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吧！歌唱摩西和羔羊
醒来吧！每颗心，每张嘴
都来赞美救世主的名字！……
禧年已至，
汝等蒙赎的罪人回家去[1]
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的白色帆布下，一千个黑人在引吭高歌。欢声笑语不断地倾泻进塞拉利昂的早晨，一直流到移民船队抛锚的海湾，漂向黑暗地平线上的那些圆鼓鼓的离岸小岛，冲进半英里外的吉米王村庄，还爬上树木葱郁的山坡，同山上那些叽叽喳喳的猴子一较高下。那悦耳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颤动的低音，如天使的舞蹈一般跳跃、浮动的女高音音符，那是一种非洲从未听过的声音。
唱歌的人都在帆布篷里——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帐篷，主要用来开会和做礼拜——虽然正在唱的这首赞美诗出自亨丁顿夫人的书，但浸礼会教徒、循道宗教徒和她的“新光”教徒却在一起唱，因为这首圣歌赞美的是他们抵达的奇迹。那天是3月11日，他们在塞拉利昂的第一个礼拜日，大家谁都没有偷懒，全都露面了：目盲的摩西老爹来了；大卫·乔治、菲莉丝和他们六个孩子来了，其中最小的那个被取名为约翰，是在致敬那位带着他们平安度过暴风雨的“尊贵的先生”；波士顿·金和他的妻子维奥莱特也来了。对于教众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是真正回到了故乡：现在已经四十九岁的露西·班伯里（她就出生在非洲西部，还是个少女时便被人掳走，后来成了阿瑟·米德尔顿的奴隶，然后在阿瑟签署《独立宣言》的那年逃往了英国前线）；约翰·基泽尔（也就是那位歇尔布罗酋长的儿子，他曾在1780年与帕特里克·弗格森［Patrick Ferguson］率领的美洲志愿军在北卡罗来纳的国王山并肩作战）；[2]弗兰克·彼得斯（Frank Peters，现年二十九岁，也是童年时便被人从塞拉利昂掳走，并被卖给了南卡罗来纳芒克斯角（Monks Corner）的伍德沃德·弗拉沃斯（Woodward Flowers）做农场奴隶，1779年加入英国军队，后移居伯奇镇，在大迁移之前一直以伐木为生）。两个星期后，一位老妇人会跑到彼得斯面前，将他紧紧地搂入怀中：这是她失散多年的母亲。[3]
此外，移民当中还有不少白人男女——共一百一十九人，由塞拉利昂公司派遣，乘坐名为“艾米号”和“哈比号”的两艘补给船到达——他们的歌声无疑要比黑人尖厉一些。年轻的圣公会牧师纳撒尼尔·吉尔伯特（Nathaniel Gilbert）是安提瓜岛（Antigua）上一位富有种植园主的儿子，但他见到了光，现在开始宣扬《旧约·诗篇》第一百二十七章的内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4]站在教众最前面的约翰·克拉克森听见后，（如果有力气的话）无疑会大喊一声“阿门！”克拉克森现在还远未康复，仍然遭受着慢性失忆、严重头痛的折磨，时而感到呼吸短促，就连下船上岸这样简单的活动都能让他莫名其妙地犯晕。他的情绪波动十分剧烈，一会儿是些许的心满意足，一会儿又陷入了自我惩罚般的抑郁和恐慌。他其实还是值得为一些事自豪的，比如七个星期前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船队全部平安无事，十五艘船都奇迹般地抵达了目的地。最后艰难驶入海湾的是“启明星号”，克拉克森尤其担心这艘船，因为他特意为这艘船配备了相关必需品来运送孕妇。让他高兴的是，航行期间共有三个婴儿出世，母子都平安。接见船队的那些黑人船长时，他也感到一阵欣慰，因为他们都“穿戴整齐”，还“表示他们都很高兴……也很高兴我安全抵达了这片乐土……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流露着尊重和感激之情，显然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得体的穿着和举止……每一艘船上，那些沉浸在最完美的和平与和谐气氛中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5]同样让克拉克森满意的是，白人船长们也感谢了他，因为正是他要求黑人们在对待他们和船员时举止“端正、守序”。此外，黑人也没有抱怨白人船员苛待他们。克拉克森曾希望这场从哈利法克斯到塞拉利昂的横渡，将不仅是奴隶船航程在地理方向上的逆转；而现在，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他的愿望似乎确实成真了。
不过，克拉克森和这些黑人、白人船长闲谈时，也不时会悲痛地想起已经去世的两名船长——一位是他的救命恩人、“卢克丽霞号”的乔纳森·考芬，另一位是“贝奇号”的梅上校（Captain May）——和他的仆人彼得·彼得斯（Peter Peters）。而听闻整个船队总共有六十五名乘客（可以料到，大部分都是老人、病人和小孩）去世后，他突然间更是内疚不已，接着聊了一会儿后，便猛地瘫倒在地，“我不得不被人抬回床上，被癔病折磨了近两个小时”。[6]
如此表现有些不符合人们的预期，因为他现在已然就是塞拉利昂和尚未建成的弗里敦的“总督”了——当然，这项主动谋求的任命，只会给他增加更多的震惊和悲痛情绪。3月7日上午，“卢克丽霞号”在海湾抛锚后，克拉克森令人升起一面特殊的三角旗（很奇怪，是倒过来的荷兰旗），这是他事先和亨利·休·达尔林普尔约好的信号；由于近期消息不太灵通，他仍旧以为达尔林普尔会担任塞拉利昂总督。可没过多久，克拉克森却看到，站在那艘缓缓靠近的小船上的并不是达尔林普尔，而是一群打扮有些过头的白人绅士。他们全都戴着帽子，热得满头大汗，而克拉克森只认识其中一个，那就是公司的商业代理人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经引荐，他得知这些人是：公司派来的贝尔医生（克拉克森一看到他就怀疑他是个好酒之徒）、测量员理查德·佩皮斯（Richard Pepys）、工程师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cks）。再加上吉尔伯特牧师、威克瑞尔先生（Mr Wakerell，会计，还没抵达）。这些人构成了所谓的“政务委员会”。按照公司董事的安排，他们将和克拉克森一起管理弗里敦——这时，克拉克森才得知，自己将取代已被解职的达尔林普尔担任总督一职。
他既没有料到也不希望这样。就算身体没有抱恙，克拉克森在此之前也一直认为，护送这些自由黑人安全抵达，并测量、分配完他们有权获得的土地之后，自己的工作就结束了。他估摸着这只需要几个星期，然后他就可以回国与那位嫁妆丰厚的未婚妻结婚，继续协助哥哥打理废奴事业，并凭借自己在新斯科舍省取得的成就，再次申请个海军司令的职务。可现在，当他接过一摞信件，开始一封封翻阅后，约翰·克拉克森突然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因为哥哥托马斯、威廉·威尔伯福斯、约瑟夫·哈德卡斯尔（Joseph Hardcastle）*、亨利·桑顿都在跟他讲，这是他的责任，是他不可避免的命运。“整个英国都在盯着你和这个新生的殖民地，”托马斯的来信不乏溢美之词，“还没有哪个机构能在报纸上引发如此反响，也没有哪个机构受到如此交口称赞……这是有史以来建立的最高贵的机构，而你的命运，就是成为它的管理者。”[7]就私心而言，托马斯当然巴不得赶紧与弟弟重逢，但他也明白，为了大局，这样的私愿只能被搁到一旁。他希望约翰可以考虑一下，至少在那里待上一年，然后又在信末加了一句不太有说服力的话：“你自己的幸福还得由你来决定，所以不管你留不留，我都会为你高兴。”但信中要求他留下来的呼声变得一封比一封高。比如，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就把贵格派的预言同启蒙运动中的乌托邦思想结合在一起，完美地设计出一个让克拉克森无法拒绝的提议：“你带着一颗珍贵的种子，不远万里把它种在了非洲大地上。这种子或许注定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供无数人乘凉，但它也得有人来爱护、施肥，而你的领导、你的持续影响就是它的阳光和雨露。你要填补的是一个极其有趣的职位，你将领导这个尚在萌芽状态的社会，激发它的潜能，看护那些未受教育之人的美德雏形。”[8]
约翰被这些赞誉压得有些喘不过气，而且也笃定地认为，为了身体的健康，“为了对得起自己和亲人，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北方去，那里的气候更适合我休养”，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已经被套牢。他会留下来，但不是为了那些董事，而是为了黑人。虽然他的记忆还是有些模糊，但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在实践智慧方面比董事们强多了。这些人似乎只痴迷于他们的愿景，幻想着自由贸易会从塞拉利昂率先发展起来，进而辐射整个非洲。也许这才是他们运来这么多煮糖设备的原因。但即便约翰·克拉克森在过去对这个宏伟计划有过什么兴趣的话，如今这兴趣也已经索然了。现在的他更倾心于格兰维尔·夏普设想的那种自由、高尚的黑人社会，更想给这个世界带来某种崭新而兴奋的东西。为此，他愿意鞠躬尽瘁。
但是，他哥哥和其他董事用“章程”和“政务委员会”，把这项工作变得无比艰难。他可以召集并主持议会，投下决定性的一票，但无权否决委员会的决定，不管这决定有多愚蠢！克拉克森认为，这个体制根本行不通，所以后来他感到骑虎难下时，还气冲冲地斥责过哥哥，说他把“这荒唐的管理制度”强加在他身上。因为他让他弟弟背上了“你们荒谬的政府形式”的包袱。说到底，这个定居点要想安定，要想有效地运转，要想博得黑人的信任，委员们就必须首先把他视为名副其实的总督，因为黑人需要知道，无论自己和那些白人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的首领都将会是一名公正、公平、有同情心的裁判人和保护者，可那些委员们又没跟他去过新斯科舍，更没经历过那场危险重重的横渡，所以指望他们能理解这有多重要，是不太可能的。克拉克森很肯定的一点是，麻烦一定会来，因为他刚到塞拉利昂时就吃了一惊：虽然他向公司提出过要求，而且运输船两个星期前就到了，但安置一千多名移民的临时住所却连个影儿都没有。政务会的委员们待在船上胡吃海喝，不是被热晕过去，就是相互斗嘴或者跟各位船长争吵。而在森林边上，一根树都没被砍过，一片草地都没被镰刀碰过。4月的哈马丹风到来前，移民的临时住所必须建好，但这些白人似乎认为，清理空地或搭建帐篷、棚屋的工作有失身份——说到底，这些是黑人才干的活儿。鉴于时间不等人，克拉克森只好把他的黑人船长动员起来，到达后的几天内，便清理出了八十英亩空地，并开始按照当地的建筑方式，利用木杆、泥土和茅草，以最快的速度搭建起茅屋。
那些白人委员和他们的众多雇员、附庸——海军陆战队士兵、船员、仓库工人、工匠，以及委员们的夫人——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忍了一个星期后，感到难以置信又厌恶至极的克拉克森写道，这群人的表现“只能用铺张、懒惰、争吵、浪费、账目违规、以下犯上来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一切为善为正之事背道而驰”。这不仅仅是管理上无能的问题。除了福尔肯布里奇和吉尔伯特牧师以外，其他人非但没有把自己当成黑人的朋友和保护者，去帮助他们，为他们树立榜样，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建立在“良善原则”之上的社会，反而表现得好像自己是掌管什么商业或军事殖民地的大人一样。对克拉克森而言，在新斯科舍和横渡期间种种感人至深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与精神指引，堪比某位早期的基督教神父或使徒的经历。他并不指望这些从英国来的绅士能效仿他们，但至少可以听从他的指导。可他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束手无策，完全无法“践行我在信中向董事们提的建议”，这让他非常恼火。他期待的是柏拉图的“城邦卫士”，但得到的却是一群虚荣、蛮横、好争辩、爱风流、装腔作势的泛泛之辈，有许多还成日里酒气熏天。
其中最讨厌的当数那个贝尔医生——此人据说是因为在热带疾病方面很有研究，才获得了任命。他第一次见到克拉克森时，正巧刚从班斯岛见完奴隶贩子回来，可能是去买酒了，所以醉得一塌糊涂，连克拉克森是谁都不知道。也难怪“总督”大人会对这种不尊重上级的行为极度不满。[9]一天晚上，克拉克森在“哈比号”上吃饭，忍受了半天“贝尔医生的胡言乱语”。然后9点半时，贝尔因为发烧，被人抬回了床上；克拉克森认为，肯定是喝酒闹的。大约又过了半小时，一个仆人发现贝尔死了，死因——其他委员仁慈地断定——是癫痫发作。克拉克森显然没有悲痛欲绝。“就算他没死，我也已经决定要让他回英国了。”但他还没来得及感谢上天为自己解了围，便震惊地获悉其他委员计划为贝尔举行一场全套的军事葬礼，不但要各船降旗致哀，还得鸣十三响礼炮。“我回答，要不是听他们亲口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们作为塞拉利昂公司各位董事的代表，作为一群受命根据良善原则建立殖民地的委员，竟然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要求，为一个从离开英国到去世都几乎处在醉酒状态的人举行这般隆重的纪念仪式。”[10]克拉克森提出，这会让黑人震惊，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纪念这样一个人，想以此为由阻止这场规模盛大的葬礼，但委员会人多势众，在投票时否决了他——而且还说，他们期待他会出席。就这样，感觉身体依然虚弱的克拉克森被人抬到定居点后面的小山上，看了降半旗，也听了军炮响。下午晚些时候，他听人报告说，一个叫托马斯·托马斯（Thomas Thomas）的炮手在鸣炮期间不小心炸掉了自己的一条胳膊，随后不治而亡。“这真是让我悲痛不已，回到‘艾米’号（他就寝的地方）后，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癔症猛烈地向我袭来，结束了这一天的屈辱。”[11]
他可怎么才能好起来啊？正如他在日志中写到的那样，唯有“赶紧回到北方气候带”。不管哥哥和董事们会怎么想，反正从道义上来讲，他并没有在非洲多待一段时间的义务。但是，考虑到公司派来的那群“人才”，自己现在离开就等于让整个弗里敦计划胎死腹中。他不能在黑人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他们，反正现在不能。此时的克拉克森慢慢陷入了一种舍我其谁的绝望之中，他写道：“我不得不放下所有私心，同意留在这里。和那些根本不听我指挥的人合作，虽然有可能让我名誉扫地，但我已经决定承担可能的后果，接受目前这个让我反感的治理形式，陪着那些可怜的新斯科舍人与这个定居点共存亡。”[12]
1792年3月18日，克拉克森断掉了自己的退路，命令降下他的指挥官旗帜，并解散了船队。那些把黑人运到非洲来的船只，“费利西蒂号”“启明星号”“塞拉利昂号”“贝奇号”“埃莉诺号”“凯瑟琳号”等，现在可以自行返回哈利法克斯了。那座港口城市的白人保皇党，依然对“他们的”黑人大规模移民这件事愤愤不平，所以到处散播克拉克森的舰队已经彻底毁灭的消息——比如出发时的一千两百人中只有十二个活了下来，而且处境相当可怜，全都后悔离开新斯科舍——等这些船回去后，他们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 * *
不久之后，塞拉利昂的形势将会变得十分严峻，以至于约翰·克拉克森都感觉有必要去问问那些困顿和不满的移民是否希望回北美去。虽然这个问题招来了一阵笑声，[13]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里，确实发生了很多让人想哭的事。首先是又有四十名自由黑人死亡，而其中一个便是维奥莱特·金。自从离开杨上校位于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的种植园后，她和丈夫可以说是患难与共：在查尔斯顿和纽约经历过被再次抓捕的恐怖；在寒冷的伯奇镇，她因摩西·威尔金森的布道整个人五体投地，重新站起来之后，已经变得纯洁异常，以至于她那位痛恨誓言的丈夫都觉得自己相比之下完全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应该每天晚上跑到积雪的树林里跪求宽恕。他们一起安然度过了太平洋上的暴风雨，一起挺过了维奥莱特的重病。但在3月底时，她又不幸染上了斑疹伤寒。“有好几天，她都没有知觉，像个婴儿一样无助”，但突然间，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认定自己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星期天时，我们的几个朋友过来陪她，她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但当他们开始唱‘救主驾云降临，他曾为罪人舍命’的圣歌时，她也加入进来，一直和大家唱完最后一句，并且开始大声欢呼，在一种爱的狂喜中逝去。”两个月后的雨季期间，波士顿也染上了同样的病，但终究躲过一劫。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人们死得太快，”他写道，“连给他们寻找埋葬的地方都成了难题。”[14]
其次是医疗和药物（尤其是用于疟疾的金鸡纳树皮）极其匮乏。贝尔医生（无论他可能派上多大用场）已经去世，而他的继任者托马斯·温特博特姆医生（Dr Thomas Winterbottom）——备受克拉克森敬佩，撰写了第一部有关非洲疾病的严肃著作——得7月才能到。修建医院所用的木材直到当年年底才运来，可那个时候热病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仓库里的腐烂食物被随意丢弃，结果招来了各种害虫，也增加了健康风险。黑人和白人定居者主要吃的是“虫蛀的面包”、腌肉和腌鱼，但只能分到定量的一半。当地的村民拿来了木薯和花生，但这些新斯科舍人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所以，当酸橙、木瓜、菠萝、甜瓜、香蕉这些新鲜水果到来时，简直就是天赐。
白人的免疫力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因而死亡速度最快，死的人也最多。安娜·玛利亚·福尔肯布里奇得了重病后，躺了三个星期，其中有四天处于“完全失明”的状态，感觉“时刻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头发被剃光的痛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成了“一个丑八怪”。她写道，在疫情最严重时，每天死五个、六个或者七个人是司空见惯之事，而死者下葬的仪式则“像埋葬猫狗一样简单”。她还写道，每天早上的惯常问候语都成了“昨晚死了几个”。[15]死亡率到7月底、8月才降下来，原来的一百一十九名白人只剩下了不到三十人。
除了瘟疫之外，其他传染病和灾难也接踵而至。3月底，黑人船长卢克·乔丹（Luke Jordan）看到厚厚的云层像高塔一样不祥地积聚在森林茂密的山顶后，心急如焚地写信给克拉克森：“我本不想给您写信，因为知道您身体还没有恢复，但我们身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对于雨季也不太了解……如果雨季真的到来，我们又没房子住的话，该怎么办？”†[16]问得好。因为这个移民点现在依然只有一堆看起来很不结实的帐篷和简陋棚屋。4月2日凌晨，第一场雷雨伴着狂风猛烈地袭来之后，黑人定居者才发现他们的茅草屋顶和篱笆墙到底有多容易漏水。雨水一下子冲刷出无数凶猛的虫子：一群群的蟑螂，一群群红黑相间的甲虫（六英寸长、半英寸厚，克拉克森形容其色如庞蒂浦陶器），还有最吓人的，一群群来势汹汹的黑蚂蚁、白蚂蚁和破坏力最强的红蚂蚁。安娜·玛利亚激动地写道，“这种昆虫在英国微不足道，在另一个国家却能占领人们的居所，将他们赶出家门”，实在有些奇怪，但她确实目睹了十二或者十四个家庭被迫从屋子里逃出来，然后用火或者开水来保护自己。在阻止红蚂蚁的无情进攻期间，有些屋子还被烧着了。红蚂蚁所经之处片甲不留，无论是活物还是死物，有时候连鸡或者山羊这么大的动物也在劫难逃。它们一出动，连一些致命的毒蛇都会从茅草屋顶中的藏身之处掉到棚屋的地板上，赶紧逃命。不过，除了树眼镜蛇、眼镜蛇、金环蛇这些毒蛇，更可怕的还是那些埋伏在一旁、对家禽和家畜虎视眈眈的大蟒蛇（安娜·玛利亚宣称她看见过一条九英尺长的“大蛇”）。
伺机而动的并非只有蟒蛇。豹子有时也会溜到村子里，偷吃山羊、鸡和定居者的狗。听说有人看到豹子竟然跑到了棚屋的门口，克拉克森非常担心它们会叼走小孩子，因为不久之前，他还听说一个人正在睡觉时，被豹子咬着脖子往外拖，他对着豹头一顿猛捶，才捡回了一条命！绑架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挫败的，还有其他一些行踪诡秘的动物。比如3月27日晚上，一只出来觅食的大狒狒便抓住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试图将其拖出帐篷。她尖叫起来，睡在同一个帐篷里的某个男人被吵醒后，赶在狒狒把她拖出去之前抓住了她的双臂。“一场角力开始了，”克拉克森写道，“那只狒狒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她抓走，但那个男人也同样决心不让它得逞。”[17]他们的哭喊声招来了更多人帮忙，这时那只狒狒才最终放弃，逃回了树林里。
面对如此悲惨凄凉的景象，克拉克森越来越沮丧，但并不完全绝望，因为每当他心生绝望，想要认输时，总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3月底的一天，某个当地人趁着上一场暴风雨刚刚结束，下一场暴风雨还未来临时，拿着一条变色龙来和他换朗姆酒。克拉克森收下了这只爬行动物，并细细观察它，从篮子里拿糖喂它吃，好奇于它那伸吐自如的六英寸长舌，在眼窝里滴溜溜转的凸眼，以及颜色不断变化的皮肤：一会儿暗灰，一会儿深蓝，一会儿墨绿，一会儿浅绿，一会儿又成了金黄。这让他很好奇，因此也很高兴。他还知道，尽管自己常常感到身体很虚弱，但仍能打起足够的精神，展示出足够的尊严，来让那些给格兰维尔镇的移民制造了许多麻烦的当地酋长尊敬他。吉米王虽然拒绝了前往弗里敦的邀请，但却穿着盛装（旧海军制服和三角帽），摆出酒水，欢迎他到村里做客，而且还先把葫芦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以示安全——这可是兄弟友爱的重要表示。圆形屋顶下伸出的灯芯草挡住了烈日，克拉克森一边享受着阴凉，一边观察那些在圆屋之间茂盛生长的棕榈树、芭蕉树、木瓜树、柑橘树，想象着他带来的那些移民也有可能拥有如此丰饶的热带生活。
几天后，奈姆巴纳坐着“凤头麦鸡号”来到吉米王的村子，同他交涉。此时的奈姆巴纳年纪大了一些，头发白了一些，身形瘦了一些，而且非常想念他那位定居伦敦的儿子约翰·弗雷德里克。克拉克森有点兴奋地打量着这位酋长的装束：镶着银色花边的天蓝色丝绸外套、条纹长裤、绿色摩洛哥拖鞋、镶着金色饰带的三角帽。过了一会儿，奈姆巴纳摘下那顶有些奇怪的帽子，露出了一顶长度及肩的老式法官假发（早已过时），发辫的末端有一条项链晃来晃去，上面悬挂的吊坠是一头举着旗子的羊羔。这在基督教中是许愿物，象征耶稣的复活，但戴在他身上似乎不太和谐，不过克拉克森怀疑奈姆巴纳根本不知道这层含义。看到奈姆巴纳这样，他也很高兴地自己精心打扮了一下（全套的温莎红制服，胸口别着一枚亮晶晶的军队勋章）。听闻对方礼貌地询问（在相互拥抱之后），他向奈姆巴纳保证，是的，他的好朋友乔治国王身体很好。在这第一次会面期间，克拉克森稍微有些担心，因为奈姆巴纳冲着他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大笑；后来他才表示，他之所以笑，是因为他从没见过如此年轻的国王（在腾内人中，高龄是获得最高权威的必要条件）。晚上，他们到岸上走了走，得知奈姆巴纳十分尊敬年长者之后，克拉克森介绍他认识了那位目盲的老妪，也就是先前那个曾经祝贺克拉克森身体康复的老太太。只不过，她现在坚持说自己已经一百零八岁了——很显然，在这些星期里，她又长了四岁。
参加这次交涉的还有其他土著酋长，如布勒姆人的女王雅玛库巴、非洲裔葡萄牙人酋长“多明戈先生”（Signor Domingo），以及奈姆巴纳的另一个儿子（去法国受教育的那位）——但此人似乎一直想挑事，所以当时的气氛很微妙。之前那些旧账，比如萨维奇海军上校发起袭击导致吉米王的村庄被焚毁，以及安德森兄弟的贩奴代理人在班斯岛上的“侮辱性”作为，又被他重新翻了出来。但克拉克森分辩说，自己和这两件事毫无干系，“我们抱着和平的意图，因此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们感到冒犯，也不会轻易向他们表达愤怒……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要是遭到不正义的袭击，完全有各种办法来捍卫自己，所以他们会发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坚定、坚决地充分展现我们的实力”。（为了表明这一点，克拉克森会时不时地令人发射榴弹炮。）
克拉克森正确地预料到，虽然汤普森和福尔肯布里奇已经谈好了土地租约，但他还会被要求再次支付土地使用费，所以他便拿出了一份已谈妥项目和已付款项的记录，并强调说，再叫他付钱简直就是“傻瓜交涉”。[18]像往常一样，大家基本上难以达成多少共识，不过紧张的气氛倒是有所缓和——尤其是当克拉克森违心地拿出烈酒，递给那些吵嚷着要喝酒的酋长之后。“吉米王村子里的每个人都酩酊大醉，我这时候再继续道德说教，就纯粹是白费口舌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了一位非洲实用主义者，而且也很清楚自己掩盖了公司董事们的哪个重要企图：桑顿、哈德卡斯尔、托马斯·克拉克森满脑子都是要把殖民地向沿海上下和河流上游扩展的宏图大计，但约翰·克拉克森一直在竭尽全力向各位酋长保证，他完全没有租用更多土地的计划。他的脑海里止不住地回想起一天下午，有个“容貌十分美好的”非洲姑娘来到定居点，愤怒地争论道，白人想要占领她的国家，把这里的人变成他们的附庸。虽然克拉克森再三强调自己没有这样的企图，但那个漂亮的姑娘指着海滩上的一门大炮说：“这些大炮……你们白人把它们弄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抢走我可怜的国家。”克拉克森没有记录他是如何反驳的。[19]
他知道雨肯定会来，但没想到这里的龙卷风会如此凶猛：一间间本来就不结实的棚屋被吹得七零八落，一顶顶帐篷更是被吹得转来转去，甚至飞上了天。之前在海上遇到的一场暴风雨，水手们都说前所未见；现在遇上的雨季，当地人又说是记忆中最强的。毋庸置疑，有些日子里，厌恶感和无能为力的愤怒感会排山倒海般向克拉克森袭来——比如在空气湿热到令人难以忍受时，他沮丧地望着那些从船上卸下来的板条箱，其中一些被丢在海里，不断地被海浪冲刷，里面的东西散落在海草之间；或者，他会想到所有锋利而精密的物件，如剪刀、刀子、钉子，都被一层湿气附着，变得锈迹斑斑、毫无光泽。现在几点了？除了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他从何而知？大家的手表都因为空气湿度太大而坏掉了！有时候，他会去反复检查渐渐耗尽的供给品存货，因为他不相信其他人，感觉那些委员、海军陆战队员、水手和白人工匠一定正在私吞任何还没有发霉、发臭的东西，尤其是朗姆酒和白兰地。而与此同时，他那些备受白人虐待的黑人则在森林里辛苦地干活儿，根本无暇顾忌隐匿其中的野兽，只想着竭力克服他们对暴风雨的恐惧，加固他们的棚屋，以免这些栖身之所被洪水冲走。
如果非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到这儿之后，克拉克森对这些自由黑人的感情，比他在新斯科舍和那场海上奥德赛期间更深了。他十分自豪地让他们列队站在老奈姆巴纳面前，而奈姆巴纳还来来回回同他们一一握了手。“这些新斯科舍人若不受掣肘，完全可以证明我一向对他们的称赞绝非虚言，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将他困在其中的这个败坏体制给了白人肆意凌驾于黑人之上的机会，彻底毁掉了他在新斯科舍的冬天辛辛苦苦同黑人建立起来、在船队航行期间竭力维护的全部信任。现在，他们面对的是殖民者的极端蔑视。这些白人不但虐待、辱骂他们，有时还会扬起手来打，或者听到他们抱怨没有分到原本许诺给自己的耕地和城镇用地时嘲笑他们。这些白人还把他们挤出了滨水地区，而且更糟的是，这群显然缺乏基督教精神的人——醉酒、淫乱，还得了梅毒——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礼拜仪式，竟然恳求全能的上帝宽恕他们所有的罪孽。事实上，克拉克森担心他们根本就是“无神论者”。与此同时，他又会收到一些备受折磨的黑人写来的令人感动又心碎的悲惨短笺：
先生，我是您的卑微奴仆，我恳求尊敬的阁下给我一些肥皂，因为我很需要它们。到这儿之后，我连一块都没见过，可我急需一些肥皂来给家人洗衣服，因为我们不应该以肮脏的形象示人。
您卑微的奴仆 苏珊娜·史密斯[20]
最麻烦的是，白人的种种不端行为引发的信任危机，开始逐步腐蚀克拉克森和自由黑人的关系。这些被他视为自己“孩子”的人，无论有什么疑问或牢骚，长久以来都能从这位“尊敬的阁下”所展现出的坦诚和威望中得到安慰和信心。可现在，他感觉这些人开始有了抱怨和不满，因为他们慢慢觉得（或许还坦率地指出了）当初克拉克森在伯奇镇的小教堂向他们做出的种种承诺——如黑人自治、黑人陪审、免税耕地——都未能兑现。在离开哈利法克斯之前，克拉克森曾和托马斯·彼得斯有过激烈的争执，自那之后，他便敏锐地意识到，心怀不满的黑人极有可能会转而投靠这位“自己人”。现在，他开始怀疑彼得斯变得越来越危险，而这些疑虑最终在3月22日被彻底坐实。
托马斯·彼得斯今晚过来找我，然后一通抱怨。他说话的时候非常粗暴无礼，仿佛是在吓唬那些黑人，让大家失去信心。他的行为让我回想起我的朋友和助手哈茨霍恩先生给我写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临行作别时，他把信塞到我手里，并且叮嘱说，一定等我在海上航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看。在那封信中，他写道：“如果事实证明彼得斯并不是那种你认为值得尊重的人，我希望你不要感到太窘迫。我很担心，他在英国受到的极大关注，会让他误解自己的重要程度，最终既对他自己不利，也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对于他在今晚的所作所为，就连知道以上事实真相的人也会惊诧不已。他真是让我火大。[21]
但即便如此，即便彼得斯的语气让人非常不舒服，面对这么一长串的抱怨，克拉克森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大家召集到“帆布篷”（现在已经成了多功能“篷”，用于吃饭、祈祷、聊天，白人军官则用来睡觉）来聊一聊。他耐心地分析了大家不满的原因，感觉自己已经“彻底消除了他们的恐惧，也对他（彼得斯）那些愚蠢的论点做出了令大家基本上满意的答复”。不过，当时的紧张气氛还是再次把他搞得心烦意乱。和大家在帆布篷聊完后，克拉克森回到了住处。但他刚躺到床上，蛐蛐儿和牛蛙就开始叫了，它们的合唱声“在镇子和森林中不断回响着”，搞得他又一次忍受了“两三个小时的严重癔症”。[22]
* * *
这一切彼得斯都看在眼里、怒在心里，越看越觉得生气、厌恶。他意识到，格兰维尔·夏普原本设想的那种自由黑人社会——或者说只是一个黑人至少能自己来维护治安、进行审判的殖民地——根本无法实现，所以他感觉自己和移民同胞们其实被卖给了一群好逸恶劳、傲慢固执的白人，而这些人正在竭尽全力地剥夺黑人应该得到的所有东西。难道新斯科舍的故事又要在热带的阳光下再次上演吗？有他彼得斯在，就不会。说到底，这是他要背负的重任，因为正是他在1790年11月到了伦敦，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夏普、威尔伯福斯、桑顿，然后才引发了这场大移民。所以他现在是否也要对这份背叛负责任呢？毫无疑问，克拉克森先生的本意是好的，但他疾病缠身，哪里有力气去反抗那些委员的恶行和白人的傲慢。
不过，即使在他搞清楚同胞的处境之前，彼得森也已经是一副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能与克拉克森平起平坐的做派。抵达塞拉利昂后，他越过克拉克森和众委员，好像大使一样直接致信殖民事务大臣亨利·邓达斯，感谢“大人”的支持，使得此次移民行动能够实现，“我们对目的地和这里的气候都十分满意，希望那些先前因为条件不允许未能与我们同行，现在仍然（在新斯科舍）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能早日能有同样的福气”。他还报告说，黑人在船上受到的待遇“非常好”，虽然食物“很普通”：每周有四天能吃到腌鱼，但有一半都坏了，萝卜基本上一样。塞拉利昂的本地人“对我们十分友好，我们也很感激国王陛下把我们迁移到这里。我们会按照陛下的宗教和法律，一直努力地改造自我，也会尽力教导我们的子女这样做”。作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领袖，托马斯·彼得斯在信的结尾毫不含糊地宣誓了自己真正的效忠对象：“愿陛下和王室此世永远生活在和平与繁荣的庇佑当中，来世生活在永恒的荣耀当中。”[23]因此，彼得斯效忠的是乔治三世及其大臣，是英国以及英国式自由的承诺，而非那些让他越来越感觉已经将其破坏的人——而且他开始认为，克拉克森海军上尉也得被算进去。
复活节那天，克拉克森参加了大卫·乔治为四个孩子举行的洗礼——在他心目中，乔治仍然是自己的挚友之一——走出帆布篷后，他像往常一样又被黑人移民团团围住，并接过了他们写给自己的信件和请愿书。晚些时候，在“艾米号”上用膳时，他读到了托拜厄斯·休姆斯（Tobias Humes）的信。此人警告他说，黑人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内讧”，决心“推选彼得斯先生担任总督，并打算就此向国内尊敬的塞拉利昂公司请愿”。他写道，
如果阁下已经听说这个消息，那您应该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请原谅您的谦卑奴仆多嘴；但如果您还未做好防范，那么我希望这些话能让您提高警惕——我写下这些时，双手一直在颤抖，因为我眼下有些不知所措。如果我的名字传到他们的耳朵里，而您无法保护我，那我的情况会很糟——普雷斯顿人并未插手此事，他们也愿意坚定地站在阁下这一边，并承受任何后果。我们愿意成为阁下的谦卑奴仆和忠实朋友。
另外，我们相信阁下会把我们的名字当作秘密来保守，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我们的性命安危取决于此。[24]
看完信后，震惊不已的克拉克森早已把饭后安静一会儿的想法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确信，黑人马上要反抗了，就算不是彻底的革命，也将会是某种形式的叛乱，因此必须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他叫来一条船，让人赶紧把他送到岸上。他先把情况告诉了测绘员理查德·佩皮斯，然后像着了魔一样，不顾身体虚弱，大步流星地走上帆布篷后面的小山，来到一座木制的开放式高塔前——塔里挂着一口大钟，也就是殖民地的警钟。钟声越过河岸，传到了渔船上，传到了正在树林里劳作的人们耳朵里，传到了山上。大家吓了一跳，纷纷抛下手头正在做的事，冲到了那棵参天的丝绵树下，这里已经成了大家召开严肃会议的场所。彼得斯也来了，但面无表情，也毫无愧意。克拉克森站在树荫下开始讲话，先是对着彼得斯说，但声音足够洪亮、清晰，其他人也能听到。他没有拐弯抹角：
我说，在谈判出什么结果前，我们两个人很可能会有一个被吊到那棵树上。我举着这封信，介绍了信的内容，同时也注意到，我应当始终把写信的人视为这个地方最优秀的人。我希望在我把话说完之后，整个殖民地的人都能感到满意，可以认为写信的这些人让我提高警惕，其实是对所有人最大的恩惠。我也希望他们认为我果断地面对了这件事，让他们及其后代躲过了一场灾祸，因为他们要是继续让自己受到此等恶毒建议的鼓动，那么灾祸将不可避免。[25]
人们高声呼喊着，要他说出告密者的名字。克拉克森挥了挥手里的信（写信的人可能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迅速把它塞进衣兜，然后就像在德鲁里巷皇家剧院的舞台上扮演什么英雄一样，宣布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说出这些名字，更不会忘记他们的模范品行。“接着，我请他们回想一下我为了促进他们的福祉，曾经做出、现在每天也仍然在做的种种牺牲。”而且仿佛自己正在受审一样，他还“请大家回顾一下自从认识他们以来，我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克拉克森坚称，此事不仅是有关现实灾难的问题，还是针对法律和正确品行的暴行。如果他们要找公司的茬儿，那是不是该先想想，“虽然他们对公司而言完全就是陌生人”，可公司已经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钱了？他“苦口婆心地叫他们牢牢记住，公司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他们要是有一刻怀疑塞拉利昂公司的态度是否真诚，那就是罪大恶极了”。如果他们允许“不和谐的魔鬼”在这里生根发芽，那么等待他们的将只有苦难。
可以理解的是，移民们听完之后都很吃惊（可能也对克拉克森终于结束了这场惊人的表演感到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些胆子较大的人试图“拨乱反正”：恕他们直言，不管别人跟他说了什么，他都严重误会了他们的提议。大家只是看到克拉克森先生每天都要被各种大事小事叨扰，希望能帮他减轻一点负担。原因就这么简单。“他们推选托马斯·彼得斯担任首席发言人或者主席，只是因为正是由于他的介入和关怀，他们才得以离开新斯科舍。一百三十二个移民在3月23日联名签署了一份阐释相关意图的文件，彼得斯昨晚本打算把它交到总督手中。”他们真的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希望“能给总督减轻负担，让他不必再如此辛劳。他的反应如此激烈，让他们很难过，但他们希望他能换个角度看问题，并且向他保证，他们的动机真的受到了严重的曲解”。[26]
克拉克森又跟他们说了半天。“但大家都很警惕、很焦虑，所以我发现很难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不过，跟他们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让步了。他们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尊敬之情，说他们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感到很难过，并答应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他们还关心地恳求我不要继续待在这晚风里，因为他们注意到，跟他们讲了这么久之后，我已经很累了，他们担心晚风会对我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
弗里敦的复活节“起义”就这样结束了。克拉克森仔细读了读那封请愿书，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起义。因为在签名的一百三十二人中，许多都是他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比如大卫·乔治。虽然其中有不少签名者来自新不伦瑞克，来自布林德利镇和迪格比，都是彼得斯在前往伦敦前就已经取得其信任的人，但也有很多人来自伯奇镇。至于彼得斯，克拉克森则谨慎地认定，他虽然是“一个极具洞察力，也很有心计的人”，虽然那封警告信里说一场政变即将发生，但彼得斯可能并没有什么“取代政府”的企图。当然，克拉克森还是决定“不仅要亲自留意他，也要让别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然后私下跟我汇报”。
当然，就算克拉克森这种草木皆兵的紧张心态夸大了这场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确实有些严重的事发生了。这份为克拉克森“减轻”殖民地琐事负担的提议，无论措辞有多么恭敬，背后潜藏的其实是格兰威尔·夏普有关自由黑人自治思想的萌芽：先从地方性事务开始，也就是那些适合由正式选举出的十户长和百户长来处理的事情。但克拉克森跟随着告密者的思路，认为当前的局势无异于篡夺他自己辛苦得来的权威，所以最终把自尊心放到了政治反思之前。可问题是，黑人承担一部分公共职责，难道真的要比那些无能、腐败的白人在黑人愈加离心离德的目光中天天上演闹剧更糟糕吗？
大卫·乔治等朋友竭尽全力安抚克拉克森。他们说，还记得新斯科舍的种种背叛吗？到这儿之前，英国人也说要给我们分地，但都是空话！你确实说过我们应该不用交免役税，但据说公司还是打算征类似的税，使我们再次沦为变相的奴隶。我们这些人被骗了太多太多次，所以难免会起疑，且不管是否有充分的理由。
几天之后，那场丝绵树下的交涉依然让殖民地的人颤抖不止——有的是因为生气，有的则是因为恐惧。克拉克森得知，有人甚至还因此被吓死了。“一位年轻姑娘见我上了岸，以不同寻常的速度上了山，又听到洪亮的钟声，便立即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她知道丈夫在那份彼得斯准备在会面时拿出的文件上签了名，所以她开始剧烈地抽搐起来，不久就去世了。”[27]
虽然克拉克森认为自己已经把最糟糕的局面控制住了，但他听说，一些丑陋的事情依然在发生，比如有人被怀疑是告密者，因而遭到了恐吓，或者受到了审讯。一位叫亨利·贝弗豪特的循道宗黑人船长找到他，坚称他的教众与此次的骚动无关。树下交涉三天之后，克拉克森又召集了一次集体大会，这次是在帆布篷里举行，所有自由黑人都由各自的黑人船长领队，按船上划分的队伍排好。克拉克森要求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们在弗里敦期间将遵守当地的法律——“只要情况允许”，这些法律将“与英国法律相一致”。[28]大家纷纷表示同意。
一股龙卷风刮了起来。丝绵树的银丝被卷到高空，开始到处飘散，有些甚至是从远在北边的布勒姆人地盘的河岸上飘来。然后，这些纤弱无力的细丝落了下来，落得到处都是。人们看到，在海湾里，“哈比号”上的水手们正在摘除落在被单和侧支索上的条条细丝。[29]
* * *
在1792年复活节后的几天，甚至几周内，向来态度严厉的克拉克森面对黑人时都很谨慎。但他也清楚，要想在黑人之间重新确立自己已经有所动摇的权威，关键是要在那些白人委员、士兵和水手中间树立威信，因为他们对黑人的态度正是大部分愤怒的根源。所以只要有展示自己秉公办事的机会，克拉克森便会热情地扑上去。棚屋被暴风雨毁坏后，急需青草和茅草来维修，但随着森林和灌木丛的边界线不断后退，黑人要背着一捆捆草行走的距离越来越远，进而导致整个维修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于是，克拉克森便命令“凤头麦鸡号”的一艘快艇逆流而上，把草收集起来，再运回定居点。随着暴风雨越来越频繁，他感觉时间不能再耽搁了，便下令在某个星期天做这些事，因为即便在这一天，黑人也会在定居点附近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凤头麦鸡号”上的水手们不乐意了，不想仅仅为了让黑人的日子好过些，就放弃自己的休息日。于是，他们决定在这天庆祝主日，虽然在此之前，大家并没有看出来哪个水手有虔诚之心。
克拉克森决定惩罚一下这些顽固不化的人，以示儆诫，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水手老是把定居者称为“黑流氓”，还经常使用“其他带侮辱、贬损意味的用语严重破坏殖民地的和谐环境，尤其是触怒了那些来自新斯科舍的人”。[30]另一个问题是，总督对船队的指挥权也遭到了挑战，比如“哈皮号”的船长、海军上校威尔逊（Captain Wilson）便越来越爱找碴儿，不管克拉克森说什么，他几乎都会反对。不展示一下权力是不行了。于是，他命令“凤头麦鸡号”的罗宾逊上校（Captain Robinson）出席对四名水手的审判，而这些据说就是“罪魁祸首”的人，每个都被判了三十六鞭。奴隶种植园的世界被颠倒过来，变成黑人聚集在一起，看着白人总督命令白人水手当众接受鞭刑，因为他们拒绝提供帮助，减轻黑人的辛苦，还经常辱骂黑人！此外，执行鞭刑的人也是黑人，叫西蒙·普鲁弗，以前在英国部队时偶尔也干这个。但普鲁弗不是很愿意成为总督大人践行种族正义的工具，所以克拉克森不得不去给他做思想工作，说这场公开处刑或许叫他很反感，但却关系着整个殖民地的福祉。[31]
在低垂的乌云之下，山上的大钟再次鸣响，将所有移民和船员召集到一起。然后，克拉克森再次发表了演讲。
刚才，我向新斯科舍人简单讲了一下保护他们各个家庭的必要性，并告诉他们，除非我们能确保殖民地的每个部门都有合理的从属关系，否则我们就无法成功。我说，我根本无意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恰恰相反，我希望他们能把对方当成兄弟，在目前的困境中互相要求尊重。对于他们的行为，我最愿意看到的是，他们努力以和解的态度，用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品行，帮助对方减轻生活的困苦。[32]
第一名被判有罪的水手双手被绑着，由行刑人员领着走到前面，然后被捆到了鞭刑柱上。克拉克森宣布，“惩罚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并示意普鲁弗开始行刑。为了忍住痛，这名水手的牙齿间咬着一枚子弹。鞭子落到他背上时，他的整个下颌便紧紧咬住这一小块金属。在头十三鞭时，犯人虽然疼得龇牙咧嘴，但没有出声，打到第十四下，他背上的肉突然绽开，子弹从嘴里掉出来后，他才发出一声尖叫。克拉克森命令普鲁弗住手，然后走到那名水手跟前，问他是否为自己的过失感到抱歉，是否愿意改过自新。他嘟囔出一声“是”之后，被人松绑，并带到了禁闭室。不出所料，挨了几鞭后，第二个、第三个囚犯也都表示了悔意。“然后，我解散了人群，”克拉克森记录道，“因为我相信这次惩戒已经起到了足够的作用。”[33]
但光有姿态是不够的。执行完鞭刑几天后，克拉克森派遣纳撒尼尔·吉尔伯特乘坐船队中最快的“费利西蒂号”，携带给桑顿和董事们的信件回到了伦敦。在写给董事的信件中，他详述了移民们遭受的一些严重虐待，尤其是仓库里发生的腐败现象。他告诉董事们，无耻的白人每天都在劫掠公司运来的物资，而老实的黑人每天都在受苦受难。除非或者说直到他们赋予他适当的权力，让他有权否决政务委员会的决定，不然这种一团糟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而且他不会对此种事态负责。在信件的末尾，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赋予我权力吧，如果亡羊补牢，那我发誓我可以扭转整个局面。但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也已经下了回国的决心。”[34]至于那些私人信件的口吻就更激动、更愤怒了。他指责哥哥托马斯谋划的政府形式完全是为了让定居者过得尽可能悲惨；他在写给桑顿的信中怒吼道，“上帝可以为我作证，他从心底知道我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实现塞拉利昂公司的伟大愿景”，但他们要是无法满足他的需求，那就赶紧考虑换个人来当总督。[35]
为了能让他湿冷的肺里吸进一点温暖的海风，克拉克森搭乘“费利西蒂号”航行了一段距离，去香蕉群岛转了转。但4月26日，当他回到定居点时，一道霹雳击中了托马斯·彼得斯：某位移民投诉说，彼得斯盗取了一位刚刚去世的人的财产。克拉克森明白彼得斯还有很多追随者，所以并未借机败坏这位对手的声誉。在亲耳听到投诉前，他宁愿将其视为私人恩怨引发的谣言。但很快，局势便明朗起来：在证据似乎已经确凿无疑的情况下，不起诉彼得斯可能会引发许多黑人的不满，起诉彼得斯同样会招致众怒。29日，弗里敦遭遇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风暴，闪电密集地连续闪了十分钟，“仿佛从空中飞流直下的火瀑布”。[36]最终，克拉克森下了决心。彼得斯必须接受审判。
5月1日，彼得斯承认自己确实拿了对方的财物，但又坚持说，那个人在新斯科舍时跟他借过债，后来一直没有还，所以他只是拿回了本就属于他的东西。不过，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并未采信他的说法，最终裁定他无权获得这些财物，并勒令他把它们还给那人的遗孀。除此之外，彼得斯没有受到其他形式的惩罚。显然，克拉克森认为这样的羞辱已经足够给彼得斯的领导地位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其中一个征兆是彼得斯自己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知会克拉克森说，他不要那些财产了，但他要对陪审团的裁决提出上诉。“当然，”克拉克森记录道，“我没再进一步插手此事。”[37]
虽然彼得斯已经威风扫地，但克拉克森还是觉得不保险，又隔三岔五地把移民们召集到一起训话，只是除了时不时地间接威胁外，内容基本上都是漫无边际的忏悔。5月3日，他对移民们说，他“快累坏了，来到这个殖民地时，我便预料到会有很多困难，如果无法避免，我也都会乐观地迎难而上”，但让他难过的是，移民们并不重视公共工程的建设，“劳动时间还没结束，就偷偷溜了”。他耍起小性子，一半像个小学校长，一半又像《旧约》中那种受到冒犯的先知，向他们宣布，他要不是热爱非洲的话，早就回英国去找朋友们了，他们可是巴不得再次见到他呢，所以“除非看到他们的行为表现有大的转变，否则我一定会丢下他们；当然，我并不想拂袖而去，恰恰相反，我会同他们一一握手，从心底希望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幸福。如果他们认为没有我能过得更好……那就赶紧说出来，这样更好，也更值得尊敬，因为这总比我在这里牺牲自己、受苦受累地为他们服务，却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要强”。[38]如此厚脸皮的自哀自怜之语，再加上他描绘的那幅即将同大家一一告别的场景，完全达到了克拉克森预想的效果：“众人当即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不过，克拉克森并不能无限制地发动这种赤裸裸的情感攻势来呼唤忠诚和自我牺牲。有时候，他实在疲于应付那些一天到晚纷至沓来的投诉，会到“艾米号”上就寝。但即便在那儿，他也难以入眠，塞拉利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吉米王的地盘上传来的鼓点和歌声；循道宗和浸礼宗信徒举行夜祷仪式时哭喊着赞美上帝的歌声；醉酒的士兵在帐篷里咆哮的声音；昆虫那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的嗡嗡声，数百万条虫腿摩来擦去；以及在他饱受折磨的脑袋里那些曲里拐弯的腔室深处，其他嗡嗡作响、让他无法安宁下来的声音。他那本已破碎、撕裂的记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记忆最糟糕的时候，他设法瞒过了那些他必须在其面前展示权威的人。现在，他也一定不能流露出困惑不解的样子。
他向董事们提出要求后，一直在不耐烦地等待他们答复，可克鲁湾（Kru Bay）那黑灰色的海水上虽然不断有船只来来去去，他要的回复却一直没有到。不过，有些船只倒是为他载来了新面孔；而这些人，他当即认为，很可能会支持他的使命。现在急需新鲜的血液，因为他在新斯科舍的老战友、外科医生查尔斯·泰勒生了病，而且情绪低落，（虽然泰勒羞于承认，但时常）会露出酗酒的迹象，且毫不掩饰自己想返回英国的强烈愿望。而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克拉克森觉得他倒是那群差劲的委员中最不差劲的一个，本质上来讲是个好人，甚至是个通情达理之人（虽然在商业方面似乎没有任何才能）——现在也日日贪杯，时常恶心、呕吐，语无伦次到让人觉得可悲，而且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有时甚至拿他那无辜的妻子撒气。但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他那本有关奴隶贸易的小书让许多原本头脑闭塞或冷漠的人开了心窍——克拉克森很同情他，但同时也明白，并写信告诉董事会（毕竟他们肯定得关心投资）：福尔肯布里奇根本不适合担任殖民地的“商业代理人”。
因此，克拉克森对这些新来的人很热诚，其中有个从美国来的年轻保皇党十分平易近人，名字叫艾萨克·杜布瓦，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就是彼得斯逃离的那个地方）。他以前是一位富有的棉花种植园主，但向来都对黑人怀着深深的同情。此外，还有两位瑞典人（毫无疑问，他们都受到了卡尔·沃德斯特罗姆的影响）：一位是林奈的学生、博物学家亚当·阿夫泽利乌斯（Adam Afzelius）；另一位是矿物学家奥古斯都·诺登斯克约德（Augustus Nordenskjold），此人很渴望（克拉克森觉得他有些急不可耐）到内陆去探寻他听人说起过的金矿（位于老奈姆巴纳手下那位女酋长的领地中）。但他现在还去不了，因为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温度开始骤降，尤其是到了夜间，被淋成落汤鸡不说，还得挨冻。而城乡土地的测绘和规划工作也像蜗牛在爬，让移民们更加担心他们会像在新斯科舍时那样，分不到自己的土地，最后只能去给他人做苦力。
鉴于物资的供应十分有限，所以大家的吃穿用度都很紧缺。终于，一艘名为“信赖号”的邮船运来了急需的物资，但克拉克森发现，这些东西全都被人随随便便地装在了外面没有铁箍的便宜木桶里，在颠簸的航行过程中，桶壁裂的裂、破的破，导致里面的食物腐烂，布料腐坏，工具也都生了锈。仓库附近的垃圾区本就已臭气熏天，而一桶桶变质的腌牛肚还被胡乱堆放在里面，让人更加感到窒息，还引来了一群群老鼠在弗里敦那些两侧绿草如茵的街道上横行无忌。酗酒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水手和委员们全都嗜酒成性，酒喝光了，就派人沿河而上，到班斯岛和甘比尔岛（Gambier Island）上的奴隶工厂去购买。但让克拉克森沮丧的是，酒也开始侵入到“他的”那些黑人中间。比如，循道宗牧师亨利·贝弗豪特居然抱怨说，克拉克森不给那些在他房子旁边的一座实验性菜园里劳动的黑人们酒喝，搞得克拉克森惊愕不已。因此，他认为，这只能说明贝弗豪特可能受到了彼得斯的影响，而先前曾短暂蒙羞的彼得斯显然也已经恢复过来，还被人看到去参加循道宗和浸礼宗信徒的夜祷仪式。克拉克森认为，彼得斯仍然想被推选为黑人的“总议长”，而且越来越像黑人版的克伦威尔，不但竭力煽动他们表达不满，还老是以“黑人离开新斯科舍的促成者”自居，炫耀自己的权威。5月31日，克拉克森收到了彼得斯的一封信。在信中，彼得斯俨然以这种自封的身份要求他“遵守你的诺言”，同黑人会面，“如果做不到，那请允许我今天跟他们讲几句话，因为我实在不想继续生活在这种混乱的状态当中”。[39]
约翰·克拉克森能怎么办呢？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且仅仅把此事视为“无知”或轻信带来的结果，但事实是，非洲裔美国奴隶的身上已经发生了诸多转变，而他正在目睹的则是黑人政治诞生初期的阵痛。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克拉克森不想再经历一场大规模的谈判，便沿海岸做了一次短途航行，想清醒一下脑子。但他返回后，更觉自己拿不准是否应当继续走同黑人谈判这条路，因为要是再争下去，实际上就等于争论宪法权利了。但大家的争论越来越多，想压也压不住，让他进退两难（虽然他承认许多不满确实有根有据），而且他还惊讶地发现，奈姆巴纳的秘书兼翻译、夏普的门徒亚伯拉罕·艾略特·格里菲斯，这个他本以为可以信赖的人，似乎也站到了彼得斯“党”那一边：6月15日时，两人联名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提议成立一个十二人陪审团（包括他们二人），并委派该小组来调解定居者的内部纠纷。说实话，这个要求并不极端，也完全合理，但戒心重重的克拉克森因此被搞得心神不宁。
他认为，积极参与才是冲淡这种自治要求的唯一途径。鉴于吉尔伯特牧师不在，所以克拉克森不顾身体削弱，接过了圣公会的布道工作，以便见缝插针地加入一些道德训诫，来改善殖民地目前的状况。此外，他还感到自己有必要参加浸礼宗和循道宗教徒的夜祷仪式，以便在彼得斯对向大家滔滔不绝地演讲时，他也能相应地要求他们来听听他的说法。但到最后，他已经找不出任何的理由来阻碍彼得斯设立十二人陪审团。实际上，他见过首先同意担任陪审员的十二个人之后，发现自己完全赞同他们的许多抱怨，比如测绘队的持续阻挠，尤其是其中的工程师考克斯。于是，克拉克森比彼得斯更进了一步，干脆建议说，那些黑人船长在航行期间做得很好，或许正是陪审团的最佳人选，或者让十二条街道（目前均以公司的十二名董事命名）中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黑人男性各自推举一人。
随后，他为了给病人（包括他自己）购买药品，又沿河而上，去了一趟班斯岛上的贩奴工厂。6月25日回来后，他收到了一封非比寻常的信：由亨利·贝弗豪特代表他自己的人署名，但显然也代表了更多的人。[40]在信中，贝弗豪特针对一些急需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人同意您提出的薪酬建议，即每日劳动可得两先令报酬，但前提是我们可以分到自己的食物。”他们很乐意每条街上有一位治安官来维持秩序。但在被告知要自费购买仓库中的食品后，他们觉得无法接受，因为说到底，他们本来想的是能分到自己的地，靠种地来养家糊口。
不过，6月25日的这封信，并非只是一份申诉不满的清单，而是更接近一份社会和政治契约，是黑人第一次主张自身本应享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确切地说，这是非裔美国人第一次提出代表权的要求——真正地分享英国式自由。“我们愿意完全遵从英国的法治，但不愿意在没有黑人代表我们的情况下把统治权拱手交给你们。”克拉克森之前曾威胁说，若他们不遵守他提出的一切要求，自己就要离开他们，但听了那么多遍后，黑人显然已经受够了他这种感情和政治上的勒索。他们提醒他，别忘了他在伯奇镇威尔金森牧师的教堂里对他们做出的承诺，而且他们也根本不信他会离开，虽然他经常这样威胁：“我们都不希望阁下离开，把我们丢在这里。但请您回想一下，阁下在谢尔本的时候，是怎么跟大家说的。您说不管谁去塞拉利昂，都会恢复自由身，拥有法治，而且在审判时，陪审团里既会有白人，也会有黑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考虑了一下这些，认为我们有权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人，以合理的方式来代表我们。”现在，轮到他们（委婉地）威胁克拉克森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当然祈望和平，但拱手相让，我们做不到。阁下知道我们内部也有法律，有规范，且与英国的法律相一致，因为我们不管去哪里，都目睹过。我们真的不是想把司法权夺过来，只是想得到阁下您的赞同，因为我们很感谢您做我们的头领，做我们的总督。”[41]
如果我们认为贝弗豪特的抗议在措辞上很笨拙，那其实是误把土语当成了口齿不清。事实上，它非常具有说服力，既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深刻不满，也表现出黑人对于政治权利及解决办法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读到信中有关黑人将有条件地接受克拉克森的行政权力，并反复强调会遵守英国法治的内容后，我们就无法不把它视作大西洋两岸的漫长自由史中的重要一章。18世纪70年代时，美国爱国者的基本态度是，他们自己的代表权，虽然暗含于对国王的效忠里，却不知何故被他的奴才们抛到了一边。而黑人保皇党的整个苦难史则把这种指责还给了美国，因为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曾承诺人人平等，但却保留了奴隶制。现在，他们本想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社会，却又一次目睹了这样的承诺遭到背叛。所以，他们才请求克拉克森信守他在伯奇镇发表演讲时的承诺，兑现他们心里依然坚信的那种真正的英国式自由。第二天，一名黑人在交涉时这样向克拉克森回复有关请愿书的事宜：“我们知道，国王依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不责怪那些把我们带到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人（比如盖伊·卡尔顿和詹姆斯·帕特森），因为他们待我们很好。但我们要怪罪那些向国王编造谎言，导致我们至今没有分到土地的人（白人保皇党和白人委员）……这样让我们很是不安，让我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遭受那样的残酷待遇。”[42]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绝不会再当奴隶了。
即便把克拉克森对彼得斯的怀疑抛开不说，我们在读到6月26日的那份小宣言时，也不难看出托马斯·彼得斯在其中插了一手。不过，克拉克森并没有明说，因为彼得斯已经病了一个星期，而且病得很重，没能像往常那样再出席晚祷。因此，当克拉克森把黑人召集到一起，讨论他们递上来的请愿书时，面对的是一个震惊不已的定居点：他们那位“有实但无名”的“总议长”托马斯·彼得斯已在前一晚去世了。
令人错愕的是，克拉克森对此事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承认它确实发生了，并且造成了“殖民地的骚动和混乱”。彼得斯的遗孀萨拉写了一封悲痛欲绝的信，但收信人不是克拉克森，而是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估计她认为前者不会表示同情吧。克拉克森有些羞愧，心想自己对于彼得斯夫妇而言竟然成了这样的敌人，以至于这位寡妇都不愿意直接写信给他，所以他把那封信抄进了自己的日志中。萨拉恳求福尔肯布里奇先生帮帮忙，给她一些葡萄酒、波特酒、朗姆酒、蜡烛和一块白布（无疑是用来包裹托马斯的尸体）：“我丈夫死了，我现在穷困交加……我的孩子们都病了。我的苦难没人能比。我仍然痛苦万分。”[43]
克拉克森立刻差人给萨拉送去了她所需的一切。而当一小群人在不知道他会怎样回答的情况下来找他，提心吊胆地询问虽然不合规定，但他可否允许他们为托马斯制作一副木棺时（通常情况下，只有死者的亲朋好友自己提供木料的情况下，才允许制作棺材），他也同意了，虽然可能只是不想被认为报复心太强。至于他自己，回想起贝尔医生那个醉鬼的奢侈葬礼后，克拉克森刻意表现得很高尚。如若他在塞拉利昂病故（看起来很有可能），那么委员会和移民们绝对不能浪费木料给他做棺材。不必收殓，就让他沉入湿透的土地中吧。但应大家的请求，托马斯·彼得斯被装进了结实的木棺中，葬在了弗里敦。不过，这棺材却不够结实，困不住彼得斯的鬼魂的程度，因为一个月后，据说有人看到他在村子里走动。得知此事后，克拉克森难以置信地写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听信任何有关他的事。”
* * *
那之后，弗里敦便奇迹般地变和谐了。或者至少可以说，那里有了“和谐堂”（Harmony Hall），一座新建的单层框架建筑，竣工于1792年8月中旬，名字是约翰·克拉克森起的，最初是想给公司的职员及其妻子提供一处舒适的就餐场所，但后来进行了扩建，增加了单身员工的用餐区域。克拉克森将它视为一个新开端的标志，大家不论肤色，都可以聚集在这里，吃饭、聊天，或者聆听克拉克森那鼓舞人心的布道，“为了公众利益而走到一起”。但不久，食堂变成了多功能厅，比如接待非洲的部落酋长（如吉米王，他终于克服了对弗里敦的反感，在一群拿着马枪的男孩的簇拥下来过几次），或者招待塞拉利昂公司邮船的军官与海员；克拉克森想找黑人船长议事时，也会来这里。“从早到晚……有时直到午夜”，这里都聚着一群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忙碌的，也有懒散的”。[44]
但和谐没有在一夜之间到来。即便在那些更好相处、更有能力的新人——瑞典博物学家亚当·阿夫泽利乌斯、艾萨克·杜布瓦、新医生托马斯·温特博特姆——到来以后，白人委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比如土地测量员理查德·佩皮斯和妻子就愤愤不平、没完没了地跟克拉克森抱怨他们的邻居，掌管仓库的“那些卑鄙无耻”的白人。无能的“商业代理人”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到现在不但没有促成任何商业交易，还因为染上酒瘾被解雇了。“哈比号”那位肠胃不好的威尔逊海军上校则越来越疯魔。他因为没有在奈姆巴纳来访时请对方登船并行军礼，遭到了克拉克森的斥责，便转而禁止克拉克森以及任何与他意见一致的人登上“哈比号”。于是，克拉克森便解除了他的军权，但威尔逊擅自控制了“哈比号”，并威胁说，谁要是不怕死就上船。最终，他载着一群被困其上的白人乘客（其中许多都生病了）驶出海湾后，才被拦截下来。
然而，到8月底时，长期饱受噩梦、狂躁和忧郁折磨的克拉克森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了一些，即使没有全好，也比之前强了许多；他内心虽然不能说高兴，但至少对弗里敦目前的状况满意了不少。雨慢慢停了，虽然偶尔还是会有龙卷风来袭，但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破坏力也越来越小。蚂蚁们还在行军，尤其是在深更半夜里，而且各种蜘蛛、蟑螂也会成群结队地跑出来，简直叫人毛骨悚然。克拉克森和安娜·玛利亚都注意到，红蚂蚁会攻击黑蚂蚁，还能吞噬鸡仔，甚至爬进鸽笼吃鸽舍里的鸽子。豹子偶尔会在晚上跑到村里来，看看能踅摸到什么吃的，但其中一只有些自不量力，想把大卫·乔治的宠物狗叼走。但结果那条从新斯科舍带来的纽芬兰犬骁勇善战，只是受了点皮肉伤。
尽管经历接二连三的考验，但那些活过了头六个月的人身体明显健康了许多。死亡率也在逐步下降，尤其是黑人的死亡率——不过，那年晚些时候，克拉克森曾坦陈自己其实非常担心人口普查的结果。最终，统计显示，新斯科舍移民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已经去世，而白人的死亡比例则接近百分之七十。
病人现在也有了福音：一座医院在弗里敦拔地而起。这可是一家货真价实的医院，长一百英尺，由某艘补给船运来的预制材料建成。现在，补给船在塞拉利昂停靠得更加频繁，不但运来了修建医院所需的耗材，还为移民们送来了新鲜食物和工具，以及对克拉克森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哥哥托马斯、威尔伯福斯及其他董事的信件，而这些信也赋予了他根据自己的想法来管理殖民地的权力。除了这些官方的好消息，以及发粉、巧克力、葡萄酒、腌菜之外，补给船还带来了许多充满亲情与友情的信，尤其是托马斯·克拉克森，因为他听说弟弟被杀、殖民地也再次覆灭后大惊失色。后来，董事们读了纳撒尼尔·吉尔伯特捎回英国的信，才意识到约翰·克拉克森还活着，便松了口气，于是只好答应他提出的所有要求。“鼓起勇气，亲爱的约翰，”威尔伯福斯写道，“我希望你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地迎接所有考验——我们在这边会竭尽全力为你创造更舒服的环境，以及每当我的思绪被那些特别有趣的人吸引时，我一定会时常想到你。”
就这样，这位海军上尉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原来的八人委员会被解散，由一名总督与两名下级议员取而代之。鉴于自己当时在委员会里只能算是个不得志的“领头羊”，这一改变让克拉克森大喜过望，就连董事们对于似乎要把“独断”之权交给一位最高领袖而流露出的那种辉格党式的焦虑，他也大度地给予了赞扬。在日志中，他决定这个庄严的改革才应该被视为殖民地的真正奠基。除了担任总督外，约翰·克拉克森现在还成了主日牧师（因为吉尔伯特的继任者霍恩牧师得过一段时间才到）、军事指挥官、测绘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全能督导，以及总裁判司——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以最符合弗里敦的最高利益为宗旨进行裁决和立法。
不过，克拉克森没有疏远黑人，反而利用他新得的权力尽量笼络他们。事关移民的案件，现在完全由黑人陪审团来审理。其中最早也最令人不快的案子，是对格兰维尔镇的幸存者、伦敦黑人移民组某组的“头儿”约翰·坎布里奇的审判，而且其罪行也让克拉克森错愕不已：向一艘荷兰奴隶船贩奴。坎布里奇受审并被判有罪后，克拉克森注意到，移民们对此人恨得咬牙切齿。他承认，“此事让我颇感困扰，因为他的罪行太新奇、太出人意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了。”[45]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场半是布道、半是教训的长篇演讲，批评自由黑人变成奴隶贩子这种事情，会影响殖民地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声誉，会伤害英国人的善意，而殖民地要想生存下去、繁荣起来，这种善意是必不可少的。最终，镣铐加身的坎布里奇由“哈比号”（在发疯的威尔逊像海盗似的将其开走之前）被押送回英国。
出于对殖民地人民道德素质的保护，克拉克森起初很担心格兰维尔镇那些懒惰成性、嗜酒如命的“老移民”会把新斯科舍人带坏，所以禁止他们来弗里敦。但后来，他从亚伯拉罕·艾略特·格里菲斯等人那里听说这些“老移民”生活困苦，便软下心来，将他们重新接纳为弗里敦的正式公民。和其他移民一样，他们也在8月13日投票选出了自己的治安队和治安官，而且当天这些人便在克拉克森的注视下宣誓就职了。此外，为了对格兰维尔·夏普的原计划有所表示，每十户家庭中还推举出一名十户长，每十名十户长又推举出了一名百户长。这其实不能算是夏普所设想的那种民主下放制度，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非裔美国人第一次进行投票选举，而将权力下放到社区居民身上产生的效果，也基本上符合了克拉克森的预期。比如，某白人水手抢劫百货商店而被当场抓获后，移民们义愤填膺，幸亏有巡警四处巡逻，才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为骚乱。
克拉克森现在拥有了在事态严重失控之前便将其化解的权力，所以公司给他下达的指示如果与他先前在新斯科舍向移民做出的保证相抵触时，他通常会选择忽略甚或撤销前者。比如，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向移民征收免役税，但从董事的来信中得知这个坏消息后，他直接决定不往下传达。又如，公司将滨水地区征用为码头和仓库用地，直接切断了移民们灌溉土地的渠道，鉴于移民们当初在新斯科舍的迪格比等地就曾因类似情况而受过侵害，所以此事被大家发现后，艾萨克·安德森等移民代表便在会上言辞激烈地斥责了克拉克森，搞得他最终拂袖而去。不过，他在私下里也不得承认，移民们的抱怨有理有据，于是再次单方面决定，放弃公司对海滨地区的独霸权力，允许任何人通过抽签来获得一片水域的所有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建造自己的码头和仓库。在写给伦敦各位董事的信中，他直白地写道，公司若希望殖民地获得成功，“就必须遵守我的指示”。[46]
到1792年10月时，弗里敦已经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一个由自由的非裔美洲英国人组成的社区，与大西洋两岸的任何地方都迥然不同。十二条街道中有九条与海岸线垂直，街道两旁排列着整齐的木结构小屋，里面居住着移民及其家人。虽然这些屋子时常需要重新用茅草封顶，且容易吸引一队队贪婪的蚂蚁、一群群饥饿的老鼠，以及偶尔前来觅食的食蚁动物，但它们最终还是挺过了最猛烈的暴风雨。与那几条街道相交的，是克拉克森所谓的三条“美丽的大道”，其中一条与海岸线平行，两旁坐落着各类公共建筑。此外，弗里敦还有两个供居民集会和交涉的露天场所，其中一个就在钟塔下面。每天日出时分，那座大钟便会响起，告诉移民们该去上班了。除了和谐堂，移民们还兴建了一所学校，老师则是来自布林德利镇的约瑟夫·伦纳德（Joseph Leonard）。还有，弗里敦终于拥有了一座像模像样的教堂，礼拜日时人头攒动，每天晚上也有不少的信徒前来敬拜，以至于安娜·玛利亚·福尔肯布里奇老是被里面传出的布道辞、赞美诗、虔诚热情的呼喊声搞得无法入眠。在零售店里，黑人可以把商品卖给来访船只上的白人，也可以互相交换。而热闹非凡的小渔港每天则会目送十二艘渔船驶向海湾，等待它们满载而归。
随着降雨逐渐减少，佩皮斯和手下的三十名测绘人员也终于可以用线标记出供黑人移民耕作的土地了。虽然不是所有地块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但9月时，一些小菜园里的药草和蔬菜已经从地里探出了头。“移民们的菜园子，”克拉克森在9月21日的日志中写道，“看起来已经相当喜人。这些新斯科舍人带来了很多好种子，而且除了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还给船员们供应了许多蔬菜，尤其是卷心菜。”[47]黑人们用园艺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自己的卓越历史：过去在美国种过的甜瓜、绿豆、玉米，在新斯科舍种过的南瓜、卷心菜，还有他们这个新故乡的番木瓜、芒果、木薯、山药、花生、水稻。乘坐着“卡利普索号”来到塞拉利昂的约书亚·蒙蒂菲奥里（Joshua Montefiore）——曾带领一群人和塞拉利昂公司竞争，想抢先向布勒姆人的岛屿移民，但那场探险失败了，他是狼狈不堪的幸存者之一——看到弗里敦后，赞美之情溢于言表：“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每天早上5点兴高采烈地就起来参加劳动（公共工程），一直干到下午，然后各自回家去处理家事、打理花园。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去参加集会，而且这样的聚会特别多，他们会激情澎湃地唱起赞美诗，一直唱到深夜。星期天，他们则会盛装打扮去教堂做礼拜，脸上挂着满足和幸福的表情，那幅情景看起来真让人开心。”[48]如此看来，就算说得夸张点，但这个地方可能确实美得像一幅画，而克拉克森的秘书约翰·贝克特（John Beckett），一位水彩画高手，便在11月时为他创作了一幅。
这画是送给他做纪念的。因为在10月下旬时，克拉克森向移民和公司的人宣布，他年底就要离开弗里敦了。所有人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错愕，不光是黑人恳求他重新考虑一下，就连吉米王、雅玛库巴女王、多明戈先生、奈姆巴纳等当地的酋长也不希望他走。就在上个月底，他还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讨论了殖民地的边界问题，而这些人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他的信任甚或钦佩。这位紧张不安、身材瘦削的年轻人，现在不但会讲他们的洋泾浜英语，还渐渐喜欢上了他们的鼓乐。而当某移民对多明戈先生的一位妻子表现得过分亲昵，引得这位愤怒的丈夫威胁要射杀这个罪人时，克拉克森甚至扮演起了当地酋长的角色。他盛气凌人地谴责了犯事者及其恶行，然后又对喜欢戴十字架坠链的多明戈先生说，你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基督徒，要是有任何抱怨，应该来找我。“我说，多明戈先生，你不喜欢战争，但假如你冲我的人开枪，就是在向我宣战，而我又无法阻止我的人再向你开战。你也明白，那样就更麻烦了。”[49]克拉克森现在很会说洋泾浜英语，而且让他惊讶的是，他自己还相当喜欢这么讲话，就如他现在也很喜欢吉米王村庄的鼓乐韵律一样——虽然之前听到那鼓声时，他会觉得仿佛有人正在他的太阳穴上钻孔。
望着这些表情忧郁的人，听着他们对自己的赞美，克拉克森向大家保证，他的离开只是暂时的。自离开英国，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他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殖民地的总督。这次回英国，他只是想休息几个月，养养身体，见见兄长、朋友和耐心等他的未婚妻苏珊娜（他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的一个海湾），并借此机会亲自跟董事们聊一聊殖民地的未来，毕竟不能老是依靠他们时断时续的信件吧。他向黑人们保证，这样他才能最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
无论如何，克拉克森的辞行都让11月13日成了一个尤其令人伤感的日子，所以他决定把这一天变成“庆祝日”，然后领着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爬上了小镇后面的山。尽管为了开辟小农场，山上的地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但山路还是“崎岖又陡峭”，大家爬得并不快。克拉克森一边走，一边借机和黑人聊天，称赞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就——摆脱了奴隶制，迎来了自由——但若想让非洲也从他们的成就中受益，那么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到半山腰，大家在一条小溪旁停下来，吃了点午饭。那小溪“在岩石间潺潺流动，美不胜收”，给克拉克森本已汹涌澎湃的内心又注入了一丝庄严之感。最后，大家终于爬到了山顶，大汗淋漓又兴奋不已地欣赏着山下那一排排整齐的房子，还有教堂、钟楼与和谐堂，然后又望向碧绿的大海、河流、树林、海湾，那幅景色“美得无法形容”。接着，该用奖励回报努力了。克拉克森拿出四十份政府赠地证明书，交给了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四十位移民（十一个女人，二十九个男人，每人分到了五英亩）——虽然不如他预想的多，但这至少兑现了一年之前的那个雨天，他在伯奇镇的摩西·威尔金森教堂里对他们做出的一项承诺。这些人追随着他，就像古时候的希伯来人追随摩西上山一样。此时有些心潮起伏的克拉克森再次发表演讲，说他们的子孙后代乃至塞拉利昂河附近所有地方的幸福，将取决于他们和他们的行为。
大家搭起一个帐篷，又把桌子摆好，和谐的气氛现在萦绕在“董事山”上（他给这座山新取的名字）。饭毕，克拉克森举起酒杯，敬了第一杯酒：“祝塞拉利昂公司和他们的善举成功。”然后，先前把山清理出来的六十个人举起火枪，向天齐射三枪，并大喝三声。紧接着，山下的堡垒发射了应答的礼炮，炮声隆隆滚向河口，停泊在此处的各条船只也因应着发射了礼炮，烟雾袅袅升空，飘向桅杆上悬挂的彩旗。就这样，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大声欢呼着，暮色越来越浓。终于，大家能得闲放松一下了。一杯杯酒举起来，一道道火光照亮了山坡，音乐声此起彼伏，一句句祝酒词回荡在漆黑的夜色中。敬新斯科舍人！敬苏珊娜·李小姐！敬献所有的妻子和爱人！在这一连串的祝酒词中，克拉克森随后在日志中闪烁其词地记录道，有一句尤其“引来了兴高采烈的叫好声和礼炮声，等等”。[50]
但到11月下旬时，凉“烟”来了：海雾从港口飘进了弗里敦，天气开始变得时冷时热、无法预料。海军上尉也是如此。一方面，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自己终于可以稍微离开一段时间了——或许是六个月——因为殖民地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繁荣的种子也深深地种到了土壤中。可另一方面，缭绕的海雾飘来之后，他又担心起来。临时代他担任总督的人叫威廉·道斯，一名军人，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植物学湾管理、看守囚犯。为了让道斯明白塞拉利昂总督的工作远远不只是治安和惩戒，克拉克森给他好好上了上黑人的历史课，介绍他们如何摆脱了美国的奴隶制，以及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说他们看起来不太好管，容易对白人感到愤怒或怀疑，那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白人，直到最近，他们从白人那里得到的只有欺骗、虐待和背叛。道斯可能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克拉克森来跟他讲什么公平问题，毕竟，他从植物学湾被撤职，就是因为拒绝讨伐原住民。但就算这样，克拉克森还是带着道斯到殖民地各处走了走，想让这个年轻人变得随和一些，让他的谈吐和举止不要再那么刻板、拘束。还有一件让克拉克森担心的事是，旧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那个测量员佩皮斯，向来都直言不讳地认为他对这些移民迁就过头了，而且可能也这么和道斯讲过，想让他采取更加严格的管理。
如果真是如此，那佩皮斯可能还向道斯指出了克拉克斯最近一次是如何在黑人的胡搅蛮缠下屈服的。随着补给品的减少，移民们每天两先令的工资现在只能购买原先一半的口粮。这个如此武断的决定，让移民们感到惊愕、愤怒，纷纷上书请愿。其中一位黑人船长卢克·乔丹写道：“考虑到您曾承诺要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很想知道我们是否要为一半的口粮付全价。”第二天，包括波士顿·金、凯托·珀金斯牧师、暴脾气的艾萨克·安德森在内二十八位户主，再次联名上书请愿：
我们的辛勤工作只换来了一点点报酬，少得可怜。可购买工具的花销很高，我们需要的工具又多，因此我们达成了一项决议，现在提交给您，希望您能为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不想冒犯您，但我们希望每天能拿到三先令，然后食物免费；或者给我们更高的工资，食物我们自己花钱买。愿神无条件地恩典，我们可以得到工人应得的全部食物，我们的薪酬一半以现金付，一半以殖民地的货币付。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抱怨了……[51]
由此看来，弗里敦虽然已经有很多“第一次”了，但现在还得再加上一条：自由黑人的第一次劳工谈判，而且还成功了。佩皮斯可能觉得恼火，道斯可能觉得茫然，但克拉克森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恢复了原来的定量。
正是克拉克森这种愿意倾听、愿意改变想法、以诚相待、真心疼爱黑人的态度赢得了他们尊重，而除了格兰维尔·夏普之外，还没有其他英国白人能做到这一点。也正因如此，虽然克拉克森费尽心机为道斯铺路，有好消息时有意让他去传达，自己则唱黑脸，当起了训诫者；虽然在他把道斯夸上天时，移民们也认真听他说完了，但许多人还是很紧张，直到笃定地感到克拉克森还会回来之后，才接受他即将离开这个现实。
12月16日，克拉克森像当初第一次看到移民们在伯奇镇聚集时那样，又向大家讲了一次话。当然，讲话的主题来自《出埃及记》：年仅二十八岁的他，以族长、先知、父亲、朋友的身份，动情地说道，在这个殖民地，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般意义上的总督……而是上帝的仆人，是你们的道德守护者，是你们宗教和世俗责任的教导者”。他是这群黑人的摩西，是他们的亚伦，是他们的约书亚，是他们的大卫。然后，他发自肺腑地向他们说道：“我已经向你们许多人表达过我对你们的喜爱。现在，我要宣布……只要能增进你们的幸福，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我能让你们幸福，让你们安居乐业，那我就不会感到绝望；我只希望，你们谦卑、勤奋、节制、和平、宽容的品行，能大大地影响这块大陆上那些未开化的异教徒，叫他们也渴望皈依基督教。”
但接下来，克拉克森如往常一样，摇身一变成了训诫者，告诉移民们不要把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他说，自己对他们的讨薪行为感到失望，对他们越来越沉湎于他所痛恨的烈酒感到失望。他很遗憾，有些人还没分到地，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在圣诞节前就有地可种，但他郑重承诺，尚未分到地的人，很快就会分到。不管他在不在这儿，他们都必须努力做到品行端正，因为“全世界每一个黑人的幸福”都将取决于塞拉利昂这场大冒险的成果。然后，挤在教堂里和那些只能站在外面凉棚下的教众，心里猛地一沉，因为克拉克森在这时直白地说，他们也知道，他从来不喜欢做那种自己都不知道能否兑现的承诺，“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们我一定会回来，但可以告诉你们，我觉得自己十有八九会回来。因为我想不出这世界上还有比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建设好这个殖民地，能更让我自己以及——我希望——我的造物主更愉快的工作了”。[52]
当作别的时间终于到来时，约翰把力所能及、心所能愿的事情都做了。或许是想起了自己在“卢克丽霞号”上冒汗、发抖、东拉西扯说胡话，直到颤抖着靠近人生边缘时那些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吧，克拉克森现在也坐在那些同样处在黑暗边缘的人身旁，紧紧握住了他们濡湿的双手。那位到内陆去寻找矿藏的奥古斯都·诺登斯克约德——克拉克森其实一早就有不祥的预感，确信他会因此而丧命——派人传话说，自己现在遭了难，急需援助。于是，克拉克森便派人把他救了回来。但诺登斯克约德回来时已是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病得抽搐不止，“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像幽灵”。最终，还没挨到年尾，他便与世长辞了。
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也一样。照他妻子的说法，虽然病得很重，但他终于“从病床上爬起来”，想试着做点事，至少给人留下他是一名商业代理人的印象。可就在他安排一项贸易任务的最后阶段时，克拉克森却给他带来一条消息：他被解雇了。不过，让克拉克森有些惊讶，得知此事后，福尔肯布里奇竟然没有多大反应。当然，他只是在装样子，安娜·玛利亚并未被蒙蔽。长期以来，患有抑郁和阳痿毛病的福尔肯布里奇便一直借酒消愁，现在，他更是开始变本加厉地喝。“为了平复内心的痛苦，”安娜·玛利亚写道，“他不停地喝酒。你会说，这办法既可怜又可悲。但酒能满足他的愿望——我认为，他是想以酒为毒，把自己喝死。”约翰·克拉克森也认为，刚开始时，福尔肯布里奇酗酒是为了减轻心中的屈辱之苦，但后来越喝越过分，显然是有了自杀的想法。“过去三个月里，他一直在慢性自杀。有些日子里，他身上的好些地方看起来就是皮包骨头。”[53]当有人提出他要坐哪艘船回家的问题时，福尔肯布里奇一半听天由命、一半拒不接受地回道，他再也不会回英国了。他幻想的是，自己可以在殖民地外找个空房子住。但12月19日，不出所料，他突然昏厥随后便去世了。安娜·玛利亚没有假装悲伤，因为长期以来，对他的自怨自艾、酒后的胡言乱语以及无数次的家暴行为，她都是首当其冲。而且，她还和年轻的艾萨克·杜布瓦开启了一段风流韵事；可能对她而言，杜布瓦既给了她某种慰藉，也提供了保护吧。“我决不会卑鄙地在这种时候撒谎，说我对他的死感到难过。不！我真的不难过，因为对他自己、对周围的人来说，他的生命已经成了一种负担。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待我都很不好（不想用更难听的词），彻底耗光了我对他的全部感情和尊敬。”[54]安娜·玛利亚一点时间都没浪费（因为在塞拉利昂，没人知道自己能分到的幸福比例），立即向克拉克森申请了与杜布瓦的结婚证明。克拉克森把自己的家具和祝福送给了他们，但还是像往常一样，以慈爱叔父的口气要求他们等上一个月再结。
还有许多伤感动人的告别。在罗巴纳，老奈姆巴纳送了克拉克森一头阉牛（他在非洲见过的最肥的牛），以及一个刻着一小段《古兰经》经文的护身符，以保佑他一路平安。那年早些时候，福尔肯布里奇曾送给奈姆巴纳一幅他儿子约翰·弗雷德里克的画像，他对着这幅像已经叹了很多气、流了很多泪，所以他还希望克拉克森能代他去看看这个儿子。此外，面对克拉克森的离去，就连一些白人官员也说出了让他感到意外的话，比如一直以来都与他不睦的理查德·佩皮斯，就声称自己永远“不会忘了他，永远会敬爱他”。[55]
克拉克森一直待到了圣诞节——这是黑人在弗里敦的第一个圣诞。无论他们过去忍受了什么，将来还要经历什么，现在都是欢庆的时刻。平安夜里，大家把自己彻底交给了或甜美而悲伤，或深沉而狂野，或来自美国和新斯科舍，或是非洲本土的音乐。约瑟夫·伦纳德带着他的一队小学生挨家挨户去唱圣歌。还有一群人则吹着横笛、敲着鼓，走街串巷地演奏，一直绕到了官员们的住所，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同时也表达了演奏者自己的喜悦。
从来都无法做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克拉克森，现在更是不惮于真情流露。在登上“费利西蒂号”前，他又到移民的家里走了走，同他们一一握手、拥抱，竭力安抚他们的焦虑情绪。不过，当一群弗里敦的女人拿着自家小农场出产的东西——山药、木瓜、洋葱、七十二只鸡和六百枚鸡蛋，每个女人基本上只能拿出一点点——叫他带着路上吃的时候，先前还镇定自若的克拉克森终于绷不住了。毫无疑问，他回想起了一年前坐船离开哈利法克斯时，普雷斯顿的英国·自由和其他艰难谋生的农民也曾许诺要送他一些鸡和蛋（也确实给了），真是恍如昨日，又似经年。在这种饱含了某种神圣感的时刻，一股强烈的情绪涌上克拉克森的心头，不可避免地冲破了他那堵薄薄的自控之墙。“听到许多可怜的寡妇说，她们十分欣慰能各自拿一枚鸡蛋，为我在航行中的食物储备尽一份绵薄之力之后，我禁不住泪如雨下。”[56]
当然，克拉克森人生中的重大时刻要是没有点儿小事故，就不算完整。12月29日下午，“费利西蒂号”收起船锚，驶出了港口，岸上的炮兵连和各条船只纷纷鸣礼炮为他送行，可就在这时，他看到“艾米号”上的一名水手，因为粗心大意地朝装满火药的炮筒里瞅了一眼，而被轰进了海里。克拉克森回过头，看到码头上挤满了移民，他们一边挥舞着手帕或帽子，一边大声向他道别。他将带着此景此景，以及那些鸡蛋，一起踏上漫漫的跨洋之旅。
当然，船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货和人，比如第一批在塞拉利昂长出来的种子（要送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多明戈先生的一个女儿（准备去接受英式的基督教教育），以及约翰·克拉克森舍不得离开的一个人：大卫·乔治。这个曾与奴隶、印第安人、英国士兵生活过，曾越过沼泽、蹚过溪流、穿过风雪、跨过河冰的人，现在要面对的是伦敦附近各郡那些戴着黑色的高顶礼帽、白色的系带软帽、脸颊绯红的浸礼宗信徒。
大卫·乔治也有一件珍贵的东西要带到英国去：移民们写给亨利·桑顿、托马斯·克拉克森及其他董事的一封请愿书。他们希望董事们能让克拉克森继续回去当他们的总督，并且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述了克拉克森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他们做了哪些事和付出了什么。签署人一共有四十九名，包括大卫·乔治自己、波士顿·金、赫克托·彼得斯（普雷斯顿的浸礼宗牧师）、理查德·科兰卡蓬和桑普森·海伍德（曾在寒冬时节从新不伦瑞克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到达了哈利法克斯）、约翰·基泽尔（那个歇尔布罗岛上的布勒姆族人，已被带回故乡）、约瑟夫·伦纳德（小学校长）、八名黑人妇女和寡妇（许多女人都失去了丈夫）——其中包括夏丽蒂·麦格雷戈（Charity McGregor）、菲莉丝·豪斯特德（Phyllis Halsted）、卡特琳·巴特利（Catrin Bartley）、露西·怀特福德（Lucy Whiteford）。请愿书的内容如下：
……我们这些谦恭的请愿人，我们这些黑人，跟随着政府代表约翰·克拉克森从新斯科舍来到了这个地方。自从在新斯科舍第一次见到我们，他在各方面都像一个绅士一样对待我们，为我们的航行提供了一切，尽全力让我们过得舒服，一直到我们抵达塞拉利昂。他对我们一直很好，为我们提意见和建议，耐心又充满爱意地对待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因此，我们这些谦恭的请愿者想在此对英国塞拉利昂公司的诸位绅士表示感谢，感谢你们费心为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着想，全能的上帝对此很是喜悦。我们希望，总督大人暂时离开我们回到英国，能让公司的诸位绅士感到开心。但我们也希望诸位绅士能理解，我们强烈希望约翰·克拉克森还能回来担任我们的总督。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统帅，我们会竭尽全力服从总督的指示，遵守英国的法律。至于他对我们做出的分地承诺，大家都同意一部分人现在先分，其余的人也会尽快分到。我们祈祷尊敬的约翰·克拉克森阁下能在航行中平安地回到朋友身边，然后再回到我们身边。我们这些谦恭的请愿人义不容辞，会永远祈祷。签署人亲笔……
大卫·乔治等[57]
* 英国商人、伦敦传道会的创始人之一。约翰的哥哥托马斯是哈德卡斯尔家的常客，并且娶了哈德卡斯尔夫人的一位侄女为妻。
† 作者为了表现黑人奴隶的文化水平有限，在原文中多处保留了拼写和语法错误，但为了不影响中文阅读，译文只能改正相关内容。后面的类似引文也是如此，不再一一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