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这实在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值得一读再读。在历史学家当中，孔飞力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在书的开头，他这样写道：“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名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华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寥寥几笔，定调子，造气氛，解释主题，全都有了。接下来，孔飞力讲了四个具体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石匠的故事。仁和县的吴石匠受雇为德清县重修城墙上的水门，有个姓沈的农夫请求他作法，把写着自己侄儿姓名的纸片贴到木桩顶上，让大锤锤打撞击，以泄私愤。吴石匠拒绝，并且告了官，沈农夫被打了板子。德清有人叫魂的谣言不胫而走。不久，德清人计兆美流落到杭州，因为口音被辨认出来，扭打送官，杭州人认定这个德清人一定是来叫魂的。计兆美屈打成招，牵连到吴石匠再度受审。浙江巡抚组织两县会审，结论是查无实据，然而，却无法阻止叫魂恐慌的蔓延。
第二个是四个和尚的故事。这四个游方的和尚在浙江萧山被抓，这一次，叫魂案跟头发产生了直接的关系，四个和尚被指控剪下男人的发辫。请注意，这是满人治下的朝廷，辫子是汉人驯服于清朝统治的标志，而剪辫子，哪怕只是剪下辫梢，也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政治联想的——后来乾隆皇帝果然就把叫魂做了这样可怕的意义提升。而当时浙江官府的调查则表明和尚们是被冤枉的。
第三个是三个乞丐的故事，第四个仍然是和尚的故事。案件内容都差不多，被指控用叫魂妖术害人的往往是和尚、乞丐和外来打工者，而官府的调查结果无一例外是查无实据。这是官府立案了的叫魂案。此外还有许多来历不明、疑似叫魂作法的陌生人，未经官府知晓，就被恐慌的当地人活活打死了。显然，这是一场针对下层外来流动人口的驱魔运动。人们的恐慌和恶意需要一个发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弱者中的弱者——外来人口。
1768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正当“乾隆盛世”，中国社会内部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深刻而冰冷的敌意？按照孔飞力的解释，这盛世本来就是外强中干、败絮其中、徒有其表，“江南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有这一切，让当时的社会充满了冤冤相报的戾气。故事说到这里，所揭示的还只是社会的病态，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发展之痛”。
接下来，乾隆皇帝出场，叫魂恐慌从社会层面上升到政治和国家安全层面。凡是跟辫子有关的，都是关系到清王朝统治安全的政治问题；而叫魂不仅关系到辫子，还关系到江南，更是格外敏感。想当年，清兵入关之后，抵抗剃发最激烈的就是江南。清朝统治者的一大优点就是懂历史，有记性，只可惜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自私又简单。接获有关叫魂恐惧的密报之后，乾隆发布上谕，严令各省督抚“密行体察”，平息舆情。而山东巡抚富尼汉的报告，则把叫魂描述成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团伙犯罪。于是，乾隆下令各省严厉追查。
随着追查的展开，在孔飞力的笔下，叫魂又演变成了一场皇帝与地方大员之间的较劲儿。两江总督高晋报告说本省没有割辫事件，乾隆大怒，“江苏岂能独无此事？”此等“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在乾隆的严厉督责之下，江南各省按照山东提供的名单奋力追捕，无中生有，屈打成招，一干人犯被押送到承德，由皇帝亲信的军机大臣复审。复审的结果，当然是漏洞百出。最终，正直的老臣刘统勋出面，乾隆宣布停止清剿。
然而，皇帝怎么会犯错误呢？皇帝永远正确，结束叫魂案，乾隆明发上谕严厉斥责江南地方官“养痈遗患”导致叫魂危机蔓延数省，“隐瞒于前，塞责于后”，因此，必须严厉惩处，以正纲纪。而英明睿智的皇帝陛下正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这才下令将人犯移送中央重审。如今冤情大白，人犯尽数释放还籍，正见皇恩浩荡。至于那位靠刑讯逼供把叫魂案编造成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忠心可嘉，只受到了轻微责罚。这就是叫魂案的结局。
作为一个事件，叫魂大恐慌就发生在1768年，三月开始，十一月结束。围绕这一事件，孔飞力花费了八章的篇幅。这八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包括对乾隆朝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总结，对满族统治者心理的剖析，对巫术导致恐惧的文化分析，对清朝有关巫术法令的介绍。
第八章的标题是“终结”，叫魂案的确到此终结。但是，孔飞力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这本书一共十章，“终结”之后还有两章。我觉得，这两章，特别是第九章，才是孔飞力真正想要讨论的大问题，前面八章都是铺垫。孔飞力是把叫魂大恐慌这个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延长线上来观察的，他要讲的是一个大故事，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是清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那么，最后两章讲了些什么？
第九章的标题是“政治罪与君主官僚制”。按照孔飞力的定义，“政治罪”包括各种形式的谋反，它危及王朝统治的基础，具有颠覆性。“叫魂”（妖术危机）就是政治罪。可是，从叫魂案的过程来看，“官僚们却并不像君主那样对政治罪感到忧心”，皇帝忧心忡忡，官僚消极怠惰，君主和官僚对政治罪的不同态度引出了本章的主题——皇帝与官僚的关系问题。
皇帝拥有专制权力，但是日常行政必须依靠常规制度，常规制度赋予官僚常规权力，而这种常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构成了制约。皇帝本人（作为政府首脑）也在常规制度的规范之中，靠文书行政指挥政务，“繁忙的君主会发现他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皇帝被官僚局限，那么，“如何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这是皇帝的难题。
孔飞力对清朝官僚制度的评价是“大破产”。监察制度失效，“皇帝的耳目在京城以外是又聋又瞎的”；考核制度也没什么用，它主要依靠上级对下级进行考评，“人们需要回避风险，话越少越安全”，评语呆板固定，拘谨浮面，根本就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对于这种状况，乾隆极其不满，他发现，一个被前任长官定义为“年老体衰”的官员，却被现任长官评价为“老成持重”，分明是文字游戏。乾隆感觉自己被架空，总督和巡抚对考核官僚敷衍了事，“朕将何所依赖？”三年一次的大考，没有部门肯负责任。“考评官员推诿给吏部，吏部推诿给九卿，九卿和吏部交相推诿，实际上最后都是推给朕？”满朝朱紫，各省封疆，竟无一人值得依靠，皇帝真成了孤家寡人。孤独的乾隆对官僚集团产生了极度的道德鄙视，予以了无情揭露：“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于自私自利之念。”
乾隆试图利用秘密奏折制度冲破自私自利的官官相护之网，但是，机密渠道也能送上来敷衍了事的公文，现场的勾结共谋还是有办法把他蒙在鼓里的。皇帝利用专制权力，亲自挑选、任命各省督抚，跟他们热线直达，极力强化个人纽带。但是，这些地方大员在叫魂案中的表现却让乾隆大失所望。叫魂案于是成为乾隆挥舞专制权力，整饬官场陋习，对抗常规权力的一个契机。
多年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但是，乾隆的手法还是简单粗糙，比如，他会这样骂一个官员：你在刑部的时候，表现出色，然而一到外省去当官，就沾染了模棱腐败的坏习气，实在可恨！……你白白浪费时间，奏报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你实在有负朕的信任，不知道什么是恩泽啊！这是江苏按察使吴坛承认错误的时候，乾隆亲笔朱批的文字。读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小脚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数落她不成器的孙子：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打死你都不多呀！——皇帝对大臣用的，还是私人关系和个人控制这一套，一点高尚的理想和追求都没有，而个人控制这东西本身就是没有底线的——清朝皇帝武库里的兵器实在是太低级了。中国统治水平和治理水平在金元之后的下降，那是千真万确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皇帝急了眼，底下人也是有办法的。有人拖，有人阳奉阴违，有人偷换概念转移重点，把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把自己搞得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皇帝急了，我在忙着。这多么忠诚，其实什么也不会改变。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是全书的结论。首先，孔飞力对第九章进行了总结和重申：在乾隆时期，“任何一个君主想要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定、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乾隆的父亲雍正还是做过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但是到了乾隆这里，官僚体制盘根错节，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经捉襟见肘，政治罪便可能为皇帝提供一种恰当的替代性手段。其次，孔飞力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民间的仇外情绪，他说：“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和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存在于幻觉之中。……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去迫害跟自己不同、比自己更弱的人。这是一个相害的社会。最后，孔飞力总结全书，回应开篇：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大清朝彻底丧失了希望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官僚制度反而成了应急的锚锭，让清王朝这艘破船不至于偏离旧有的航道，直到进入它悲剧的近代。
这就是孔飞力讲的那个大故事。我也许不能同意他所有的叙述，但是这个故事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孔飞力，大才；《叫魂》二十年磨一剑，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