邀请米德尔顿到他的私人花园中一起骑游。米德尔顿听了这种包着糖衣的好话之后，起初对阿迦的疑心此时也烟消云散了，他很愚蠢地听信了阿迦的话。
1610年10月28日，米德尔顿划船上岸，想活动活动筋骨，在镇上走一走。当时暮色很美，天空一整天都万里无云，米德尔顿走到英国人的住所，想看看沙漠夕阳缓缓坠入红海的景色。“太阳正在落山，我让人把小凳子摆在门口，我本人、费梅尔船长和彭伯顿船长都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对于马上就要发生的对我们的袭击毫无觉察。”8点钟时，总督派来一个信使，但由于在场的英国人没一个会说阿拉伯语，就让他走了。很快，他就带着一个翻译回来了，他告诉米德尔顿，瑞吉布·阿迦送来的信只是说，英国人应该好好享乐。米德尔顿信以为真，马上开了一瓶马德拉白葡萄酒，递给周围的一圈朋友，但他们还来不及互相碰杯，门外就传来很大的响声。“我手下的人惊慌失色地回来，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被出卖了：原来土耳其人和我的人在屋后撕打了起来。”米德尔顿立刻猛冲进去，提醒船员有危险并命令他们尽快组织回守房屋。
可就在我说话的当头，后面的一个人往我头上打了一下，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直到他们把我双手死死地捆在身后，痛得我苏醒过来。他们一看见我能够动弹了，就把我抬起来，夹在两个人中间，带到了阿迦面前。我在那儿看到我的很多同伴处境跟我一样。士兵在路上把我洗劫一空，把我身上的钱以及3根金链条都抢走了，其中一根挂着我的印章，第二根镶有价值很高的7颗钻石，第三根拴着一个连环戒。
这只是他倒霉的开始。当镇上所有的英国人都被俘虏后（其中也包括纳撒尼尔·考托普），他们被套上脚镣手铐，赶到一起。“我本人和其他7个人的脖子被用铁链拴在一起，有些人脚被铁链拴起来，有些人的手被拴起来。”完事儿后，荷兰士兵就让两个荷枪实弹的守卫看住他们。这两个守卫“对我们很同情，放松了我们的铁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手在身后都被捆得太紧，血都快从指尖迸将出来，痛得无法忍受”。米德尔顿还是不知为何遭人暗算，但他很快就知道了阿迦何其阴险。不仅他手下有8人在“血腥的屠杀中”丧生，而且有14人身受重伤。他还听说，一支150个土耳其人组成的队伍已经“乘坐3艘大船”出海，要以武力攻下此刻正停泊在穆哈港的“爱人”号。这次偷袭完全出乎“爱人”号船员的意料之外。他们对岸上的阴谋诡计一无所知，因此当看见成打的土耳其人爬上船来，拔出刀剑时，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出事了。情势很快变得万分紧张。3个英国船员当场被杀，剩下的船员冲到甲板下面去拿武器。等他们武装好时，船已经差不多要失守了。“船中间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土耳其人，他们挥舞刀剑，砍得甲板叮当作响。”一个反应敏捷的船员救了大家。他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孤立无援，就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一个装弹药的大桶朝土耳其偷袭者们滚了过去，然后朝同样的方向扔过去一个火把。这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场炸死了很多土耳其人，其他土耳其人则撤到半甲板处，准备重整队伍。这一犹豫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英国船员此时已装好子弹，他们“端着枪开火，以一连串火药来招待土耳其人，打得他们惊慌失措、跳海逃命，有的挂在船舷上求饶，但没人肯饶恕他们，我们的人把凡是能找到的土耳其人都斩尽杀绝，剩下的全淹死了。只有一个人得以保全性命，他藏了起来，直到大家怒火消尽时举手投降，才被饶恕”。
“爱人”号得救了，但米德尔顿现在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他脖子上拴着铁链，被带到阿迦面前，终于知道了他被逮捕的原因。“阿迦皱着眉头（而不是平常那种假模假样），质问我怎么敢斗胆闯进他们的穆哈港，这里如此靠近他们的圣城麦加。”米德尔顿提出强烈的抗议，他提醒阿迦，是他本人邀请英国人上岸的，而且一直要他们尽情作乐。阿迦故意不理会这句话，而是告诉米德尔顿，萨那的帕夏已经接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的指令，要把凡是企图在任何红海港口登陆的基督徒全部逮捕。他还告诉米德尔顿，他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给“加仓”号和“爱人”号，命令他们投降。米德尔顿拒绝了。当阿迦告诉他，他要让这两艘船上的船员饿到投降时，米德尔顿得意地告诉他，他们的给养可维持两年。“他又催我写信，让他们都上岸，把船交出来，否则就砍我的头。我请求他杀了我，这会让我非常高兴，我已经厌倦了活着。但要我写这样的信是绝不可能的。”
阿迦不喜欢他的这种回答，“他们把我的铁链和颈圈取下来，给我双腿加上一副巨大的脚镣，又给我戴上手铐，把我跟其他人分开，扔在楼梯下一个狗窝里待了一整天……我睡的是坚硬的地面，枕的是石头，让我保持清醒的伴侣是内心的忧伤和不计其数的老鼠，如果我偶然睡着了，它们就会从我身上跑过，把我弄醒”。
米德尔顿很快就发现他渴望回到这个“狗窝”了。阿迦指示他写一封信给“加仓”号，要他们把船上所有的保暖衣物立刻送到岸上来。米德尔顿大惑不解，问阿迦为何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他被告知萨那的帕夏要审问他们这些人，“我们会发现山里很冷”。米德尔顿在穆哈的炎热中热得发昏，对阿迦说的什么寒霜和冰雪嗤之以鼻，对其索要羊毛衣物的要求不屑一顾。于是，“12月22日，脚镣从我们腿上取下……我本人和其他34个人都被安排去萨那，这个帕夏居住之地是该王国的一座主要城市”。
这些英国人中的威廉·彭伯顿设法从卫兵鼻子底下逃脱，过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才注意到他不在了。他长途跋涉走到海边，偷了一条独木舟划到海上，最后回到了“加仓”号。他没吃没喝，只能喝自己的小便，在风急浪高的海上划了好几天，直到旗舰上的瞭望哨发现了远处的他，才派一艘舢板搭救了他。彭伯顿的到达对唐顿来说是无价之宝，因为他提供了有关与米德尔顿同行的看守和哨兵的情报，他得以利用密使和中间人与米德尔顿进行定期而隐秘的通信。彭伯顿两次带信给米德尔顿，催他设法逃跑，并建议他穿上东方人的服饰，把胡子剃掉，皮肤“涂黑”，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假扮成阿拉伯人。他还说原打算给自己也“刮脸”，不过他认为自己那张“坑坑洼洼”的脸肯定会暴露身份。
唐顿和米德尔顿之间的通信有时能反映出他们承受的极大压力。米德尔顿拒绝让唐顿袭击当地的小船，理由是这样会使自己的生命面临更大的危险，唐顿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回信，说他本人能够判断在目前的情势下采取什么行动才是最佳的。亨利爵士对老友的这种蛮横无理很生气，写了一封被唐顿描述为“非常吹毛求疵、令人厌恶”的信。但正当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面临全面崩溃之际，唐顿恢复了理智，随信捎去一封便笺说，尽管米德尔顿在信中出口伤人，但他不会再写出愤激的言语，导致两人像敌人一样“互相攻击、挑刺找碴”。作为回复，亨利爵士写了一封“口气十分和善的信”，请求宽恕他前面那封“很忧郁的信”，并解释说，那封信是在情绪极其消沉的情况下写的。
在被押送去萨那的途中，随着天气转冷，他们的情绪愈加消沉。米德尔顿现在意识到了他的错误，他不该拒绝带上羊毛外衣。他写道：“我在穆哈时不肯相信他们北边会冷的说法。结果我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就出发了。”他用身上仅存的一点儿钱为他手下人买了皮外套，否则大家都得冻死。很少有人能想到，他们会在酷热的阿拉伯半岛度过一个白雪皑皑的圣诞节，但当这批英国俘虏于1610年圣诞节这天踉踉跄跄地走进塔伊兹城时，初雪已开始飘落。威廉·彭伯顿的“小伙计”当时没跟主人一起逃跑，此时冻病了，被寄宿在总督的住所，其他的人继续走进了大山里，“那儿每天早上地上都覆盖着白霜……结的冰有手指那么厚”。
终于他们到了萨那，“该城比布里斯托尔稍大”。他们的皮外套在那儿被没收了，他们被逼着光脚穿城而过，就像普通罪犯一样。米德尔顿无心再顾及外交礼仪。他被两名大汉架着去见帕夏时，一泄怒气，大骂瑞吉布·阿迦耍两面派、说谎、谋杀。帕夏“紧皱双眉，面带怒色”地听着，责怪米德尔顿给他造成了许多问题，然后这些英国人被带到一座普通监狱，在那儿又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他们在狱中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帕夏突然召见米德尔顿，告诉他所有人会被立即释放，并且可以自由返回穆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帕夏突发善心，现在仍不清楚，但有传言说，帕夏欠了一个开罗商人的人情，是这个商人出面替英国人讲了情。他们的释放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之中很多人因悲伤、寒冷、空气不好、食物不佳、糟糕的住处和沉重的镣铐而处于体弱多病的状态”。
变色龙一样的帕夏现在摇身一变，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形象，腾出一座豪宅让大家住，并建议他们到城里观光，甚至送了6头牛让他们饱餐。米德尔顿被单独给予特别待遇，他收到了150个金币作为对他遭遇的痛苦折磨的赔偿。作为回报，他不得不去听帕夏的一场让人难以忍受的演讲，帕夏在演说中虚伪地自吹自擂，夸赞自己如何明智、洞察幽微、脾气温和。事情的转变让这位英国指挥官感到茫然若失，但这并没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很快就了解了这些土耳其总督的反复无常，他们可以从朋友一下变成敌人，甚至连脸上的笑容都不会消失。
2月中旬，这些英国人终于离开了萨那，长途跋涉返回穆哈。米德尔顿对帕夏是否诚心依然抱有些许怀疑，但当他被告知“如果瑞吉布·阿迦冤枉你，我就把他的脸皮扒下来，把他脑袋给你”之后，对回到穆哈的任何恐惧就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到达塔伊兹时，希望找到彭伯顿留在那里的小伙计，他因体弱而病倒，寄宿在该地总督家里，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总督哈迈特·阿迦逼他当土耳其人，现在怎么也不想放他走了。”这可怜的小伙计在总督那儿的几个星期里遭受了可怕的折磨：他拒绝皈依伊斯兰教，“阿迦的几个仆人把他［抬到］一间温室里，把他脱光，割了他的包皮”。总督坚决不交出这个小伙计，英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留下他继续前行。但米德尔顿功不可没，他始终没有忘掉这个小伙计，并拒绝驶离阿拉伯，直到他被释放。
米德尔顿到达穆哈后，直接被带到阿迦那里，“他又以平常那种假装的友爱和和善欢迎了我和大家，并且说他很高兴我们能安全返回，对发生的事表示歉意和羞愧，请求我宽恕他”。但英国人还没能回船，就被押到“一栋非常坚固的房子里”，又一次被置于武装警卫的监控之下。米德尔顿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太正确不过了，他现在已经明白，逃跑是唯一的选择。他的计划很简单：在夜色的掩护下，他给“加仓”号发了一封信，要他们把一瓶烈酒偷运进监狱。他计划用这瓶酒灌醉卫兵，偷走他们的钥匙。他知道全城的人都很熟悉自己这张脸，于是决定藏在一个空桶里，再让手下人把桶滚到海滩上。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那瓶烈酒被成功偷运进监狱，一只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停靠在该城的南端。卫兵看到有人送酒给他们喝也无法拒绝，就“狂饮起来”。中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船来了，卫兵也已经灌醉了，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开始行动了”。米德尔顿把“坚固房屋”的门锁打开，按计划钻进桶里，滚到了海滩上，爬进一条正等待的船中，划到锚泊的“爱人”号旁边。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船队的军械士托马斯·伊夫斯非常害怕再被人抓住，“他脱掉鞋子，用最快的速度在大街上跑开了，结果全城的人都跟在他后面跑”。不过几分钟，穆哈城里就满是士兵，他们一个一个地扶起受伤和病弱者。劳伦斯·费梅尔很快就陷于困境。他“肥胖笨拙”不能奔跑，摇摇摆摆地往水边走时，一队士兵在后面穷追不舍。于是他“用手枪朝追他的一个人脸上开了一枪，那人受了致命伤”，但他最后还是在水没到腋下时被抓住了。他后来责怪“那个傻瓜一样、胆小如鼠的舵手愚蠢的举动，我们下水时……他却在我们的下风处”。费梅尔被抓算是一个挫折，但米德尔顿安全了，他感谢上帝“对我们大发慈悲”之后，参加了“爱人”号上的庆祝活动。
米德尔顿现在处于强势的地位，可以为费梅尔、纳撒尼尔·考托普以及其他船员争取自由了，也包括依然被关在塔伊兹的彭伯顿先生那个可怜的小伙计。他写了一封信给瑞吉布·阿迦，吹嘘自己有威力巨大的大炮，威胁说除非立即放了所有人，否则就把进港的所有船只炸沉，“我会尽我所能，把这座城炸个稀烂”。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费梅尔，让他放心，并重复了威胁之语，他写道：“阿迦说如果我向城里开炮，他要针锋相对，但你很清楚，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的大炮比我的差得多……我会向城里开炮，炸它个一塌糊涂，管他高不高兴，我才不在乎呢，反正他打不到我们……让帕夏和瑞吉布·阿迦好好想想，英国国王是不会对背叛、抢劫和谋杀其臣民的行为坐视不管的。”
阿迦有意拖延时间，但当他的港口被封锁了一个月后，他迫不得已把人全放了。可惜费梅尔先生没能长久地享受他的自由。上船3天之后，“大约下半夜2点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中了毒”。他从前总是夸口英国人如何强大，怒气冲冲的阿迦知道这个总代理商对送来的饭菜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就在食物中下了慢性毒药。
彭伯顿的小伙计安全返回之后，所有还活着的人就都回船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这第六支船队终于可以继续航行，驶向班达群岛了。
此时已经是1611年8月，约16个月前起航时，这支船队被寄予厚望，但迄今为止他们一无所成。如果说全体船员因他们的不幸而精神沮丧，船长们就更加意志消沉了。唐顿在麻烦最严重时，写了一份私人备忘录，以这种形式为我们了解当时船上的消沉情绪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这份备忘录的语气一反唐顿努力在他的船员面前表现出的勇敢和幽默，使得这本备忘录更显辛酸。私底下，他“被各种迷茫的想法所包围”。他写道：“现在，经过两年的航行，［我们发现］我们的给养已经用完，我们的船只、缆绳和用具磨损得很厉害，24个月早就过了，船员只拿了这么长时间的工资，我们在去过的大多数地方都受到欺骗和侮辱……无论我们是否带着羞愧无功而返，只能遵从上帝指示了，因为我们意志软弱，前途渺茫。”
驶离穆哈港之前，两位船长估计了一下形势。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前往班达群岛，购买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但公司的指令允许他们先去印度，看看在贾汗吉尔宫廷里的威廉·霍金斯情况如何。他们选择了先去印度，于是向苏拉特驶去，但当米德尔顿得知苏拉特拒绝贸易时，他就带着霍金斯再次起航了。米德尔顿被贾汗吉尔的不妥协态度气得七窍生烟，决定返回红海，强迫那里的印度独桅三角帆船把棉花卖给英国人。这有三重好处：一是穆哈的阿迦会因丢掉贸易而大发雷霆，二是这样可以狠狠整一下印度人，三是米德尔顿可以得到急需用来交换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的白布。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汗吉尔与英国水手威廉·霍金斯结下了友谊。贾汗吉尔是个性格反复无常的酒鬼，逼迫霍金斯观看残忍的角斗士格斗。
不幸的是，正当米德尔顿的船队要在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设置封锁时，东印度公司第七支船队的指挥官约翰·萨里斯正接近穆哈港。萨里斯随身带了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苏丹的推荐信，他无视米德尔顿不要与阿拉伯人贸易的警告，愉快地驶入了穆哈港，受到新阿迦——瑞吉布已被撤职——的盛情招待，他在穆哈做了一笔交易，并派了一个使团去萨那拜见帕夏。
阿迦听说米德尔顿要“扣押”从印度来的船，气得冒火，当即取消了他已经批准的与萨里斯的交易。萨里斯以最激烈的言辞提出抗议并反复保证他跟米德尔顿不是一路人，但阿迦拒绝相信这个谎言。萨里斯把一腔怒火转向了米德尔顿，他登上“加仓”号，大骂米德尔顿愚不可及。他发誓要尽其所能，打破米德尔顿的封锁。“这时，米德尔顿发毒誓说，如果我敢这么做，他就敢把我的船炸沉，放火烧掉所有跟我贸易的船。”接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两位指挥官“使用了与其身份地位不相配的污言秽语，当对方是敌人一样针锋相对”。
两个人最后还是做了一笔交易，他们决定分享“封锁”所得的战利品，但萨里斯心不在此，很快就起航去万丹了，并且没有按照通常的礼节跟米德尔顿告别就走了。米德尔顿很生气，他意识到想伤害阿迦的政策不起作用，就驶去了苏门答腊和爪哇，最后在万丹的大海港下锚。出发时曾被寄予很高期望的东印度公司第六支船队在这儿染有疟疾的浅水中挣扎前行。“加仓”号被凿船虫（船蛆）蛀得千疮百孔，不能再航行了。船员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许多人患上了伤寒、痢疾和疟疾，死在腐烂生锈的旗舰甲板上。
“我向他们鸣了3响礼炮，”下一艘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英国船只上的商人约翰·乔丹写道，“但没有回应，也看不到英国国旗，无论船上还是镇上都没反应。我怀疑这艘船可能被当地人俘虏了，我又放了一炮……决定先不上岸，等得到确切的消息再说”。终于，乔丹“看见一个船艏从海岸边冒出来，来的是爱德华·兰利、克里斯托弗·卢瑟、纳撒尼尔·考托普以及托马斯·哈伍德，他们几个看上去都像幽灵或者说惊弓之鸟。我询问米德尔顿和我们其他朋友们的情况。［但是］我无法记录140名死者的姓名，剩下的那些人，无论在陆地还是在船上都生了病，这4个人是其中身体最壮的，但腿也几乎站不起来了”。
大多数人都已染重病。米德尔顿本人已故，有人说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船只心碎而死，“加仓”号不幸地未能担负起它的名号。关于该船的最后时刻，一位名叫彼得·弗洛里斯的商人这样写道：“船被搁在干地上，已经没有了桅杆，船上的33人，绝大部分都生了病，船的一边被覆盖着，一边则没有。船上已经死了100个英国人，还死了更多为薪水干活的中国人，以及8个死于某种奇怪的疾病的荷兰人。”“加仓”号最后的时刻来得太快。一个叛变的西班牙人放火烧了船板，这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引以为傲的巨船瞬息之间化为灰烬。
“爱人”号情况也不妙。它在到达马来半岛的北大年时接受了检查，结果被认为情况太糟，无法驶回英格兰了。它剩下的日子就消磨在东印度群岛各岛之间穿梭的代理贸易上。只有“干胡椒”号在漫长的回程中幸存下来，但就连这条船也没能抵达伦敦。唐顿很倒霉，被迫很丢脸地雇了一名法国人，把“爱人”号拖到了爱尔兰的沃特福德。当地没有欢迎他们凯旋的仪式，也没有3年半前欢送船只起航的人群。相反，唐顿于1613年10月登上陆地时，立即被逮捕，他被指控参与红海“封锁”的海盗行为。但他最后还是被释放了，然而这对提起他的心气于事无补，他日记的结尾沉浸在一片黑色的绝望之中。他写道：“这次乏味而又令人疲倦的航行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