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盛世的狭隘

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清朝的历史是割裂的：1840年以前，按照王朝史的脉络讲“清史”；1840年以后，讲的是中国近代史——清王朝还在，但历史的叙述线索却从一姓统治的盛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兴亡。1840年以前的清史，有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说法。那么，究竟何为“盛世”？谁的“盛世”？又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何种情感在说“盛世”？

图五六：清 魏源《海国图志》书影

《海国图志》是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于1842年编写的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的科技和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1841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整理编定了《海国图志》。全书共50卷，系统且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风土人情和科技知识。序言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的技术。《海国图志》的出版开阔了国人眼界，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康熙、乾隆两朝都有盛世的自我认知，这两位皇帝的自吹和当时臣下的颂歌，我们就不提了。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开眼向洋第一人”、林则徐的好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魏源特别感慨的是，康、雍、乾三朝“府藏之盛”，也就是国家财政的充盈。魏源说：“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余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魏源的盛世指标包括“府藏”“版舆”“生齿”“四夷宾服”，也就是国家的财力、版图、人口和国家地位四项。后来说“康（雍）乾盛世”者，也基本上是围绕这四项做文章，特别强调康雍乾时期开疆拓土的成绩，强调清朝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之功。这些当然值得肯定。

魏源和大多数“康（雍）乾盛世”论者所持的，是国家主义立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比如魏源所处的时代，清朝刚刚经过鸦片战争，堂堂天朝大国，竟然败于远方夷狄、蕞尔小国。在对“康（雍）乾盛世”的赞美之中，魏源所抒发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许。至于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愉快，社会经济是否有活力，士大夫是否有自由思考的空间，思想文化是否仍具创造力，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之下，这些都无关紧要。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把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考虑在内，那么，所谓的“盛世”，不过是满洲统治者的独自狂欢。

放到帝制中国朝代更替的漫长历史中去看，所谓“盛世”，自有其必然之理。一个新的王朝进入稳定统治之后，倘若没有大灾，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之后，必然会出现繁荣——人口增殖，土地垦辟，国家积累大量财富，皇帝得以开疆拓土，治礼作乐，四夷来朝——“盛世”于是乎在焉。在朝代更替的治乱循环之中，所谓“盛世”，不是顶峰，也不是终结，是必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的一个环节。在地理中国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人们所认可的时间演进的合理方式。因为除此之外，中国人没有见过其他方式。

图五七：清 佚名《万国来朝图》

《万国来朝图》由清代宫廷佚名画家所绘，绢本设色，299厘米×20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描绘的是清乾隆时期，国外使臣与藩属国使者在新年伊始，身着华丽服装，携带奇珍异品，云集在太和门外，等候乾隆皇帝召见的情景。作者以鸟瞰视角，将紫禁城中主要建筑依次呈现，整个画面层次丰富，主次有别，宏伟壮丽。我们看到，画中包含了西方诸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以及众多远到而来的小邦的使臣。为展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乾隆授意宫廷画家绘制了多幅为大清国讴功颂德的画作。由此，我们对清朝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以傲慢自居的心态可见一斑。

然而，“康（雍）乾盛世”的命运显然不同，在这一段百年盛世的尾声，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伯爵出使清朝，带来了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的结晶，以及希望中国开放市场、改善贸易的请求。乾隆皇帝接受了所有礼物，拒绝了所有要求，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这个时候，距离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只隔了不到五十年。鸦片战争让中国成为“中国”，而不再仅仅是清朝，朝代更替的历史演进模式终结，中国被迫加入由西方所开创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切重新开始。

面对历史，后来的人曾经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自主发展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旧问题，它的前提是现代文明必然发生。但如果现代文明是偶然的呢？如果它以偶然的方式发生，然后被证明是一种更具竞争力的人类生存方式，从而被其他民族主动或被动地接纳，那么，更现实的提问方式恐怕应该是，当现代文明来到面前时，大清王朝的统治精英为什么没能认出并接纳它？

我们的机会来得真心不晚。1793年，在英国使团赠予乾隆的礼物中，甚至还有英国最大军舰“君主号”的模型，这艘军舰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但是，乾隆说：“天朝抚有四海……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你们的东西，我们不稀罕。这是清朝第一次拒绝现代文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打败俄国，清朝朝野上下莫不以为，日本的胜利“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清政府也承认唯有立宪可以保皇位永固，然而却死活都不肯交出权力，最终武昌起义爆发，中国进入共和时代。这是清朝最后一次拒绝现代文明——它贪恋权力，结果丢了天下。

正确的路在哪里，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最终，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那一条，因为他们贪图当下的容易，总是心存侥幸，因为他们对现代世界规则的无情一无所知，还因为他们自私、贪婪，对人民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如果说明朝政治的坏，坏在朱元璋的偏执，他梦想“以一人而治天下”，最终造成了明朝政治的野蛮和死气沉沉，那么清朝政治的坏，则坏在清朝统治者的自私和被迫害妄想上，他们总是在担心会遭到颠覆。

同样是外族入主中原，清朝统治者与元朝统治者对华夏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华夏的历史文化，蒙古人不懂，也不太关心；满洲人懂一点儿，只懂一点儿，却自以为很懂，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了自以为正确的立场。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对统治中国心怀忧惧。随着清朝国力的增强，明朝的防线在不断退缩，“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而皇太极始终持保留态度。他的保留，一方面来自现实，如何统治明朝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清朝完全没有经验。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文化让他们望而生畏；另一方面则来自历史，皇太极是懂一点儿历史的，他知道，五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建立大金，入主中原，可是最终入主中原的那一支女真人，却消失在了华夏的茫茫人海之中。在给明军统帅袁崇焕的信里，皇太极这样说过：我的父亲努尔哈赤认为，当初辽、金、元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非要进入汉地，经过几代之后，都沾染了汉人习俗，（结果都亡了）。因此，我父亲的理想是，让汉人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那个时候皇太极想要的，仍然是明朝对满洲政权的承认，他愿意做辽东的王。随着形势的发展，清朝的入关、统一中国已经如箭在弦上，然而皇太极还是一刻都没有忘记，“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他曾经对满洲贵族集体训示：朕看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只可惜，熙宗和海陵王完颜亮把这些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全废了，耽于酒色，享乐无度，效法汉人的陋习……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松懈，忘记了骑射，到了哀宗的时候，社稷倾危，国家因此灭亡……我说这番话，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我这儿，怎么可能会变更满洲习俗呢？就怕后世子孙遗忘旧制，荒废骑射，以效汉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会感到担忧。

如果我们从满洲人角度来看，则不得不承认，皇太极有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他认为，满洲政权的存亡系于满洲人的存亡，而满洲人的存亡系于满洲文化的存亡——只有说满语、着满洲衣冠、保持满洲骑射习俗者，方能称其为满洲人。按照皇太极的逻辑，满洲人彻底汉化之时，即满洲国家灭亡之日。皇太极的这套逻辑是从他所认为的金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简单推导出来的，并不反映历史真实，却指导了他自己和此后的清朝政治。皇太极曾经把当时后金政权沿用的汉语官名一律改为满洲话，比如，沈阳改称“盛京”，总兵改称“昂邦章京”，并且规定，“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决不轻恕”。

殊不知，用这种思想去统治中国，是狭隘而危险的。皇太极对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明白，中国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改朝换代。相较于统治者的族属，老百姓更在意的，其实是政策本身能否给他们带来好处。明朝的统治已经烂透了，大失民心，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清朝人进来先为崇祯发丧，其实是很得民心的。清军入南京，南明的弘光皇帝被清军抓了当成俘虏，从街上过，“百姓唾骂”。明末江南百姓，饱受重税之苦。清兵一入苏州，苏州士民即相约“具呈本府及总督军门，请减吴郡重赋”。这都是接纳清朝统治的姿态。然而，清朝统治者却颁布剃发令，强行挑战汉民族的文化习俗，逼迫江南百姓在个体生命与文化习俗之间做出抉择，瓜熟蒂落的“改朝换代”瞬间转换成野蛮的民族征服，激起了江南民众的激烈反抗。剃发令大大延缓了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时间。“清兵从入关到进入北京才二十余日，从进入北京后西征打败李自成转而南下取南京，前后时仅一年，但在下南京以后到征服东南、西南统一全国，却历时二十年，而且战争进行得极端残酷，对江南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站在统一战争的角度看，剃发令可以说是“清初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错误”。[1]但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剃发令却是必然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中国成为满洲的臣民，而不是满洲被中国淹没。

清朝统治者表面上高度汉化，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了猜忌与防范。满汉是对立的，要提防汉人颠覆满人政权；老百姓与清朝国家是对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颠覆清朝。这种提防心态，让清朝统治者始终不能理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总是抱持警惕的态度。举一个例子，电影《敦刻尔克》生动地展现了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情景。九天之中，三十四万盟军被撤回了英国本土，保存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民间的船只，包括渔船、客轮、游艇和救生艇。民船在战时可以成为海军力量的补充，这就是正常的逻辑。这种逻辑，中国古代也是承认的，比如说南宋就用民船来协助水师捍御海面。可是清朝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清初统一台湾、重开海禁之后，海疆大臣担心的是什么呢？“水师战船按制度，每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战斗力根本无法保障。“而沿海新造贸捕之船，皆轻快牢固，炮械全备，倍于水师战舰。”民船战斗力超过了水师战船，这是由于落后的海军舰只维护制度。那么怎么办呢？改善海军舰船维护制度？怎么可能！清朝的选择是限制民船的吨位、武器配备，甚至食物、淡水的携带量，总之就是要把民船的航海水平往下拉，而不是把战舰的制造维护水平往上提。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政府的头脑中，这些民船都是潜在的反政府力量。清政府中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但是明白而敢说话的人太少了，因为皇帝就是那么想的，“欲弥海盗，先严渔船”。

1793年，马嘎尔尼带着六百箱礼物来了，为磕头与不磕头的事折腾了一番，又走了。他带来的有关现代文明的消息，“盛世之主”乾隆不屑一顾。英国人从欧洲历史中得到的印象是，“政府应当促进商业”，但在清朝这里，这些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