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2016年版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包含五篇论文，分别是：《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与皇太子的兴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盛世心态》。这五篇论文，每一篇都很长，加起来共四十五万字。通常情况下，论文比著作的问题更集中、信息更致密，而姚念慈先生的论述又以严谨绵密见长。所以，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会比较具有挑战性。如果你愿意用一两个周末的时间，沉下心来，把自己交给这本书，那么，你一定会被深深吸引，欲罢不能——这是我的阅读感受。
那么，这本书吸引我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它所揭示的内容是新的，跟传统说法不一样：一个不一样的但是让人感觉更真实的康熙皇帝，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更为真实的康熙朝政治史，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更为真实的满汉关系。姚先生自述“本书主题只有一个，即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自序第3页）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说法出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也就是玄烨辞世前五年）的长篇《面谕》。这篇《面谕》是玄烨的“手书谕旨”，曾经“召入群臣面谕”，也就是当着群臣进行宣读，后来又全文颁布，是玄烨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皇太子被废之后经历十年深思熟虑的产物。全文共两千多字。姚先生把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并论证“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也就是说清朝开国得天下是“最正”，其论证如下：“我朝”“初无取天下之心”，清兵入关乃是“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之后，明朝臣民期盼欢迎的结果，上“应天”意，下“顺人”心。（第73页）第二部分，玄烨自述继位以来的人生经历与感受，结论是“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这句话常常被学者忽略，而姚先生认为，这恰恰是玄烨要强调的他所认为的真理。也就是说，皇帝的“享寿考”与“享太平”都出自天命，皇帝的个人寿命、统治时间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而当时玄烨在位已经五十六年了，“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因此，在玄烨看来，他本人的长寿和在位时间之久，都是天命所钟，也是“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又一明证。（第75页）第三部分回应群臣所关注的立储问题，态度明确，意思模糊，“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我胸有成竹，你们都闭嘴。但是，按照姚先生的分析，玄烨把自己亲手培养的皇太子废了两次之后，其实在立储问题上是矛盾的，没有定见，他只是表面上嘴硬而已。（第77页）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实质就是“为大清朝争正统，这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自序第4页）而隐藏在“争正统”问题背后的则是清初严重的满汉对立心理，以及玄烨作为满族最高统治者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他有能力认识到汉文明的优越性，而另一方面这种认识却让他感到强烈的不甘和不安，唯恐满族被汉族同化，丧失其民族特质，进而威胁到满族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玄烨高扬起从汉文化中获得的正统大旗，以天子之尊，“亲自披挂口诛笔伐”，试图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观念植入清人头脑，以“保证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竭尽全力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接纳、承认满族“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
“康熙朝的一切大政方针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政治目标而展开。”宣扬满族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和本民族的优越性，正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这本书的结构方式，分开来看，五篇论文各有各的主题，合起来基本上把康熙朝自从三藩之乱之后的重大史事重新梳理了一遍，从而让康熙朝政治呈现出线索清晰的崭新面貌。按照姚先生的梳理，“三藩之乱及各地反清势力的时伏时起，暴露出清初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导致满汉之间的深刻对立，这对清廷统治者是一场严峻挑战，给玄烨的心理蒙上浓厚的阴影。……为使广大汉人接受清廷的统治，并驱除自身的心理压力，重拾满洲统治集团的信心，玄烨必须证明大清政权的最大合法性。为证明大清立国即正，玄烨就不能不干预《明史》（的编纂），证明天命所归在清，明朝之亡始于万历，清太祖、太宗有可取天下而不取之仁；清之代明，既非‘征诛’，亦非‘禅让’，而是明朝官民的急切‘迎请’。欲令天下臣民信服大清得天下之正为自古之最，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以本朝成就为证，为此玄烨势必要维持高额赋税，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借此演出种种活剧，然后不断施行蠲免的‘德政’；为证明大清王朝的正朔所承，玄烨就必须厘正历代各朝的统绪，重新安排历代帝王庙；为使汉人在思想意识上承认清朝统治超越往古，玄烨又必须兼道统与治统于一身，成为裁断学术的最高权威，牢牢控制话语权；而对皇太子出阁读书的设计，非但要超过明朝，亦应垂之久远……”（自序第5页）
这就是姚先生笔下的康熙朝政治。姚先生笔下玄烨本人的形象，也与清朝官方所宣称的、学术界主流所描画的和影视作品中所赞颂的“千古一帝”“盛世明君”差别极大。姚先生笔下的玄烨，骄傲敏感，多疑暴躁，同时“思维富于理性”，性格之中又有善于克制的一面，（第62页）始终抱持着“最原始狭隘的种族仇恨和复仇心理”，（第61页）对汉人不得不使用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猜疑，对满人常恨其不争，但骨子里爱惜信任，倚为腹心股肱，相信“真正与满人同心同德的，是蒙古而不是汉人，尽管玄烨内心对蒙古充满鄙夷”。（第61页）他言辞高调，行事虚伪，喜欢自吹和被吹。比如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玄烨在南京明孝陵亲祭明太祖，题词“治隆唐宋”，推崇得无以复加，并且宣布“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四十六年（1707年），他再次亲祭明孝陵。但是，第二年，他就把正宗的“明代后裔”——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全家杀了。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头，还能做什么呢？玄烨为什么要杀朱慈焕？因为他的太子被他自己废了。亲自教育的太子竟然为鬼物所魅，发疯了，这说明什么？难道是上天不再保佑大清了吗？相反，明朝已经灭亡了七十五年，崇祯竟然还有儿子活在人世，“玄烨岂能不怀疑天不绝明？唯有将朱慈焕一家连根诛灭，或许才能挽回天意”。杀就杀了，也没啥好说的。玄烨的问题就在于，他后来偏偏又翻来覆去地说，“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第133页）类似的细节，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康熙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样的康熙朝政治，这样的康熙大帝，显然不符合主流印象。所以，姚先生在自序中说：“清史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本书的观点很可能不合时宜，然而我探索的目的，在于清理自己的思想，所需要负责的，是个人的理性与良知。”姚先生还以悲壮的语调为这本书的命运做了预言，他说：“本书犹如被清史主流冲刷到岸边的一粒微弱的水滴，其命运将是干涸直至被挥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失掉了水珠的光润，水分子却未消亡，或升腾汇入云雾，或渗入地下滋养土壤，仍将尽其绵薄。”（自序第9页）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史料出发，以审慎之态度挖掘真实，赋予历史以意义，以我良知，尽其绵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所能给时代的唯一献祭。知我罪我，我尽心矣！
其次，这本书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来建构康熙的帝王心术。心理分析如此大面积地应用，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研究中是比较罕见的。姚先生认为，“将玄烨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冲突之中，并透过其上谕的表面细细体察，发现其真实含义及其心理动机，才能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玄烨”。姚先生运用了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原生家庭理论，分析幼年经历对玄烨性格、人格的影响。玄烨的生母不受宠，他两岁就因为避痘由乳母抱往宫外抚养，“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因为缺乏关爱，他在八岁即位以前就染上过吸烟的恶习。即位之后，他又长期处于孝庄强大的身影之下，鳌拜等辅政大臣骄横跋扈，而孝庄却并未进行有力干预。到十六岁的时候，他最终忍无可忍，亲自出手结束了辅政。“也就是说，玄烨的幼年、童年及少年阶段，一直处在某种威胁之中，缺乏亲情，这让他很难信任他人，更难友善真诚地待人。而长期的威胁感，孤立无助，必然加重他内心胆怯却又亟思报复的矛盾心理。”他容易夸大危机，易于冲动，“缺乏与危险和平共处的勇气”，因此“往往采取心理学上所说的防御性攻击，即常言所谓先发制人”。（第118—119页）对包括废太子在内的一切其他人，玄烨的态度莫不如此。他的决策也具有夸大危机、先发制人的特点，比如最终导致了三藩之乱的撤藩，就是他先发制人的产物。
再次，作为一个细节控的历史学者，我欣赏并佩服姚先生处理史料、排比史事的细腻。比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玄烨对大学士等发布上谕，说已经过世七年之久的前任刑部尚书魏象枢是“假道学”，而且后来又于四十五年（1706年）、五十六年两次公开批评魏象枢。康熙说魏象枢“假道学”是有依据的，他的依据是互为因果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谋反，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发兵征讨，魏象枢反对，与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争论，产生矛盾——这是因。第二件事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震，魏象枢独对，挟私报复，秘密奏请杀索额图以应天变，幸好玄烨本人明白事理，没有听信魏象枢的谗言——这是果。康熙十三年魏象枢与索额图争论成仇的因，在康熙十八年结出了魏象枢密奏诛杀索额图的果。玄烨由此得出了结论——你们“道学之人”竟然如此“挟仇怀恨”。那么，康熙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姚先生先排比了康熙十三年的朝廷会议及魏象枢在当时的活动，有力地证明，康熙十三年的会议，魏象枢作为一个汉官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会，而且在此期间，魏象枢一直封闭在御史台衙署之中审理案件，也无从分身参与朝廷议事。（第7—8页）索额图倒是有可能参会，但是索额图对于出兵的态度与魏象枢一致，这俩人根本就不可能打起来。（第15页）因此，康熙所谓魏象枢挟私报复的“因”是不成立的。而康熙十八年魏象枢独对密奏，现场只有君臣二人，康熙在独对发生十五年、魏象枢过世七年之后硬要这么讲，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康熙十八年，魏象枢在独对中代表汉官和汉族人民表达了对满族官员、贵族的强烈不满，而康熙在当时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惩办满族封疆大吏，但是，三藩之乱中，汉官和汉族人民的表现却让康熙对汉人的忠诚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不得已而惩办满族官员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不甘。于是，半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对汉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强烈发难，并且对遭受八年战争蹂躏的百姓表达了强烈的不屑，简直就等于直接说汉人老百姓活该了。（第46页）在坚实的考证支持之下，姚先生对玄烨帝王心术的推理极为可信，至少他说服了我。
最后，是我读《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的私人体会。在像康熙这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笑点低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玄烨因为对满族官员的学问感到不服气，把满官德格勒、汉官徐元梦和熊赐瓒三人叫来考作文，汉官汤斌阅卷，“汤斌见德格勒之文，大笑，至口鼻涎涕交流，将所持文章坠失于地。奏云：‘臣因彼所写词语毫无文气，不禁大笑，甚属失礼。’”（第102页）汤斌这一笑，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他被派去给皇太子讲课，原来的规矩是坐着讲，皇太子对老师客客气气的。这下怎么讲呢？六月初九，三位老师进入课堂，对皇太子叩头行礼毕，侍立于东。汤斌要跪着讲新课，讲完了“乃捧书跪听皇太子背诵”。作为老师，汤斌要说：每天聆听皇太子的讲解，我的学问也有所长进。能够躬亲圣人，实在是我的极大幸运啊！（第106页）自从孔子以来，中国老师之屈辱，汤斌算是空前了，绝后吗？好像也不。汤斌给皇太子上课的地方在哪儿？畅春园无逸斋。离我的办公室就几步路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