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新年。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公民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正因为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而受审。但在塞拉利昂，随和的卡罗来纳棉花种植园主、黑人的铁杆朋友艾萨克·杜布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相当满足。他正在制作自己的婚戒，心里十分期待自己和有主见的寡妇安娜·玛利亚·福尔肯布里奇即将举行的婚礼。于是，他拿起羽毛笔，蘸了点儿墨水，开始写日志，“公正、坦白、如实地记下所有事”。[1]约翰·克拉克森要到当年后半年才回来，所以为了不中断殖民地的历史记录，他在出发前特意请这位朋友继续帮忙记日记。杜布瓦当然乐意效劳。克拉克森辞行时，他难过得要命（“情绪比平常更压抑”），依依不舍地坐船跟出去了几里格，才在茫茫的黑暗中最终作别。这本日志既是他对自己的义务，也是对总督的义务，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一条纽带。
随着笼罩塞拉利昂的冬日“冷烟”慢慢退去，人们的沮丧情绪也渐渐消散了。不过，就在新年前夜，一场冬季并不多见的烈飑袭击了这个殖民地，急雨直接打穿了安娜·玛利亚的茅草屋顶，但雨过天晴之后，1月的艳阳又挂在了赤道的天空中。杜布瓦又恢复了天生的热情洋溢。奈姆巴纳王——据说之前病得很重——刚刚给殖民地送来一头公牛，杜布瓦和其他人一样，十分想目睹一下屠宰过程。白天时，他不是在指挥山坡的清理工作（用来修建公司的新仓库），就是去汤普森湾（Thompson's Bay）筹建棉花种植园；到了晚上，他则会和俊俏的“邻居”安娜·玛利亚共饮红酒。两人的关系从来不无聊，因为安娜·玛利亚是个思维活跃、性情火爆的人，也难怪艾萨克有时会觉得，她很容易把他对工作的上心误认为是对她的不上心。然后，她就会陷入“愠怒”当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婚礼的前一晚，不过同往常一样，这场火也很快就灭掉了。1月7日，声如洪钟的牧师梅尔维尔·霍恩（Melville Horne）为这对爱侣主持了结婚仪式。虽然安娜·玛利亚对于自己未能遵守守丧一年这条惯例丝毫不感到难堪，但二位新人还是请求牧师把他们已经结婚这个秘密保守两周时间。只是那“可怜的牧师哪里守得住这样的喜讯，见谁都说，还叮嘱人家别把这事儿讲出去——结果，不到两个小时，整个殖民地便人尽皆知了”。[2]
不过，俩人没有度蜜月，因为杜布瓦正忙于修建石造仓库，来取代那座害虫成灾、老是被狂风暴雨吹垮的茅草仓库。但他发现，代理总督威廉·道斯却在想尽办法给他帮倒忙。比如，杜布瓦这边缺了石匠就没法工作，道斯便命令他们停止给杜布瓦干活儿，转而去修建他觉得这里急需的堡垒。道斯是个十分严肃的年轻人，和克拉克森一样当过海军上尉，尤为得意于自己在火炮和工程方面有所专长。他认为，一旦英国同胆敢弑君的法国开战，一座真正的堡垒可是不可或缺的。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但杜布瓦并不这么认为。既然法兰西共和国自称是自由之友，其国民公会还废除了奴隶制，那怎么着也能说服法国把塞拉利昂视为中立者吧？杜布瓦深信，牢固的仓库和商店给殖民地带来的好处，要比任何堡垒都多得多。那“俩工程师”——道斯和测量员理查德·佩皮斯——他觉得，在修堡垒这件事上已经“走火入魔”了。而且杜布瓦还发现，自己越是表达这样的观点，道斯就变得越冷淡。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自己最不能做的事就是向这位代理总督提起某某项目是约翰·克拉克森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道斯似乎很不想听到有关前任的任何消息（虽然克拉克森估计再过几个月就回来了），佩皮斯也一样（在克拉克森回国前，他曾虚情假意地表示过自己的钦佩之意，但他向来就与这位总督不睦）；1月中旬，随着扎卡里·麦考莱的到来，“严苛三人组”正式成立。
四年之后的1797年，当上了殖民地总督的麦考莱再次陷入同黑人定居者之间的激烈斗争时，肯定有人机敏地指出过：他在对待那些新斯科舍人的时候，要是能稍微学会一些通融，别老是以虔诚福音派教徒的脸色示人，那能免去多少麻烦呀。他也知道自己的态度举止在外人看来过于严厉，比如在二十九岁生日那天，他就曾写信给未婚妻赛琳娜·米尔斯（Selina Mills）说：“我已经在非常努力地改正自己在外表和举止上给人的那种不近人情之感了，但改起来真的好难。”[3]“改不了”可能更确切。对于一只眼睛天生失明、眉毛又浓又黑、右胳膊因故残废的扎卡里·麦考莱来说，鄙视虚荣会来得更容易些。为了逢迎而牺牲原则，更是不道德的权宜之计，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他就是块原始石器，也不觉得有理由隐瞒这一点。事实上，他就出生在一个石头很多的地方（阿盖尔西部高地的因弗拉里［Inverary］），是宗族长的后代，而他的父亲，一位贫穷的长老会传教士，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他对自己的种种要求，以及那些他确信苛刻的上帝期望他满足的要求，像硬邦邦的老茧一样把他包了起来，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保持这种严厉的脾性。
由于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无钱供他上大学，所以这个独眼男孩自学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在格拉斯哥这片新苏格兰学识的温床，他有那么一瞬间被危险的知识搞得晕头转向，结识了所谓的先进思想家——这些人爱在教堂前宣讲大卫·休谟的怀疑论，还经常陶醉在渎神的污言秽语和烈酒当中。更糟糕的是，扎卡里还放松了警惕，让自己深陷虚幻世界而不能自拔：“半夜时，我不是在贪杯，就是在浪费灯油，埋头阅读那种在流动图书馆里会被分进小说类的可耻却有趣的书。”[4]十六岁那年，这位罪人被派到了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当监工。在那里，“几百个黑皮肤的人在甘蔗地里咒骂、哭泣，鞭子落在他们肩膀上的声音和这些倒霉鬼的哭喊声，让你以为自己好像不幸被打入了阴曹地府”，[5]而麦考莱则继续看他的伏尔泰。
但接着，在二十一岁时，他觉醒了。1789年乘船返回英国期间，他内心长期压抑的长老会教徒跑出来，到甲板上兜了一圈。在海阔天空下，麦考莱发誓再不喝酒，且无论天气好坏，他都没有食言。然后为了上帝，他又去了乡下生活。他姐姐珍嫁给了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乡绅托马斯·巴宾顿——此人见到光明后，转为福音派教徒，加入了克拉珀姆圣徒会——而他留住在这位姐夫家时，彻底地皈依了后者的教派。当然，巴宾顿（这个名字被永远地保存在了英国史册当中，因为扎卡里和塞琳娜给儿子托马斯起的中间名就是这个）不仅让麦考莱获得了心灵上的重生，还为这个小舅子找了一份工作。巴宾顿的密友兼“圣徒”教友，正是那位福音派银行家、塞拉利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亨利·桑顿。
桑顿和麦考莱虽然都是福音派信徒，以废除奴隶贸易为己任，但俩人对自由这个问题其实都没多少兴趣。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一直持怀疑态度，目睹了那里因自由的滥用而冒出来的各种怪物后，他们对自由的态度更是从温暾变成了冰冷。克拉珀姆圣徒派的动机源于商业和基督教，因为这二者通过相互滋养，最终把信异教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上帝的信徒，变得文明又繁荣，所以他们认为，格兰维尔·夏普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方法过于纵容，他要建设的那个塞拉利昂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如果他那番事业要成功，更需要有效的管理，而非宽容大度。鉴于他们自己的思想模式就是服从——无条件屈从上帝的意志——所以在他们看来，黑人循道宗那种多愁善感的情绪激昂、浸礼会信徒那种狂乱吵闹的情绪爆发，全都幼稚得令人恶心。麦考莱听说塞拉利昂有位黑人牧师喊出“上帝就是爱”这种话后，简直难以置信、厌恶至极。上帝不是爱，而是真理，是律法，他需要的是顺服。麦考莱认为，约翰·克拉克森并未能在弗里敦那些受蒙蔽的黑人中培养出这种对权威的尊重——威廉·道斯显然也“所见略同”——现在没了这位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海军上尉来碍事，是时候开始宗教改革了。
消息由早晚召唤定居者祈祷的大钟宣布，就像在学校似的——安娜·玛利亚认为，这项所谓的创新设置得实在荒谬可笑，因为这里的信众是她见过的最狂热的一群。所以她同丈夫艾萨克，还有他们那位和蔼可亲且学识渊博的朋友、瑞典植物学家亚当·阿夫泽利乌斯，就故意不去参加每日的祷告活动——结果，三人因此被定性为可怕的无神论者。当然，对于“那帮伪善的清教徒”怎么看待她和艾萨克，安娜·玛利亚才不在乎。在她眼里，那群人根本没有一丁点儿基督教信徒的精神，比如先前奈姆巴纳曾送给殖民地一头耕牛，结果他们却把牛杀了，还以每磅四便士的价格把牛肉卖给定居者。更可恶的是，可怜的福尔肯布里奇去世后尸骨未寒，代理总督道斯便迫不及待地要回了“他的制服、外套、剑、手枪等”。[6]当然，要只是心胸狭隘也就罢了，但让杜布瓦越来越不安的是，他觉得道斯、佩皮斯和麦考莱正沆瀣一气，想要根除克拉克森用以赢得移民信任的种种“妄想”（依他们所见），而且为了让人们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还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手段。克拉克森离开前，有些移民的土地还没被规划出来，所以他曾诚挚地向他们表达过歉意，并真诚地保证说，测绘工作很快就会完成，他们在雨季到来之前一定能有地可种。对于定居者来说，克拉克森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可他前脚刚走，土地测量员佩皮斯就立即下令无限期暂定相关工作，致使黑人移民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土地养活自己。他们要想活下去，只能从公司的商店购买口粮。但商店在移民地只此一家，因而可以把价格定得高很多，利润远远超过了资本和运输成本的百分之十（这是克拉克森当初认为比较合理的加价）。结果，移民们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只能再次向公司出卖劳动力——比如去修堡垒——且拿到的工资也完全是由公司的人硬性决定的。新斯科舍那种劳役偿债的经历似乎正在重演。因为说到底，就像许多移民愤恨抱怨的那样，他们现在难道不是在给拥有无上权力的公司当奴隶吗？
杜布瓦气得火冒三丈，活脱脱就是一副世俗的美国保皇党模样，誓要与冷血的英国福音派信徒纠缠到底。杜布瓦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很可能认识托马斯·彼得斯。虽然他曾是奴隶主阶级，但比起那些刻板的英国人，他同曾为奴隶的黑人更容易合得来，也会更专心听他们说话。在他看来，约翰·克拉克森与那些英国人完全不同，是个仁慈、慷慨、随和的人，所以他越来越爱戴克拉克森，将任何蓄意破坏其权威和名誉的行为，都视为是对他本人的冒犯。总督大人应该了解他不在时这里发生了什么。他在日记中插入了一段仅供克拉克森过目的备忘录：“如果我没完成那些我自己开始的工作，我就会辞去殖民地的职务……可为什么他（佩皮斯）没完成土地规划（却还在这里）？这项工作已经花掉公司两千多英镑，而除了新斯科舍人无法获得自己的土地的不公外，代价还会更多——土地分配的工作难道要拖到明年再完成吗？”[7]
就在杜布瓦写备忘录的当晚（1793年2月6日），弗里敦还发生了一场“大交涉”。移民们吵吵嚷嚷、愤怒不已——这也难怪，因为克拉克森的所有承诺似乎都被抛到了一旁。曾运来新鲜补给的“约克号”，按照克拉克森的指示，本应作为海上医院服务殖民地，但现在却被公司官员挪为己用，成了他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而最后一根稻草则事关黑人移民所持有的滨水土地和在上面修建的房屋。佩皮斯草率地通知说，这些土地他们只是暂时持有，现在得搬走，给公司的建筑腾地方。聚集的黑人移民感到怒不可遏。安娜·玛利亚记录道：“克拉克森先生在新斯科舍时曾承诺，我们和白人不会受到任何区别对待；现在，我们要求这一承诺得到遵守，我们是自由的英国臣民，希望获得相应的待遇；我们再也不会顺从地被踩在脚下。”[8]土地分配的工作为什么中断了？克拉克森先生是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的！
听到这些指控，理查德·佩皮斯非但没有辩解，反而转守为攻，令人惊讶地抨击了克拉克森同黑人站在一起。“克拉克森在新斯科舍做出的任何承诺，”杜布瓦援引他的话报告说，“全是他擅自行事……他的话没有任何权威，因为他相信，克拉克森说那些话时喝醉了。”杜布瓦继续写道，佩皮斯重复了好几次这条诽谤，并且说“克拉克森先生很少明白或思考过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做出这类不切实际的承诺不足为奇……除此之外，他还有做了许多无礼之事”。[9]最后，佩皮斯又把矛头对准了杜布瓦本人，抨击他竟然让定居者以为他们可以占据上佳的滨水土地。
与会的黑人中间爆发出了懊恼、愤怒与惊慌的声音——反抗的声音。交涉结束后，大家张口闭口谈论的全是克拉克森和他们自己遭受的不公，第二天也一样，之后的几天亦是如此。移民们在内部商量了一下之后决定，鉴于他们无法相信现在发生的这些事会被如实禀告给董事会，所以他们最好自己起草一份请愿书，找两个自己人亲自送到英国，交给桑顿先生及其同僚，让他们的恩人克拉克森亲自了解一下他那些庄严的承诺究竟遭到了怎样的践踏。自己也遭到人身攻击的杜布瓦，把他们的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办。在写给克拉克森的“备忘录”中，他形容佩皮斯是“有史以来最黑心的恶棍”。[10]而且他还决定，要是大家真的要请愿，那他就来指导黑人，告诉他们该说什么，以及如何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咱等着瞧。
* * *
约翰这是怎么了？十八个月前同亨利·桑顿、威廉·威尔伯福斯告别时，他还是一位亲切厚道、朝气蓬勃、直率谦卑的年轻人，很有可塑性，能听得进赞助人的忠告。可此时出现在塞拉利昂公司董事面前或者说突然闯到他们面前的约翰·克拉克森，却判若两人：原本的亲和友善现在变成了焦虑不安，令人愉悦的率真和热情变成了牢骚满腹的威吓和暴怒。诚然，他们亏欠他很多，所以私下里只要逮住个机会，便会对他在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的所有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毫不怀疑是他及时拯救了非洲西部的殖民地，让它免去了夭折的命运。他刚离开三个月，他们不就立即延长了他的总督任期，并同意把一套结实的框架住宅原料运往弗里敦供他建造居所，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吗？如此全心全意的支持，难道等于允许克拉克森对公司的经营随便指手画脚吗？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等于准许他斥责各位董事“墨守荒谬的成规”？批评他们“做事没条理，没尽力”，（在他看来）还往移民身上强加各种“暴虐的”经济要求？愤怒地抱怨他们派去的管理人员素质奇差？这可不是一回事啊。[11]对于他的关切，对于他在董事们面前表现出的坦率，他们很感谢。克拉克森先生大可放心，他们会好好考虑这些问题，也很乐意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同他会面。
就到这里吧。约翰·克拉克森觉得，这基本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于是他就在伦敦等了一个月，接着是两个月，可并未等到董事们的邀请。此外，他还注意到，桑顿等人虽然私下对他表示了感激，可在公开场合却惜字如金，不愿还他的人情债。他想得到的只是他们的尊敬和感激，从来都没有奢望更多，但总不能连这个都没有吧？
发自内心的温暖已经被刻意而为的冷漠所取代，还能从其他一些不祥的征兆中窥见端倪。比如，托马斯·克拉克森曾拜托威廉·威尔伯福斯，鉴于他和皮特兄弟（年长些的皮特就是那位担任海军大臣的查塔姆伯爵）私交甚笃，能否好心帮帮忙，让约翰晋升为海军上校，毕竟他当之无愧。可威尔伯福斯并没有表现得很热心。1793年的春夏时节，托马斯本就面临着重重压力，资金已经被殖民事业耗尽，健康也因为为同一事业四处奔走而每况愈下，所以受到如此含蓄的怠慢后，他一下子失去了耐性，给这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我的看法是，查塔姆伯爵对我弟弟表现出的态度可耻至极，而你的胆小怕事导致他没能晋升……写信没用，你要真想帮他，就该亲自去提此事。”[12]被戳到痛处的威尔伯福斯回道，托马斯对弟弟的关心值得钦佩，所以言辞有些过激也可以理解，可他真没有料到自己竟会从好友那儿听到这种“受挫的求婚者”才会说出的言辞。他斗胆希望，没有什么事会“妨碍我们的友好关系”。[13]
但有件事已经且将继续妨碍他们的友情，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曾审判并处死国王的共和国国民公会，为表彰他们在废奴事业中所付出的努力，授予了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克森荣誉公民的称号。作为小威廉·皮特和埃德蒙·伯克的挚友，尴尬又惊恐的威尔伯福斯对于这一荣誉避之不及，而托马斯·克拉克森却感到不胜荣幸。他从来没有忘记巴士底狱陷落后自己在巴黎度过的时光，并且还在1791年（至少在他那位更审慎的朋友眼中，草率地）参加了英国举行的大革命两周年庆祝活动。虽然革命变得越来越激进和暴力，但克拉克森却公然拒绝加入谴责革命者的行列。就在约翰·克拉克森于2月回到英国的几天前，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向英国宣战，于是在英国的抨击文字和漫画当中，法国人被描绘成了毫无人性的弑君狂魔，毫不掩饰地要把法国那不信上帝的暴民统治从欧洲的一头传播到另一头。所以，面对这群法国“土匪”无人性、无政府、不敬神的如山铁证，任何还要祝福他们（或者说未能从爱国角度对其所犯的罪行表示憎恶）的英国人便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土匪的共犯，想要通过他们的可怕阴谋彻底摧毁王权、教会和议会，摧毁自由英国人的整个古老宪法制度。
克拉克森兄弟的那些好友虽然从未认为他们是雅各宾党人，但怀疑他们有过共和政治的想法。1792年底，托马斯曾不甚明智地表达了类似观点，觉得法国的共和整体可能不似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那么冗繁。而当曼彻斯特的废奴主义者、曼彻斯特宪法协会的主要人物托马斯·沃克尔（Thomas Walker）遭到一群爱国暴徒的围攻，被妖魔化为雅各宾党人，并因煽动叛乱罪而被捕后，克拉克森非但没有与这位朋友划清界限，反而刻意在沃克尔受审前一天登门看望了他。既然约翰的哥哥曾与如此邪恶的革命主义有过这种令人遗憾的瓜葛，那么约翰本人对桑顿及董事们的态度，以及他为维护黑人的权利而慷慨激昂地向公司的既定体制发难，就开始显得不仅幼稚，而且十分危险了。一场血腥的暴乱正在圣多曼格岛上蔓延，董事们现在最不希望的就是容忍任何可能鼓励塞拉利昂黑人表达不满的事。正当他们考虑延长克拉克森的总督任期是否明智时，麦考莱和道斯的来信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对于道斯，麦考莱在信中大肆赞扬，宣称他是基督教精力与效力的典范，是“一位世间英才”；对于克拉克森和杜布瓦，麦考莱则横加批判，指控他们有意违背公司对黑人做出的承诺，抬高他们的期待，进而播下了争论与无序的种子。该相信谁，亨利·桑顿心中毫无疑问。扎卡里·麦考莱是他的门徒，是他的邻居，是他的克拉珀姆圣徒会会友，有着无可指摘的正直个性和判断力。桑顿想让约翰·克拉克森清清楚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直接给他看了麦考莱的来信。对此，克拉克森着实吃了一惊，自己在新斯科舍时、在横渡大西洋期间、在非洲的第一年中遭受的种种考验，麦考莱既没经历过，也不了解，可他竟然敢对自己的能力横加指责？不过，对于自己的这位批评者，克拉克森只是评价说他“思想狭隘”。
就在约翰·克拉克森动身离开伦敦，准备前往诺福克与苏珊娜·李结婚的当天，董事们通知他，很感谢他过去的贡献，但经过公司的进一步考虑，他不必再辛苦回非洲了。他们祝他一切顺利，且希望他能立即辞职。威廉·道斯将接替他担任总督。克拉克森勃然大怒，当即回绝了这个要求。他致信哥哥托马斯，说他不会“主动让出这份工作，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我的心都深深希望它能成功”。[14]随后，他便遭到了解雇。但不管董事们阻止的是什么，他们都无法阻止克拉克森对这个新生殖民地的关心，也无法阻止他履行许下的诺言。约翰发现自己被诋毁成一个无能的酒鬼后依然故我，继续为他钟爱的移民们跑腿儿。他有一张很长的购物单，要为玛丽·珀斯买一副眼镜，为约瑟夫·布朗买一台织布机，为卢克·乔丹买些钩子，为迈尔斯·迪克森买几匹亚麻布。此外，他还想找一下当年在战争期间曾帮助过约翰·卡斯伯特（John Cuthbert）和理查德·科兰卡蓬的那些英国军官。[15]他至少会信守自己的诺言。
* * *
艾萨克·杜布瓦和安娜·玛利亚·杜布瓦实在是受够了。公司那些人和他们愈加不睦，黑人移民的投诉被粗暴驳回让他们感到痛苦，克拉克森遭到诽谤让他们惊诧，加上艾萨克原本在卡罗来纳积攒的那笔可观财富在他成为保皇党的过程中损失了不少，所以夫妇二人决定回英国去，试着挽回一些损失。他们这可能并不单纯的意图，以及与实践并不相符的原则，是两人在乘坐一艘奴隶船前往牙买加期间产生的（船长是安娜·玛利亚的内兄）。无论如何，艾萨克还是写信给克拉克森，热切地说道：
听到我要离开殖民地的消息，你一定会不高兴。但愿这是个好的选择。相信我，除非董事们能听听实情，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一定会不复存在——如此的行为，一件件你都很少梦想的事——两名黑人定居者受众人委托，乘坐“艾米号”回国去申诉他们的不满，自你走后却遭到了可耻的践踏。我在你离开后所受的一切恶劣待遇，我坚信，是因为我不愿参与那个让我不寒而栗的恶毒阴谋——毒害人们的思想，让他们反对你——但那些人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人民呼天抢地，想让你回来——再见。[16]
他们确实是这样。理查德·科兰卡蓬是克拉克森最关切的移民之一（就是那个曾经和同伴在新不伦瑞克的深雪中一路跋涉，去哈利法克斯投奔舰队的人），他去信说：“殖民地的所有人都盼着大人能回来，继续做我们的总督。”[17]1793年6月，克拉克森复信表达了对佩皮斯的嫌恶，说此人“一直在忘恩负义或者说恶毒至极地抹黑我”，并嘱咐科兰卡蓬一定要明明白白地告诉移民，他当初在新斯科舍向他们做承诺时，是受了塞拉利昂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全权委托。接着，他告诉科兰卡蓬要当心佩皮斯，并且一定要让移民们保存好他在新斯科舍发放给他们的土地权利证明书。但与此同时，他也竭力不让自身的立场在弗里敦引发进一步的纷争：“我向你保证，我会永远支持你们的人权，也建议你们不要容许任何人夺走你们的权利，但你们还是得遵纪守法，否则殖民地就完了。”[18]
然而，顺从在塞拉利昂已经不可能实现。政治已经来到殖民地，且不会自行消失。格兰维尔·夏普最初的黑人“十户联保”微型民主社会规划不是所有内容都成了多余之物。到1792年末时，正如夏普明确说明的那样，塞拉利昂进行了“十户长”和“百户长”的选举（百户长原本是从每十个十户长中推举一人担任，但后来增加了数量，变成每五户推举一人）。十户长由各家的户主投票选出，但殖民地三分之一以上家庭的户主是女性，所以她们也拥有选举权。考虑到就连法国大革命在其最激进的阶段都没设想过女性投票这种事（事实上，雅各宾党人对此强烈反对），那么，世界上最先投票选举公职人员的女性竟然是黑人，而且是诸如来自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玛丽·珀斯、南卡罗来纳州卡尔顿的玛莎·黑兹尔利（Martha Hazeley）这些选择了英国式自由的被解放奴隶，就具有了突出的意义。
不过，值得赞许的是，虽然塞拉利昂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英非混合的城邦国家，但麦考莱非但没有阻挠一年一度的选举，反而认为由十户长和百户长组成的议会或许可以成为一种集体责任制的样板。1796年，他甚至起草了一部宪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设立“下议院”和“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将每年选举产生）。但是，麦考莱也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议会将会遏制而非激化当地人的争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地方政府的组成机构，不会构成什么威胁，拥有的权力也就是围捕走失的猪，或者立法制定公共场合醉酒行为的罚款标准。然而，投票选举这种事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像一种强力的政治万灵药，释放出其药效。投票给人们带来了推举代表和合法当权者的希望。如果说在这个由四百户人家组成的社区里进行选举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选民都互为邻里，选举激发的那种情感力量会更加强烈。我们能想到的一切与政治竞选有关的事情，在弗里敦都上演过微缩版。人们在临时召集的会议前（有些是在公共场所，有些则是在死人住所）发表这热情洋溢的演讲，商店和住所外张贴着竞选海报和标语；以及，鉴于这一时刻还标志着货真价实的黑人政治的开始，所以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教堂里，信众们既能听到竞选言辞，也能听到赞美诗：浸礼宗的不太激进，循道宗的斗志则要昂扬许多。
既然如此，那么十户长和百户长组成的议会推选曾在查尔斯顿为奴的循道宗牧师凯托·珀金斯，带着他们三十一人签署的请愿申诉书去伦敦，上呈给桑顿和公司董事，也就不足为怪了。与珀金斯同行的，还有一个叫艾萨克·安德森的木匠，此人也来自查尔斯顿，不过他生来便是自由人，且已经对公司强占滨水地块发泄过自己的不满。他们的请愿书由杜布瓦协助起草，列出了一系列很具体的投诉：承诺的土地划分被终止；堡垒可能永远也建不成，“我们觉得你们的钱就被这样浪费掉实在可惜，但道斯先生说，如果能完成他想做的事，那就算浪费大人们一千英镑，他也不介意”；他们被公司商店敲竹杠；公司拿粮食换取他们的劳动，可又给得非常少，“导致我们根本存不下什么东西，以备不时之需，或者在死后留给子女”。[19]（事实上，子女的命运是他们这首悲歌中被反复咏唱的动人叠句。）但除了这些物质方面的不满，移民们的请愿书还渲染了他们因新政府那种专制的家长式作风而感到冒犯的情绪。一方面，请愿书小心翼翼地赞扬了公司，尤其是克拉克森：“你们的代理人在新斯科舍向我们做出的承诺非常好，好过我们以前从白人那里得到的任何承诺，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说，克拉克森就像父亲一样，和善、温柔地对待我们，他做了很多充满了柔情和善意的仁慈之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另一方面，塞拉利昂现在有了个傲慢又顽固的新法老，拿着棍棒抽打我们的后背（还往朗姆酒里掺水！）。“道斯先生似乎想像统治奴隶一样统治我们，这我们无法忍受。”
请愿者们小心翼翼地表示，他们不会给殖民地制造麻烦，但各位董事也不要把他们仅仅视作请愿者。毕竟，凯托·珀金斯和艾萨克·安德森是当选议会派来的代表，因而语气中常常流露出一丝强硬。“我们不希望在殖民地制造任何骚动，在得到你们的回复前，我们会选择让一切平静如常地继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会得到公正的裁决。”他们想要的是自决权。如果让他们自己来划分土地的话，那工作早就做完了。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督，“那我们会选克拉克森先生，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各位大人，很抱歉地说，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不堪，是因为我们没被当成自由人对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从各位大人那里了解到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地位之前，我们支持殖民地的唯一原因便是对上帝的敬畏”。[20]
其实，就算这是一份温顺听话、低声下气的请愿书，桑顿和董事们也会觉得难以接受，因为移民们表现出的主动性，既出人意料，又未经许可。但让公司的诸位绅士更觉恼怒的显见原因则是：第一，请愿书隐隐流露出了威胁的口气；第二，杜布瓦极有可能插手了起草工作（他也被公司免职了，理由是对道斯“不敬”）；第三，请愿书试图推翻他们对克拉克森做出的处理决定。安娜·玛利亚于1793年10月回到英国后，专门去见了安德森和珀金斯。据她报告，两人抵达朴茨茅斯时已身无分文，公司的代理人大度地借给他们两英镑，让他们去伦敦见桑顿。起初，桑顿似乎还愿意听取他们的请愿，但很快，他就突然改变了态度，通知他们说，来自塞拉利昂的信件（安德森和珀金斯很清楚是谁写的）认为请愿书里提到的种种申诉毫无根据、无关紧要。两人若还想再借钱的话，必须把他们在塞拉利昂的土地抵押给公司，而且他们虽然很快就会回去，但在那之前，他们得去当仆人。最后，约翰·克拉克森已经和公司没关系了，所以董事们很抱歉，无法把他的地址告知二人。
但安娜·玛利亚和艾萨克·杜布瓦乐意至极。约翰·克拉克森和妻子苏珊娜搬回约翰的老家去住了，就是剑桥郡的威斯贝奇（Wisbech）。如此，在11月初，克拉克森读到了他们的请愿书，并立即回信说，他们说的那些事，他觉得都非常对，希望董事们能给予应有的关注。为此，他还会写信给桑顿，建议两名代表、他自己、桑顿以及任何愿意参加的董事一起坐下来开个会。“我们猜，董事们应该不愿意同克拉克森先生和我们见面，”凯托·珀金斯告诉安娜·玛利亚，“所以桑顿先生没有回信。不得已，克拉克森先生又写了一封；这封信他没有封口，悄悄递给了我们，好让我们相信他对我们是善意和诚实的。”[21]
在他位于英国东部沼泽地带的家中，约翰·克拉克森火冒三丈，既为董事们对自己表现出来的失礼而生气——他认为，这完全就是充满敌意的报复——也对珀金斯和安德森遭受的卑劣待遇感到愤怒。自从一年半之前踏上哈利法克斯的土地，黑人便把他视为他们的“摩西”，而他也尽力不辜负这份崇高的期望。每次他们写信说“我们非常尊敬您，把您视为我们的朋友，认为您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道”，[22]克拉克森都会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深感痛苦。而且，他也明白地感觉到，如果董事那么粗暴地对待珀金斯（被派到了一所神学院工作）和安德森，是为了吓住他们，迫使他们屈服，那显然事与愿违了。“他们怎么都不给我们答复，”二人写信给克拉克森，“而是要把我们当傻瓜，就这么送回去（塞拉利昂）；我们敢说，先生，如果他们这样对我们，那么公司必将会失去殖民地。移民们现在之所以还保持安静，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司一旦听取他们的申诉，就会还他们一个公道。”[23]
后来，桑顿终于同意再次会见两名代表了（当然，克拉克森没在场），却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结果，这引发了珀金斯和安德森迄今为止最尖锐的反驳——事实上，这是未来长期反抗公司统治的第一枪。这些黑人保皇党虽然依旧自己宣誓爱戴国王（“上帝保佑他”），希望他能亲自给他们任命一位总督，但是他们要奋起反抗了——这将为他们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最后画上一个讽刺的句号。他们不再毕恭毕敬的模样着实令人惊叹。要不是他们那充满义愤的怒火和本能的背叛感还有着更深的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队和议会中那些神圣的自由使徒们——我们或许还会说他们的口气听起来像极了美国人。但事实是，凯托·珀金斯和艾萨克·安德森也许当时并不知道（尽管1793年时，伦敦到处都能听到此类言辞），可他们是在用17世纪共和派的声音在说话（后来这一派的思想被改造成了现代那种以权利为导向的激进政治）。艾萨克·安德森这位来自查尔斯顿的木匠，现在也同曼彻斯特的纺织工或伦敦的裁缝一样，成了一名英国革命者。
“各位先生，我们认为，除了我们代表人民向你们提交的请愿书之外，没必要再拿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可是，你们非但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认真对待那份申诉，反倒要求我们就相关问题上再多说一点儿……”他们一直都相信克拉克森在新斯科舍对他们说过的话——尽管最近有人坚称他无权那么做，但现在他的信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他在这件事上是诚实可信的。
我们当然希望各位大人能履行那些承诺，也恳切地想知道大人们会不会履行……恕我们冒昧，如果我们对这个国家而言，还没有重要到能享有一位国王亲自任命的总督，那至少也应该有资格提名那个将要管理我们的人……我们绝不会接受你们现在在非洲的那些代理人来管理我们，也无法想象向他们提出申诉会是什么样——如果我们没理解错各位大人的意思——让伤害我们的人来给我们主持正义，各位大人竟会暗示如此有悖常理的事情，实在让我们惊诧……我们希望各位大人不要觉得我们这里说的话有任何不尊敬或者不得体，因为我们觉得，告知你们真相是我们的义务；我们除了正义，别无他求，你们当然不会连这个都不给我们吧。我们已经受过白人的太多欺骗，所以他们做出的承诺，我们会有所猜忌，只能在不安中等待，看看它们到底会不会兑现。
各位大人，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我们自来到这儿，就一直避免给你们多添麻烦，我们并不是像孩子那样一时兴起跑来的，而是代表了一千个人的不满和痛苦。
我们原以为你们会慎重对待我们的投诉，但你们却还是把我们当成奴隶一样对待，仿佛我们是来向主人抱怨某个监工的行为有多残忍和严苛似的……[24]
珀金斯和安德森后来跟艾萨克·杜布瓦和安娜·玛利亚讲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读完这篇文章时，看起来非常不高兴”。[25]这倒不足为奇，毕竟董事们不习惯被别人训斥，所以他们便再次要求，必须以合乎规矩的方式郑重地提出申诉。可结果是，他们又收到了黑人写来的一封告诫信。信上说，当初在新斯科舍，他们得到的承诺是，“公司会提供垦荒所需的全部工具，生活用品或必需品”则能在公司的商店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但遭人剥削，更恶劣的是，“我们绝对没有受到大不列颠律法的保护”。[26]对于这份答复，“董事们并不比收到第一封信时更满意”。
什么事都没解决。1794年2月，珀金斯和安德森乘坐载着他们来到英国的“艾米号”，返回了塞拉利昂。或许董事们是觉得，他们已经碰了一鼻子灰，也因鲁莽行事而受到了责备，该被送回去了。但又或许，董事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才好——对于哪种选择更明智，是把他们送回非洲，还是阻止他们回去，董事们拿不定主意。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去了，只不过心里少了些幻想，多了些抵抗的决心。在英国度过的那段时光，尤其给艾萨克·安德森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位被董事们送回塞拉利昂的木匠，因为他们，最终成了一名斗士。
* * *
望着七艘横帆船驶入弗里敦港，扎卡里·麦考莱的心里多少有些满足。虽然经历了种种逆境和纷争，可塞拉利昂逐渐繁荣起来了。定居者突然病亡这种事，现在也很少了。牛、木材和靛蓝可以从上游运来；小渔船队每天能在外海捕到一些鱼。木薯、山药、甜瓜、豆类作物，现在也有了收成。时为1794年9月，他现在是总督，不带感情、精打细算地管理着殖这块民地——在他看来，本来就该这样管。[27]当然，不和谐之音总还是有，而始作俑者，他认为，则是那群长期心怀不满的煽动者，其中最招眼的——很可悲——便是艾萨克·安德森。在英国逗留期间，他肯定从英国的雅各宾党人那儿学来了各种煽动性的思想，要是他没有回来的话，该多好！现在，他还有了盟友——其中有不少都是循道宗教徒，唉，一点就着；比如纳撒尼尔·斯诺鲍（Nathaniel Snowball）、安塞尔·齐泽（Ansel Zizer）、纳撒尼尔·旺西之流，动辄便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面前抱屈。麦考莱不想让议会里的三十六名百户长和十户长变成一群牛虻，在他的政府里嗡嗡地飞来飞去，叮这个咬哪个，惹他心烦；但他仍然希望它能孕育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再者，要是把它当作什么政治麻烦除掉的话，只能是火上浇油。
于是，麦考莱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大卫·乔治、理查德·科兰卡蓬这种靠得住、信得过的定居者身上，要是出了什么麻烦，他可以放心地任命他们为执法官。比如，他们就曾团结在他周围，协助处理了殖民地夏天时发生的骚乱。同往常一样，那次骚乱也因逃跑奴隶而起。他们把弗里敦当成了避风港，突然在港口和船上冒出来，而安抚那些气势汹汹前来追捕财产的船长，自然就成了他的职责。可定居者又把逃跑奴隶藏了起来，仿佛认为曼斯菲尔德伯爵大人的裁决也适用于殖民地，塞拉利昂的空气“太洁净了，不适合奴隶呼吸”。于是，双方开始争吵、辱骂、动手，扭打成一团，甚至还威胁要动斧头和刀子。其中有个来自苏格兰的商人警告定居者说，他们现在窝藏他的逃跑奴隶，那他们去西印度群岛的时候，也会被他扣下来。结果，他遭到围攻，脑袋差点儿被锤子砸烂。麦考莱想要惩办那些肇事者，但负责逮捕的执法官也遭到袭击，很快，整个定居点便陷入了暴力混乱当中。最终，秩序和威权占据了上风，骚乱元凶被送至英国受审，但众议仍在继续，也永远不会消散。但这又怎样？殖民地要想生存下去，只能坚定地认清现实。也许未来的某一天，非洲奴隶会成为历史的过去，但就眼下而言，定居者只能顺应现实。而现实就是，他们周围生活着奴隶主，有些就在部落里，有些则是船长。在河流上下游来往的船只中，总有几艘会装着“活货物”。比如，那其艘船就是如此，而且其中一艘似乎还是三帆快速战舰。好奇怪，他怎么没接到船队要来的通知？它们来干什么？
很快，麦考莱就有了答案。透过望远镜，这位总督大人看着战舰的大炮不紧不慢地抬起并瞄准了他，然后只听一颗炮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他便顺势扑倒在露台上。接着，一颗颗十二磅重的炮弹从船上射出，又如雨点般落在港口上。爆炸声震耳欲聋，离海最近的房子吐着火舌、喷着浓烟，人们呼喊尖叫着四散奔逃。麦考莱举起望远镜又看了一眼，结果看到假英国国旗降下，“土匪”的三色旗升起。他靠什么来保卫弗里敦啊？道斯的堡垒一直未能完工。法国战舰上有一百门大炮，而他只有二十四门，有些还因为潮湿的热带气候生了锈，炮架也烂掉了。他没得选。轰炸持续一个半小时后暂停，法军指挥官、公民船长阿诺（Arnaud）传来条件，要求殖民地升起法国的三色旗。扎卡里·麦考莱哪里有，只好叫人升起一块白色的亚麻桌布，以示投降。
后来回想起来，有些定居者抱怨说，麦考莱投降得太仓促。但考虑到战力如此不均，麦考莱肯定觉得只有投降才能让弗里敦逃过一劫吧。毕竟，法国的一千五百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全都武装到了牙齿，可以任意蹂躏殖民地。不过，神奇的是，在炮击中遇难的只有一名七岁的小女孩。当时，她正被母亲抱在怀里，结果被弹片击中而死。当然，不少定居者也受了伤，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断了腿。
在殖民地被占领的两个星期里，法国人除了没有大屠杀，基本上干尽了坏事——但针对的不仅是英国政府的财产，还包括已被国民公会正式解放的黑人。抢掠殆尽后，公民阿瑙在熊熊燃烧的房屋之间，明确表示自己看不出不列颠人和这些曾经的奴隶有什么区别——都是“英国人”。玛丽·珀斯、索菲亚·斯莫尔（Sophia Small）等人的小店被洗劫一空，弗里敦公共图书馆被付之一炬，殖民地的印刷机被拆卸并炸飞，诊所和药房被劫掠，教堂被毁坏（原因是对理性和最高主宰的崇拜似乎还没在弗里敦流行起来），《圣经》被践踏，亚当·阿夫采利乌斯的热带植物学手稿被损毁，一千多头猪被宰杀，受伤残疾的狗猫被扔在草地上流血至死。分配的地块被乱挖一气，能吃的全被吃光，剩下的都给烧掉了。想找乐子时，那些法国水兵就虐待定居者，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殴打。
有机会逃走的黑人，带着那些魂飞魄散的白人逃往他们最熟悉的山林中，到附近的土著村庄躲避。但不是所有白人都愿意接受帮助。比如测量员理查德·佩皮斯，也就是克拉克森的那位宿敌，便和法国人一样害怕黑人定居者——当然，他们也有账要和他算——于是携妻带子跑到了雨林中，结果一周之后，他便呜呼哀哉了。还有一些人，则在这场劫难中找到了某种共同目标。麦考莱回想起大家一起举行的夜祷仪式；玛丽·珀斯，也就是那位店铺遭法国人洗劫的店主，把那些正在总督府上学的黑人孩子安全护送到了旁边的滕内人村庄。麦考莱对她的智谋和勇气深感钦佩，而他去帕戴姆巴（Pa Damba）那里看望孩子们时，玛丽也给他沏了茶，并安排了一张床让他过夜。[28]此事叫身为福音派信徒的麦考莱永生难忘。事态平息后，他便把孩子们交给了玛丽来照顾。1795年春，当他自己终于也有机会休假时，还带了几个孩子回克拉珀姆上学，并让玛丽来担任其保姆、舍监和主管。而克拉珀姆公地那些戴软帽的淑女们，不但品尝了她的果酱，还有机会见识了她那尖酸俏皮的民间智慧。
不过，我们要是以为两周后，当法国人离开时，麦考莱会如浴火重生一般有所悔过，就要大失所望了。如果说他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只能说是变本加厉，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比先前更加坚决。他一点儿时间都没浪费，在移民们忙着重建被毁的家园时，便又和他们争斗起来。一些黑人在逃跑时，从废墟和大火中抢出来一些东西——如一些不值钱的家具、公司仓库里的食物、糖蜜、绳子、钉子、木材等——并欣然把这些分享给那些一起逃亡的白人。麦考莱认为，定居者的行为属于偷窃公司财产，下令要他们退还。定居者则认为，那些东西属于他们既合理又合法，因为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才抢救出来的，否则弗里敦损失殆尽，拿什么来复建。他们坚决不还。而麦考莱征用当地状况最好、损害最少的房屋，用以安置白人官员及一百多名被法国船只抛弃在殖民地焦土上的白人囚犯，更是于事无助，引发了双方的对峙。
麦考莱威胁，谁不归还被抢救的财产或拒绝正式宣誓效忠，他就剥夺谁享受教育、医疗资源和投票的权利。此外，由于克拉克森签发的许多珍贵的土地分配证书已在大火中被焚毁，麦考莱在签发新证书时，还附加了一些与原协议内容背道而驰的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规定定居者有义务为他们分到的土地支付每英亩一先令的免役税。在新斯科舍时，克拉克森曾明确向移民保证，他们永远不用交这种税。当时，坚持征收免役税的亨利·桑顿还写信给克拉克森，说尽管有矛盾，但他期望移民们不会将此视为“某种委屈的原因”。可问题是，公司给他们规定的税率，是新斯科舍白人以及那些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前囚犯所缴税率的五十倍，移民们怎么能不觉得委屈？于是，十户长和百户长组成的议会警告移民，不要签署任何包含此类非法义务的土地分配证书，移民们基本上听了进去——被公司在房外画了黑箭头的不合作家庭，占到了殖民地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三。此外，被剥夺教育资源后，移民们还自己开设了私立学校作为回敬。不过，有些移民彻底对殖民地失去了信心，在纳撒尼尔·斯诺鲍（他在幼年时同母亲逃离了弗吉尼亚安妮女王县的一座种植园）和卢克·乔丹（曾在横渡期间被克拉克森任命为黑人船长）的带领下，决定干脆搬离殖民地，在海盗湾自建一处定居点，建设用地租自滕内酋长杰米·乔治（Jemmy George），位置大概在弗里敦和塞拉利昂角中间。然后，1794年11月，乔丹、艾萨克·安德森、“老爹”摩西·威尔金森——在此之前一点儿都不激进——致信克拉克森，声言“我们曾经确实把这里称为‘弗里敦’（意为自由之城），但自您走后，我们完全有理由叫它‘奴隶制之城’”。[29]
麦考莱和道斯是他们的法老，约翰·克拉克森是他们的“摩西和约书亚”。他们是在他的带领下，漂洋过海来到了这片他们都期望能成为应许之地的乐土，视他为自己真正的救赎者，所以才抱着一线希望写信给他，盼着他有一天能再回到他们身边。比如，乔丹等人写道：“我们真的是用自始至终都充满渴望的目光望向你——我们唯一的朋友。”1796年3月，詹姆斯·利亚斯特（James Liaster）写道：“您离开殖民地那天，便是政府开始压迫我们之日。我们认为，您来领导我们，是全能上帝的安排……好心的大人，尊敬的大人，请不要生我们的气，但我们诚心祈祷上帝能再次赐予你一个回这里看望我们的渴望。”1796年夏（搬到海盗湾前），斯诺鲍、乔丹则写信说：“我们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但归根结底，都可以总结成一句，那就是我们爱您，一直铭记着您因为爱我们、同情我们而受的苦，我们祈祷上天永远偏爱您与您的家人。”[30]
克拉克森读到这些求助信，尤其是想到自己对于他们的困境爱莫能助，也不可能获准回塞拉利昂时，内心一定很痛苦。不过有时候，故人也会自己找上门来。1796年，波士顿·金来到埃塞克斯的珀弗利特（Purfleet），拜访了当时正在此经营一家石灰厂的克拉克森。金从新斯科舍的普雷斯顿开始自己传道和授业的使命，后来又到了塞拉利昂河北岸一个叫克拉克森种植园的地方，建起一座小教堂，收了二十名小学生，在里面给他们上课。不过，他意识到，要想当好一名传教士，自己还需要接受更好的培训，所以便跟着道斯回到英格兰，并在后者的安排下，进入了位于布里斯托附近的金斯伍德学校*。在那里，他为循道宗记述了自己的不平凡经历。也是在那里，他渐渐不再仇视白人：“因为白人的残酷与不公，我受了很大的苦，也因此把所有白人都当成了我们的敌人：即便在主向我昭示了他的仁慈后，面对白人，我也依然会觉得胆怯、不自在，无法信任他们。但有一天，主抹去了我的所有偏见，所以我定要赞美主的圣名。”[31]但他可能言之过早了。公司发现他违背命令，背地里去拜访克拉克森后，便收回了先前的承诺，不再为他支付往来非洲的路费，让他回去当传道士兼老师。结果，他现在得为此项优待支付十五基尼的费用。可他自逃脱被奴役的处境后，经历过的许多事比这惨多了。金写信向克拉克森汇报了公司最近的这次刻薄举动，字里行间似乎都能听到他长长的叹息：“可是，大人，我一点都不在意，因为我知道这钱我付得起，而且我敢说，这只会让我更加热爱您，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泄愤。”[32]
金的赤胆忠心如此感人，或许让克拉克森在听闻大卫·乔治身上发生的事情后，心里多少获得了一些慰藉吧。先前，他带着乔治回到英国，并为其引见了当地著名的浸礼宗信徒。而乔治也照例一一去见了，其中就有那位从奴隶变成传教士，并创作了《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此外，他还通过口述出版了传记，讲述了自己如何天天挨监工鞭打，如何去河上游同乔治·加尔芬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如何差点儿在萨凡纳遭围期间被天花夺去性命，以及在谢尔本时如何生了冻疮、如何受到神示，最后又如何漂洋过海去了非洲的曲折经历。他还说，克拉克森“是个好人，待我、待大家都很好……没什么架子，心地也好”，在得知乔治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克拉克森后，他非常开心。但在英国的六个月期间，乔治成了董事们最宠爱的基督徒，而为了回报这份慷慨，他选择了背叛故友。克拉克森其实已经注意到乔治在往来通信中的温度变化，所以从塞拉利昂的一位通信人那里获知他成了公司的人之后，并不觉得特别惊讶。“乔治先生说了你的很多坏话”，读到此，被乔治的背弃伤透心的克拉克森，在信封背面写下了“大卫·乔治的忘恩负义”几个字。[33]这件事之后，虽然他还会收到移民们恳求他回去的信，但他几乎已经无法再承受这一切了。
* * *
所以，在1796年回到塞拉利昂的人，不是克拉克森，而是麦考莱。就本质而言，麦考莱没什么变化，但殖民地有，而他也注意到了：这里越来越自立、自信，且（让他极为遗憾的是）在政治上越来越顽固。从物质方面来看，殖民地无疑越来越好了。曾经用泥土和茅草搭成的陋室，现在已经被四百多幢牢固的木结构房屋取代，里面还分出了小房间，虽然仍然没有烟囱，但可以在屋子旁边的小院儿里做饭。鸡可以在院子里抓虫子吃，趾高气昂地走来走去，和一两头猪做邻居。房与房之间栽种的芒果树，既能提供果实，又能供人乘凉。
饥荒这种事已无人再提。这些自称“新斯科舍人”的移民，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也知道自己在非洲人、英国人、美国人的历史中处在哪个位置。他们是上帝选出的新子民，是黑皮肤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想念自己的“摩西”，但就像第一批以色列人那样，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那他们就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这段史诗般的大规模移民历史，被他们铭记心中，连穿衣、吃饭、说话时，也时刻在脑海里萦绕。男人头上戴着用动物皮革或者稻草做成的高帽子；女人们也不管非洲的炎热天气，里面穿着宽松的衬裙，外面穿着方格布或印花布做成的长裙，还系着围裙。许多女人把头发精心梳成那种一排排紧贴头皮的辫子，或者高高地扎起来，看着就像“荷兰花园里的古老紫杉树”。男人们更不愿意走热带的着装风格，依旧穿着裤子、马甲和外套。男女都会随身装块手帕，而且无论晴雨，乔纳斯·汉威的雨伞都是出门必备。他们喜欢吃玉米糊糊，不久之后，日常饮食中还多了一种新饮料。1796年2月，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e）从奥古斯塔逃出来的奴隶，后在普雷斯顿当过园丁）在山坡上焚烧灌木时，清清楚楚地闻到了咖啡的香气。原来，地上的咖啡豆被他不小心烤焦了。随后，植物学家亚当·阿夫泽利乌斯跟着他来看了看，并最终证实了这里长有野生咖啡树。到3月，大家收集的咖啡豆已经足够开一次品尝会，而且产出的咖啡在质量上据说毫不逊于伦敦那些咖啡屋的产品。两年后，这里种植的咖啡树已有约三千株，年产咖啡豆超过三百磅，成了殖民地的第一种经济作物。
移民的口语和歌曲，正如我们在其请愿书和信件中所见，混合了非洲的节奏、美国的赞美诗和正式的宣言式英语。这种语言在移民子女的学校里迅速发扬光大，加上移民们每天还要聚集在七座教堂里唱圣歌、祈祷，狂热而虔诚地表达自己的喜悦或悲伤，所以塞拉利昂很快就成了一个识文断字的社区。他们就是他们，越来越不愿听命于人。他们不想把自己冒险在法国人突袭期间抢救出来的货物交还给公司。他们不愿被迫从公司仓库买东西（鉴于此，公司最终不再实行垄断经营），所以选择光顾索菲亚·斯莫尔货源充足的商店。他们更无意支付惩罚性的苛刻免役税，虽然公司声称他们必须交，可正如某个移民所说的，那是“一条锁链，要将我们永远束为奴隶”。在他们看来，公司更需要他们，但反过来并不成立。所以他们向白人官员提出质疑，想迫使其承认这一点。最终，他们这个判断，通过武装民兵连的设立（以防法国人又回来）而得到了证实：在许多民兵连中，黑人担任军官，白人在其手下服役。这是一个明智又审慎的革新，毕竟，这些黑人的从军经验可以追溯到在美国打的那些战役时。
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的私生活，他们当然更不会听别人发号施令。最近，麦考莱转换了目标，开始狂热地抨击弗里敦的私生子女数量（严格来讲确实是非婚生），认为其根源是邪恶和异端的配偶安排。当然，这些孩子并未被抛弃，照顾他们的家庭有一个甚或多个，因而完全不同于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托马斯·科拉姆之家收到的那种可怜弃婴。这位有德的总督大人之所以恼火，是因为殖民地的人对此毫无羞耻感，而且男女关系还时常变换，夫妻会在不抛弃对方的情况下各自拥有长期情人，并与之生儿育女。在弗里敦，情爱只会过剩，从未不足。当然，这类偶然的结合，其实源于这些黑人移民曾经历过的绝望和前途未卜之感，可以追溯到曾禁止此类关系的种植园；可以追溯到战争的奥德赛期间，许多人为了保护子女的安全而不得不与亲人分离；可以追溯到船只在哈利法克斯港口等待时，一些家庭被打散，身为奴隶或签过雇用契约的家庭成员被迫留在当地；可以追溯到抵达塞拉利昂后，传染病肆虐的第一年。不过，这一切对扎卡里·麦考莱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根本没经历过，而上帝的律法于他而言，则是在英国一座乡间别墅中发现的。此外，非圣公会的神职人员竟容忍这类不正常的结合及其产物，也让麦考莱大为惊骇。他把忠实可靠的大卫·乔治叫到自己位于山顶的农场庄园，向这位倒霉的浸礼宗牧师痛斥了此类恶行，以及弗里敦人的其他恶习，比如嗜酒。经营着一家麦芽酒商店的乔治痛哭流涕，内心涌上来一种深切的罪恶感。
但有些事，即使是唯唯诺诺的乔治，也无法容忍。比如当麦考莱宣布，除了正规的圣公会神职人员许可和主持的婚姻外，其他任何教会准许的婚姻都属非法后，非圣公会的牧师们便予以了强烈谴责。主持婚姻仪式可是他们最重要的神职事务之一，怎能被随意剥夺？乔治警告麦考莱，如果他非要坚持，势必会在殖民地引发动乱。但麦考莱想让圣公会垄断洗礼和婚姻仪式，所以还是这么做了（虽然最终不得不放弃），结果几乎为整个黑人群体所不容，并在十户长和百户长组成的议会中激起了义愤。这个仍处在萌芽阶段的议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法院和行政机构，而且已经越来越敢于发声、勇于迎战。但麦考莱当时觉得，自己还能管得住。所以他隔三差五就把移民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来一顿严厉的训斥。他的口吻听起来像极了18世纪70年代时英国驻美洲或者一个世纪后驻印度的殖民总督。比如，他曾斥责黑人“听信那些喋喋不休、诡计多端、搬弄是非之人，听信那些辱骂或诽谤你们总督的自私、卑劣之徒……你们经常看到此类行为的荒唐之处，可就是不长记性，好像在同一个泥坑里反复挣扎的母猪”。[34]面对这样的语言暴力，也难怪愿意听他训话的人会迅速减少。移民们越来越不喜欢逆来顺受。比如，当麦考莱试图选举时，结果适得其反，促使一些移民成立了激进的反对派组织，其成员之一正是因为在英国受到羞辱而变激进的艾萨克·安德森。可麦考莱认为，移民们之所以搞起了派系，是因为女性拥有投票权，于是在1797年，他废除了该权利，觉得如此一来，议会就会好对付一些。在次年的选举中，确实有两名白人首次当选为十户长，但仍是多数派的黑人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妥协。事实上，一些黑人的竞选纲领就是只限黑人参选十户长及百户长。白人竟然会因为肤色而失去参选资格？这让麦考莱觉得很好笑。
1799年，麦考莱永远地告别了殖民地，回到伦敦担任董事们的秘书，继续从那里远程贯彻他的坚定观念。他在担任总督期间的作为，就像某种不可思议的悖论：对于移民们既有威吓，也有宽容。虽然他一有机会就强迫新斯科舍人接受各种不受欢迎的政策，但也曾鼓励他们践行自治，从没有威胁解散十户长和百户长组成的议会，也没有剥夺他们的任何行政和立法权。议会仍然可以任命黑人陪审团，或者组织“劳动税”，也就是移民们每年要有六天时间参加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类似于格兰维尔·夏普当初的设想，虽然是强制要求，但无人反对，与至今仍未收上来的免役税形成了鲜明对比。麦考莱唯一一次拒绝议会的要求，是一些百户长要求任命黑人治安官和法官的时候，而他给出的理由则是黑人不熟悉英国的普通法，此举“缺乏可行性”。
在这一点上，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但问题是，在弗里敦人民的记忆中，他们的漫漫征途正是从法庭开始的。曼斯菲尔德伯爵对“萨默塞特叔叔”一案作出裁决的消息，不知怎的就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传播开来，证实了英国式自由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英国的空气太洁净了，不适合奴隶呼吸”。自那以后，无论是在保皇党奴隶排着队被赶上停在查尔斯顿的撤离船只时，还是在新斯科舍受到欺诈时，无论是面对公司商店的漫天要价时，还是因为公司故意拖延而分不到土地，或者被强制征收可恶的免役税，使得他们在实质上无法对土地享受所有权时，黑人都认为自己依法得来的宝贵自由已经被人抛到了一旁，而这些人违背的是国王的仁慈，是他们的大家长格兰维尔·夏普的善意，是他们的大救星约翰·克拉克森的爱心，是真正的英国法庭与议会的博爱。因此，他们决心拥有自己的治安官和法官，而且如有必要，还需制定自己的法律。
因此，矛盾出现了：这些追随联合王国国旗的黑人，曾强烈地热爱且忠诚于英国，但桑顿、道斯、麦考莱却在他们中间，在非洲的西部，制造出了一个好斗的“小美洲”：不但好斗，还会表达，对于他们认为不合法的税收，对于他们的教会遭到干涉，对于专横而武断的统治，对于无能的军事防御，据理力争地表达他们的愤慨。这在以前曾引起造反，现在亦然。所以，麦考莱在离开塞拉利昂的前几个月中，会在自己的寝室里彻夜点着蜡烛，在身侧放着上了膛的枪，也就不足为奇了。
* * *
如果说麦考莱是一条木棍，那他的继任者托马斯·拉德兰姆总督似乎就是一根芦苇。此人年届二十三，身形比起健壮的麦考莱要瘦小些，而且容易反胃，常年因为职务压力而肠功能紊乱。作为一个芦苇，拉德兰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弯曲”：先是撤销了禁止持不同政见移民的子女在公司所办学校就读的命令，后又放弃了收取免役税的计划（公司曾威胁不交就剥夺选举权）。他竭力想当个体恤人民的总督，但为时已晚。十户长和百户长中最激进的那些人，如艾萨克·安德森、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一个零售店店主）、约翰·卡斯伯特（来自萨凡纳的逃跑奴隶，先前曾是温和派），自认为他们已经彻底拒绝了公司的权威，不能再退回线内。所以，他们仍然坚持要选举自己的治安官和法官。拉德兰姆和董事们不出所料地拒绝这一要求后，议会便径自任命罗宾逊为法官，卡斯伯特为治安官。这还只是开始。黑人领袖们还想重新定义谁才是和不是塞拉利昂真正有投票权的公民。十户长和百户长发表一份声明，宣称从今以后，只有“跟随克拉克斯顿先生（拼错了）来到这里的”新斯科舍人和格兰维尔镇曾经的居民，才会被认为是殖民地真正的“业主”，享有选举、担任公职及为殖民地立法的权利。公司那些白人官员从今往后会被当成“外国人”，只享有贸易权。在1799年底，他们又主动与滕内人的汤姆王接触，就黑人移民和酋长直接签订土地租约重新进行了谈判。而到1800年夏，议会中甚至还流传起了捕风捉影的议论，说白人如果继续拒绝黑人的要求，就会被扔到小船上，而且不给船帆、船桨或指南针，就让他们随波逐流。身在伦敦的威尔伯福斯听闻此消息后惊恐不已，斥责说这些新斯科舍人“是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党，简直就像在巴黎接受过他们的培训和教育”。[35]
董事们决定从严治理殖民地。他们已经受够夏普那套荒唐透顶的十户联保民主制，接下来会颁发一份新的特许状，废止这种装腔作势的体制，彻底让大家明白有权管理塞拉利昂的是“公司”，而非十户长或百户长。他们还要派遣一艘快速帆船，带上足够的火炮和海军，让塞拉利昂的反革命活动成为现实。此外，他们还决定将五百五十名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黑人运往塞拉利昂——这些人在牙买加内陆的密林中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并在1796年向殖民地政府发动过战争。这些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历史（本身也是一部离奇而惨痛的史诗），几乎步了黑人保皇党的后尘：从奴隶制度下逃脱；与帝国力量的关系剑拔弩张；后被送至新斯科舍，并在北美逃亡奴隶遗弃的村庄，如普雷斯顿，生活过一段时间，只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假装对务农有兴趣。而现在，这些西印度群岛黑人又要跟随他们的前辈去塞拉利昂了。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看中了他们打起仗来心狠手辣的名声，想让他们去非洲当援军。但拉德兰姆却十分紧张——这也情有可原，毕竟要是真叫他们打仗的话，他都不确定这些人会是为公司而战，还是倒戈加入作乱的新斯科舍人。
但芦苇已经弯得够厉害，再弯下去就得折了。所以，拉德兰姆总督任命了新的黑人治安官，清点了他能靠得住的移民（拢共二十七人，包括科兰卡蓬），并准备把他们武装起来，以保卫公司的政府。然后，他又向黑人领袖发出警告，公司派来的海军很快就会到达，如果他们继续胡闹下去，公司一定会叫他们尝尝厉害。然而，拉德兰姆的这番威吓之词，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艾萨克·安德森认为，趁着皇家船队还没把西印度群岛的那些黑人运来，激进派得赶紧行动了。因为大部分黑人虽然支持他们，但对于彻底反叛仍旧心存疑虑——这倒不难理解，毕竟那些让他们最为不满的事，如征收免役税、教会举行婚礼和洗礼的权利受到干涉，实质上已被搁置到一旁。他们仍拥有自己的黑人陪审团；男性移民有投票权；学校和药房也重新对他们开放；他们还有自家的农场，有沿河贸易或者开商店出售物品的权利。因此，一些较为谨慎的移民很担忧，不想为建立什么黑人共和国而失去这一切。
但艾萨克·安德森、安塞尔·齐泽、纳撒尼尔·万齐、詹姆斯·罗宾逊等人却是志在必得、雷霆万钧。9月3日，当他们来到循道宗教堂，站在凯托·珀金斯的讲坛上发言时，听起来就像一个新黑人国家的开国元勋。这是他们的费城时刻。他们宣布，推翻总督的权力后，政府管理、法律制定和执行的权力，将被完全交给民选的十户长和百户长议会。而且，他们还宣布，新法典和临时宪法会在一周后颁布，并于9月25日公示后生效——其速度之快，估计连美国费城的那些开国元勋都得大吃一惊。那之后，他们将不再效忠旧政府：“所有来自新斯科舍的人，都必须遵守此法，否则就请离开。”其他人（也就是白人）若仍听命于旧政府便是犯罪，每触犯一次，都将被罚款二十英镑。
公布后的“新法”，显然缺乏装腔作势的政治理论，而是更关注如何让塞拉利昂人过好日常生活。食品被设定了价格上限，如黄油、腌猪肉、牛肉醉鬼只能卖到九便士一磅，棕榈油一先令一夸脱。公司要从移民手中购买农产品，且出售或出口时均免税。此外，新法还规定了各种罚款标准，如房屋料理不周为一英镑；擅闯民宅、盗窃、未经许可擅自砍伐枝条或板材、对他人拔出武器为二点一英镑；通奸、不守安息日、致使绵羊或山羊走失为五英镑；男人为情妇而抛弃妻子或女人为情人抛弃丈夫，均会被处以十英镑的高额罚款（塞拉利昂的又一个第一）。最乐观的一条法规，则与儿童行为不端有关：父母必须对屡教不改者“严加管教”，否则就得缴纳十先令罚款。为了更果断地夺取议会的控制权，百户长和十户长将签发令状和传票的权利留在了自己手中。而对于债务的讨要，只有在治安官认可其合法之后，才能继续。
这场政变进展虽快，但还不够快，因为皇家海军“亚细亚号”已经载着五百五十名西印度群岛黑人从哈利法克斯起航（麦考莱的弟弟亚历山大是该船的一名军官）。安德森显然希望他们那份大胆的宣言，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服拉德兰姆与他们谈判，最终和平地移交权力。如果必要，他可以召集起大部分定居者，来捍卫新政权。但是，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9月25日，一张写有3日所提宣言和法律的大字报，被贴在了箍桶匠亚伯拉罕·史密斯家的百叶窗上——这位曾经的奴隶来自费城，并于1779年在那儿加入了英军，贴在他家口算是很恰当了——有人将其撕掉后，激进派又重新贴了一张。第二天早上，定居者成群结队地聚集到史密斯家的门口，讨论起海报的内容，有些人对上面的话并不满意。
但拉德兰姆已经受够了争论，决心将叛乱镇压下去。他把忠于政府的定居者和公司的白人召集到桑顿山上的总督府，给他们分发了武器，然后宣布激进派犯有煽动叛乱罪，起草了激进派头目的逮捕令，并命科兰卡蓬及另一名忠诚的黑人执法官去抓捕其中四人——据说这几人正在一位名叫以西结·坎贝尔（Ezekiel Campbell）的定居者家中开会。结果，旺西和罗宾逊被抓，其他人趁乱逃脱。旺西被带到桑顿山时，正因刀伤而流血不止。据科兰卡蓬讲，他试图逮捕激进派头目时，被罗宾逊用打谷棒袭击，而同去的埃德蒙兹执法官已被打昏在地。就在此时，保皇党开火了。但其他目击者的说法有所不同：火力从一开始就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叛乱者，之后，他们才跑到外面，拆下围墙护栏，以此为武器还击逮捕队。
庆幸自己的当时不在以西结·坎贝尔家的艾萨克·安德森认为，既然血已流，就不能回头了。他把能召集来的激进分子都召集到一起——约有五六十人——分发了武器，然后带着他们来到巴克尔桥的营地（就在弗里敦城外通往格兰维尔镇的路旁边）。在那里，已经成为此次叛乱实际领导人的安德森，拒绝了桑顿山要求叛军缴械的呼吁，并警告说，如果公司不释放26日被捕的囚犯，他的小军队就将袭击总督府。当时的情况对拉德兰姆十分不利。他手下只有四十名白人和忠于公司的黑人，以及四十名来自公司舰队的非洲水手，但他拿不准后面这些人到底忠于谁。而且，他还有一定理由认为，安德森可能会汤姆王求援，借助滕内人勇士来壮大他的小军队，变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就在此时，正如拉德兰姆后来写道的那样，“上天出乎意料地介入，彻底扭转了事态”。[36]就在9月30日，一艘横帆海军船缓缓驶入了弗里敦港：“亚细亚号”载着武装的西印度群岛黑人和四十五名英国正规军来支援了。拉德兰姆这辈子还从没因为见到一艘船而如此高兴过。
天气变得阴云密布，潮湿的云层高积在树木葱茏的山林顶端，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而山下的巴克尔桥旁那不堪一击的叛军营地里，除了安德森、粗鲁的弗兰克·帕特里克（Frank Patrick）、黑人治安官明戈·乔丹（Mingo Jordan）和约翰·卡斯伯特外，还多了一些人。他们都是不远万里从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从普雷斯顿、伯奇镇、小乔金赶来参加这场决战的。亨利·华盛顿和英国·自由也在这一小群叛军之列，两人都决定要为自己的名字多增加点意义。
天雷滚滚，大雨倾盆，塞拉利昂最猛烈的暴风雨排山倒海般扑向西印度群岛黑人和白人士兵组成的三列纵队。他们正悄悄向巴克尔桥行进，准备将叛军包围起来。可突然间，道路就变成了泛着泡沫的泥浆，士兵们四散躲雨，竭力保护好自己的武器。围攻暂时中断。桥上的叛军则缩成团儿，躲在各自的斗篷下。无疑，中间还有一两把新斯科舍的雨伞。
雨过之后，在黎明的阳光中，在鹦鹉清晨的鸣叫声中，西印度群岛黑人发动了突袭。叛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彻底溃败。政府军只开了几枪，击毙了两名叛军（姓名不详）。包括艾萨克·安德森在内的其他人则如鸟兽散，逃进了森林。安德森寻求一位土著酋长的庇护，但两天后便被那人押回了弗里敦。西印度群岛黑人对森林和附近村庄进行了彻底搜查，共抓获三十一名犯人。
拉德兰姆认为，等着把叛乱分子送回英国受审是不可能的，但让殖民地的法庭来审判也行不通，因为陪审团成员都是黑人，不太可能定他们的罪。委任白人法官的新皇家特许状虽然已经在路上了，但要在10月12日才能到，而处置叛乱分子的工作又刻不容缓，于是，拉德兰姆便效仿保守的英国当局和革命的法国当局在紧急状态下选择的办法，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判叛军。“亚细亚号”的三名海军上尉担任法官，并迅速完成了审理工作。被认定为参与煽动叛乱的定居者共五十五名，其中三十三名被永久逐出塞拉利昂；另一些人，如詹姆斯·罗宾逊，被送到了同为英国殖民地的戈雷岛。大多数人则被流放到布勒姆人的海岸上。他们如若偷偷返回殖民地，一经抓获就要接受三百鞭的惩罚，和死刑差不多。作为麦考莱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和公司统治的肉中刺，艾萨克·安德森和弗兰克·帕特里克被绑起来，成了新成立的法庭第一季度季审期的重罪犯人。帕特里克被控偷了一把枪。安德森被控给总督寄送匿名信，也就是那封要求释放26日晚在以西结·坎贝尔家被抓俘虏的信：“拉德兰姆大人，我们想知道，如果你不交出女人和孩子，那是否会放我们的男人走。”[37]两项罪行都可判处死刑，二人也最终被定罪并绞死。按照老规矩，他们在绞刑架上被暴尸数日。就在两年前，艾萨克·安德森收获了第一茬水稻后，还曾开心地给约翰·克拉克森送去了一桶。可如今，给他收尸的却只剩下一条条鬣狗。
11月6日，在“亚细亚号”的隆隆炮声中，公司的新皇家特许状正式生效。不过，拉德兰姆没有主持仪式，因为他实在无法继续忍受反胃和和心绪烦躁的折磨，提前递交了辞呈。这或许更好，毕竟他不是扎卡里·麦考莱，丝毫不会被胡思乱想所左右；对于黑人自治政府这一非凡实验无果而终，他或许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再不会有十户长和百户长，再不会有人到教堂里说教。夏普十户联保民主制仅存的硕果，如今只剩下了黑人陪审团。
这场政治暴动的终结，让一些黑人定居者终于松了一口气。没人试图把他们从自家的地块上赶走或收取免役税（虽然公司仍然宣称自己有权这么做）。没人干涉他们的教会事务。波士顿·金可以继续传教，多年前在歇尔布罗村被掳为奴隶的约翰·基泽尔，现在可以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赚钱，架着他那艘“三友号”，与同胞进行贸易。安德鲁·摩尔发现的野生咖啡，现已发展成塞拉利昂最重要的贸易产品，让他赚了不少钱。索菲亚·斯莫尔又开了商店，并将其打造成了弗里敦最大的零售企业，不但购买了更多的地产，还把女儿嫁给英国木匠乔治·尼克尔。大卫·乔治于1802年去世后，被他派往普雷斯顿传教的赫克托·彼得斯，欣然接过了他的衣钵。
当然，起义的余火还未完全扑灭。在巴克尔桥战斗期间，一些叛军从西印度群岛黑人手下逃了出来，在滕内人的汤姆王那里找到了庇护，并且在部落勇士的帮助下，于1801年、1802年两次袭击了弗里敦和桑顿山。但他们面对的是西印度群岛黑人，而有罪叛军的财产被没收后都奖给了这些人，他们可不会轻易交换回去。大部分新斯科舍人，要么谨慎地保持着中立，要么就如向来可靠的科兰卡蓬那样（牺牲在了保卫总督府的战斗中）站到了政府那边。雨季和“冷烟”在殖民地来了又走。一些熟悉的名字又出现了，比如道斯和拉德兰姆，为了证明自己，都曾继续当过一段时间的总督，而扎卡里·麦考莱则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亨利·桑顿议员虽然名义上仍是董事会主席，但议会内外都知道真正在管理塞拉利昂的人是谁。但直到1807年，人们才不情愿地决定，或许公司快把殖民地搞垮了。本地贸易势头良好，非洲紫檀、咖啡、大米、蔗糖的出口也还可以，但这些基本上都掌握在私人手中，而公司在不征收免役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负担防务或行政方面的开销。议会在当年最终通过废除奴隶贸易的相关法案后，人们预料，那些由皇家海军从奴隶贩子手中解救或自己从工厂逃走的“被解放的非洲人”（法案中的叫法），一定会去塞拉利昂，所以弗里敦必然会成为这场伟大解放运动的基地和总部。鉴于此，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塞拉利昂从今往后必须置于国王的直接保护之下。桑顿和各位董事对此更是赞同。就这样，在1808年，塞拉利昂公司正式歇业，公司旗帜缓缓降下，英国国旗徐徐升起。
谁目睹了这一切？有一些是1800年被流放的叛乱者，尽管会遭到严厉惩罚，但他们还是一点一点被允许回到了弗里敦。还有一些则可能是在改名换姓之后，偷偷溜了回去。不过，我觉得英国·自由不在其中。历史上有关他的最后记载，是他和亨利·华盛顿等人一起去了北边的布勒姆人海岸，在艾萨克·杜布瓦那座位于克拉克森种植园的半废弃棉花农场上生活。那之后，他便在我们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想象他活下去的情景，也许就像在普雷斯顿那样，耕种着几英亩土地，或者更可能的是，想办法和当地的酋长们做起了生意。如果他确实还以那个名字生活，那也只能在弗里敦的河对岸。因为他一定明白这个名字已经风光不再。在弗里敦，人们已经不需要英国式自由。那边已今非昔比，那边现在是大英帝国。
* 该校由循道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于1748年创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循道宗信徒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