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杖下的士大夫之气

明：廷杖下的士大夫之气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廷杖。清人所修《明史·刑法志》云：“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1]这几样创造，实际上并无法律规定可以遵循，可是明朝人“踵而行之，竟于末造”，甚至到南明小朝廷风雨飘摇了，还舍不得放弃，的确令人叹息。然而我不打算叹息，我想分析。

首先，为什么说廷杖是明朝的创造？吴晗说：“廷杖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言简意赅，不是很准。比如“大官”就不太准，实际上六、七品官最多。因此，我们需要给廷杖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

明朝的廷杖有四个特点：第一，行刑的对象主要是中央官员，特别是中级官员和言官。有学者从明朝史料中搜集到姓名、事迹相对清楚的廷杖受刑官员157人，进行了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占比最高的是专司批评弹劾的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占43%；占比名列第三的是翰林院官员，占10%。翰林院官员同样以言责自负，科道官与翰林院官两项合计占到了53%。也就是说，超半数的受刑官员是言论官，因言获罪。占比名列第二的是六部官员，占24%。[2]六部负责具体政务运行，六部官员遭受廷杖，应当主要是在具体政务运作中不能顺承君命，逆了龙鳞。中央官因为得罪皇帝直接受责，这是廷杖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行刑的地点在壮丽的宫城殿宇之间。学者考证，廷杖最常用的地点是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虽然《明史·刑法志》说廷杖“不丽于法”，但廷杖其实是有一套特定规矩的，并不是“拖出去就打”。通常，廷杖的程序包括：皇帝下令，司礼监出文，厂卫拿人，锦衣卫行杖。各位以后再去故宫，路过午门，可以驻足几分钟，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日“盛况”。

第三，廷杖的行刑具有强烈的仪式性。“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大珰就是宦官，众官就是受刑者的同类。首先要宣读圣旨，“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也就是将受刑人从肩膀到后背捆结实了，另外有一人把受刑者的脚捆起来，这样就不会乱动了。就这样，受刑者从上到下，都被捆好，只露出大腿接受杖刑。行刑者用绳子从四面牵拽固定受刑者。每打之前，必先呼“打”，“每喝，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廷杖的行刑规模，大多数是一两个人，“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这个纪录很快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很多人被当场打死，打不死的，非得把坏肉剜下来，躺几个月才能痊愈。[3]政治中的仪式是权力的表达。有学者专门从仪式的角度讨论廷杖，认为它是一种有关“控制”的仪式，其目的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4]我则认为，这种说法真是太客气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只能认为，明朝的皇权太脆弱了。

第四，在当时以皇权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中，廷杖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已经成为明朝的政治传统，不容置疑。

以上是我们粗略总结的明朝廷杖的四大特点：第一，打的是中央官，特别是言论官；第二，行刑地点在辉煌的殿廷；第三，廷杖具有强烈的摄人心魄的仪式感；第四，它是当时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存在。

按照这四个标准衡量，“廷杖之法”的确是明朝的独创。金元皇帝打杀过官员，也不觉得打杀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这么制度化、仪式化。华夏皇帝，东汉明帝、北周宣帝、隋文帝、唐玄宗也打过，唐玄宗甚至有“决杖朝堂”的行为。但是，他们的相关行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都是被否定的不正当行为。

比如说，隋文帝“……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有一次，因为负责打人的人棒子挥舞得不够有力，隋文帝大为光火，“即命斩之”。宰相高颎等人劝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文帝不纳，高颎等以辞职相威胁。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改了，“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5]被唐玄宗宣布“决杖朝堂”的臣子，按记载有三例：洛阳主簿王均，是宰相张嘉贞为了灭口，直接让人将其打死的；秘书监姜皎，三品高官，死在了流放途中；监察御史蒋挺，“决杖朝堂”的诏旨已经下达，遭到了宰相张廷珪的抵制，理由是“御史有谴当杀，杀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广州都督裴伷犯罪，张嘉贞援用姜皎的例子，劝玄宗对裴伷“决杖朝堂”，张说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刑不上大夫”，因为他们靠近君主；“士可杀不可辱”。从前姜晈得罪，官至三品，而且有功劳，如果犯罪当死就应该直接判死刑，唯独不该当廷羞辱，用对待大兵的态度来对待大臣。按照唐律，勋贵在“八议”之列，普通罪行可以获得刑罚减免。往事不可追，姜皎的事儿也就算了，但是裴伷绝不能再这样羞辱，那就滥了！玄宗本来就对姜皎感到抱歉，于是表示同意。张嘉贞很生气，于是张说对他说了下面的话：“宰相时来则为，非可长保。若贵臣尽杖，正恐吾辈及之渠不为天下士君子地乎？”[6]意思是说，宰相这高位，运气到了才能当，倘若高级官员都被皇帝打了板子，只怕有一天会打到你我头上啊，为什么不为天下的士大夫考虑考虑呢？

《览图禁杖》与上文的《纵酒妄杀》皆出自明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据《新唐书·刑法志》载，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览《明堂针灸图》，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一天，唐太宗看《明堂针灸图》，内有一图形，说人的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系统，皆附贴于脊背，太宗顾虑到打人脊背，则五脏震动，有可能致命，于是下诏，令自即日起不许仗责囚犯脊背。上图呈现了两幅画面：上半部分描绘的或为唐太宗览《明堂针灸图》后，命臣子传旨下去禁止仗背；右下角画面衔接官员在接到皇帝命令后，摆手禁止行刑者仗背的情景；画面中间以大片云朵在场景上做了隔离。张居正通过《览图禁杖》规劝明神宗向先贤学习为明君之道，既要体恤百姓，又要适当减少仗责，可见其良苦用心。

“刑不上大夫”语出《礼记》，东汉郑玄注曰：“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按照唐代孔颖达的解释，“不与贤者犯法”就是“不许贤者犯法”。士大夫之所以有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资格，是因为他们是贤者，是有道德操守的一群人，尽管士大夫同样会犯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君主要承认并尊重他们集体人格的高尚。因此，即便其中的某些成员发生了犯罪行为，也要本着尊重其集体人格的精神，予以特殊关照，不能像对待普通老百姓那样直接适用普通法律。“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7]张说劝说张嘉贞“为天下士君子地”，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强大的君权面前，“天下士君子”是一个整体，保护“天下士君子”的尊严，为“天下士君子”存体面，就是保留劝谏皇帝、维护江山社稷稳定的力量。

类似于“为天下士君子地”的话，宋朝名臣范仲淹也说过。范仲淹、富弼主持庆历新政，阻力巨大。碰巧高邮知军晁仲约严重违纪，以错误的方式做了一件对辖区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他组织人去慰问了土匪，然后那拨土匪就绕过高邮军去祸害别的地方了。富弼坚决要求杀了晁仲约。范仲淹坚决反对，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8]争论的结果是，范仲淹说服了仁宗皇帝，保住了晁仲约的项上人头，以及宋朝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厚道风气。

追寻明朝以前廷杖来源的学者，常常会有人提到宋朝也有“杖”或者“杖杀”的事情。举的四个例子，有一个是北宋太宗朝，“中书令史李知古”受贿，擅自修改刑部所制定的法条，“杖杀之”[9]，被杖杀的“中书令史”不是官员，是吏，官、吏地位天差地别，做不得数。一个是南宋孝宗朝，“参知政事龚茂良以曾觌从骑不避道，杖之”[10]，曾觌是孝宗身边的红人，地位不高但是很嚣张，龚茂良是副宰相，按照规矩，龚茂良的仪仗队在大街上走，曾觌的人得让道，可是曾觌的随从竟然不让，于是龚茂良让人打了他（们），龚茂良“杖之”的是官员家仆而非官员本人。这两个都可以排除，跟明朝的廷杖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还有两个，太宗朝“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11]。詹事丞是级别很低的小官，犯了贪污罪，被杖杀。太祖朝，“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12]。宗正卿的级别比詹事丞高，但也不是什么高级官员，赵砺犯的也是贪污罪，在杖刑之后被开除出官僚队伍。这两个例子跟明朝的廷杖也没什么相似之处。可以肯定地说，宋朝没有类似于廷杖的行为，宋朝对大臣最不地道的行为是杀害岳飞。但总体而言，宋朝为士大夫存了体面。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某个特定阶层所拥有的尊重与体面？必须承认，这跟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人人平等”，正是从某个特权阶层的权利伸张开始的。13世纪初，通过《大宪章》，英国的贵族伸张了自己的权利；17世纪，约翰·洛克宣布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而独立的，拥有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18世纪，洛克的思想被写进美国《独立宣言》，然而《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一开始只是白人男性，不包括有色人种和女人。黑人的平等权利要到19世纪美国内战以后才用文字写了下来，而跨越性别的政治平等观念则要到1920年才出现。

尽管并不同步，传统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化、观念的下移和扩散。从西周的贵族到秦汉的官僚；从东汉的世家大族、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宋朝的科举士大夫；从北宋的精英在中央在政府，到南宋的精英回乡建设地方社会。掌握文化的群体在扩大，文化也随之下移、扩散。中国君主专制的特点是，出现得格外早，而且稳固，其下没有可与之抗衡的贵族。在这样的专制皇权面前，士大夫这个特定阶层所拥有的尊重与体面是格外重要的。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元朝是北狄统治，水平有限，元朝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特殊，不正常，随着蒙古人的离去，他们的影响理应消退。但是明朝不一样，这是一个汉人所建立的“得国之正”远远超过唐宋的王朝，根红苗正。按道理说，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影响都会被视为华夏传统，包括廷杖这样野蛮的东西。

第一个被打的人叫茹太素。洪武九年（1376年）闰九月，“五星紊度，日月相刑”[13]，发生了星变，也就是天相的异常，这属于“灾异”。按照华夏传统，灾异发生，乃是上天示警，人间统治出现了缺失，当此之际，应当广开言路。朱元璋于是顺应天心，下诏求直言。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万言书，指责朱元璋用人不明。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斥责，“杖于朝，以其书示廷臣”。几乎所有人都说茹太素“大不敬”“诽谤圣上”。只有宋濂说了一句实话：“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朱元璋竟然肯听纳，第二天晚上又让人给他读茹太素的万言书，竟然发现了四件可行的事情，于是他愤愤地说，我求直言，是想让他谈现状，这家伙写这么一大篇，把我都弄糊涂了。茹太素说的事情，五百个字不就搞定了吗！于是，朱元璋下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朱元璋怎么会犯错误呢？这个茹太素后来当御史，又犯了错误，跟十二名同事“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14]

廷杖摧毁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廷杖淫威之下，出现了“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15]的大多数，以及不怕死、讲气节的极少数。可即便是后者，对于江山社稷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他们……敢于慷慨陈词；……对于其时之政局并无深入之了解，亦缺乏政治运作之能力，……而且由于他们持道德理想以衡量一切，往往也就混同道德之是非与事理之是非，并无助于问题之正确解决。”[16]贾宝玉就说：“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17]可惜，这些“须眉浊物”，至今还有很多人把他们当英雄。

孟森先生以清朝与明朝相对照，却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我是学宋史出身，读明史到“廷杖”一节，深为华夏政治文明的堕落而痛惜。孟森先生是前辈大家，执清以观明，竟然看到了“美俗”，我只有徒呼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