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

元：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

我先介绍一幅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博韦制毯厂（Beauvais Manufactory）制作的挂毯，如今珍藏在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画面描绘的是：在花园的大树下，有一宝顶凉亭，凉亭里摆着一张不大的圆桌，一男一女围着圆桌相对而坐，周遭环绕着跳舞的侏儒、弹奏七弦琴的侍女，以及服侍酒食的仆人。男主人身材微胖、鼻梁高耸，头戴红色毡帽，帽子下缘以皮毛装饰，脑后则是一大坨孔雀翎，耳垂上还挂着水滴形的耳坠。他坐在金色的靠背高椅上，手举高脚金杯，似乎在向对面的女主人祝酒。同样，大眼高鼻且身形丰腴的女主人则凝视着男主人，右手前举，左手低垂在裙侧，手上握着一把精致的折扇，金色的披纱从头顶一直垂到腰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画面上的这一对，究竟画的是谁呢？——大清的顺治皇帝和皇后。很显然，法国人想象中的大清帝后，是以法国的王室贵族为原型，加了一点异域元素制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描述未知世界的时候，所能用的尺子一定是自己所熟知的一切。类似的故事，还有晋惠帝近乎痴人说梦般的“何不食肉糜”，以及鲁迅笔下20世纪初农村妇女想象中的皇后娘娘。农村妇女认为柿饼是难得的美味，以己度人，推想皇后娘娘那么尊贵，一定是想吃多少柿饼，就可以吃多少柿饼，所以在村妇的想象中，当皇后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一天劳累之后，倒卧于竹床之上，懒洋洋地说：太监，拿个柿饼来！晋惠帝的脑子可能是不太灵光的，但他有一种本能的善良，他想象着老百姓没饭吃一定很苦，所以，他很自然地说，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对于一个在深宫里长大、娇生惯养、没见识过人世艰难的皇帝来说，吃肉糜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熟悉的世界让人感到安全，有舒适感；未知的陌生世界则让人感到危险，产生恐惧感，越陌生越恐惧。因此，成年人的常见做法，就是用已知来丈量、判断未知，尽可能把有关未知世界的新知识修修剪剪，想办法塞进已知的框架里。首先是“以己度人”，然后是“削足适履”，把陌生改头换面，强行变成熟悉来认识，这样会大大降低对未知的恐惧，获得心理安慰。但是，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丧失认识未知的能力——如果你都不承认这是不一样的新东西，又怎么可能真正认识它？

传统史学对于像元朝这样的北方民族政权的认识，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己度人”“削足适履”，以华夏为尺度去度量和评判异族统治，单方面地强调“汉化”，选择性地忽视统治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其他思想文化资源的影响。这就让我们很难厘清北族政权对华夏文化的实际影响——完全不同的因素不但进来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彻底改变了华夏——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连北族政权是不同的都不愿意承认，那又怎么可能认识到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承认不同，看到差异，然后才能明了变化。

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自有其思想、文化和制度基础。“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相反，对蒙古人来说，汉文化的接受难度可能是更大的，原因有二：第一，蒙古是游牧民族，而汉文化是发展成熟的农耕文化，游牧与农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配型不同，必生排异。第二，元朝统治的核心是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他们所坚持的是草原本位政策，对汉文化的接受意愿本来就不高。比如选定今天的北京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与北方草原保持联系。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蒙古人最终还是从大都退归了大漠草原，没有重蹈之前女真、契丹、鲜卑等民族彻底消融于华夏的宿命。不管在当时的汉人、南人看来蒙古文化多么落后，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文化，这种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仍然构成了元朝统治的核心，并且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蒙古马戏卷》为元代赵雍所绘，绢本设色，172.7厘米×26.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赵雍为赵孟頫之子，书画继承了家学。从画面中可看到，在骏马飞驰的过程中，骑者或独脚立于马背上，或侧身飞出马背，或斜倚在马背上，或倒挂在马背上，骑姿百变，惊心动魄，令观者大开眼界。由此也表现出蒙古草原民族极为精湛与娴熟的马技。他们游牧迁徙，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这种来自北方草原的粗犷剽悍的性情，构成了元朝统治的核心文化。

有学者认为，元代文化包容有度、气象宏大，重视技术型知识，假以时日，必将大成。只可惜，蒙古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百余年，这样的文化“大成”，并未出现。就政治文化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看清楚的，来自元朝的影响还是负面居多。就华夏政治文明的发展而言，元朝时期发生了两项重大倒退，影响恶劣，必须清算。

第一是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大幅倒退。蒙古人信奉的是更为原始的家产制国家观，他们相信蒙古国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私有财产，“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想得到多少”[1]。这种认识与华夏的天下国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天下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是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构成了“江山社稷”，而“江山社稷”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一姓王朝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天对其德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体现在“天下苍生”，也就是老百姓的感受上。因此，皇帝和朝廷国家必须顾及老百姓的利益，在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对待王朝统一过程中的新占领区，按照华夏传统，新疆与旧土之间可能会存在政策差异，但是这种政策差异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在理论上，华夏的政治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疆与旧土之间是平等的，应当受到同等对待。

这些东西，蒙古人哪里懂得？在他们看来，新占领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是蒙古人的战利品。初入中原之时，曾经有蒙古贵族向窝阔台汗建议：留着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不如都杀了，让大地草木畅茂，用来放牧牛羊！除了打仗以外，畜牧是蒙古人最熟悉的经济方式；汉人的生命在蒙古贵族眼里是一文不值的，既然没用，统统杀掉也是可以的。最终，是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材阻止了这场大杀戮。那么，耶律楚材是怎样劝说窝阔台汗的呢？他一句儒家的大道理都没有讲，而是直接给窝阔台汗算了一笔账，告诉他留着汉人收税，每年可以收到“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和四十万石的小米”。这笔账算下来，果然就打动了窝阔台，窝阔台说：“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试为之。”[2]耶律楚材劝说窝阔台的方式，充分表明他对蒙古文化及蒙古上层认识水平的熟悉程度。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腐败。之前曾经有著名作家声称：宋朝最腐败，影响巨大。我因学宋史，故常被追问：宋朝真的最腐败吗？我没做过比较研究，不敢确指哪个朝代最腐败，只能回答说，从逻辑上推断，帝制中国最腐败的王朝绝不可能是宋朝——政治文化在那儿摆着，底线是有的。后来读到元史专家李治安先生的说法，深合我心。李先生认为，元朝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腐败，从地方到中央，“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3]。元朝的腐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特色：第一，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朝的腐败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第二，前代宰相级别的高官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而元朝的宰相不但贪腐成风，而且涉及金额巨大。1303年，元成宗因为一起腐败案，惩处了八名正副宰相，占到宰相人数的82%，几乎全烂了。[4]

元朝之空前腐败，原因何在？俸禄微薄、官员素质低下、最高统治者的徇私，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蒙古人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存在问题。他们没有华夏传统“江山社稷”的概念，不懂得皇帝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有着共同的整体利益需要维护。在宋朝，台谏官批评、监督、弹劾是受到鼓励和包容的，皇帝、宰相就算心里不愿意，大面儿上也得过得去，因为批评对江山社稷有好处，这是共识。而在元朝，御史台弹劾皇帝信任的高官，皇帝会说：以后谁再说这事，朕肯定饶不了他。高官出了问题，皇帝所想的，不是要核查问题、处置高官，而是处理揭发问题的人。这脑回路，实在是清奇无比。何以至此？因为这国家是朕的家产，而大臣是朕的家奴。朕愿意抬举他，与外人何干？

元朝时期政治文化的另一个全面倒退发生在君臣关系上——从前是君臣，从此变主奴。君臣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当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人格上，君臣之间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礼遇换忠诚；“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臣子有不合作的权利。这种“抽象的平等”到蒙古人这里宣告终结。蒙古人更看重的是做皇帝的奴仆。草原旧俗，大汗最信任的人是他的斡脱古·孛沃勒（世袭奴隶）。成吉思汗初兴，木华黎的父亲把木华黎送到成吉思汗身边说：“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家族在元代世代高官，但是他们“认为最贵、最足以骄人的是‘老奴婢根脚’”。在元朝文化当中，世袭奴隶是最高贵的出身。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怯薛制度，就是以大汗的贴身宿卫充当国家的管理者。怯薛分管大汗的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帐篷陈设、府库、医药、卜祝之事，世代相传为大汗服务，才可以接受大汗的指派去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当到宰相，地位显赫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5]。对蒙古贵族来说，没有什么比作为奴婢服侍大汗或者皇帝更光荣的事业了。

家国不分的状况，在华夏国家政权的发育早期，以及后世王朝的政权发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比如从晚唐五代到宋初，也曾经出现过皇帝用家臣来伸张皇权、加强中央控制的情况，但是，华夏政治文明的成熟度足以让当时的皇帝认识到这是不正常的，一旦国家长治久安，家臣——不管是宦官还是其他——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而这种意识，显然是蒙古人所缺乏的。他们走了相反的路，在统治中原之后，草原上的世袭奴隶制度扩大到一般的君臣关系当中。而当臣子的地位下降到奴隶的地步，哪还有批评与纠错的余地呢？

我们接纳元帝国在华夏版图上的开拓之功，但也不应忘记元朝统治给华夏政治文化带来的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退到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在君臣关系上退到以奴婢为荣耀。