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442页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一本集中之书——论文集里的书，作者是把它当作长论文收录在论文集里的，但我觉得这篇论文的体量完全当得起一部书。所以，我把它当作一部书来介绍。它的作者是专研明清至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教授。收录了这部书的论文集的大标题也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副标题“清代的思想、学术和心态”，共计十二章，关注的时段从清初一直到“道光咸丰以降”，关注的题目包括思想学术的起落兴衰、学术群体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社会心态，以及重要思想家的事迹钩沉。这篇我当作书来介绍的大论文是论文集的第八章，共计九十八页。同论著相比，论文是一种信息密度更大的学术写作方式，通常要有非常集中的议题、致密的论述和鲜明的创见。所以，这九十八页的信息承载量是极大的，完全可以当作一本书来读。一般的论文，因为是写给同行看的，所以不要求介绍背景知识，但是这一篇，是以新视角去发掘旧题目的未尽之意，所以有一大部分是对于既有研究的概括总结，这也让它像一本书，让外行读者不至于茫茫然手足无措。
这旧题目就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到的“清初的文字狱”。但是，我们之前所学的文字狱主要集中在事件——谁，因为什么书或文字，触犯了满人的忌讳，从而遭到了怎样严苛的惩处。而这本书想要探讨的，是事件对事件边缘及事件之外的更广大人群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是人身体中的毛细血管，深入肢端，无所不到。它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影响了当时和一定时期以后的几乎所有读书人，进入他们的潜意识，让他们随时随地，哪怕独处于暗室空谷之中，都不自觉地进行自我检察和自我压抑，以逃避那无所不在的网罗。这种影响比文字狱本身要深刻得多，恐惧流淌在人们的血管里，这就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毛细管作用”是一个比喻，用作者的话来说：“清代文字狱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制的部分。”（第345页）“……清初以来的大小文字狱犹如龚自珍所说的‘万形而无形’的‘风’，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与渗透力。”
作者用“涟漪效应”和“暴风圈”来比喻事件与影响之间的关系。文字狱事件“形成一个又一个暴风圈，形成一种看似模糊而又无所不在的敏感意识，每个事件像投石进入池塘产生‘涟漪效应’，所以许多不曾出现在禁书目录中的书物，人们为了防患未然，也对它们做了庞大的禁抑工作。至于任何牵扯到禁忌的物事，自然成为无所不在的自我禁抑的对象。正因如此，自我禁抑的活动有时候无涯无边，有时候却完全出人意表，而这些都是在各种文字狱案或禁毁目录中所从未提到的，是一种无法捕捉到的、属于‘万形而无形’的世界”。（第347页）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为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如何形成毛细管作用，深入到各处”。请注意，作者所关注的，是过程和作用方式。另一方面是“权力在极小的范围，尤其是在无名的文人心中的实况。……在私密的空间中（比如在排版房中，或在个人的小书斋中），权力如何渗入文化活动，左右它的运作方式与发展”。这就是“自我禁制”。作者试图揭示的是，“人们在得到各种政治禁制的讯息之后，如何在心中揣度、发酵、酝酿出一套检制约束自己的标准，然后在别人发现他逾轨之前，自己先偷偷抑制、删改，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遮掩得无影无踪”。那“悄悄地、主动地，在私密空间中进行的禁抑，是一部全民大合唱”。（第348页）
从集中而首尾清晰的事件叙述，走向“万形而无形”的影响叙述，作者的视角转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怎样才能赋予那“万形而无形”的东西以具体的形象呢？况且，作者想要探讨的，恰恰是当事人试图极力掩盖的，那“是事情发生之前的压抑，是在紧张心情下，写作时种种压抑、闪避，是尚未被发现之前的遮掩或销毁”。（第348页）“这是一个沉默的内心世界。”那么，该怎样让沉默的世界说出真相呢？作者采取的探案思路是“从文献的空白、删窜的痕迹来进入这一个沉默的世界”。（第348页）“以‘书籍’的生命历程为主，从作者写作的紧张压力，到刻书者的手下，到出版发行，到藏书家，到读者自己的秘密删窜，到书商的偷偷销毁，去勾勒清代的政治与文化的这一个重要面相。”（第349页）
这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清代文字狱概况”，介绍康雍乾盛世的文字狱“盛况”。第一，数量居历代之最，起于顺治四年（1647年），康熙年间大约10起（第345页），雍正朝25起，乾隆朝135起，其中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查缴禁书的文字狱有48起。（第346页）嘉庆以后，就不怎么再出现了。（第349页）第二，涉案人员从上层向下层扩展：康熙、雍正朝触犯者多为官僚、乡绅及有名文人，乾隆朝则波及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其中诸生有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几起。（第349页）第三，各朝查办重点不同。康熙朝的重点是明清易代史料，及所谓“诡言邪说，语既不经”的著作。雍正朝的文字狱有三个查办重点，一是与政争有关的人士的相关著作（比如年羹尧、隆科多门下士人的作品），二是阐扬汉族民族意识的著作，三是违背帝王旨意的著作。（第350页）乾隆朝则可以分为七大类：一、未避庙讳，谤议国君；二、涉及清代前期史事；三、反清志士之著作；
四、眷怀故国，语涉怨望；五、有亏臣节者之著作；六、幸进大臣之著作；七、议论圣贤之著作。（第351页）
“乾隆爷”是作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因为他的思想更为深刻和成熟。就乾隆个人的文化倾向而言，他“很早就表现出牢守儒家正统的纲常文化的思想特质，他似乎也了解这是他合理化异族统治的最大资本”。（第352页）同时，“乾隆又颇富考证批判的精神”，他对理学有兴趣，有自己的理解。关于皇权，乾隆继承了他的祖父康熙“以天子兼统治者与教主”的思想，“一方面想做千古帝王，为千古文化订下标准，一方面想巩固满族统治，他要结合这两者，在汉文化的营养皿中培养满族政权的正当性”。（第353页）乾隆“认为国家可以垄断知识与文化”，认为皇帝是现实世界、伦理秩序和一切知识智慧的中心，他说“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第354页）“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春秋，天子之事”，历史的书写和古今的联结，也要靠天子。（第355页）
“清代文字狱概况”这一部分内容是作者综合前人研究所做的叙述，即便如此，作者的叙述仍然是创造性的，在基本史事业已清晰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乾隆与他的群臣之间在对《四库全书》的征集、搜剿过程中是怎样“合谋”编织了一张禁网，将搜书发展成为一场查禁运动。起初只是简单地以“稽古右文”为标榜搜书，当乾隆当面对浙江总督钟音密语“寓禁于征”的想法之后，方面大员们赶紧将错就错，转变思路，变本加厉地推行，网罗愈缩愈紧，愈来愈下，几乎实现了全民动员，各种奇思妙想纷纷出台，审查对象不断扩大，起初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及一张确定的书单，而是不断查缴，不断透过想象、牵连，逐步形成一张大网”，（第368页）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心理紧张。“它造成一种风，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检点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窜的现象。”（第375页）
以上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自我压抑现象”的具体表现了。这一部分分为八个小节：
（一）删窜者的身份，究竟是谁在动笔删窜那些令人恐惧的内容。
（二）自我删窜内容之转变。朝廷的忌讳在变，删窜的内容也要随之转变。比如雍正皇帝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到了乾隆朝就成了禁书，与之相关的内容就要删除。乾隆朝的空气比前三朝都紧张，“因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网收紧”。（第379页）
（三）写作时的自我禁抑。官定《明史》之中，凡有关女真之事皆不见，“甚至明代名臣，其事功，史应为之立传的，但因与当时建州女真事有关，《明史》便削其人而不为传”。（第381页）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对剃发令的禁忌，《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第385页）顾炎武的诗，采用了一套特殊的“密码系统”，用《广韵》的韵目来代替正字，比如“正朔虽未同，变支有一人”根本就读不通，倘若你了解韵目代字的秘密，知道“支”其实是“夷”，那么，“正朔虽未同，变夷有一人”则是何等地豪气干云。现代学者潘重规的《亭林诗考索》甚至还制作了一张顾炎武诗中常见韵目代字表，帮读者解惑。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这套密码呢？王汎森先生推测，“这些工作最可能是他的编刊者所进行的”。（第385页）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生长在康雍乾盛世的诗人陈梓给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删后诗存》，并且作序自白说：我把那些合心意的诗都烧了，剩下不值得烧的应酬之作，编成这部《删后诗存》，留给学生后辈，精华去而渣滓仅存，可怜我的诗啊！近代学者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了陈梓诗集的另一个版本《井心集》，人们这才知道他删的、痛的是什么。（第386页）
（四）紧张压力下的出版与编辑工作。有些书很多年不会再版，比如文天祥的集子从雍正到道光，一百二十年没有刊本。（第388页）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因为他的抗清立场，被他同时代的出版家朋友有意排在了三大家的最后，雍正、乾隆朝，屈大均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压力增大，他的名字干脆从嘉庆时期的《广东文献》中消失，不被记忆了。（第389页）《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见过一部康熙年间刊刻的屈大均文集，“翁山文钞”的书名以及“番禺屈大均撰”六字在印书的时候都被删掉了。“使人读之，完全不知道是谁写的。”（第392页）南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后来降清，晚年又参与抗清斗争，历史极其“不干净”。他的名字要么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字，要么变成了墨钉。
（五）读者的自我禁抑。一边读书一边把清朝统治者不喜欢的字样涂抹或者写个“删”字上去，以示态度，“使得收藏该书不为罪过”，应当是常见做法。藏书家会建立阴阳两部书目，把那些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书故意漏掉。宁波天一阁的藏书，道光年间的书目可以比嘉庆年间的书目多出463种来。（第397页）
（六）民间的焚书运动。作者推测“清初到中叶，有一个暗暗进行的民间焚书运动，其规模无法估计，但可以推测它一定比官方收缴焚毁的规模要大得多”。（第401页）庄廷鑨的“明史案”发生之时，“闻风心栗者，取其家有之书，稍涉疑似，无论兔园册子，悉举而畀之爨烬”，连乡下教书先生粗糙的识字课本，也拿来烧成灰了。（第401页）“尺度是在人们心中的。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无限猜测、扩张，也自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删焚，不管它们是不是在禁书目录上”。（第403页）
以上种种是自我压抑之表现。这一部分的最后两个小节：（七）强调“自我删窜的现象不能泛滥解释”；（八）谈自我压抑现象的影响。作者认为，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评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历史记忆常被彻底扭曲或抹除而不自知。”比如，生于清末的钱穆回忆说，他是上小学才被告知“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的。（第407页）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自我压抑现象”是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我觉得最值得学习的部分。怎样把“万形而无形”的东西写实，这本书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样板。最后是第三部分“结论”，将清朝的个案做延伸的概括性思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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