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1982年版
2018年6月25日是黄仁宇一百周年诞辰，这一天，我的朋友圈被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刷了屏。各路名家、各大人文公众号皆有文章，讲述黄仁宇生平和《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以及他的“大历史”。在这些文章之中，有三个关键词：第一，黄仁宇。他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成长为一个历史学者，以中国明朝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他一生坎坷，生命之中最大的耻辱是中年失去教职，最大的光荣是出版了《万历十五年》。第二，“大历史”。这是黄仁宇本人所推崇的历史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第三，《万历十五年》。这是黄仁宇最重要的著作，英文原著出版于1979年，出版之前曾经被质疑非驴非马——既不像纯学术，也不像通俗读物，但出版之后相当畅销，而且最终还是得到了美国学界的承认，中文版则由作者本人译写，相当于二次创作。中文版为黄仁宇带来了一个历史学者的荣耀。可以说，如果没有《万历十五年》，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知道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所以在这三个关键词当中，关键的关键，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绝对是中文历史著作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1982年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不仅在专业历史圈得到好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吸引了众多普通读者，各种版本的《万历十五年》一共售出三百万册。用句时髦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现象级的书。那么，《万历十五年》究竟写了什么？它为什么会那么火？
我们先来看内容。
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年号，它的英文书名直译就是《1587，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明朝在崩溃》（15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从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年号出发，黄仁宇向前追溯、向后延展，详细描述了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
这一年，二十四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当了十五年皇帝了，他曾经努力学习，信任、尊重并支持首辅张居正，但是，张居正死后被揭露出来的两面性格，让他感到彻底的失望。作为一个人，他爱郑贵妃和郑贵妃所生的老三常洵；可是作为皇帝，礼法制度却要求他立庶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立储问题引发了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对抗，最终，心灰意冷的万历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对策，搁置了立储，也搁置了朝政。
三年以前，曾经显赫一时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已经被抄了家。张居正遭到攻击的真正原因，是他得罪了文官集团。文官集团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张居正虽有心清除积弊，但是他的做法却是高压加权术，因此，他遭到反对和清算都是必然的。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试图充当和事佬，与全体文官协调合作，并希望皇帝以身作则，重建诚信。可是，申时行推广诚意的方式却是不断地举行礼仪和讲书，万历当然不肯配合。申时行也是两头不讨好，难免下台的命运。
在万历十五年的年尾，有两个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去世，一个是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另一个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两个人死得都很惨。海瑞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连自己的葬礼都无法应付。尽管海瑞在民间记忆中成为敢于对抗权势的英雄，但在皇帝和同僚眼里，海瑞却像是一个笑话，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道德符号。戚继光的墓志铭里写到他的死时说：“腊日（十二月十二日），鸡三号，将星陨矣。”仿佛那是举国哀悼的大事件。可是事实上，皇帝和朝廷压根儿没有理会戚继光的死。三年之前，他已经被革职。皇帝再也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同样在万历十五年过世的，还有一个被丈夫遗弃在老家的可怜女人——思想家李贽的夫人。第二年，六十一岁的李贽剃度为僧，决心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四年之后，他被控告“邪说惑众，罪大恶极”，下锦衣卫狱，自刎而死。
这六个人中，万历皇帝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张居正、申时行曾任首席内阁大学士，是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首脑；海瑞是明朝首屈一指的清官；戚继光曾经是最成功的武将；李贽则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构成了“万历年间支撑帝国社会大厦的基石”。可是这六个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委屈，没有一个人的结局不失败。
以上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大致内容。黄仁宇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在这本书的开端，他首先讲了一场礼仪乌龙的故事：万历十五年三月初二，忽然传来消息说，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慌忙赶奔皇城，却发现原来只是虚惊一场。皇帝龙颜不悦，下令所有在京供职的官员集体罚俸。
这场礼仪乌龙，只是无关紧要的“末端小节”。那么，黄仁宇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件小事来开始这本书的叙事呢？黄仁宇给出的解释是：“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纵观全书，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场礼仪乌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礼仪本应是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表现形式，追求的是内外一致；但是，堂堂帝国的午朝大典竟然可以演变成一场笑话，哪还有什么内容实质可言？这说明什么？帝国的礼仪已经彻底虚伪化，完全丧失内容，违背了人性，变得假大空，却又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人们头上。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这套假大空的东西牢牢地罩着。总体来说，在黄仁宇的笔下，明帝国的政治就是假大空的礼仪加上人事斗争。
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正常状态。人是这样，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读书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私人利益。自以为掌握着儒家真理的文官集团，“名义上任职于各部各寺，各有其官方组织，但是背后又各有各的私人派系”。国家制度也是这样，什么都是两张皮，比如关系重大的税收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税额分配与现实的土地占有状况严重脱节，根本执行不下去，必须依靠“惯例”。制度规定是阳，实际做法是阴。
当虚伪变成了正常，那么，正常就不再正常。而教育当然是积极正面、只谈仁义道德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一旦接触到世界的阴面，那就离崩溃不远了。万历皇帝的崩塌应当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九岁即位，在严厉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的内外教导下成长。他很尊重张居正，称他为“张先生”。1578年，张居正的父亲过世，按礼仪应当丁忧守制，可是，万历离不开张先生，朝廷离不开张先生。所以，最终由万历下旨，让张居正夺情，化孝道为忠诚，继续为朝廷服务。这一明显违背礼仪的行为，遭到了文官集团的猛烈攻击，而万历则坚定地站在了张居正这边，严厉地处罚了那些攻击张居正的官员。在那个时候，万历肯定是相信张居正的一切美德的。然而，就在1582年张居正去世半年之后，万历就发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万历发现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他开始对一切都取怀疑态度。所以，当虚伪的官员们要求万历做出符合礼法制度的选择，舍弃所爱，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的时候，他干脆撒手什么都不管了，政府的职位空出来也不补，就让它那么空着——这个政府竟然也能继续运转，只是，它不再有能力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在这个虚伪的体制当中，即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正义之事，也需要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进行。比如戚继光整顿北部边防的工作，就需要他跟内阁首辅张居正之间的私人关系来支持；而张居正支持戚继光的很多做法，严格追究起来，也逃不掉“结党营私”的指责。李贽看透了体制和文官的虚伪，转而倡导和实践一种表里如一的生活方式。海瑞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要把别人挂在嘴边的教条变成现实。最终，他们殊途同归，被时代抛弃。
在万历十五年，哪一条路都是死路。“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和明朝的其他年份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时代。正如黄仁宇所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而这场大失败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它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史学界还无法贡献出如此细节丰富、思想自由的作品，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是那样地如饥似渴，希望了解过去，了解来自外面的信息，倾听不同的声音。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一名粉丝、黄仁宇的后辈历史学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从80年代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历史学界已经可以为大家提供比《万历十五年》更丰富的知识面向。我们知道，金元以后，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家治理的水平都走了下坡路，而明朝水平特别低。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万历十五年》的总体叙述，带有强烈的先入和情感代入色彩，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也不是很清楚，他的一些叙述流于模糊的印象，缺乏严肃的论证。毫无疑问，我们比《万历十五年》进步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万历十五年》曾经的历史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