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不会完结，只会暂时停下写作的笔。历史中的一个个故事，就如前面刚刚讲过的这个，如果真实发生过，那一定是纷乱混杂的，无法利落地了结、圆满地解决。它们或许已筋疲力尽，但会继续往前走，具体到本书的话，便是走进了愤怒的19世纪。可就算时过境迁，历史也会在身后留下回忆的痕迹，在幽暗的时间海洋上留下一缕细光，不停地跳跃、舞动着，就如我们最终闭上双眼时，眼前会短暂闪过的一幕幕画面。
1802年
由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府最高行政法院，又恢复了已废除八年的奴隶制。
1806年
1799年，威廉·威尔伯福斯提交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再次受挫，让他几乎对议会失去了希望。当时，法国军队已驻扎在布洛涅（Boulogne），英国即将遭遇入侵。没有人愿意在全球斗争中给敌人任何经济优势。1801年，爱尔兰并入英国，给下议院带来了新成员，其中许多都公开反对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1805年，英国取得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胜利，终结了法国的侵略威胁，废奴主义者更多了些乐观。1806年1月，小威廉·皮特去世，曾在1791年便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成为下议院领袖，开始领导新政府。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也就是詹姆斯·拉姆齐的保护人、克拉克森和威尔伯福斯的导师，担任海军大臣。在议会两院通过法案，禁止从已占领的殖民地进口奴隶，并禁止英国臣民在中立国船只上进行奴隶贸易后，福克斯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6月10日，一项提请议会“考虑奴隶贸易违反了正义、人道和政策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废止奴隶贸易”的动议，再次在上下两院以多数票通过。福克斯宣布，若这一议案能顺利施行，那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也值了”。四个月后，福克斯去世。
在美国，人们担心黑人和白人的数量失衡继续下去，圣多明戈岛上依然在激烈持续的暴动可能会在美国上演，所以开始转而支持废除奴隶贸易。杰斐逊总统公开表示，支持立法禁止该贸易。但自美国于1804年从法国手中购入路易斯安那州后，该州的奴隶人口在两年内便增加了两倍。而南卡罗来纳也在1804年恢复了早先废除的奴隶贸易，想抢在即将到来的进口禁令前做最后一搏。
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被1800年由加布里埃尔·普罗瑟（Gabrie Prosser）领导的奴隶起义吓得不轻，便着手想办法把那些惹是生非的自由黑人从该州赶走。在本杰明·哈里森州长的倡议下，自由黑人被禁止持有枪支，为其子女开办的学校也被关闭。被解放的奴隶则必须在一年后离开该州。
在塞拉利昂，曾经给哈里森当奴隶的威廉·奇斯和安娜·奇斯及其后代，在弗里敦过着平静的生活。
1807年
3月，杰斐逊签署了禁止向美国输入奴隶的法案，使之正式成为法律。1808年1月1日之后，违法者将被罚款两万美元，并处没收船只和货物。
格伦维尔男爵在上议院提交“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并宣称该法案的通过，将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议会所做过的最辉煌的一件事”。[1]由于法案在下议院通过毫无悬念，副总检察长还拿拿破仑·波拿巴和威尔伯福斯做了对比，说前者在睡觉前一定良心不安，而后者则可以“在幸福、快乐的家人的怀抱中”问心无愧地睡去，因为他知道自己拯救了数百万同类的性命。[2]该法案于2月10日在下议院以二百八十三票对十六票通过。3月25日，乔治三世御准。1808年1月1日后，任何英国船只都严禁再运输奴隶，而向任何在大英帝国领土范围内航行的其他船只装载奴隶也属非法。
1808年5月，托马斯·克拉克森的《英国议会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兴起、发展和成就史》（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by the British Parliament）出版。在此之前，四千本已被预定。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在给同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写信说，此书的“前三页温和、友好到乏味”，但之后便“非常有趣，写作的语言纯粹而精炼……他在介绍自己、讲述自己在那场不朽战争中的最高标准时的那种方式，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道德之美——相比之下，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所有征服都卑劣不堪”。[3]该书还专门为美国的主日学校出了一版节本。
塞拉利昂公司歇业后，扎卡里·麦考莱和亨利·桑顿把注意力转到了创立“非洲协会”之上，希望通过这个机构，向这块仍然信奉异教的大陆传播基督教和文明的益处。托马斯·克拉克森曾经犯下的激进错误虽未被遗忘，但已被原谅，所以他也获邀重新加入了指路明灯的行列。格兰维尔·夏普就更不用说，被誉为了创始人。
英国皇家海军被派驻到塞拉利昂，专门追捕奴隶贩子、解放他们的“活货物”。不过，在最初十年的巡航中，大部分被截获的船只都属于美国（尽管国会已经废除奴隶贸易）和法国。
1811年
许多人都目击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弗里敦截获美国纽约的贩奴船“丽贝卡号”，其中之一便是五十二岁的自由黑人保罗·卡夫。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韦斯特波特（Westport），父亲是一名奴隶，母亲是马萨葡萄园岛上的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而现在，他成了美国成功传奇，有自己的地、磨坊和捕鲸船。但他也是一位贵格会教徒，读过上面提到的那本托马斯·克拉克森的著作后，更是成了一名热烈的废奴主义者。他不仅对美国奴隶的困境感同身受，也非常同情各州（包括已废除奴隶制的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那些自由黑人的艰难处境。通过贵格会的跨大西洋关系网，他听说了塞拉利昂和非洲协会，便希望博得它们的允许，建立一家贸易企业，专门在那块居住着非——英——美裔自由黑人的殖民地和美国之间做生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或许还可以资助美国黑人移民塞拉利昂。卡夫是个爱国者，但他所在的教会禁止信徒参军，所以独立战争期间，他便在海上帮助美国封锁英国皇家海军。不过，此番壮举依然无法消除人们对他内心是个亲英派的怀疑。美国国旗和英国国旗要是能在解放奴隶的高尚事业中并肩飘扬，他会很高兴。
但他挑错了时间。1810年12月底，卡夫坐着他的“旅者号”出发了。船上共有九名船员，都是黑人，包括他的侄子托马斯·温纳（Thomas Wainer）和侄女玛丽的丈夫约翰·马斯特恩斯（John Marsterns）。航行三十二天后，在2月初，“旅者号”遭遇了强风暴的袭击，开始漏水。第二天凌晨三点，船被吹得“差点儿侧翻”，甲板几乎于海面垂直。在船正过来之前，约翰·马斯特恩斯被冲到了海里，靠着几根被扯断的绳索，才在巨浪和狂风中捡回一条命，并设法爬回船上。接下来的三天里，“旅者号”始终面临着沉没的危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风暴。起航五十三天后，这艘横帆双桅船迎来了万里晴空，还捕到了海豚做晚餐。第五十八天时，保罗·卡夫看到了从海面上一点点升起的塞拉利昂群山。
抵达塞拉利昂后，这位美国人同英国总督在桑顿山的总督府共进了晚餐，去了循道宗的教堂祈祷，还向汤姆王赠送了一本的贵格会《圣经》和一本《论战争》（Essay on Wars）——内容自然是控诉战争的邪恶和无意义，但这样的信息估计给汤姆王留不下多少印象，虽然他现在已经胡子花白。随后，咖啡又去了布勒姆人的海岸，在克拉克森种植园附近拜见了乔治王，并且也送了他一本贵格会《圣经》，以及一本贵格会年度会议的书信集。他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和约翰·基泽尔等人做买卖——基泽尔的大型船队会往河下游运送成吨的紫檀木——可又不得不等着非洲协会的批准。此时的英国政府对美国极为不满，甚至到了考虑禁止对美贸易的程度，而原因则是英国人认为暴君波拿巴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后，麦迪逊总统仍对其屈从谄媚。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卡夫继续欣赏着弗里敦，尤其是学校（目前有二百三十名学生，另有一所学校专门为成年黑人开办）。而且，他还注意到，书本和纸张全部免费。“如果在殖民地大力推行贸易，”他在写给伦敦贵格会教友的信中说，“就可能带来一种良好的趋势，把年轻人留在本地，未来某一天，或许让他们也有资格当上老板，具备从事商贸的能力。到那时，我认为，这里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被历史学家归入世界国家之林。”[4]
贸易许可证终于批下来后，卡夫准备起航，把塞拉利昂的货物运回美国。但就在此时，他收到了去英国的邀请。这让他无法拒绝。在北上途中，他自然也遭遇了恶劣天气，“对航行造成了严重考验”。走到一半时，他碰到了正从利物浦驶往纽芬兰的凯茨船长。在交谈中，他了解到一条“不幸的消息”：一艘美国的三帆快速战舰和一艘英国的单桅帆船在纽约的桑迪胡克附近发生了摩擦。对卡夫的跨大西洋贸易和商誉使命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但1811年7月12日，利物浦的码头上却聚集了一大群人——直到三年前，利物浦还和布里斯托一样，是奴隶贸易的资本制度——迎接“旅者号”的到来，大家都想一睹那位戴着贵格会帽子的黑人船长及其黑人船员的风采。卡夫对自己立即受到如此欢迎，感到异常高兴。可乐极又生悲，紧接着，他的三名船员便被强行征入英国海军。其中两人的释放，他没费太多周折，但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救出第三名。
不过，他还是受到了友好接待，一下子成了名人。在美国，他都没多少机会和白人贵格会教徒来往，更别说其他白人。但在英国，他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泰晤士报》（The Times）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对他极尽溢美之词；由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及其儿子陪同，一起游览伦敦（皇家铸币厂、动物园）；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一家工厂，对煤气灯惊叹不已；去了议会，并且见到了威尔伯福斯和扎卡里·麦考莱。在拜见非洲协会的赞助人、国王的侄子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cester）时，他送了对方一件非洲长袍、一把匕首和一个信箱，全部来自塞拉利昂。让卡夫开心的是，在克拉克森兄弟的朋友和门徒艾伦的引荐下，他还认识了托马斯和约翰。在给哥哥约翰的信中，卡夫乐观地写道：“我正在努力打卡一条英国到美国再到塞拉利昂的通道……好让一些优秀、持重的人能到那个国家去。”[5]
1811年9月，卡夫再次顶风冒雨回到塞拉利昂，给人们带回了曼彻斯特棉布、铁锅、烟草和英国陶器。作为交换，他收购了这里出产的非洲紫檀和棕榈油。威廉·艾伦委托他把多种植物种子和极为珍贵的桑蚕带给殖民地，但总督告诉他，塞拉利昂人还是先学会种棉花，再学怎么生产丝织品吧。
1812年
2月，卡夫准备载着他在塞拉利昂购买的出口货物回美国。他希望以此为开端，成就某种辉煌的未来。在写给托马斯·克拉克森的信中，他说自己想让美国和英国建立起商业和殖民伙伴关系，让塞拉利昂这类崇高的实验继续下去，“帮助非洲人实现文明”。他还听说有几个非洲裔美国家庭“已经下决心移民塞拉利昂”。[6]
但两国正在打仗，哪有心思合作。而且同上一次一样，英国也承诺，任何逃到英军防线内或舰船上的奴隶，都可获得自由。所以尽管这一次面临的地理因素更艰巨，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再次接受了英国的提议。战争结束后，几千名自由但赤贫的逃跑奴隶，再次被送往新斯科舍。自黑人保皇党移民后便几乎空无一人的普雷斯顿，迎来了第二波非裔美国人。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其中一些后人还创立了黑人保皇党遗产博物馆和网站；博物馆和历史中心外面的路，便是1791年那个美丽的秋天，约翰·克拉克森和劳伦斯·哈茨霍恩骑马来到普雷斯顿时走过的那条。在普雷斯顿，你最先注意到的一定是教堂和学校，每天下午，都有穿着运动衫和运动鞋的黑人孩子从里面走出。新斯科舍和加拿大其他地区至今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普雷斯顿，比如哈利法克斯人会告诉你，那里出了很多伟大的拳击手。
在回美国途中，保罗·卡夫照例遭遇了大风，结果没能在新贝德福德上岸，而是被吹到了韦斯特波特。这是他的老家，但并未能阻止美国海关以与敌国贸易为由扣下他的船和货。为了要回自己的船，保罗·卡夫去了一趟华盛顿，且奇迹般地见到了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和麦迪逊总统。据《贵格会情报》（Friends Intelligencer）报道，这位直性子的黑人贵格会教徒对麦迪逊说：“詹姆斯，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受到了虐待。”麦迪逊十分同情，并下令归还他的财产。
但从首都返回马萨诸塞的途中，他才突然意识到，这里不是英国，更不是弗里敦。乘坐驿站马车时，他受到了白人乘客的粗暴对待。这个黑人竟如此放肆，与他们共用一个车厢，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想把卡夫赶下去，但这位戴着贵格会垂边帽的高贵老绅士岿然不动。
不久之后，英国攻占华盛顿，并烧毁了白宫。更多的奴隶逃跑了。
1814年夏
格兰维尔·夏普现在有点儿像流浪者。他似乎还想寻找重要的事情来做，但已不确定该到哪里去找了。他如今已七十有八，早过了古稀之年。自他见到乔纳森·斯特朗那张血淋淋的脸，并被惊出废奴的热情以来，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邪恶的奴隶贸易已经被打倒，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当然，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上，依然还有奴隶在辛勤劳作。哎，那桩恶行就由别人来了结吧。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能做成一些事，其实是兄弟、姐妹、神圣事业的盟友一起努力的结果。而现在，他们都走了，就像海顿先生的交响曲《告别》快要结束时，演奏者一一熄灭了自己的烛光，消失在黑暗中。詹姆斯的蛇号自他二十年前去世后便一直保持着沉默。四年前，羽管键琴的盖子同妹妹伊莱莎的眼睛一起合上了；没过几个月，亲爱的哥哥威廉也撒手人寰。天堂的号角一定会响起，欢迎他的到来吧。格兰维尔自己也没有力气吹他的双长笛了，但每天早晚，他都会走到竖琴旁，召唤大卫王的灵魂，吟唱赞美诗和和希伯来歌曲。[7]
同任何人一样，他也逃不过体力的日渐衰弱，但没有人可以指责他无所事事。最近，他还去参加了圣经协会、新教联盟和非洲协会的活动；并且尽最大努力整理了记忆和信件，把它们变成历史记录。格洛斯特公爵收到他的手稿后表示十分高兴。[8]在体面地退休前，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但偶尔，在急切地讨论某个重要问题时，他会突然顿住，觉得脑子有点儿糊涂，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曾经博闻强识的他，似乎无法回忆起想要说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他说着说着，便不了了之了。
威廉健在时，格兰维尔曾和这位哥哥一起住在富勒姆的家中。但哥哥死后，他也还是喜欢住在那所空落落的房子里，凝视着曾将他们的和声带往远方的潮水，默默回忆往事。他的寡嫂似乎并不介意。不过，格兰维尔也在圣殿教堂租了一间屋，来存放他的书和文件，或者独自思考《圣经》里的文句，免得有仆人打扰。1813年6月，他选出一些代表着自己漫长法律生涯的文件，想送给内殿律师学院图书馆。图书馆很感动，表示愿意接受，但格兰维尔又坚持要亲自把它们安全地送到圣殿去。富勒姆的侄子、侄女们看着这位日渐衰朽、恍惚的叔父，担心他会走丢，便纷纷劝他不要去。说服未果后，他们只好叮嘱自家的马车夫前往别让格兰维尔用马车。
但格兰维尔·夏普还是像以前一样固执。第二天早上，家人一起吃早饭时，见他没出现，便叫仆人来问话。其中一个说，夏普先生起了个大早，坐驿站马车去伦敦了。家人只好赶紧差人去圣殿教堂找，但没有找到。此时，他已经在回家路上，并在傍晚时回到了富勒姆。他看起来衣冠不整、筋疲力尽，承认自己一大早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家人继续询问后，最终了解到：那位车夫把夏普送到伦敦后，回想起他的模样和行为，有些不放心，便又回圣殿教堂找他，结果发现他正在屋子门口“疑惑地走来走去，想不起该怎么去他打算去的地方。好心的车夫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他跟自己一起返回富勒姆。就这样，他才得以幸免于更多的麻烦”。[9]
从那之后，直到1814年7月在无比的安详中去世，格兰维尔·夏普都一直待在或者说被迫待在富勒姆。很久以前，在同样的盛夏时节，他们全家曾坐着“阿波罗号”和“联盟号”沿河游玩；曾为国王和河岸上的人举办音乐会；曾在悠然前行的船上，在飞来飞去的小虫中间，与那架名叫“摩根小姐”的管风琴、那条爱音乐的猎犬鲁马，以及茶和亨德尔做伴。时不时地，格兰维尔会突然闯进侄女、侄子及其子女所在的房间，好像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但他从来开过口，只是坐到他们身旁，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享受他们的陪伴，一坐便是几个小时。偶尔，他瘦削的下巴会微微抬起，嘴角涌上一丝笑意，所以家人没有理由认为他觉得不满足。但他一句话都不会说，什么也不说。[10]
1815年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现在已成为和平主义者的托马斯·克拉克森，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见到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而且这位皇帝对克拉克森兄弟和塞拉利昂的事还十分了解。“如果我能做点儿什么，帮帮那些可怜的非洲人，”亚历山大告诉托马斯，“您就给我写封信，我随时愿意效劳。”三年后，当托马斯提议将奴隶贸易归为跨国海盗行为的一种时，亚历山大予以了声援。而托马斯为表示感谢，送了他一把非洲的匕首。[11]
1816年
世界永久和平促进会在伦敦宣布成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英美共同的理想主义。威廉·艾伦、本杰明·拉什等贵格会教徒是其重要的拥护者。向来乐观的拉什希望说服美国政府成立一个和平秘书处。当然，克拉克森兄弟也在促进会创始人之列。二十年前，约翰·克拉克森曾以不符合基督教原则为由，拒绝了海军最终提供给他的类似工作；现在，他成了和平促进会的第一任财务总管。九年后的1825年，非洲和平协会在费城成立——很相称的地点。[12]
1816年2月，保罗·卡夫返回塞拉利昂，并且还带去了三十八位黑人移民。那次横渡，即使对经验丰富的水手而言，也非常恐怖。“我经历了记忆中最可怕的二十天，以前从没遇到过那样的天气。船和船员们似乎随时都可能葬身海底，但好在上天庇佑，我们活了下来。”
卡夫和移民们最终安全抵达，并受到了总督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acCarthy）的热情接待。但他运来的面粉却被禁止卸货，原因是麦考莱和塞拉利昂的重要贸易商巴宾顿给总督写来一封信，认为这给巴宾顿自己出口塞拉利昂的面粉带来了不正当竞争。[13]
在塞拉利昂期间，卡夫注意到，皇家海军俘获的许多贩奴船，都来自一些已经取缔了奴隶贸易的共和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皇家海军巡逻队攻抓获了六艘美国的贩奴船（三艘双桅横帆船、三艘双桅纵帆载船），并将其全部带回了塞拉利昂。卡夫还了解到，一些美国船悬挂着其他国家的旗帜（西班牙的居多），仍在大量从事秘密的奴隶贸易。杰斐逊的废奴法案对此并未禁止，让他有一种深深的背叛感，而听闻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起义遭到残酷报复后，他更加感到沮丧。好在麦卡锡总督为他来到塞拉利昂的九个家庭（大部分都来自波士顿）提供了城镇用地和农田，多少让他感到一点欣慰。1817年，卡夫抱着“塞拉利昂——英国——美国”自由贸易三角还未实现的遗憾，忧郁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将自由黑人送往今天的利比里亚。1846年，纽约反奴隶协会出版了格兰维尔·夏普的传记，其作者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专门指出，塞拉利昂的建立与美国殖民协会将自由黑人运往利比里亚的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斯图亚特表示，英国建立定居点，是废除奴隶制的先兆；美国把黑人送到非洲，则是一种邪恶的选择：
塞拉利昂源自爱，公正无私、情同手足、包含了基督教精神的爱。而利比里亚则源自对肤色的仇恨和蔑视……塞拉利昂的建立，体现了英国最美好的情感——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对孤苦陌生人的善意，因为他们都曾被这个骄傲的世界拒绝和迫害。而利比里亚的建立，则体现了美国人最丑恶的情感，体现了将他们同其他文明人区别开来的偶像崇拜——肤色仇视……[14]
斯图尔特夸大了英国人的优点和美国人的缺点。不过，这种会招致仇恨的区分，并非只有他提出过。
1826年
新上任的塞拉利昂总督尼尔·坎贝尔爵士（Sir Neil Campbell）曾试图征收免役税，但他几个月后便去世了，这项颇具争议的税负也最终被放弃。在塞拉利昂的人口中，从奴隶贸易中解放的黑人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占了大多数，“新斯科舍人”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十。但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在学校，他们的身影都引人注目。弗里敦举办市集时，曾在谢尔本被禁的“黑人嬉戏”获得了重生，成为塞拉利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高高的帽子、印花的长裙、宽松的衬裙，仍然是赛马和赛艇时的时尚着装。
1828年
4月2日，约翰·克拉克森躺在沙发上，读起了《反奴隶制通讯报》（Anti-Slavery Reporter）。自1820年被珀弗利特石灰厂的新主人从管理职位上赶下来后，他便一直住在萨福克的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并担任了当地一家银行的高级合伙人。他最后一次收到新斯科舍人的消息是在1817年，当时赫克托·彼得斯来信说，希望“我们在离开人世前，能有机会再见一面”。[15]不过，他一直通过第二代新斯科舍人编辑的《塞拉利昂公报》（Sierra Leone Gazette），关注着殖民地的最新动向。1815年，他根据日记和笔记，整理出版了一本介绍塞拉利昂创建过程的书，不过他1791和1792年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依然被紧紧锁在他——一位如今平和又亲切的老人、克拉克森家族的“纯真快乐之泉”[16]——的日记和脑海中。
但这天，他并不怎么快乐。已经六十四岁的他（在1月时立了遗嘱），对未来生出了一种甚于以往的凄凉感。他一条腿有些不舒服，而且发现自己老是喘不上气来，所以就叫人挑一些通讯报上的文章读给他听。可听着听着，他的心便被惆怅占满了。他和哥哥托马斯都以为奴隶贸易被取缔之后，奴隶制本身也会渐渐消亡；但很显然，事情未能如愿。他们的工作只做完一半。听到西印度群岛的种种苦难仍未有任何改观，克拉克森示意别念了，然后有些吃力地说：“想想都可怕，我哥哥和他的朋友们辛苦努力了四十年，可这些事还存在。”[17]
然后，约翰·克拉克森没再说什么，便与世长辞了。
1829年
在波士顿，黑人裁缝大卫·沃克尔发表了他极富煽动性的《告世界有色公民书》，抨击了美国的伪善：一面以自由、平等的原则立国，一面又拒绝赋予三百万奴隶这两项权利。同时，他还说“英国人”是全世界黑人的“好朋友”。沃克尔知道英属西印度群岛上还存在奴隶制，但显然觉得那里废除该制度已指日可待。
1831年
大卫·沃克尔预料对了。牙买加奴隶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的消息，让英国废奴主义者再次行动起来。1830年在伦敦共济会大厅成立的反奴隶制协会，最终放弃了循序渐进的废奴策略。托马斯·克拉克森、威廉·威尔伯福斯、萨缪尔·霍尔，都是该协会的资深活动家。此外，《玛丽·普林斯的故事——一位西印度奴隶的自述》（The History of Mary Prince, A West Indian Slave Related by Herself）出版后，在第一年便加印五次，极大地推动了废奴事业。玛丽写道：“当我们筋疲力尽时，除了一匹瘸马，还有谁关心我们？这就是奴隶制。我说出来，是为了让英国人民知道真相；我希望他们不停地向上帝祈祷，向伟大的英格兰国王呼吁，直到所有可怜的黑人获得自由、奴隶制永远灭亡。”[18]但威廉四世和他的保守党大臣们似乎都对这种紧急情况漠不关心。不过，一场要求改革议会的骚动当时正席卷英国，两场运动的支持者出于同样的道德热情和政治、经济上的权宜，最终把它们合成了一股。议会改革能让英国免于革命，废除奴隶制能让西印度群岛免于屠戮、王国免于灭亡。扎卡里·麦考莱的儿子、刚当上议员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对此也表示认同，但他觉得那些废奴主义者有些热情过头，让人反感。
1833年
议会收到了五千多份要求废止奴隶制的请愿书，其中一份由三十五万名女性联名签署。[19]辉格党政府的殖民地大臣于5月提交的一项法案，在改革后的下议院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之所以通过得如此顺利，是因为法案承诺向奴隶主提供慷慨的补偿，并且规定了一个从奴隶制度到全面自由的两年过渡期（后被放弃）。8月，国王威廉四世御准了这份奴隶解放方案。
一个月前，威尔伯福斯离世。虽然他同托马斯·克拉克森在法国革命和战争问题上长期存在严重分歧，但临死前，他最终同托马斯言归于好。“我亲爱的老朋友，”威尔伯福斯在绝笔信中写道，“……虽然我们已很久没有来往，但你和你的家人依然在我的美好记忆中占据着一席之地。”[20]克拉克森得知噩耗后，他的妻子凯瑟琳听到他锁上书房的门，在里面失声痛哭起来。
1846年
他是最后一个了——不光是指废奴事业的最后一个元老，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或许还是普雷福德庄园的最后一位住户（庄园在伊普斯维奇附近，由十分崇拜废奴主义者的布里斯托伯爵［Earl of Bristol］租给他）。托马斯·克拉克森住在那里，一直活到了八十多岁。不去参加反奴隶制大会时，他就是一位仁慈的老乡绅，总是确保他的村民和农民都吃到牛肉和培根。在四十年代的大饥荒期间，他那片地方至少会还是“快活英格兰”。通过让美国的奴隶制加速灭亡，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所以他继续奋笔疾书，时不时地才从桌上抬起头，看一眼正在花园里闲逛的妻子。
托马斯·克拉克森老则老矣，但依然不可小觑。他的声音依然洪亮，他的头脑依然出奇地活跃，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见地、洞悉一切。世界各地的废奴斗士们纷纷跑到英国来协调他们的反奴隶制运动，不来拜见一下这位老人都不能走。尤其是那些美国的废奴主义者，老是缠着克拉克森要签名或者求他赐一绺白发，搞得妻子凯瑟琳都担心他很快就会变成秃子。
1846年8月20日中午刚过，两个美国人（一黑一白）同激进的英国议员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走进普雷福德庄园，并被带到客厅坐下。那个美国白人叫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来自马萨诸塞，是《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的编辑，曾亲历了1833年的解放时刻。而汤普森本人也因为在1834年借着大西洋两岸高涨的废奴热情到美国就该问题发表演讲而赢得了赫赫威名。当时，一帮马车夫还威胁要用鞭子抽他，并把他送到南卡罗来纳，因为那儿的人知道该怎么处置他——废奴主义者惯常遭遇的威胁。虽然克拉克森当天早上九点钟才得知这俩人及其黑人同伴会登门拜访，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了他们。
为什么不呢？毕竟，美国的废奴运动现在也是他的事业。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首次举办，已经八十高龄的克拉克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五千名代表默默起立，向他致敬。托马斯在演讲中对他们及废奴事业表达了祝福，引得与会代表眼泪直流。他深切的悲痛是看到基督教如何被扭曲成了捍卫种族罪恶的工具：百分之七十的美国神职人员（他被告知）显然认为能在《圣经》中找到奴隶制的存在理由。1844年，他的《论美国有色人种因肤色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On the Ill Treatment of the colored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美国印发了五万册，猛烈地抨击了这种渎神行为。[21]
因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就是那个夏日午后坐在普雷福德庄园客厅的第三位拜访者，早就听说过托马斯·克拉克森的大名。而到这会儿，托马斯·克拉克森也一定听说过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谁。因为当年5月，这位演说家就曾在英国内外反奴隶制大会上用自己的口才惊呆了与会者；而两周前，他又在科芬园举办的世界禁酒大会上引起轰动。时年二十八岁的道格拉斯是一位来自马里兰的逃跑奴隶。1841年在新贝德福德结识加里森后，原本就能说会道、英俊潇洒、风趣幽默、魅力非凡的道格拉斯在他的鼓励下，很快便成为废奴者巡回演讲团里的明星，一面无比激情地控诉种植园中发生的暴行，一面无比尖刻地嘲讽支持奴隶制的神职人员。他不断收到被抓去重新为奴的恐吓或是人身威胁，在印第安纳的彭德尔顿（Pendleton），他的一只手还被一群歹徒打断过，但这反倒让他越战越勇。1845年5月，加里森出版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人生自述》，四个月内便卖出了五千本，非常抢手。从道格拉斯的身上，克拉克森看到了被救赎之后的美国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肯定也有一本。那天下午，这位老人伸手握住道格拉斯那只受伤的手，像个先知一样大声说道：“上帝保佑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我为解放你的同胞，已经奋斗了六十年，如果能再活六十年，我也会把它们奉献给同一事业。”[22]
真是惺惺惜惺惺。在道格拉斯看来，托马斯·克拉克森体现了英国式自由中那些最美好的部分，因为对他而言，英国式自由不是他所鄙视的那种华而不实的美国式自由，而是华并且实。他说，正是英国，让他从一件东西变成了一个人。
让道格拉斯惊讶的是，这种转变甚至在他还没到英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而地点就是冠达邮轮“坎布里亚号”上的社交厅。1845年8月，他乘船从波士顿前往利物浦。回想起自己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道格拉斯更加确信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那里。马萨诸塞州或许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绝对没有废除种族偏见。“就在我离开前……我去坐公共汽车……但他们拒绝让我上车……就在我离开‘自由摇篮’的前几天，我……因为肤色而被踢下了公共交通工具。就在我离开那个‘自由国度’的前三个月，我被从一座教堂里被赶出来，就因为我想像其他人一样走进去，却忘了自己的肤色。”[23]
然而，屈辱并没有因为他上了“坎布里亚号”而结束——和他一起登船的詹姆斯·巴法姆（James Buffum）是一位白人废奴主义者，会陪他去做巡回演讲；此外，二人还说服了哈钦森家族的四重唱组合（杰西、艾比、贾德森、阿莎）同往，在他演讲前进行暖场表演[24]——加里森给道格拉斯安排了特等客舱（八乘十二英尺、两盏油灯）；但不必说，他最终被迫住进了下等客舱（巴法姆为了表示对朋友的支持，也搬了下去）。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道格拉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在这艘船上竟然还是个名人。当然，对一些乘客来说，他是声名显赫，对另一些乘客来说，则是声名狼藉，而原因都是一样：他是“生平自述”的作者。到达都柏林后，他写信给加里森：
我想，你听到之后一定会很高兴：从美国的海岸线消失在视野中开始，一直到抵达利物浦，我们这条英勇的蒸汽船都是一座奴隶制话题的讨论场，大家争个不停——刚开始还比较冷静，然后越说越火爆……而且是人人都在讨论。社交厅的讨论刚被压下去，下等客舱就开始了；下等客舱不说了，社交厅里又续上；要是两个地方都被压下去，人们又会成倍的热情去社交厅外的甲板上，吹着新鲜而自由的海风，继续讨论。我好开心。[25]
哈金森家族的四重合唱组也一样。读过道格拉斯的自述后，他们深感钦佩，所以便在横渡的两个星期里，到处给乘客发他的书。那些来自佐治亚、新奥尔良、古巴以及拥有奴隶的人很不高兴，认为他们自以为是。但其他人则希望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发表一次演讲，说说他的经历和美国的奴隶制。那些奴隶主听闻，更是怒不可遏。面对如此的盛情，道格拉斯本人一反常态，表现得有些顾忌。这倒可以理解，他肯定也听说有人威胁要把那个无礼的黑人扔进海里。在船上发表这样的演讲是否合适、得体，最终得由船长决定。若在平常，船长一定会出于谨慎，劝说演讲者放弃。
但查尔斯·贾金斯可不是一般的冠达邮轮船长。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改过自新的前奴隶主，有着强烈的道德感。所以，他亲自向道格拉斯发出了邀请。为了让道格拉斯和某些气势汹汹的听众隔开一些距离，贾金斯让人在社交厅外的甲板上吊起一块篷布，但内心充满了斗争激情的哈钦森四重唱组合劝服道格拉斯到外面去，站在主桅杆旁边发表演讲。傍晚时分，贾金斯命人拉响了船铃，宣布演讲会开始。甲板上聚集了一大群人，但并非每个人都友好。道格拉斯穿着他最好的衣服走上甲板，看起来高大、威严，颇像个有道德、有修养的贵族。但他还没开始念可恶的南卡罗来纳奴隶法，便开始有人喝倒彩了，并且很快演变成如海上风暴一般猛烈的谩骂。哈钦森四人组见状，便唱起鼓舞人心的废奴主义赞美诗和颂歌，进行回击，“仿佛古代的天使在歌唱，狮子们闭上了嘴，有那么一刻，安静极了”。[26]贾金斯抓住这个档口走上前来，发表了一段半恭维、半严厉的开场白。但道格拉斯刚一开口，便又被打断了。贾金斯再次插话进来，说他在尽力让所有乘客都满意，但有些人明确表示他们很想听道格拉斯先生讲话，那些不想听的人可以到船上的其他地方去。道格拉斯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招来一片谩骂：“啊，我真希望他是我的奴隶。我们会让他累死在萨凡纳”，或者“我要和大家一起把它扔海里”。
“吵嚷声越来越大，我根本没法继续讲下去，”道格拉斯写道，“虽然我被阻止了，但事业还在继续。反奴隶制才是最重要的，那群抗议者自以为在反对这项事业，其实是在为之服务。”有一个“暴民”（道格拉斯对他们的蔑称）找到船长，斥责他不该让“黑鬼”说话。这下，他可犯了个大错。贾金斯当即命水手长拿来镣铐，然后警告道，有谁胆敢再威胁道格拉斯或者干涉他的言论，就将其关到禁闭室，一直关到船在利物浦靠岸。骚乱戛然而止，挑事者气冲冲地溜回了社交厅。贾金斯转过身，对剩下那些同情废奴事业的乘客说道：“我曾经是奴隶主，有两百名奴隶，但大不列颠政府解放了他们，我很高兴。”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哈钦森四重唱组合深受感动，不由自主地唱起了《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然后（为强调这表现的是一种跨越大西洋的善意）又演唱了《胜利之歌》、《美国》（“America”）和《海浪上的人生》（“A Life on the Ocean Wave”）。距利物浦还有一天航程时，船上举办了一场告别晚宴；大家为维多利亚女王和美国分别祝了酒，然后杰西·哈钦森提议：“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国家，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奴隶主们没敢打断热烈的掌声。[27]
道格拉斯永远无法忘记这次横渡的戏剧性结局，而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段插曲还被英国媒体报道了，进而充当了他这次巡回演讲的“名片”。贾金斯的行为，首次让他认识到了“君主制下的英国式正义”和“民主制下的蓄奴式暴民政治”之间的区别。
巡回演讲期间，这种差别变得更加明显。但原因不只在于他从曼彻斯特到格拉斯哥，再到伦敦的芬斯伯里教堂，都受到了无数听众的热烈欢迎，还包括他能做什么、去哪里。他记得很清楚，无论是在波士顿的巡回动物园，还是在新贝德福德的某次奋兴派会议上，抑或是在哲学演讲厅，迎接他的从来都是同一句话：“黑鬼禁止入内。”[28]可在英国，事情却完全不一样。在伦敦，他去动物园、克雷莫恩游乐园、大英博物馆，去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展厅看全景画展览时，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过反对或犹豫，都让他顺利进去了。参观威斯敏斯特侯爵夫人的乡间别墅伊顿庄园，道格拉斯碰到了一些“坎布里亚号”上的白人乘客。这些人可不是他的支持者。在排队等待参观时，他们大惊失色，诧异于那个黑人竟然被准许同他们一起入场。但正如他在1847年伦敦酒馆的告别演说中对观众所讲的那样：
我走遍了英国各地——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我坐着汽车走公路，坐着马车走小路，坐着火车走铁路，坐着蒸汽船走水路。你或许可以说，我走得风驰电掣。可在这些交通工具中，在任何社会阶层中，我都没有发现哪个人撇着嘴对我表示轻蔑……在伦敦时，我当然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以人的身份走进各个地方，检验一下各处的惯例。没有一个地方把我赶出去。大剧场、博物馆、画廊，我全都进去了，甚至去了你们的下议院，以及一位贵族……还允许我参观了上议院……在所有这些地方，没有一个人反对我进入……
无论美国人多“喜欢鄙视、蔑视黑人”，道格拉斯接着说，“英国人——最聪明、最高贵、最优秀的英国人——从来都不吝把表达男性友情的右手伸向我这个黑人……先生们呐，美国人可不认为我是人，他们说起我时，就像在说一盒东西；他们把我同羊、马、牛相提并论”。但英国不一样。他坚持说，就连“老英格兰”的狗都把他当人，引得听众一阵欢呼。他继续道，在肯特郡的贝肯汉姆，“一条狗竟然走到讲台前，把爪子撑在上面，然后冲我笑了笑，认出来我是个人。（笑声）在这个话题上，美国人真该向老英格兰的狗好好学习一下”。[29]
在1846年对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国家进行这种不公平的比较，其实要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具挑衅性。因为英国和美国当时正处在新一轮的相互猜忌和指责当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美国北部和西部的边界，尤其是俄勒冈（Oregon）的边界；对英国来说，这事关加拿大的领土完整。皮尔政府和波尔克政府的谈判，从冷淡升级为暴躁，最后干脆变成了剑拔弩张。因此，道格拉斯对美式爱国主义的伪善大加批判时，实际上等于高高地举起了英国国旗。“事实是”，他在伦敦酒馆怒斥道：
……美国社会的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网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在著名的《独立宣言》中，他们（国父）响亮、清楚地强调了人的权利，可与此同时，这些起草《独立宣言》、构建美国民主宪法的人，又在买卖同类的血液和灵魂……从他们正式通过美国宪法开始，美国人民内心全部善良和伟大的东西——胸中一切爱国的东西——都被用来向全世界捍卫他们的谎言……美国人大胆地炫耀他们的自由，响亮地表达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可地球上的哪个国家能拿出一本如美国法典那样充满了残暴、恶毒、邪恶的法令全书？那书中的每一页都沾满了美国奴隶的鲜血。
接着，道格拉斯话锋一转，夸起了英属美洲上唯一的亮光——加拿大——“未被奴隶制诅咒的土地，由英国统治的领土。”[30]
以上还只是他的热身活动。1847年春天返回美国后，道格拉斯为捍卫自己批评美国的权利，正面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就美国本身而言，我不爱；我不爱国，我无国可爱。我属于哪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制度根本不认识我。”[31]在英国，他可以自由进入议会；可在美国，要是他档案去华盛顿，就会被监禁起来，并卖为奴隶。对比二者，道格拉斯说：“鉴于目前的情况，如果我说我宁愿待在伦敦，也不愿待在华盛顿的话，我的共和党朋友一定不觉得奇怪。因为海德公园的自由，远胜过奴隶监狱里的民主。”[32]
当然，道格拉斯确实有些天真，但他就是不愿听美国人那套老掉牙的反驳：在造次批评美国的奴隶制之前，英国人还是先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那些可怜的制造业工人的境况吧——其实四分之三个世纪前，本杰明·富兰克林就采用过的这种策略。道格拉斯对美国的听众讲道：
不管你怎么评价英国——堕落、贫穷——确实随处可见——也不管你如何评价那里的压迫和苦难……但英国还有自由，不仅白人有，黑人也有。我一上岸，就打量了一下周围人的面孔，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我自己的人性，但他们身上却没有对这个国家用来追捕我们的那种可恶仇恨，一点儿也没有。[33]
乘“坎布里亚号”返回美国时，尽管道格拉斯得到保证，说他一定会住进特等客舱，但最终，他还是被迫住到了下等客舱（因为贾金斯船长不在）。虽然这样的轻慢让他刺痛，可他心中依然对英国式自由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他向《泰晤士报》讲了这件事之后，高兴地看到“雷神”†在社论中代表他怒斥了向美国式种族偏见屈从有多罪恶，完全玷污了英国式的公正无私。这条由道格拉斯的客舱引发的丑闻不断发酵，最后，冠达邮轮的创始人萨缪尔·丘纳德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他公开道了歉，并保证以后再不会出现此类事件。
不过，道格拉斯为什么会坚定地认为英国人就痛恨奴隶制？这里面其实有个很私人的原因。在伦敦酒馆的告别会上，他说：“回到美国的我，绝不是刚抵达英国的那个我——我来的时候是奴隶；回去的时候是自由人；我以物的身份来这里，以人的身份回去。”他这可不是随口一说，也不是在打比方。真正的是英国拯救了他。一个叫艾伦·理查德森（Ellen Richardson）的纽卡斯尔妇女发起了一项募捐活动，准备把道格拉斯从其主人休·奥尔德（Hugh Auld）那里赎出来。消息传开后，赎身所需的七百英镑便很快筹齐。奥尔德收到钱后，在解放证上签了字。从此以后，道格拉斯便自由了，不仅拥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而且摆脱了一直以来折磨他的那份恐惧。从此以后，他不必再担心自己某一天会被重新抓住，也不必再害怕“坎布里亚号”上的奴隶主会兑现承诺，对他傲慢的反抗进行可怕的惩罚。
因此，至少对他来说，英国式自由从承诺变成了现实。在写给加里森的信中，他曾说：“比起名字，我更喜欢事物。”那么鉴于他在威斯敏斯特待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认为，他应该去看了诗人角的那些纪念碑。这是教堂最坚实的东西之一，纪念的是七十五年前那些心怀善意、排除万难，开始了那场正义之战的英国人。或许，他还和其中最重要的一块默默交流了一会儿——那是1816年非洲协会为纪念格兰维尔·夏普而立的。碑上的颂词，即便以纪念碑的标准而言，也略显夸张：
他的一生为炽热的虔诚之心和不倦的慈悲之心
提供了一条美好的注解……他的祖国曾用自由的手臂
去固定奴役的脚镣，而他的志向便是将祖国
从这样的罪责与矛盾中
拯救出来……
为了避免后人怀疑地扬起眉毛，后面又谨慎地加了一段特别的补记：
读者，如果您仔细看过这篇献给个人的文字
倾向于怀疑它只是一面之词
或是批评它只是泛泛之言，那你要知道，这不是颂词
而是历史。
* 英国科学家、贵格会教徒、废奴主义者。
† The Thunderer，《泰晤士报》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