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绪，不属于激情的范畴。不如说，它是安静灵魂的思乡病，是在春夜听到的横笛声。
有人说我的诗是官能性的。或许这种东西也是存在的。不过，正确的看法与它正相反。所有“官能性的事物”，绝不是我诗歌的主旨。它是主音之外加上的倚音，或者说是装饰音。我不是陶醉于感觉的人。我真正想歌咏的是其他东西。它是那种艳丽的情绪—在春夜听到的横笛声。那不是感觉，不是激情，不是兴奋，而仅仅是安静地从灵魂之影上流过的云的乡愁，是对遥远又遥远的事物饱含泪水的憧憬。
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刻、什么时候起，那种感觉降临了。在我还是个幼小少年时，就为这不知来由的乡愁所烦恼。床单被泪水浸湿，天明时，鸡啼搅动感伤的愁肠。日常漫无目的地思恋着异性，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独自抱着树干，歌咏着“爱上恋爱的人”的忧愁。
这种情绪，实则属于我恍惚的气质。比之少年时期，现在的我仍然会躺在枕头上，吹响温润、惹人落泪的横笛，婉转吹起美妙的横笛，勾起无端的哀愁，然后写作。
我写诗。如同群集在灯火周围的飞蛾，被某种华丽、不可思议的情绪幻象所诱骗，希望触及看不到的事物本质，徒劳地扇动易碎的糕点翅膀。我是可悲的空想者，有着悲哀的飞蛾的命运。
读我的诗的人，宛如通过我的语言，听到了那哀切的悲歌吧。那笛声才是“艳丽的形而上学”。那笛声才是平稳的爱欲—是憧憬着灵魂之实体的振翅。仅有它才是我所谓的“音乐”。“比起任何事物，诗首先必须是音乐”，这是象征诗派的信条。
感受的忧郁性！这也属于我恍惚的气质。它就像春光下群生的樱花，或者像菊花腐烂的气味，极为阴郁颓废。如此这般，我的生活在感官方面也在为颓废的薄暮而悲伤吧。实在是忧郁，忧郁也是我抒情诗的主题。
虽说如此，在我最近的生活中，比起这种感觉上的东西，更倾向于思索上的忧郁。（比如本集中《意志与无明》中的诗篇就有这样的倾向。这些诗中的宿命论的暗影，完全是思索中的情绪的映像。）我诗中的某种东西，大体属于感觉上的忧郁，另外一些属于思索上的忧郁。但是无论如何，我真正想传达的韵律，不是这些。不是“感觉上的”或“思索上的”东西—它们不过是我诗歌的衣裳。我的诗歌的本质—它是诗歌的动机，那种浓香的、心悸的鼓动—完全仅仅在于那美妙笛声的诱惑，在于我对那个真实世界不知缘由的思慕带来的哀伤。于是我吹动笛孔，想要奏响我不可思议的、艳丽的生命。
所以，我的诗风中没有近代印象派诗歌那种官能的耽溺靡乱，也没有被忧郁压得喘不过气的观念诗派的压迫感。我的诗风是平稳而古典的。我率直地对待感情与思想，尊重殉情的荣誉，是属于走在浪漫主义的正统之上的情绪诗派。
“诗的目的不是讴歌真理或道德。诗是仅为了诗的表达。”这是波德莱尔的话，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彻底地看破艺术的本质了。我们从诗歌的元素与鉴赏中，驱逐种种不纯粹的概念。只有“醉”和“香气”这种浓烈的幸福感能对诗歌“盖棺论定”。如果要从根本上说美的本质，无论何种诡辩都无法再补充什么。
就像我过去的诗集《吠月》序里所写的那样，诗对我来说，不是神秘之物，也不是信仰，更不是“一生的事业”和“神圣的精进之路”。诗不过是我“悲哀的安慰”而已。
诗，是鸣叫于生活沼泽中的青鹭之声，是月夜穿过幽暗芦苇的飒飒风吟。
诗歌向来是时流的先导，最敏锐地感知即将到来的世纪的感受。而对诗真正的评价，至少要等出版后五年、十年才能确定。五年、十年之后，普通大众才开始能够追赶上诗歌的脚步吧。换言之，诗歌发表得早，被理解得却很晚，这是很普遍的。追逐流行的思潮，适应一时的浅薄风尚，这类事情是我等诗人做不到的。
诗歌总是被普通大众瞧不起，它本质上高高超越了时代的气氛，尊崇至为高洁清廉的风气，被大众瞧不起是非常自然的。
写诗日久，越来越对诗没有信心。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可悲的青猫的梦魇。
1923年1月
于利根川附近的乡间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