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朱元璋的无知与恐惧

明：朱元璋的无知与恐惧

传世的朱元璋画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红袍、马脸的异人相，一个是黄袍、方面大耳的标准帝王相。历史学者对于朱元璋的评价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朱元璋是个伟大的皇帝，他的伟大体现在两点：第一，“得国最正”，取得政权的方式最正当，“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苦孩子、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江山是靠自己打下来的，而且投身革命的本意是为民除暴，当皇帝只是上天的安排。第二，朱元璋有“拨乱反正”再造华夏制度之功，“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元朝把中国法度搞得乱七八糟，全靠朱元璋清理再造。[1]另一派则认为“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会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2]。

《明太祖真像》出自清代画家姚文翰奉敕所绘的《历代帝王真像》，该画集共44帧，绘就于乾隆五十三年，绢本。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开国皇帝，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幼时家贫，曾以为地主放牛为生。及成年，参加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定集庆（今南京），而后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实力逐日壮大。1368年，朱元璋击败各路农民起义军，于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其后，明军进逼北京，结束了元朝统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宰相，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贪官污吏；垦荒屯田，减轻赋税，使明初经济得到了较好发展。传世的朱元璋像有两个版本，一是身穿黄袍、阔面大耳的帝王相，一是身着红袍、面部呈马脸的异人相，文中展示的即为第二幅。画像中，朱元璋双目有神，耳朵肥厚，长脸圆颌。史学考证，较之其实际相貌，此画像略为夸张。

我属于后一派。朱元璋所建立的朝代的确存在了277年，堪称长治久安，然而明朝政治文化的水平实在谈不上高明。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是就政治文化而言，明朝在元朝的延长线上，华夏制度恢复工作大多流于表面，元朝政治文化的野蛮基因却在明朝统治者的血脉里倔强流淌。不高明而能长久的原因，有待思考。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明太祖一人的私意”是怎样“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的。

朱元璋嗜杀。他解决功臣问题的方案就是“杀”，他解决贪腐问题的方案也是“杀”。肉体上消灭，解决得很彻底。中国人口基数大，成千上万地杀人，在历史书上一点儿不罕见。读多了会让人麻木，只见数字不见人，感觉不到痛。从前学唐史，学到武则天杀李唐宗室和忠臣。老实说，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因为上层的杀戮与老百姓无关。朱元璋杀人，老百姓看，杀的是官；小官看，杀的是大官。总之，杀的是别人，与我无伤。不仅如此，官比我大的，比我富贵的，也都有今天，我虽得不着实际的好处，心理上的满足还是有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岂不快哉！然而，这样任性的杀戮真与普通官员和百姓无关吗？

还是有关系的。朱元璋的杀人，多半属于法外酷刑。皇帝一人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独裁专制，任意用刑，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比如说“空印案”。地方政府派官吏到户部核准钱粮军需事宜，因为道路遥远，往返不便，所以事先会准备好盖了印的空白文书，遇到吏部驳回，便就地修改，换新文书交上去。严格按规定抠，这样做肯定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空印文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地方上做，户部知道，大家心照不宣。忽一日，“帝疑有奸，大怒”，万钧雷霆之下，数百名地方官员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有人抗议，说：“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3]先立定罪名，昭示天下，然后才可以追究那些犯法的人，这是自有成文法以来的治国通例。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想讲道理，门儿都没有！当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令制度之上，其他人是否有罪、何时得罪、怎样判罚，都要看此人的心情了。

《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所编，供幼年的明神宗阅读的教科书。为了让年幼的万历皇帝快速掌握治国理政的方要，张居正以历代经典的正反面治国案例为素材，编撰了这套类似绘本版《资治通鉴》的图书。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圣哲芳规”讲的是历代帝王励精图治的故事，下篇“狂愚覆辙”讲述历代帝王逆施倒行终招致亡国之祸。文内插图为线条简明的明代木刻版画彩绘。《资治通鉴》卷一六六载，北齐文宣帝高洋统治末期嗜酒滥杀，“尝作大镬、长锯、锉碓之属，陈之于庭。每醉，辄手杀人以为戏乐”。宰相杨愔不忍无辜者被杀，就将死囚犯列庭帐内，称“供御囚”，备高洋纵酒戏杀。由此反映出帝王嗜杀、滥杀的暴行，以此劝勉幼年的明神宗。

朱元璋杀得最多的，除了功臣，就是读书人。他最恨的就是读书人不合作。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忠于前朝，不愿出仕新朝，在华夏政治文明中是得到默许的。蒙古人统治中原一百零九年，对文化虽然不重视，但是干预也少，自由空间留得大。所以，还是有人愿做元朝的“遗民”。对于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零容忍。苏州有姚叔闰、王谔两个书生，朱元璋“欲擢用，分理庶务，共造民福”，可是这俩人不识抬举，竟然买通官府编造理由，死活不肯进京。事发之后，砍头，抄家！朱元璋仍然觉得不解恨，亲自撰文鞭尸，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寰宇之中士大夫胆敢不接受君王的任用，分明是自外于教化，砍他的头，抄他的家，一点都不过分！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是朱元璋新创的罪名，史无前例。华夏传统从来都是允许士大夫不合作的。皇帝拥有政统，凭借政治权力统治国家；道统则靠孔门弟子一脉相承。读书人在政权之外传承、探求修齐治平之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来去自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这都是被允许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没有了多国竞争，读书人只能服务于唯一的政府，不合作的自由成了传统读书人最后的独立空间。到朱元璋这里，“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成了重罪，这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这条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入律，但是作为“皇明祖训”——开国皇帝的教诲，它就像是紧箍咒一样，一直都在，任何时候念起来都会让人瑟瑟发抖。一百多年以后，朱元璋的后嗣中格外荒唐活泼的正德皇帝在位，宦官刘瑾专权。王云凤为母服丧完毕，升任国子监祭酒，接到任命，想要坚决推辞。友人写信告诉他，当政的人可是正在念叨太祖爷那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呢，你要小心啊。王云凤的爹一听就吓软了，说，我老了，你打算让我怎么着啊？王云凤无可奈何，收拾平生诗文付门生周朝著藏之，“于是乃泣而就道”。当个国子祭酒竟然要哭着上路，如赴死一般。这样的景象，哪一朝有？

朱元璋要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说他有多重视知识，而是他不能容忍读书人不合作。相反，那些合作了的读书人官员，在朱元璋的眼里，都是德行可疑、随时会作奸犯科的贪婪之徒。比如说，对于地方官，朱元璋制定了一项无比奇葩的规定，禁止官吏下乡。按道理讲，地方官下乡是了解政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所描述的就是苏轼做徐州知州时下乡的情景。可是，朱元璋却认为地方官吏下乡，就是去“扰吾良民”了，因此，他屡屡下诏，加以禁止。洪武十七年（1384年），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因下乡扰民，“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朱元璋趁机再次重申不许下乡的禁令，并且宣布，如果还有“贪婪之徒”“不畏死罪，违旨下乡”，那便允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4]

在朱元璋的眼里，好官凤毛麟角，贪官比比皆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提拔了很多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忠诚廉洁。用久了就发现，俱系奸贪。朕于是明白地向他们展示法令制度和刑责的不可饶恕。可是内外官僚，守职唯难，能得善终的少，杀头抄家的多。已经杀了那么多人，惩罚不可谓不严，然而还是“能得善终的少”，为什么呢？难道朱元璋赶上的就真是一个官僚“俱系奸贪”的坏时代吗？

朱元璋鼓励老百姓揪斗官员。他把自己亲自抓的大案、要案精选成集，亲自加上批示，印发全国，这就是《大诰》，犯罪者会背《大诰》可以减刑。洪武十九年（1386年）三月二十九日，有农民手持《大诰》进京告状，遭到了途中镇寨巡检、弓兵的刁难和勒索。朱元璋下令将涉事弓兵枭首示众，巡检剁去双足枷号示众。但是，如果你以为朱元璋就相信老百姓，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朱元璋看来，这些来告状的，还有地方上有势力的耆老，都是刁民。他的做法，只不过是让刁民看着奸官。

朱元璋唯一相信的是他自己，他有一种奇特的“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偏执。朱元璋操心的事情，亲自制定的法令，绝对超过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皇帝。比如，他竟然亲自制定了地方官的《到任须知》，一共三十一条，事无巨细，一一规定；并且在前言中以一种传播邪教的口吻，威胁加诱惑，要求官员勤读此纲领：“若人懒于观是纲领，虽是聪敏过人，官为之事，亦不能成。若能喜读勤观，则永保禄位，事不劳而疾办。此书所载，学生及野人辈，皆可预先讲读，以待任用。”[5]朱元璋的这个《到任须知》，实在是太细了。相比之下，宋真宗御制的文臣七条，才真正是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从根本上下功夫：“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责实，五曰明察，六曰劝课，七曰革弊。”[6]第五条“明察”要求勤察民情，第七条“革弊”涉及对地方政治的纠错改良，都需要地方官亲自下乡，考察民间疾苦——这样的自主权，朱元璋怎么可能交给那些“贪婪之徒”呢？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做工具，亦步亦趋，按照他的指令行事。

朱元璋的《到任须知》和宋真宗的《御制七条》，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是否相信人是有道德、可以自律的。宋真宗信，朱元璋彻底不信。朱元璋是一个安全感极度缺乏的人，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这是朱元璋批示中的话。“有能者或面从志异，有德者或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这是朱元璋御制策问中的原话。总之，普天之下除了“予一人”，就没有德才兼备、讲究廉耻的人。这样的皇帝，外表有多膨胀，内心就有多荒凉。

朱元璋“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于涂炭”，可以说“得国之正，非唐宋所及”。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得国之正”赋予了朱元璋肆无忌惮地伸张君权的合法性。然而，这种“以一人而治天下”的荒唐，恐怕只说“得国之正”是不能解释的。朱元璋缺乏政治家的见识和学识，他从下层崛起，在坎坷中成长，历尽人间险恶。他在成长中所经历的官员也好，耆老、读书人也罢，可能真的是坏人居多，这让他怀疑一切。他又自认是高尚的人，所以特重私德，过于强调生活细节。他对待外部的人和外部世界的方法就是用暴力压服，而凑巧，作为皇帝，他拥有最强大的暴力。朱元璋的暴力统治，“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就颁行《大诰》本身的社会效果而论，由于朱元璋所倡导的是无视正常法制的、无区别的和无节制的大行诛戮，因而人心不服，收效有限，流弊很大，难以持久实行。也就是说，未能达到朱元璋的预期目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